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世界首都 Estados Unidos: El capital｜
8.
當我終於等到珊德拉（Sandra）女士時，她的三位助手已請我吃了一盤飯。天氣很冷，一向不修邊幅的我，今天得穿起我的皮大衣了。我一直以為那件大衣讓我看起來很拉風；但要嘛十字架傳教會的義工們看太多了，要嘛他們學會盡量不去問誰是誰，要嘛我那件大衣比我想像的還要舊。
「神保佑你，年輕人。你不來一盤嗎？」
珊德拉女士應該和我差不多年紀，油膩的雙手，一件乾淨的圍裙，妝化得相當濃厚，眉毛完全拔光，用一條寶藍色的眉線劃過。珊德拉女士已住在美國很多年，「超久的，別問我，因為你不會相信有多久的」。她以前有固定的工作，兩個女兒長大也離開各自組成家庭了，她的老公也先她一步離開了，而她有著一些錢，還有很多時光要打發，所以來這跟其他義工一起煮飯，每星期一三五，「為了神的榮耀」。她的社區廚房辦了五年了，它位在教會的一個寬敞、乾淨且無裝潢的地下室。她提到上帝時，聽來像是不再期待祂伸出援手，但卻仍祈求恩助一樣。
「為什麼只有那三天開？」
「因為那些日子剛好是其他社區廚房不開的時候，我們發現那些可憐的人在那幾天沒得吃……」
珊德拉女士指的可憐的人是一群五十幾個男人（都是男的），幾乎都是墨西哥裔的，幾乎都是中年或老年人。他們坐在兩張寬長的桌子兩邊，前方放著一個盛滿豐盛的蔬菜、雞肉、飯和鹹豆泥的盤子。大部份住在附近，少數住在家裡。多數流落街頭，在某個被遺棄的角落，一輛舊車裡，在橋下。或當冬天來時，在哪個流浪漢之家，那過一夜就得離開的地方。他們有大半天在十字架傳教會的教堂屋簷下渡過：九點喝一杯咖啡和吃個甜甜圈，十點聽傳教，十一點吃午餐。
「是啊，這裡大部份來的是墨西哥人，但還有其他國家的，拉美裔或非拉美人。深褐色的、白色的、咖啡色的，什麼人都有。」
珊德拉女士說完，然後看我是否聽懂了她所說的有關咖啡色的嘲弄話。
為宗教帶來更多的好處是：如果不是因為這樣，誰還會要來？更多宗教上的用途是：如果他們不來，那會怎樣？
巴爾多羅門（Baldomero）說他叫貝托（Beto），又說他出門後通常會到那街角，找人聽他訴苦。在那街角有「第二號絕望的吶喊」:「二十四小時全天候的戒酒匿名會（Alcoholic Anonymous）」、「幫助你戒酒和戒毒」、「若希望不再受苦打這電話」等資訊。
「您認為我叫巴爾多羅門，但這兒大家都叫我貝托。」
貝托是個矮小、消瘦、黑皮膚、骨頭突出，六十幾歲的男人。他說他之前工作了很多年，負責庭院園藝。
還說他有個家庭，有三個好孩子。
「最小的還是個正式公民呢。」
他用那加勒比海地區的口音這麼說，為的是要強調他兒子是美國人，因為他是在這出生的，在芝加哥的一個郊區出生的。可是因為酒精他自己失去了一切：酒精逼他幹了所有他自己不會想幹的事，讓他遠離了家人，遠離了上帝，讓他沒工作。又說他現在想辦法回歸到原來的生活道路上，但為時有點晚了，他說，所以流落街頭。他說的「那個地方」（out there），指著街頭的那一角落，又說他的家人不願意再見到他，因為他對他們做了見不得人的事。
「見不得人的事，我傷害了他們。」
「你做了什麼？」
「見不得人的事。」
那是只有我知道的事，他說。又說人生還剩什麼：過日子，這裡開的時候來吃飯，晚上找個地方過夜，有時候喝個幾杯，不然人生還剩什麼? 他問我，為了要聽我說「對，你說的沒錯」，而我閉著嘴。
宗教是人們的娛樂。
現在超市裡播放著那昆比亞舞曲（cumbia），唱著愛情和愛惜這美麗人生的那類歌。在十字架傳教會的地下室裡，窮人們低著頭吃著。在一個角落有五或六個年輕人叫著，說笑著。沿著較遠的牆壁有一個櫃子，唯一的一個：「我是生命的麵包，靠向我的永遠也不會挨餓。」
