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獎紀錄：媲美湯恩比，具有原創的洞見……充滿各式各樣新奇的故事，令人興奮。——《紐約時報》一本跨領域的環境書……他的態度比起賈德．戴蒙審慎與深沉許多。——林益仁（靜宜大學通識中心）他比小說家更會玩味語言，更遑論其他的歷史學家了。就像伊里亞斯（NorbertElias），他突破「以西方為中心」的觀點，避免線性史觀，重新理解人類文明的意涵。在他全新的文明史裡，人類被放回「自然環境」的脈絡，變成實際面對自然挑戰的物種，不論荒原、沙地、高地或洪水經常氾濫的沖積平原，「文明」不再是一種標準，而是多種環境之下的生存實境...

自　序
其實只是圖書館的一個小隔間座，我卻想像是在阿瑪麗亞的房間裡。壁紙有厚絲絨，窗戶掛著雙層窗帘，床的四周也圍著帷幕。十九世紀中葉的阿根廷人大多居住在泥土地板的房子裡，阿瑪麗亞房間舖地板的義大利地毯卻厚得腳一踩就陷下去。空氣有很濃的芳香。每一面來的光線都被遮住，冷熱天候擋在室外，自然被隔絕，只除了壁紙上凸起來的淺金色設計，這是要「呈現光在薄雲之間的明暗變幻」。

阿瑪麗亞激起人們非同小可的興趣，雖然住在裡面的女子是貞潔的，它大概是小說中訪客最頻繁的房間之一了。要想像這房間的樣子是很容易的，因為荷西•馬爾莫在他一八五一年的小說鉅著裡描寫得很明確。許多人公認這部作品是開創阿根廷小說之邦傳統的代表。我今天早上動筆工作之前還在讀它。

阿瑪麗亞就像那個時代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所有市民一樣，要表現自己的出眾。當時的阿根廷是個海灣地，大草原是王爵的封地。環境中的一切都令人卻步，放眼四方都是一望無際──遼闊得和視線茫茫相差無幾，沿著海一般寬廣的河、越過大洋一般寬廣的海、走進似乎沒有盡頭的大平原，都是這樣。布宜諾斯艾利斯一段馬程之外就是市民所謂的野蠻人生活的地區。在這種地方，文明必須誇張才能教人看得見。
追求文明的人並不都是這樣把自己層層裹住，把窗戶掛上厚帘，把自己居住的地方與大自然徹底一刀兩斷。我現在喜歡這麼想：文明是「阿瑪麗亞效應」的產物。文明會製造自己的棲地。文明的程度視其棲地與未經改變的自然環境之間的距離或大小而成正比。阿瑪麗亞效應是什麼力量激發的？不是本能，因為某些個人、某些社會整體是沒有這種本能的。但應該是一種幾乎人人到處皆有的衝動或刺激物，如我在下文中所說的，這股衝動是任何人類可在其中棲居的環境，都無法完全抗拒的。

歷史是一門人性的探究，不是慣常觀念中的「科學」，因為過往的事並不在我們眼前：我們能知道的只是別人對於過往事物的觀感印象。然而，人是自然界浩大無比的連續體的一部分，除非是在人類與環境和生態系統糾結的篩網裡，否則不可能與他們面對面。這本書是一部自然界的故事，人類也包含在其中，這與以前的比較文明史的寫法不同，是按一個個環境寫的，不是按一個個時代或一個個社會來寫的。這也突顯了我著眼的輕重緩急處。我想要變換一下思考文明的方式：把文明描寫成一個物種與自然界的關係，是為適合人類使用而改造的環境，而不是社會發展的一個階段，也不是集體自我改進的某種過程，既不是進步故事的高潮，也不只是用來指大規模文化的名詞，更不是菁英階級認可的卓越境界的同義詞。我要把傳統通行的用法重新做一番整理。我主張「文明」（civilization）這個詞的正確用法應該是指某個類型的環境；但是這個意思已經被誤用的意思淹沒，有待重新挖掘出來。

