名人推薦：《白搖滾》並非一個傳記的嘗試，但她也不是純虛構的文學創作。七○年代的搖滾形容詞中有一個「Psychodelic 」的字形容迷幻。其實這個字更精確的理解該是所謂的「酒神狀態」。在數次的閱讀中，我既「心醉神迷」（也許是「enchantment」）同時也訝異於基於社會學知識論和台灣社會的關懷竟能長出如此迷人、如此貼近事實的台灣社會描繪。作為一個在許多情節都在現場且在回憶中百感交集的老人而言，《白搖滾》事實上是相當具代表性的那個時代關心台灣社會、熱中藝文創作、並且希望讓世界變得更美好的年輕人的故事。

——台北大學社會...

23.

當一個人站立於前行的坦克面前，對抗的是強權，還是一個時代，抑或是自己？

我們之間相隔一塊玻璃，透明的，我可以仔細望向他臉上每一吋紋路。外面的世界隨上一個秋季更迭，當最後一片葉子由綠轉黃的時候，柏林圍牆已傾塌，捷克與斯洛伐克也和平如絲絨般分裂，渴望自由的人們拆除了集權高牆上的紅磚，一天一天，走向過往只能想像的自由。然而，我常常在想，或許外面的世界從來就沒有改變，寂寥荒漠的地面乾涸，龜裂為復原不了的痕，透過媒體畫面，我們得知的從來不是全貌，從來就只是聽說。聽說。聽說。我專注他面孔的情緒，多希望關於他現在的一切，也都只是聽說。

有一天，我刻意遺忘是哪一天，薛岳用一種帶有渾沌的濁白色聲音告訴我，他得了肝癌，腫瘤已發展至十二公分。十二公分啊，我愣了幾秒，緩慢意會後張大了嘴，那不是近乎一只藥瓶的高度嗎？意思是，薛岳可能會死。其實每個人都會死的，也隨時都會死。誰都是在兩個日期間度過一生——一天出生，另一天死亡——沒有人例外，這是上帝造物最公平的法則。但如此坦蕩的事實轉為日期的猜測時，我的世界像是被人按下暫停鍵，一時間所有氧氣全被抽離，我在消息的真空中窒息。

後來他進了醫院，當樹上最後一片葉子跌落地面時動了手術。後來他還是不顧眾人反對，跟著民風樂府再次到美國巡迴演唱民歌。我因忙於製作幻眼獨立的新專輯沒有跟去，但是聽陶姐轉述，他一路高燒，仍挺著虛弱的身體硬撐完成全程演出。再後來，他用更渾濁的白色告訴我，醫生說，他只有半年的時間了。今年春天的台北遍地開滿野百合，惡劣的環境依舊堅毅綻放，我閱讀報導，一邊想著薛岳，他也是朵野百合，否則他沒有辦法走到這裡，所以他肯定能繼續走下去的。

有人說樂觀主義者與悲觀主義者的思維在於用字的差異，身為樂觀主義者的代表，我把醫生的句子改變為他「還有」半年的時間，卻沒有因而感到比較踏實，那就像雜貨店賣的冰冷罐頭，事先告知了保存期限。而後我才發現，現今正值籌備的專輯，將是他人生的最後一張唱片。博大精深的中文在這個當下對於「最後」這個詞竟也只有一種解釋：以後再也沒有了。再也沒有了。因此，最懂我們、最懂薛岳的楊嘉再次執起指揮棒，策劃這張《生老病死》專輯。由生至死，將專輯以字為單位分割四塊，召集所有的朋友一同抓緊時間，要在保存期間內記錄薛岳生命的鮮美。

我透過錄音室的玻璃，看著他，他穿了一件白色的襯衫，長長的頭髮披在肩上，虛弱、蒼白，伸長脖子，使勁用高腳椅抵住臀部來支撐上半身的重量。我聽不見他的聲音，但我知道他很用力的唱著，用生命詮釋紙上沒有溫度的詞。