「他們像那些，怎麼說……那字西班牙文怎麼說？」
珊德拉女士問，想著她想說的那個詞：
「他們稱為流浪漢的，可憐的傢伙們。」
她終於找到了。之後，有一個食客跟我說，貝托的一個女兒自殺了。有些人說，那是因為他逼她做她不想做的事。
「什麼樣的事？」
「她不想做的事。」
他說，然後安靜下來。
貝托的人生充滿錯誤：他沉淪下去，卻沒辦法再爬起。那些陷下去的邊緣人的貧窮：
「你知道我最懷念什麼？我最懷念那些植物。「那個地方」是很難種什麼植物的。我試過了，但撐不久，我想「那個地方」是沒辦法的。只要我還沒有失去我的手感就好，如果我失去了它，我就真的什麼都沒了。」
「很多人以為來這兒的只有流浪漢。說真的，我想很多人寧願這麼認為。這樣他們會覺得心安點。」
大衛‧克勞福（David Crawford），「食品供給主任」，他的名片上是這樣寫的，他在「公正耕耘」（A Just Harvest）工作，那是一家由多個宗教團體主持的非營利機構。大衛是黑人，蓄有幾根很長的頭髮並花俏地結在他光禿的頭頂上，留著稀疏的鬍鬚，穿一件寬鬆的上衣和緊繃的高領，細長的領帶。大衛用那美式機關槍的方式說著，一個接一個的把字句噴出來，且沒有歇息的跡象。
「這樣比較簡單：大家說得很清楚，他們是流浪漢，體系外的傢伙們。所以不是體系的錯，是個人的問題。但事實並非如此，很多這裡您看到的都是有地方住的，但問題是錢不夠支付所有的開銷：有房租要付，還有健保費、醫藥費，然後沒錢買吃的，所以只能來這。這裡什麼人都有，來的人各個不同，有著不同的過去和人生的。他們的共通點是沒錢買食物，而這是確實的：只要能避免，沒有任何人會想來這些地方的。」
想像這些人是因為他們個人的過去而淪落到這地步，是比較容易的。用一個表述來架構他們的人生：他們是流蕩的，一個瘋子、酒鬼，染有毒癮，他們墮落了。由於有這樣的觀念，所以不去或鮮少質疑一個來社區廚房取食的他者，所處的社會環境。
「公正耕耘」在芝加哥的另一邊，地鐵往北的最後一站。那是個黑人社區，有些偏僻，當夜幕降臨，街燈不怎麼明亮。但這個機構的建築很乾淨，有充足的照明、寬大的窗戶，有一間牆壁畫滿蝴蝶、鸚鵡、星球和火山，孩子牽著手，充滿鮮艷色彩的壁畫的大廳。有三十幾張可坐四到六個人的桌子，整齊地排列著，很乾淨，鋪著潔淨的塑膠桌布保護著；而在大廳的另一邊有一些置放菜餚的大桌子。這邊有黑人、拉美人、白人；有小孩、老人、男人和女人。沒人向他們問什麼資料，如果想吃飯，他們就把名字登記在一張紙上，找一個托盤。大衛說，這裡有三分之一的流浪漢、三分之一的退休族，和三分之一有工作，但不夠家用及買食物的家庭。
「有可能有人有工作卻還是花不起菜錢？」
「當然，那些是暫時性的工作，打掃家庭和辦公室，在廉價酒吧當服務生，搬運或卸貨工的。有時可能一個星期內有兩天、三天或四天有工作，領取八元的最低時薪，那這樣每個星期可能就能領到一百五十或兩百美元。在一個最便宜的房屋月租至少五百或六百美元的地方，還有交通費、醫藥費、衣服，你算算看吧：他們拿什麼買吃的？「公正耕耘」在這佇立了三十年，但最近三、四年，接受服務的人數增加許多。每天下午所準備給兩百個人的食物裡，一個小時內就清光了，乾淨俐落。大衛也說，他們的食物很健康且富營養，給他們一些肉類，好的蛋白質食品，蔬菜、沙拉、水果、麵包，所有一餐所需的營養均衡都顧全了。我們最不希望他們覺得我們提供次等的食物：沒有人是次等人士，也沒有人吃著次等飲食的。
大衛說著，然後再看我一次：
「那你呢，不想吃點什麼嗎？」
貝緹（Betty）有六十幾歲，白色短髮，有不透明的藍色眼珠，少了幾顆牙齒，且有一個像熨斗板那般挺直的背。她用一個助行器走路，不過她住得不太遠，離這約七或八個巷口。她說她剛來這時是因為喜歡吃飯時有伴，又說現在她想可能是這樣，或不一定如此。無論如何，她就是不願意說她來這是為了吃慈善分發的食物。但現在她知道，如果沒這家社區廚房，這社區會出很多問題的。