用任何方法來劃分這世界的環境，都不可能面面俱到。地理學家喜歡把環境構思成未經人類改動的模樣，把它們按自然生態系統而分。按這樣劃分，結果多半是分出三十個到四十個主要類項。可是人原本是自然界的一分子，在他自己所屬的那個生態系統裡多數是居於稱霸地位。我在本書中試用了一套以環境特徵為依據的方法。環境特徵都清楚地反映在文明之中人們實際的生活經驗上。分類方法不論到多麼詳細，每種環境還是會包含各種不同的棲地和生態環境。不同的類項會有交叉重疊。例如，有些沙漠地區的降雨量和許多森林區的差不多，幾乎每個緯度裡都有沖積平原。氣溫、土壤、降雨、海拔、與大小水域的關係、距離山岳的遠近、風、洋流，這些都是變數，可能因而使一個類別裡的個別環境彼此顯得很不相同，反而變成與其他類別裡的環境比較近似。隔絕而孤立的程度、交通的便利，又會造成超越範疇的影響──使山脈交疊，海洋縮小。

此外，只憑環境的分類法也不能把該說的都交代清楚。本書要點出的重點之一就是，能跨越環境的邊界至關重要。跨越環境的文明，境內有微氣候與多變化的土壤、地形、資源的文明，都是最有機會興旺的。而且，文化可以完全不受環境影響。移民往往能在與故鄉截然不同的環境裡固守原有的文化。與毗鄰的文化有近距離互動，能使社會的生活轉型或是被外來影響滲透。人類傳播文明的力量是不畏環境阻礙的，也是向環境阻礙挑戰的。

總而言之，環境分類不是一門精確科學。我經一番實驗之後選定一些我覺得實用效果最好的類項。讀者會立刻看出來，構成本書規劃基礎的那些環境並不是互不相關的，也不是彼此排他的，也不是個別同源發生的。許多文明可以歸入不只一個環境。有些文明始於甲環境，卻因為遷徙或流離、擴張而大部分或整個在乙環境中收尾。

我的分類雖然大致根據地理學家劃分生物圈的方法，但是我也自創了一些環境標示。例如，地理學家不會把小島嶼當成內在統一、自成一格的環境來看。但是我這樣的認定不無道理，因為按文明史的角度，靠海是影響社會模態最大的一個環境條件。把威尼斯和復活節島並列來看，很有益於歷史研究。高地也是一個很難確定的類項。怎樣是高，端看相對判斷，沒有客觀準則。由於西藏的高地勢，使得研究者把西藏文明拉出伊朗文明等的討論領域之外，但如果並列討論，將會有一番不同的見識。我把斯堪的納維亞與古代腓尼基相提並論，把西錫安人與蘇族印地安人相提並論，並不表示這樣做是唯一有理的分類。我倒是認為，這樣組合自有其獨特的長處。如果用別的方式選擇劃分題材，不會有同樣的省悟，不會突顯同樣的類比，也難有同樣的推斷。

本書的每一卷都以一種環境為主題。一開始是講冰原與荒瘠、凍原與針葉林區、沙漠與乾燥灌木叢，因為這些地方在多數人印象中是不利文明演進的。第二卷講抗拒農業或阻撓農業的草原，這些地區的土壤乾燥，布滿草根的表土生不出作物。第三卷談沼澤、熱帶低地、後冰河期森林等含水飽滿的環境。看過這些不利的環境之後，我再詳談多數傳統式文明史起點的沖積平原。接著就是我稱之為「高地」的環境，這是一個相對的用詞，沒有絕對的意思。然後要講到因為靠海而形成的各種環境：小島嶼與狹長海岸地形是航海文明的搖籃。凡是我認為海洋是其中首要元素的地方，都屬於這一類環境，不管什麼樣的氣候特徵，除了要另外考慮洋流與風之外。最後的一個環境是海洋──這個環境尚未孕育出任何文明，卻是各個文明努力要渡越的。遷徙、擴張、併納、穿越新環境，是本書幾乎每個階段都要提到的主題，因為每一種文明都是源起於特定的環境；但有些文明也超越了發源的環境，因遷徙或流離而在其他環境中盤據。

