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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亮（慈濟大學名譽校長、前衛生署長）

林文虎（全國家長團體聯盟副理事長）

洪蘭（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

曾志朗（中央研究院院士）

賴其萬（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常務委員兼召集人）

謝博生（台大醫學院前院長）

蘇明進（power教師）

洪蘭：

生了病找不到好的醫生，尤其是孩子生病找不到好的醫生時，那真是心急如焚，沒有任何言語可以表達心中的焦慮。好的小兒科醫生在父母心中真是比神還要神聖，那麼，好的醫生怎麼來的呢？

本書的作者就是從他的父親，馬偕醫院小兒...

分秒必爭
我常常跟人開玩笑，說老爸最常打的電話，就是一一七報時台，因為他要確定手錶顯示的時間是準確到連秒數都與世界同步。這是他出了名的個性，就是「分秒必爭」，從小我也是這樣的被訓練，由以下的故事可窺見一斑。

電話響了，「喂？」我拿起話筒，那時候我大概國中年紀。
「十三分鐘之後到樓下等我。喀啦∼」斷了。這是老爸打來的，他講電話有一個壞習慣，就是通常不會有「再見」二字，我們常常在錯愕中就被掛斷了。

剛才這通簡短的電話意思是說，他老人家正要離開醫院，根據精密的估算，十三分鐘後（注意，不是十五分鐘，也不是十分鐘），車子會經過我家樓梯口，屆時我要下去幫他把一些比較重的物品先提上樓，比如開會資料、原文書籍等等，然後他再去隔一條街的停車場停車；有點像電視上兒子幫父親提公事包的畫面，只是劇情比較緊湊一些。

「不用那麼趕吧！」我心想，「不如等父親到樓下，按個喇叭我再下樓就好了。」果然過了十三分鐘他到了，叭叭叭三聲，等我下樓時，他已氣急敗壞的揚長而去。進家門後，父親把我臭罵了一頓，對我不守時間約定非常不高興。

第二次，我準時在第十三分鐘打開鞋櫃，換上外出的拖鞋，走到一樓，打開門，正好看見父親離去的車尾燈，這次他連喇叭都沒按。
我又挨了一頓罵，已經跟父親相處多年的媽媽看在眼裡，在旁邊偷偷竊笑。

第三次我學乖了，十分鐘一到，我馬上整裝下樓，站在街上恭候父親大人的座駕。手錶指著十二分三十秒，四十秒，五十秒，乖乖隆的咚，那台熟悉的富豪轎車還真的就在十三分鐘整的時候，從巷弄中穿梭而來。

車子停妥，後車廂喀噠一聲自動打開，父親用大拇指比比後方，我立刻就定位拿出公事包，水果，關上後車廂，轟隆轟隆，塵土飛揚，車子已疾駛而去，只留下我停留在原地，向著車尾行注目禮。這過程前後不到三十秒。

我保證這樣的精準絕不誇張，每次他約定回家的時間，通常誤差都在一分鐘之內。現在他年紀較長，比較有修養，以前的他不只自己準時，還嚴格要求別人要跟他一樣準時。這可能是當年常常要「搶救」病童生命，帶來的習慣吧！

有一次，我們全家一起到某大飯店的餐廳用餐。通常父親點菜一律先問出菜時間，十分鐘內會端上桌的他才會叫。
那天點完菜之後，他腦袋裡的計時器就開始滴答滴答地倒數，好像第四台的電視購物頻道一樣；十分鐘一到，父親開始面露不耐煩之色，等到第十五分鐘，菜還沒上，他倏然起身，抱怨「太慢了」，把我們全家大小都帶出場。媽媽對著服務生抱歉連連，父親則頭也不回的前往另一家餐廳。

那天不知道是什麼日子，到處都是高朋滿座，第二家餐廳不要說點菜了，連座位都要等。
看到這個光景，父親當機立斷，決定回家，「請媽媽煮麵！」那天晚餐，等我們吃到麵的時候，已經超過八點，如果我們仍在第一家餐廳用餐的話，應該已經吃到水果甜點了吧！