時間隨他體溫的升與降，來到拍攝音樂錄影帶的日子。我一樣站在不遠處看他，或許是源自對死亡的恐懼，總覺得持續看守他就不會消失了。是的，我要守著他。「你還記得我怎麼把這首歌寫出來的嗎？」阿仁悄悄走來我身邊丟出問句。記得，我說，怎麼可能不記得？他在病床，你也把家當作病房。相隔幾十公里的距離，整整兩個月的時間，你陪他吃清淡食物，陪他一起只能擦拭身體，你模擬他的處境，將自己當成他，所以準確抓住他的心。可是啊，你終究不是他，不然你們兩個就不會為了前奏的意見在我家大吵一架了。

「如果還有明天，你想怎樣裝扮你的臉？」阿仁好像沒有聽我說話，自顧自的對我唱起歌，拋出另一個問句。

他脖子戴的木製十字架勾起記憶，錄這首歌的那天，協助錄唱的我們在第一句就開始哽咽，「我們都有看不開的時候，總有……」目眶含住淚水，接續高唱到「如果沒有明天，要怎麼說再見」的時候，誰都沒有辦法再假裝，深深的、用力的抱緊彼此，痛哭，直到擁抱的力度令人發疼得可以比擬心痛，我們還是在哭。我從未像這天盼望工作快點結束，我的眼盲了，可我的耳仍聽見周遭的痛楚；我的耳聾了，我的心還感受到薛岳對活著的渴望。蹉跎一個早晨啜泣，直到淚腺痲痹毫無下一滴淚的氣力，第三次的錄音才終於成功。

錄音結束後，薛岳要求我編出類似邦喬飛的和聲。那是一定也必須做得到的，交給我吧，我說，同時感慨即便是現在，這個人面對音樂還是絲毫不改的執著。

「我不知道。」過了許久，我勉強擠出四個字回應阿仁。「他是一定要死的。」阿仁看著前方，吐出這句話後，沉默。難道這就是生命的難處嗎？明知道哭也解決不了問題，依舊止不住悲傷的波動。我不停問自己。

我們兩人雙手環胸，比肩站立照看薛岳，空間充斥的是他的聲音，如果還有明天，如果沒有明天。我知道這會是他最細膩的一張專輯，從他自幼與父親形象的糾結，延伸情人間愛戀擁抱的深層慾望，最後抵達對於明天的疑問。生、老、病、死，各個主題層層剝開，會發現歌曲訴說的是只有作者與聽者交互指示後才知曉的祕密。

外面的世界一片清朗，裡面的世界滿是潮濕。攝影機的錄像畫面是薛岳坐在套鼓前熟練的打擊，他的面頰凹陷，長長的身影拖至牆面。忽然我覺得好殘忍，我覺得這一切太過殘忍，明明人還好好的打鼓，我們卻宣判了他的死刑，為他離開以後做準備。鼓聲持續敲打，我移開我的視線不忍直視，又忍不住回頭重新打量他的動態。

身體是一個殼子，隔絕了外面與裡面。我們都在他的外面，在外面聽他發向外在的聲音。裡面呢？他的裡面有什麼？藏匿殼子內的獨白若也是聲音的一種，就該有人聽見。我閉上眼，嘗試傾聽裡面的語言。鼓聲響著，他的獨白說著：

你可以理解當哀傷成為習慣時，是種多麼消磨靈魂的鼓聲嗎？懂噠、懂噠，單一的頻率用力打在心口，心會跟著抽痛，一下、兩下，再一下、兩下，痛得發紅發腫，持續而緩慢的蔓延身體每一顆細胞，於是它們跟隨節奏，像一排眼神放空沒有自我意志的士兵，踩踏不知所云的步伐，一二、一二；懂噠、懂噠；一二、一二；懂噠、懂噠，侵蝕你活力，讓你精準的制約拍子上，每一口呼與吸，都是箝制行動的牢籠。好似你本該如此。

我們攙扶他離開。他的體力有些透支，身體透過溫度的升高警示他必須休息。他將全身的重心移至後背，兩隻手交扣放置腿上，雙眼緊閉，車裡安靜得剩下他微喘的呼吸。台北夜晚的霓虹耀眼依舊，車子停靠路邊，我熄了火，輕聲告訴薛岳我們到了。