「我老公七年前去世的。我有時覺得他很幸運能先走一步，不需要這樣過日子。而且我們向來是認真繳稅的公民呢。」
貝提的先生一生在房地產公司做財務管理，做會計那類的。十五年前帶著一份微薄退休金退休，足以讓他們倆過活。隨著時間，交易所的交易變化讓他們的退休金縮小到貝緹幾乎付不起房租。
「每一年我的女兒會請我到田納西州的孟菲斯（Memphis）走走，她住那。可以的話，也會寄點錢給我，但幾乎不多，可憐的孩子。她還有兩個孩子要養……」
貝緹又說她不希望造成她女兒的負擔，但看來真像一場騙局，過了這麼大半生，居然現在變成其他人的負擔。然後她問我打哪來的，我說是南美洲的阿根廷。
「啊，那那邊也有這樣的事發生嗎？還是只有在美國？」
「我們盡量讓他們感到，來這不需要感到羞愧， 他們不過是在行使他們的權利罷了，每個人都有吃食飽足的權利。」
大衛說，但人們經常沒辦法撫平那羞愧感：
「您知道嗎，那是幾十年來被灌輸的一種觀念，認為來到這些地方是種恥辱，代表嚴重失敗的那般。如果美國政府羞於承認國內有飢餓的人民，且看看那些可憐的男人和女人是否能夠不感到羞愧？」
有個六十幾歲的黑人男性，很瘦，一副落魄樣，穿著一件非常寬大，印著歐巴馬臉龐的黑白襯衫。
「所以您喜歡歐巴馬執政？」
「我？我為什麼？」
「您穿的襯衫。」
「啊，是啊，別人送的，我就拿來穿。」
那男人牙齒僅剩幾顆，無力的眼神，兩手托著餐盤，不怎麼想聊天的樣子。
「但您喜歡嗎？」
「那是我喜歡的一張臉。」
「我就在問這，為什麼？」
「因為他經常都在笑，跟我一樣。」
「那你還會再投他一次嗎？」
「不，幹嘛？他當總統後我還是這般樣。一切都沒什麼改變。」
在一個角落的告示板張貼了很多廣告，場所的規定，還有一張不太大的海報：「讓華爾街還債」。大衛跟我解釋這不是他們貼的，這只是給那些想表達意見的人一個空間。這份海報是團體「全國人民行動」（National People's Action）貼的。在很多的規定和說明裡面，「公正耕耘」標示了一個他們的不妥協：他們不收受政府補助。他們接受來自個人的、私人機構的、教會的和各種民間團體的捐助，但從不接受政府的協助。
「但在我的國家裡有很多人飢餓，非常多的人。」
大衛說。因此他希望有所貢獻，這是為何他們做這些的原因。
「我們希望能像幫助任何鄰居一般去幫助這些人。」
「任何一個鄰居？」
「是，任何一個。任何一個鄰居都該知道他和他的每一個鄰居都有飽足的權利，且如果一個鄰居沒得吃，則要想辦法幫助他；如果沒有幫助他，就有著跟飢餓本身一樣的過錯，更何況我們是生活在一個糧食富足的世界裡，每個人都該盡一份力的，不論何處，不論何人。那是我們認為的，那如果您不贊成……」
「我嗎？」
「好吧，您或任何人。」
這比較依然令人嫌惡：跟尼日或孟加拉的窮人比起來，這些絕對是享有特權的一群。
但是前述的窮人不在身邊讓他們可以比。
該要討論貧窮這概念，其相對性。飢餓是絕對的貧窮，但這裡的情形是相對的貧窮，而他們卻把這稱為飢餓。相對性是個哲學性的辯論：我們到底能夠或願意或應該容忍多少的不平等？
相反的，絕對的貧窮看來是被下述這些人，排除於這個辯論之外的：那些認為一個人尚可活在遠低於其可接受的環境之下，而當這些外在因素，讓此人必須要在自然發生之前就死去，他們也會感到一點不舒服的人。
就讓他們餓死吧。
「但是吃東西這回事不應該像一場每日的戰鬥，對吧？這裡是美國耶。」
迪克（Dick）戴著一副無框的眼鏡，修齊的頭髮，留著山羊鬍，厚厚的下巴贅肉，一件淺藍色的襯衫，一邊的袖子繡上美國國旗，很像郵局員工的制服。迪克五十幾歲，有個大肚子，像是兩人份的那般大。