台灣的婚禮也是另一個讓他頭痛的場合。婚宴延遲開始是台灣人常有的事，但是對性急的父親而言，非常難以忍受。因此喜帖寫六點半開始，他會七點才到，想說這樣就不會等太久。可惜依然常有七點半仍遲遲未開始的狀況，這時候父親早已按捺不住，酒杯一舉，「真的很抱歉，有急事先離開。」又回家吃麵。

如果請他演講一小時，四點開始，必定五點結束。就算前一位演講者超過時間，他仍會加快速度，趕在五點之前結束。請他主持會議，演講者若超過規定時間仍然滔滔不絕，他會默默的走上台，手持麥克風站在旁邊，給予講員一種無形的壓力，再不趕快做個結尾，馬上就會被禮貌的請下台。

不過等我自己當了醫生以後才知道，父親就是因為分秒必爭，才可以每天準時回家吃晚飯。

醫院的事情多如牛毛，除了門診要看，還有病房要巡，學生要教，研究要盯，雜誌要讀，文章要寫，會議要開，行政要做，每件事情都拖五分鐘，一天下來就不知浪費多少時間，回到家可能都半夜了。感謝他這種極端的個性，我的童年時期才能每天在睡著之前見到他回家。
也幸好，他兒子結婚的那天準時開飯，沒有延遲。

紅包大作戰
如果要談我的家庭在我兒童時期給的幫助，那麼該談論的應該是家母，而不是家父。我父親實在太忙太累，回家通常沒有多餘的力氣管我，因此幫我看功課，問我學校好不好，安排學什麼才藝，這方面是全權交給母親負責。

然而，有幾件父親以身作則的「道德教育」，我倒是印象深刻，一直忘不了。

「叮咚──」星期六的下午，我家的門鈴突然響起。那一年，我大概十歲左右。
打開門，一對憂愁的中年夫妻就站在我家門口，是找我父親的。
「請問您們是哪一位？」他們回答是病人的家屬。我關上門，傻乎乎地扯開嗓子往屋裡叫：「爸！家屬找你！」

老爸輕輕地開房門，張望了一下，皺著眉頭，食指放在嘴唇上做「噓」的姿勢，壓低嗓子說：「不要那麼大聲啦！你去跟他們說爸爸不在，快去！」然後又偷偷摸摸地關上門。

原來病人家屬算是不速之客，於是我走回玄關，打開門，擠眉弄眼做出抱歉的表情，「對不起噯，我爸爸不在家。」配合一個虛偽的傻笑，心想：哼！道德潔癖的老爸竟然慫恿我說謊！

那對夫妻對看了一眼，有點為難的樣子，然後由太太開口：「那，小朋友，可以請你把這個東西交給你爸爸嗎？」手上拿了一袋看起來很貴氣的禮盒。
「不可以喔，不好意思，請你們再跟他辦公室聯絡好嗎？」這是我被教導的標準答案。

就這樣推托了兩三回，本來以為對方會知難而退，沒想到他們堅持得很，依然不肯離去。就在僵持不下之際，那位太太見我死都不肯開門，心裡一急，竟然就地哭了起來！

我的天！小孩在大人面前哭是稀鬆平常，大人在小孩面前哭到泣不成聲，這是哪一門子的劇情啊？我完全傻眼，慌了手腳。爸爸媽媽教我不可以隨便開鐵門，可沒告訴我如果客人掉眼淚該怎麼處理。

她扶著鐵門，聲淚俱下地說，孩子生病住院，現在把命都交給了黃大夫。他知道黃大夫很清廉，堅持不收紅包，可是做父母親的實在擔心難受，徹夜輾轉難眠，希望黃大夫能收下這份心意，讓他們心裡平安一些。

就在腦袋一片空白，半推半就之下，禮盒莫名其妙的就到了我的手上，這對夫妻鞠個躬，就下樓了。

我像個戰敗的士兵，拎著禮盒走回屋內。父親從房門出來，看到我拿了東西，勃然大怒，叫我立刻追出去退還。我試著解釋當時的狀況，他完全不想聽，把我推到門口，命令我沒有還給那對夫妻不准回家！