我的要旨在於說明，文明是可能在任何地方產生的。若說只有某些環境是特別有利於文明的形成，乃是一種偏見，如同說某些人的生產力優於他人或某些種族較有從事生產的傾向，都是欠缺根據的。文明在某些環境之中比較難以永續，這是事實。但是，任何可居住的環境都未能完全排除人類為遂其心願而進行的改造。如果一個個環境看去，全世界的文明化作為是雜亂無章的，可能在文明史慣常輕忽的地方稠密度最為顯著。前工業時期最有野心的草原改造，出現在非洲（見第三章）。沼澤地區最有創意的建築者出現在「白人」足跡到來以前的美洲（見第六章）。歐洲人擅長的是在溫帶森林地區發展文明──其實也就是把森林砍光或燒掉，但換到別種環境裡，與別的人們相較，他們的表現並不特別亮眼。
類似的環境在世界上不同的地區會啟發不一樣的回應與對策，可見文明是受環境制約的，不是由環境「決定」的，即便環境的影響無所不在，而且會對某些後果特別有利。但是我並未發現有任何證據可以確定，我們胡亂堆在「歷史」這個標題之下的人類經驗，有哪一個是由什麼因素決定的。幾近一輩子的鑽研使我深信那是隨機偶發的，是在可容許的限度下，由意志力與物質需求的共同作用而偶然發生。否則便是混亂發生的，原因與效應都無跡可循。籠統地說類似的環境之中，卻因不同地點而出現各地差異，這是文化所致，也許是持平而實用的。但如果說世界上某些地方或某些特殊遺傳模式培養的文化會有追求文明的素質，就絕對是錯誤的，這樣的說法不但沒根據，而且與事實證據相抵觸。

我動筆時沒有事先劃定不考慮的項目：沒有把某些讀者或範圍排除。這是一次實驗之作，不應該被誤認為綱領周延的作業。我把它想成隨筆式的小品，因為篇幅雖然長，但比起其他包括整個文明史（有些寫作者所指的「文明」這個名詞是單數的）在內的著作，還是短的。這是試探性質的，有冒險的意思，粗枝大葉，取材方式沒有前例可循的，是為了招惹異議而寫，不是為了爭取贊同。我因為要搶在我把想說的話忘記之前趕快寫下來，所以寫得有些急驚風。這不是慎重考慮後的成果（雖然這個題目我已經想了許多年）。沒有研究助理幫我收集資料，也沒有什麼專家幫我看稿子指出我的毛病。所以，我要仰仗讀者來告訴我錯在什麼地方；不過這樣也不無優點：全書由一個概念貫穿，一氣呵成。

因為題目太大很難控制反而有這樣的好處。我本來的意思是要作個比較研究，但是我也試著談了很多不同的文明一些明顯有別而互不相連之處。如果要把每一種文明都一一講到，會太嘮叨乏味；要從每一種文明中挑出應獲所有人贊同的事實來詳述，也是不可能的任務。關鍵的事實通常都是大家已經知道的，所以也不必再重述。因此，我大約都是從偏僻的角度找出話題，不大用寬敞的概觀。但是，只要講到一般人不談的或不知道的文明，例如阿留申人或非洲巴塔馬利巴文明，或是講到比較被輕忽或是未得到正確評價的文明，例如福建的或西非富拉尼人的文明，我就會納入其基本事實：已經知道這些文明的讀者就擔待一下吧。讀者也該料到，我去過的所有地方、見到的所有人群，在書中不可能都說得鉅細糜遺。我引用的證據、明確的參考資料，都超出一般同樣篇幅的書，不是在炫耀我多麼有學問，而是為了便於讀者發現我的準備工作與現有知識是否仍不夠。我會時而「密集描述」，時而作籠統冒險的概括，就像在雪堆與薄冰之間晃蕩，但總比躲在屋裡閉門造車強些。