「不，我從來沒在郵局上過班，這件衣服是我在救世軍（The Salvation Army）二手店買的。我在一家卡車公司上班，在倉儲部門，本來都好好的，可是他們關了，現在找工作非常的難。誰要僱用我這年紀的？」
迪克說，他本來就認識來「公正耕耘」這些地方領食物的人，但他從沒想過他自己居然也有來這的 一天。
「我有時候還會做點捐助。我不懂，真的不懂，怎麼事情會走到這地步……」
迪克喜歡聊天，且呼吸困難：
「我吸太多煙了，還好現在煙變貴了……」
迪克說他每天吃起司通心粉，還有一個一美元四十九分的罐頭，如果可以，還配上一瓶啤酒。
「但我能怎麼辦？我領食物券，可每星期拿不到四十美元。每星期我只有四十元能花，四十元我可以幹嘛啊？」
又說所以他每天下午都來「公正耕耘」，至少來這讓他胖胖的，吃飽飽的。他是這麼說的：胖胖的，吃飽飽的。
「現在他們說什麼肥胖很不好，影響健康，我知道的是，胖子從不會因飢餓而死。可能因其他原因死掉，但絕不會是飢餓。」
迪克說著，然後起身，這是個很複雜的動作。他拿著拋棄式紙盤，盤子還留有一些剩餘的飯粒和兩整塊麵包。他帶到垃圾桶丟進去，我知道我不該，但我不禁想到那些剩菜不知能餵食多少個在印度比哈爾的、在蘇丹的人。比較，我們都知道的。
9.
食品架上滿是各種鮮艷的色彩：紅色、藍色、黃色，都是原色系的。食物架上印著微笑著的老虎、小獅子、松鼠、鸚鵡、雞、狗、貓，微笑著的明星，有成就的運動員送上一堆像雪團一般白的螺旋狀的多穀物早餐，多種形狀，多種口味的：蜂蜜、水果、核桃、肉桂、巧克力。另為了讓孩子們回復健康，也在包裝盒上畫著一杯滿溢的牛奶。一位體型像兩個甚至三個女人那般胖的女士，一頭蓬鬆散亂的金髮，碧藍的眼珠，一件深粉紅色慢跑褲。她拿著一盒寫著Trix的早餐穀片，上面還畫著一隻兔子。一副懷疑樣，她重新把盒子放回去。那肥胖的女士很吃地推著一台不太滿的推車往前走。她氣喘吁吁地走的，行動極為緩慢，雙腿不停的碰撞，看來不太能支撐她的重量。
「不好意思，我拿不到上面的那一盒。」
那盒應該是她拿得到的（超商可不想讓消費者錯過消費的任何機會）但那位太太拿不到。
「這便宜得多了，知道吧？」
我幫她拿一盒沒有圖畫的早餐盒，上面寫著「健康得不得了」的廣告詞。女士看一看，向我道謝，放入她的推車裡，繼續氣喘吁吁地走。在她的推車裡有一包超市品牌的麵條，兩打蛋，三包奶油麵包，六罐起司通心麵罐頭，其他種類的罐頭，兩卷廚房用紙巾，一盒家用洗衣粉，兩盒果膠和待放烤箱加熱的蛋糕，三公斤糖，兩盒香草冰淇淋，一罐兩公升的美乃滋，三盒各十二條的香腸，一隻死的雞。
「我的孩子也喜歡吃這些。」
這位女士名叫瑪瑞絲卡（Mareshka）：她說她叫瑪瑞絲卡，又向我抱歉剛剛要我幫她拿那一盒，但也說她的身體實在是負荷不了了。我不敢問她負荷不了什麼，但她說她經常來「全家一元」（Family Dollar）買東西，「全家」是賓漢頓（Binghamton）旗下最便宜的超市。然後瑪瑞斯卡看我一下，用那深沉的眼神看我，帶著一絲哀怨的說著，好像我問她另一個問題般，那我最想問的一題。
「我不窮，我有工作的。我什麼人都不求的。我們從來什麼都不求人的。」
之後，瑪瑞絲卡走出了超市，在半遺棄的灰色人行道上。那「我們」就是她的上幾代。之後她跟我說，她的曾祖父母一百年前從波蘭移民過來，因為這兒有工作，所以他們留在這。
「可憐啊，如果他們知道我們現在過的模樣。」
「你不會因他們選了這麼糟糕的地方定居感到生氣嗎？」
「我還怪他們什麼啊，可憐的老傢伙們。至少死的時候是安穩的，不需要面對這些。我想我寧願這麼想。」