抱著一肚子委屈，我穿上球鞋，拿著那不知道是什麼的禮盒，在街上狂奔，一路追到了巷口。
運氣很好，我就在隔一條街看見那對夫妻的身影，一個箭步衝向前，顧不得剛才謊稱父親不在家的事，告訴他們爸爸要我不可以收，請拿回去，不然我會回不了家。這對夫妻可能見我狼狽的模樣，竟然破涕為笑，接過了袋子。既然任務達成，我趕緊一溜煙地跑走，結束了這場送禮鬧劇。

回家之後我還滿生氣的，心裡抱怨，只不過是個禮盒，老爸有必要這麼誇張嗎？他自己還不是偶爾會帶水果禮盒回家。
長大以後，我才粗略明白一些過去台灣醫師的紅包文化。原來以前看病，家屬是要送禮到醫生家裡的。紅包直接拿來拿去不好看，會藏在禮盒底層，打開了才會看見。

我父親原則是：如果病人還在住院，他一律不收禮；病人若是已經出院，家屬送禮物到門診，他一定馬上拆開，紅包當場就退還。這也不是誰定的規矩，只是無愧於良心，榮耀歸於上帝罷了。

現在很少人看病會送紅包了。就算有，也可能是不懷好意，一旦醫療上有疏失，收紅包的醫生很可能會被送上法院。然而，除了醫生之外，看看商場，政壇，到處都有收回扣的骯髒事，這跟醫生收紅包，簡直是小巫見大巫。然而雖然有人因此而坐擁金山，卻也不乏晚節不保，鋃鐺入獄的例子。

感謝父親，那一場兒時的紅包大作戰，給了我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良心原則。做上帝所喜悅的事，不管後來我有沒有當醫生，我想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一條不同的窄路
小兒加護病房的門打開，推進來的病床上躺著插著氣管內管的七歲男孩。他已經失去意識，多重器官衰竭，黃疸，更糟糕的是，沒有人知道病因是什麼。

這個孩子的父親雖然不是醫生，但因為在衛生單位上班，認識不少醫藥方面的專家。孩子突然發高燒，送到鄰近的醫院治療幾天後，狀況不但沒有好轉，反而開始神智不清，抽搐，黃疸，肝脾腫大，才趕緊辦轉院。

病情進展得太快，當他抵達馬偕醫院加護病房的時候，已經昏迷不醒。
負責診治的主治醫師是小兒腸胃科的專家，對於這樣狀況的病例非常有經驗。看了病史，抽血報告，並詳細檢查了病人的身體反應之後，主治醫師搖搖頭，走出加護病房跟家屬說：「這個孩子，恐怕百分之九十九是活不成了。」

做媽媽的聽完放聲大哭，做爸爸的也眼眶濕潤，直問：「沒有別的辦法了嗎？真的查不出病因嗎？」
主治醫師為難的說：「不然這樣，我們請小兒神經科的專家一起來會診，看看他能不能幫上什麼忙。」

隔天早晨，神經科醫師來了。同樣翻閱病歷，檢查病人後，回頭問住院醫師：「主治醫師怎麼說？」住院醫師回答：「他說百分之九十九救不起來。」
神經科醫師悲觀的表示：「百分之九十九？我看後面還要加個點九，百分之九十九點九才對。」

病情到了這個地步，看起來似乎已經沒有任何希望了。但這位家屬透過關係，還是找到了我父親，希望在孩子宣判死亡之前，能讓最有經驗的老醫生看一眼，也許可以得到一個答案。

當天下午，我父親走進加護病房。孩子狀況還是一樣糟，檢查的數據還是一樣難看，他瞭解了病情，想聽聽前面兩位醫師怎麼說。
當聽到住院醫師說一位認為百分之九十九會死，另一位認為還要加個小數點九之後，他輕輕地嘆了一口氣。