我不按慣常理解文明的角度看，不想根據一般假定的「文明應有的特徵一覽表」來評判各種社會。我也不會按照我對於各種文明中的藝術品與思維模式的好惡來評定其高下。由於我把文明視為人類社會與自然世界的一種互動關係，所以社會的文明程度是按社會本身的條件衡量的。

我自己對於文明是亦愛亦恨的。我就像阿瑪麗亞。雖然一生在英國度過，我始終沒學會喜愛自然甚於文化。按說英國人偏愛鄉間生活、鄉村休閒活動、獸醫、不忌晴雨的健行、以天然風景為模仿範本的花園，他們應該是喜愛自然甚於文化的。我喜歡走在石頭整整齊齊舖好的路面和柏油路面上，以免踩到泥土。對我而言，就算欣賞鄉村風景，也不必身歷其境，應該是從書房窗戶望出去的，或是畫框裝裱好了掛在牆上的。我躲在漿得平板的衣服和四方的房間裡，遠離自然，令我的家人和朋友又氣又好笑。古廢墟令我感動，是因為我當它們是文明經歷不敵自然的戰鬥後所留下的傷痕。但是我也尊重原野的壯闊智慧，甚至是懷著敬畏的，人類加諸自然的創傷也同樣令我不忍。

我的這本書雖然是在自我孤立中完成的，仍舊得到不少我該致謝的幫忙（我自己犯的錯倒沒有賴給別人的意思）。好心檢查我英文的人幫了我很大的忙，但是他們的忠告有一點我沒有接受。我力有未逮的時候總是抬出典故名言來幫忙，忠告者勸我加一點說明，以免沒見過這些典故的讀者看不懂。我卻認為什麼都講得一清二楚的文章讀來是無趣的：讀人家文章的趣味之一就在拆穿某些典故的謎障，卻在某些典故上俯首認輸。引經據典的目的是要激起讀者思維與感受深處的聯想，不必然是為了交代明白。因此，我端上來的菜有些是直接把爐子上的鍋子端出來；有些得從醬裡撈出來才吃得成。而且，典故的擴張本身就是一種帝國主義式的勢力擴張，也像電視上的「競賽無極限」節目。世上已經沒有所謂大家都知道的事，我們每個人都會發現對自己以外的所有竟然那麼無知而覺得不可思議。今天早上我在教堂裡聽牧師講道，聽見他說「前瞻自由的偉人，南非的馬丁路德．金恩與史提夫．畢若」。（編按：馬丁路德．金恩為美國人，另外不是史提夫．畢若（Steve Biro），而是史提夫．畢克〔Steve Biko〕）我向鄰座的年輕朋友低聲說：「這是筆誤。」現在想起此事，倒在懷疑她知不知道馬丁路德．金恩是何許人也。夙昔典範尚在否？