「我要開演唱會。」薛岳張開眼，直挺挺的瞅著我。

「什麼？」

「我要開演唱會。」他重覆說了一次。

他瞳孔裡的光和霓虹一樣閃爍，從他的眼神，我彷若看見他們說的、那個名叫王維林的青年，站在坦克前，無所畏懼的抵抗前方的，不管會是什麼的阻礙。他在對抗什麼？而我面前的他，對抗的又是什麼？

「好。」我用力點頭，答應了薛岳。

時間毫不遲疑跑向了夏天，樹間的群蟬放肆喧囂。朋友們對我的答應有不同程度的不諒解，其實我們兩個當事人的內心又何嘗不是充滿噪音的喧囂，要開嗎？還是不要開？不能再拖延了，病情沒辦法再拖了。有人說，當你提出問題的時候事實上早已有了答案，我想是的，薛岳曾說過，很多人認為死在舞台上是種漢子的浪漫情懷，但是他不要，他絕對不要唱死在台上，他一定要唱完才能去死。唱完，是他對音樂的責任。所以我也一樣在掙扎中受罪，我明瞭他的期待，但萬一他體力透支，真的死在舞台，該怎麼辦？

他在我的對面坐下了下來，隔著皮膚撫摸他疼痛的地方。我們對望，沉默使兩人距離出現絕對的空白。

「我不要唱死在舞台上。」「我知道。」「我一定要唱完。」「我知道。」「我還是決定要開演唱會。我不會唱死在舞台上。」「好。」我的雙眼再度刮起強風，沙子吹進眼底。

「你來當演唱會的音樂總監，幫我編曲，把那些我們最被人記憶的歌，就是那些我們最紅的歌編成組曲。」 磨人的淚開始打轉，我噙住它。他說了「我們」，用當初的口氣說了「我們」，可是薛岳，你知道嗎？如果你要離開，我們，就再也不是「我們」了。

「好。我會做到。」

23.

當一個人站立於前行的坦克面前，對抗的是強權，還是一個時代，抑或是自己？

我們之間相隔一塊玻璃，透明的，我可以仔細望向他臉上每一吋紋路。外面的世界隨上一個秋季更迭，當最後一片葉子由綠轉黃的時候，柏林圍牆已傾塌，捷克與斯洛伐克也和平如絲絨般分裂，渴望自由的人們拆除了集權高牆上的紅磚，一天一天，走向過往只能想像的自由。然而，我常常在想，或許外面的世界從來就沒有改變，寂寥荒漠的地面乾涸，龜裂為復原不了的痕，透過媒體畫面，我們得知的從來不是全貌，從來就只是聽說。聽說。聽說。我專注他面孔的情緒，多希望...

Ⅰ
他奔跑，奮力向前追趕，追趕十八年來對這座島嶼的想像。

Ⅱ
逆著光，薛岳的黑色剪影映襯火紅的背景，肩頭好像多了雙翅膀。

Ⅲ
但是當他們兩個加總，是大於二的結果。正如李驥所言，有亮耳的韻味。

Ⅳ
他們在我身上燙了蔓延的疤，處處是他們的名。結痂後於是組織了長成的我。

Ⅴ
那是只有對音樂懷抱熱情的靈魂，才會生效的咒語。一個使自己回歸自己的咒語。
後記

Ⅰ
他奔跑，奮力向前追趕，追趕十八年來對這座島嶼的想像。

Ⅱ
逆著光，薛岳的黑色剪影映襯火紅的背景，肩頭好像多了雙翅膀。

Ⅲ
但是當他們兩個加總，是大於二的結果。正如李驥所言，有亮耳的韻味。

Ⅳ
他們在我身上燙了蔓延的疤，處處是他們的名。結痂後於是組織了長成的我。

Ⅴ
那是只有對音樂懷抱熱情的靈魂，才會生效的咒語。一個使自己回歸自己的咒語。
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