「我也知道這孩子很可能救不活，」我父親說，「可是又何必把家長所有的希望都澆熄呢？」
他跟在場的醫師護士們，講了一個故事：「曾經有一位孩子因為被診斷第一型糖尿病，從此必須打胰島素治療。孩子的媽媽非常難過，問A醫生說：『請問是要打一輩子的藥嗎？』A醫生的回答是：『是啦！這個病沒有救，要打一輩子的藥！』做媽媽的聽到這樣的回答，心裡非常的悲傷。

「後來她又求助B醫生，問相同的問題，沒想到B醫生的回答卻很不一樣。他說：『媽媽，您的孩子目前暫時是需要規律的用藥，可是請不要灰心。醫學進展日新月異，很多治療都在不斷地進步。想想看三十年前，這樣的疾病還是不治之症，連胰島素都沒得打呢！現在雖然暫時還沒有別的方法幫助孩子，但是每年醫學都有新的突破，或許有一天就不需要再打針喔！』

「其實A醫師和B醫師給孩子的治療是一樣的，可是不同的表達，卻給人完全不一樣的感受。這是一種說話的藝術，當不需要把話說死的時候，就別踩熄家長那渺小的一線希望。」

接著我父親走出病房，請孩子的家長坐下，安慰他們：「雖然目前查不出病因，狀況也十分不樂觀，但是小孩子的求生意志很強，恢復能力也比成人好得多，有的時候真的會有奇蹟出現也說不定！我自己就見證過好幾個例子，本來大家都不看好，結果卻是出乎意料之外。所以，請不要灰心，我們可以一起為他禱告，好嗎？」

雖然孩子前一分鐘的狀況，跟這後一分鐘並沒有什麼不同，但是家長們因為我父親的鼓勵，再度燃起了一線希望，他們擁有了繼續為孩子禱告的動力。
這幾年來，由於醫病關係的互不信任，很多醫師開始認為「給病人希望」這件事不但不需要，而且可能給自己帶來麻煩。他們教導我們，解釋病情要實話實說，將冷冰冰的數字攤開來給家屬看，把最嚴重的副作用、併發症，都要一一講清楚，避免將來產生醫療糾紛。

有些醫界長輩甚至諄諄告誡，解釋病情的時候，要把每個病人都當作可能會發生醫療糾紛的案件來對待，這樣才可以保護自己。我相信他們這樣提醒我們是出於關心，希望年輕醫生不要太傻太天真，反而好心被狗咬。

但我父親就是不忍心這樣做，他總是選擇一條跟別人不同的窄路，盡力給病人一線希望，或者一個承諾，讓他們能吸進這唯一的一口氧氣，而不至於窒息。如果生病的人在醫院都得不到希望，還有哪裡可以讓他抓住所需要的浮木？

這個故事的結局非常令人驚喜，因為一個月後，這位本來百分之九十九點九會死亡的孩子，竟然把握只有百分之零點一的機率活下來，並且平安出院了。真的，在醫院裡，什麼奇蹟都可能出現，只要你保有那一線希望。

有父親的晚餐時光
這是一個真實的笑話：一位朋友因為工作繁忙，常常加班到很晚才離開公司，回到家的時候，三歲的女兒往往都已經就寢了。早上出門的時候，女兒還沒起床，或者剛起床還迷迷糊糊的，也很少機會跟女兒講到話。

終於有一天，他可以提早回家，打開門，女兒見到爸爸，又高興又靦腆地問：「爸爸！你今天怎麼有空來我家？」
我在facebook上看到同樣是醫師的前同事和可愛的一歲兒子拍照，那天在醫學會的時候，當著面稱讚他父子同樂的照片非常溫馨感人。

他看著我，不好意思地坦承：「其實那些都是假象啦，我小孩在南部給長輩照顧，一個月才見一次面，他只是不認生，好相處而已，我懷疑他根本不認識我。」語氣中透露諸般的無奈。值得高興的是，他已經開始處理這個問題，打算全家搬到台北近郊，結束這段另類「妻離子散」的戲碼。