因為應邀演講，我有機會測試本書末兩卷的內容。為此我要向邀約單位致謝（依發表演說的順序）：吉隆坡政策研究中心；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與西葡拉美學系；拉特羅布大學與科廷大學的達伽馬五百周年紀念會；哈佛大學歷史系；奧斯汀市德州大學的人文研究中心與英國研究方案；萊登大學的克雷恩堡學院；倫敦國立航海博物館；約翰卡特布朗圖書館諸位會員；明尼蘇達大學福特貝爾圖書館會員們。本書導論內容曾在荷蘭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的演說中發表，感謝所內環境宜人、同仁們不辭辛苦的協助，以及研究所裡禮遇埋頭寫稿者的固有文化，使我得以在所中完成原稿修訂。我在以上各院校都蒙東道主與參與研討者的幫忙，恕我不能備列諸位大名致謝了。本書大部分是在布朗大學歷史系裡我可以望見校舍古老磚牆與草坪的地方寫成；我慶幸有這麼宜人的環境，氛圍這麼有朝氣，校園裡有禮而關心他人的氣氛，令人如沐春風。我內人萊絲莉幫我校讀了手稿。包樂史、布特、查普林、古茲布隆諸位教授，以及瑟巴斯欽、菲德里哥也都校讀了一部分，謝謝他們的耐心幫忙。兩位編輯高手羅森與史道卜斯都提供了寶貴的意見。我要向約翰卡特布朗圖書館的費爾林館長、董事會、諸位會員、研究員與職員們致上誠摯謝意，這裡實在是再理想不過的研讀環境，比較殖民歷史方面的資料尤其豐富。我原本是為了參考殖民歷史資料而來，這本書也正是殖民歷史的一條厚重的、懸吊著的、冗長的線頭。我越來越覺得，所有的歷史都是殖民史，因為我們所有人都是從別的地方走到現在身處的所在。
一九九八年五月三日
於羅德島卜羅維登斯
一九九九年六月至十一月
修訂於牛津及瓦森納爾


導 讀　開啟台灣人文生態學研究的敲門磚 林益仁（靜宜大學通識教育與南島民族研究中心主任）
「每一個世代都寫下了他們自身對於自然秩序的描述，它們呈現自然的不同面貌時，大致上也反映了人類社會對自然不斷改變的關注。」（Donald Worster, Nature’s Economy: A History of Ecological Ideas, 1994）

多年來，我不斷尋覓一些有關「自然」論述的經典書目，期待可以提供作為台灣有志人文生態學研究者的基礎知識，並嘗試點燃可能議論的火花。其中，我發現深刻且具有洞見的歷史性著作特別吸引我，主要是因為它們總是勾勒出某種思想與行動背後的發展背景與輪廓，讓人有一新耳目與豁然開朗的感受，例如：傑出的美國生態歷史學者沃斯特（Donald Worster）教授的成名作《自然的經濟體系》（Nature’s Economy）便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因為它抽絲剝繭地解析英美生態理念發展的歷史社會脈絡，並呈現其中與宗教、社會與政治的糾葛，進而指出生態觀念的多元與複雜性，非常有利於破除獨斷且排它性強的生態意識形態，例如某種科學主義至上的生態觀，同時也可以促進有創意又具反省力的人與自然關係。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的歷史地理學特納講座教授葛隆納（William Cronon）對於構成美國民族性與在自然保育價值上獨特的「荒野」（wilderness）概念所進行的歷史分析與解構性批判，則是從另一歷史角度對於認識生態思潮的重要貢獻。從帝國主義發展的角度切入，劍橋大學的環境歷史學家古羅夫（Richard Grove）說：「雖然一般大眾關心全球環境受破壞這件事是近期才發生的，但是歷史上因為環境變遷所產生的焦慮感卻不然；相反的，對當代西方環境的關懷與自然保育的嘗試，其起源與歷史是相當久遠的！」在《綠色帝國主義》一書中，古羅夫細緻地分析環境主義的理念根源，可以上溯至十九世紀西方強權對外殖民時，科學家、殖民地官員與殖民地社會文化互動的結果。事實上，不同社群與文化常常利用對自然的不同迷思去組構他們對環境的知識與論述。同樣從帝國主義入手的，還有一位作者克羅斯比（Alfred W. Crosby，編按：其最新著作《寫給地球人的能源史》由左岸文化出版），在他獲得學術獎項的《生態學角度的帝國主義》（Ecological Imperialism）中，指出帝國擴張的歷史中殖民者的生態條件限制，如氣候、疾病、土壤、作物、家畜等，從而帶出帝國的生態環境界線，藉此說明環境因素的重要性。從人文生態學的角度來看，這些歷史性的著作，除了具備生態哲學的論述書籍所著重的深刻概念分析之外，還提供了思想發展的具體社會文化脈絡，依此，思想就不單單只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坐落在實際的時空交錯下的思考與行動，優秀的歷史作品透過人、事、時、地、物的交織，讓思想活靈活現地跳出來，這是我閱讀以上書籍最感趣味盎然且有意義的地方。


一個生態學角度的「文明」觀點

然而，以上的陳述究竟又跟導讀《文明的力量》這本書有何關係呢？依我個人的見解，牛津與倫敦大學環境史的教授菲利普．費南德茲─阿梅斯托的Civilizations: Culture, Amb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Nature（編按：美國版的書名）這本書，應該是在以上環境史作品中新開拓出來的視野，重要的是他做了一件前人未及之事，那就是針對「文明」的概念與定義提出了一個生態學角度的省思。這個角度不但將沃斯特與葛隆納所關心的「生態觀念」背後的社會與文化建構，以及克羅斯比所提出的「帝國擴張」底層的生態條件限制都拉進來一起談，亦即將自然與社會/文化的對壘，或簡化地說成「文化決定論」還是「環境決定論」的爭端拿進來討論。因此，這些關鍵議題可以置放在對於「文明」意涵的競逐之中，甚至與近代的歷史理論家，如湯恩比、克拉克、伊里亞斯與杭丁頓等人的「文明觀」辯論。作者意圖衝破環境決定論或是文化決定論的限制，這在書名的主標與副標當中表露無疑，例如：以“civilizations”的複數形式表達出不同的環境類型中所產生的多樣「文明」。其次是標舉出「文化」（culture）與「企圖心」（ambition）對於「自然的轉化」（transformation of nature），雖然中文譯本並未原文直譯，而採取「人與自然的創意關係」的意譯，作者嘗試調和辯證的自然與文化關係的用心卻是清晰可知的，而這個用心正好構成本書談論「文明的力量」最大的特色。本書最後一章，作者論及「沒有一種環境能倖免文明的影響……卻不能否認是地理條件塑造了本書談論的這個世界……一切發生的事都顯示在粗糙的、凡俗的素材上，卻都是從思想與感情開端的。」，正好呼應了上述本書的特色。


充斥著地理學想像的歷史書

這是一本歷史書，而且是從環境史切入討論「文明是什麼？」的大部頭歷史作品，不過我認為它同時也是一本人文地理學的好書。一般而言，地理學者關心的是「人地關係」、不同人類社群中對於「空間」 /「自然」 /「地方」的感受、以及這種感受造成對於人類社群關係與制度的影響及後果。有時候，地理學者會將這些關切稱之為「地方感」（sense of place），或者是「地理學的想像」（geographical imagination）。然而，就某些核心意義來看，地理學家對於這些議題的關心，正好也是人文生態學考察的重點，即：一種人與自然關係的探討。而阿梅斯托教授的《文明的力量》一書中力圖從不同的人類文化當中，解析人的社會與自然是如何互相轉化，進而構成他所謂的「文明」，正是闡述以上地理學與生態學關聯性的最佳例證。地理學脫離不了地圖，所以建議閱讀本書時，最好有一份世界地圖隨手參照（中文版附有地圖），免得迷航在作者所開展出來的廣博「文明」知識所涉及的地理汪洋。如果將來有機會對照本書所描述的地景，在類似Google Earth這種3 D影像呈現的衛星地圖會更有意思，我相信阿梅斯托教授在主持英國B B C節目時應該也會善用這些工具。或是，類似National Geographic製作的自然影片中所拍攝到的地景與生態畫面，也會有助於想像作者在書中所描述的各式文明產生的自然環境。話雖如此，有圖有像的搭配並非絕對必要。原因是作者本身就是一個講故事的能手，他講這些「文明」故事的能耐是非凡的，其中不僅是在文字的鋪陳上，更在故事情節的安排上。