很多人問我的童年是不是常常見不到忙碌的父親，答案正好相反。
從我兒時的記憶，一直到現在，我父親幾乎天天回家吃晚飯。

我們家的晚飯時間就是七點半。很小的時候，每天到了七點二十左右，我就站在二樓的陽台，期盼著父親的身影從巷口出現。
一看到那熟悉的咖啡色西裝，我就又蹦又跳地跑到廚房，跟母親報告：「爸爸回來了！爸爸回來了！」媽媽就會指示我擺碗筷，然後，父親進門，我們全家人就坐在餐桌上，一起吃晚餐。

然而，我們家可不像迪士尼的電影一般，父親會抱起兒子轉圈圈，又笑又鬧地講述今天發生好玩的事情；嚴肅的父親，回家最多跟我說聲「哈囉！」然後就進了主臥室，脫下那身沈重的西裝，我想也許是害怕把身上的細菌傳給我吧。

餐桌上，我們家是不看電視的，母親努力地說話，營造其樂融融的氣氛，而父親只是埋頭吃飯。
說老實話，父親所屬的那個世代，沒有人在學習怎麼「親子互動」，他只是努力盡一個父親的本分，保持每天回家吃晚飯的習慣，讓自己存在在這個家庭的生活之中。

吃完飯，他洗個澡，就坐在客廳看醫學期刊，偶爾偶爾，他會跟我下一盤棋，那天我會開心地不肯上床睡覺，非得三催四請才肯進房。
聽說我小時候曾經哭著跟媽媽說，我以後「絕對絕對」不要當醫生，因為當醫生好累，回家都沒有力氣說話，而且還要一直看書（沒有講出來的下一句話是，都沒有時間陪我玩）。怎知道三十年後，我不只跟父親一樣成為醫生，還走一樣的小兒感染專科之路。

如今我有了自己的家庭，更細細體會出，原來當年父親每天回家吃晚飯這件事，是一個需要堅持的抉擇。
他對家庭的愛，是他每天晚上七點半，出現在餐桌上的愛，是以行動表示，而非用言語說出口的。當我與別人分享這段經歷的時候，才赫然發現，童年時與家人的晚餐時間，原來是這麼的可貴。

這幾年有很多的愛家機構，竭力呼籲父親不能在孩子的童年缺席。
有一個網站鉅細靡遺地列出有關「父親缺席」的家庭，對下一代可能造成的影響之研究，包括情緒問題、憂鬱、犯罪、酗酒、自殺傾向，洋洋灑灑列了近一百條！親子雜誌也諄諄告誡父親要投入家裡與孩子相處，給予父親的任務包括玩遊戲、冒險、給予知識等等，我相信大部分的父親看了，心裡必然不能同意更多（cannot agree more），但真正要執行起來，卻是欲振乏力，心有餘而力不足。

其實，不用自己欺騙自己，根據我門診的經驗，不要說缺席的父親，在雙薪家庭的壓力之下，孩子的童年根本連母親都常常缺席。
也許我們不要好高騖遠，先從每天回家吃晚飯做起。

我有一對醫師夫婦的朋友，因為工作時間偏晚，所以他們每天一定全家人一起吃一頓宵夜。在這一餐宵夜裡，妻子用愛心準備好吃的點心，孩子邊吃邊玩，夫妻倆則在這個時刻分享彼此工作上的壓力與樂趣。

其實不見得要跟孩子說什麼話，就像我父親一樣，就只是陪伴著，我就可以感受到，原來我母親是不孤單的，我父親也是不孤單的，他們擁有彼此，而我擁有著他們。

分秒必爭我常常跟人開玩笑，說老爸最常打的電話，就是一一七報時台，因為他要確定手錶顯示的時間是準確到連秒數都與世界同步。這是他出了名的個性，就是「分秒必爭」，從小我也是這樣的被訓練，由以下的故事可窺見一斑。電話響了，「喂？」我拿起話筒，那時候我大概國中年紀。「十三分鐘之後到樓下等我。喀啦∼」斷了。這是老爸打來的，他講電話有一個壞習慣，就是通常不會有「再見」二字，我們常常在錯愕中就被掛斷了。剛才這通簡短的電話意思是說，他老人家正要離開醫院，根據精密的估算，十三分鐘後（注意，不是十五分鐘，也不是十分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