「文明」起於平凡之處

作者為了強化自己所堅持的「文明可能發生在任何的自然環境裡」的論點，他選擇了從人們覺得最惡劣的生存環境開始講起，這個論點構成本書的章節安排。從第一卷「荒廢地」(the waste land，本書譯為「荒原」)，作者有意指出即便如此惡劣的環境，都有文明產生的可能。在第二卷中，作者花了相當多的篇幅論證：即便是在不可耕作的草原上，游牧民族依然可以建立偉大的文明力量，像是蒙古帝國。本書的情節鋪成就如作者所言，從一些他所歸類的環境類型，逐步地闡述其中人與自然互動的關係，說明不同的社群如何利用環境的特性力求生存，同時形成社群的宗教儀式、政治儀軌、經濟活動、軍事組織、社會制度與文化傳統，然後又說明這些如何與周遭環境密切互動，以至於產生不同的文明面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的一些環境分類方式是自然生態學家不會完全同意或是容易忽略的，例如作者在第六卷中花了相當大的篇幅論述「水域邊緣」的文明，他把「沿海岸」與「海島」放在同樣的脈絡下談論。就這一點，至少在我所知的「島嶼生態學」自然科學知識裡，「海島」是獨立分成一種環境類型的，因此作者的分類不見得會被認可。然而必須指出的是，作者在其獨特的分類中，除了參照自然科學的知識外，更有著人文精神的意涵，因為作者想論述的是，為何同樣都有機會接觸水域，有些文明會選擇親近水域，而另有一些則是選擇了遠離水域呢？在此，作者的環境分類刻意避開由哈佛學者威爾森（E. O. Wilson）等人所倡導的「島嶼生態學」中比較強烈的環境決定論主張。

就這樣，作者從「荒廢地」開始，接下來談「草原」、「低地」、「森林」、「沖積平原」、「高地」、「沿海岸」、「海島」，最後一路談回他所屬的「大西洋文明」。有趣的是，他並不像克羅斯比以及多數討論文明的學者一般，一開始就將焦點與主要篇幅放在西方文明的崛起。反之，他是從所謂「進步」世界的另一個方向，也就是某種意義下，世界的邊緣或是盡頭開始談，然後才逐步返回論述在大西洋兩端（西歐與北美）的文化如何互相學習與互動，創造出強大的文明力量。接下來，更在結語的地方語重心長地論述了大西洋文明所創造的生態危機與浪漫主義的反撲，並認真地檢討工業化、現代化與所謂「進步」的文明觀點背後的弔詭。作者的寫作手法除了展現了在「文明」的主題討論下，特別的是他有一種迥異於以西方為主的比較歷史學角度，透過這種比較的角度開拓了對於其自處的西方社會的反思。這些反思主要來自生態的批判觀點，而這部分足以讓這本書跟其它的生態哲學與思想論述產生對話。


一本跨領域的環境書

除了討論「文明」的概念之外，這本書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閱讀，即是一個跨學術領域的觀點。如前所述，它可以同時是一本歷史學中的文明史，也可以是生態研究中的環境論述；它可以是一本歷史的長篇著作，但也絕對夠格作為地理學的經典作品；它雖然旁徵博引了許多不同文化的故事，彷彿是所有人類學家都樂於講述的內容，但卻也處處透露出不同文化社群求生存的思維模式，背後有哲學家喜歡思索的課題。在閱讀中，我還發現了一些樂趣與驚喜，這是來自第四章中作者為了說明古代中國儒士如何將邊疆這樣的地景，以及對居住其中的人群連結到某種宮廷政治的操作（其實，政治某種程度也是文明的表現），並以宋朝大儒歐陽修被罷黜為例，談到他因政治鬥爭失敗而被貶至邊疆，即三峽口的夷陵。作者引用歐陽修的詩句，即「紫籜青林長蔽日，綠叢紅橘最宜秋。道途處險人多負，邑屋臨江俗善泅。獵市漁鹽朝暫合，淫祠簫鼓歲無休。風嗚燒入空城響，雨惡江崩斷岸流。」來表達他的拓荒精神。我感到驚奇的是，這些詩詞過去僅可能出現在中文課的古文觀止選讀。仔細審視詩句中的文字，才赫然發現這些精練的文字中，埋藏著具體細膩的地景觀察以及某種文化成見，作者在其環境史的論述中所引用的故事，的確讓我有峰迴路轉之後，「看山又是山」的驚喜，原來古文以及其中的人事物都可以作為環境史解讀的材料，這種跨領域考究的功力卓實令人佩服。


小結：文明該何去何從呢？

任何觸及文明的討論，總是會回到一個基本且似乎是無可迴避的問題，即文明的發展究竟應該何去何從呢？這個問題可以說是本書最為隱晦的地方。作者天南地北的講述許多文明發展的故事，有的已經消失在荒煙漫草之中，有的至今仍屹立存在，雖然作者已經充分地闡明其中自然與文化的交互影響，但是讀者還是要問，究竟那種文明模式可以持續發展下去呢？作者的回答看似是悲觀的。他說：「文明的歷史沒有模式可循，文明的未來也將是無法預測的。」從擅長的航海歷史觀點，他僅提出了「太平洋的發展已經開始把另一群人帶上世界舞台的中央」這種相當沒有前後邏輯推論的主觀斷言，以及像是「『歷史的教訓』太少了，即便有，人們也學不會。…如果把文明曲解為進步，必然會使人失望。」比較起來，在台灣的書市上一貫受到歡迎的《大崩壞》作者賈德．戴蒙的說法就正面許多，他說：「我們有機會從遠方以及消逝的人群所犯的錯誤中學到教訓」，雖然作者在《大崩壞》書中也是舉證歷歷地道出，我們的世界乃處於一種「不可持續的道路上」（unsustainable course），他依然保持「審慎的樂觀」，且認為這種樂觀乃是決定於政治領袖面對生態危機的決心、對於長遠與整體利益的審慎思考，以及認真改變原本深信但卻證明為負面的價值觀。他並指出一個文明的命運在於這個文明的領導者與成員是否能夠在危機來臨之前便預知到問題，而有效地決定該如何回應。多數的文明敗亡乃是因為成員的短視以及自私自利、領導者過度追求自身的權力而忽略了整體生態的問題。賈德．戴蒙對於文明危機的解藥看起來是政治性的，然而他對於小島文明敗亡的分析也是透過生態學的分析所推論出來。本書作者雖然也看到了生態的危機，可是批判的立場比較接近某種深層生態學的人文性主張，也就是謙卑面對自然的態度。「人類並非萬物之靈」的基本立場也反覆出現在作者其它的書中，例如《我們人類》（So You Think You’re Human?）一書中。在本書的結尾，作者引用了德瑞克．賈曼位於核電廠附近的花園作為他對「文明」概念的隱喻，指出「文明史上即便敗績累累─野蠻占上風、愚昧的殺戮、進步的力量倒退、自然反撲、人類求改善不成，我們卻除了繼續努力維持文明傳統的生命，別無他策。即便是在海灘的沙礫地上，仍然『要耕耘自己的園圃﹄。」作者雖然沒有明確地指出文明的前行方向，卻也充分地表示了往前行的決心，只不過他的態度比起賈德．戴蒙審慎與深沉許多。

自　序 其實只是圖書館的一個小隔間座，我卻想像是在阿瑪麗亞的房間裡。壁紙有厚絲絨，窗戶掛著雙層窗帘，床的四周也圍著帷幕。十九世紀中葉的阿根廷人大多居住在泥土地板的房子裡，阿瑪麗亞房間舖地板的義大利地毯卻厚得腳一踩就陷下去。空氣有很濃的芳香。每一面來的光線都被遮住，冷熱天候擋在室外，自然被隔絕，只除了壁紙上凸起來的淺金色設計，這是要「呈現光在薄雲之間的明暗變幻」。阿瑪麗亞激起人們非同小可的興趣，雖然住在裡面的女子是貞潔的，它大概是小說中訪客最頻繁的房間之一了。要想像這房間的樣子是很容易的，因為荷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