賓漢頓（Binghamton）是紐約州北部的一個小城市，離市中心約三個鐘頭車程：離全球權力中心僅三個小時。距離白人拓荒者驅走印地安人，然後一個白人獨佔著這全部的年代已超過兩百年了。威廉‧賓漢頓（William Binghamton）先生買下了這片土地，且掛上他的大名。這裡在十九世紀中葉已經是個很繁華的地區，非常具潛力，這一區能接到部分出海的港口。然後西元一八五〇年火車出現，工業開始興盛，移民潮蜂擁而至，銅板聲響清脆的碰撞。賓漢頓在那些日子的重要性，讓這一區蓋了美國第一所治療酒精上癮的療護中心——紐約州戒癮庇護所（New York State Inebriate Asylum）。之後波蘭人、德國人、愛爾蘭人、義大利人陸續進駐，那些創造美國的移民，創造了一段輝煌時期。
他們將之稱為機會之谷：城市不斷的擴張，開始蓋起虛幻而不實的漂亮房子，橋樑、教會、公園，還有那IBM企業。繼二次大戰後，賓漢頓達到城市發展的巔峰：在這發明了模擬飛行器；洛克希德公司（Lockheed & company）在這製造武器，軍事監視設備類的尖端科技武器是他們的專長。但冷戰的結束，讓他們的生意大打折扣；當攻擊共產黨不再是賺大錢的生意，工廠一一倒閉，或遷到更適合經營的地方。因一個特殊的詩學正義的情況，在打贏這場戰役後賓漢頓城失去了工作、人民、希望；現在，這個城市比一百年前的人口還要少：若包括其郊區的居民頂多只有二十五萬人，而且每四個就有一個活在貧窮線下。
現在，賓漢頓最好的房屋變成了一間間的小銀行、大型殯儀館、各式各樣的教堂，他們的重點可清楚了，賓漢頓的購物區在城市外圍，一個像鬼城的中心，破舊的街道，被遺棄的住宅，二流的大學，和一份宣示「全美國僅餘的一百五十個旋轉木馬，其中的六個就在此市」的驕傲。這城市的消息不時也上報：比如說，西元二〇〇九年四月，一個自越戰退役的軍人走進位於前線街（Front Street）的美國公民協會（American Civic Association），射殺了十四個人。或去年，當蓋洛普（Gallup）在這城市進行民調，發現這裡是全國有最多悲觀人士居住的地方，或是天空最為髒污的城市。或根據最新數據，將這城市列為全國前三名有肥胖人士的城市之一：超過該市人口的三分之一，百分之三十七點六的居民。
西方文明可是超級肥胖的：脂肪多、油膩且粗壯。
未來當字典定義這些詞彙時，肥胖（obesity）的意義將為應受到譴責的肥大，具有危險性的。
瑪瑞絲卡的祖父曾經營一家香腸店，自製自售。他的父親不想碰這麼多肉，所以到IBM公司當工人。當賓漢頓城的工廠逐一關閉時，他只好回去接家業，他感到很悶，生意也很快就瓦解掉。瑪瑞絲卡當時已經三十歲了，已經結婚並有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她試著開一家美髮店，但沒成功。她的先生是公車司機， 他們就這樣想辦法生活。
「那時那銀行的女人說服了我們。她說什麼我們能夠買一個房子，還比租金更便宜。那不是真的，她說的不是每一件事都是真的，但我們想要相信她。」
他們買了一棟六萬美元的房屋，銀行貸款給他們，而且很漂亮呢。她跟我說，你沒看到，是那種小木屋的，還有後院、前廊、兩層樓、三個臥室，非常可愛。她說著，然後臉沉了下來。因為她先生在西元二〇〇八年去世，剛好是那一年，而她一個人沒辦法繼續支付房貸，所以銀行收回了房屋。
「對啊，是心臟病發作去世的。」
她跟我說，而我不知道是否該問他是否也很肥胖。她看著我。
「我知道你在想什麼。沒錯，他沒好好照顧自己，但至少還能再活久一點，對吧？一定可以的。」
現在瑪瑞絲卡幫一個表姐管理一家店。賣啤酒、香菸、報紙、彩票、小零嘴，每月領兩千美元。她的三個孩子介於十三到二十一歲間。
「他們一天到晚都要吃的。你叫我拿什麼給他們？」
「妳領那樣的薪水難道沒資格申請補助，食物券什麼的？」
「是，權力我有，可沒意願。我不想。我能夠維生，不想任何人送給我什麼。我是個美國人。」
「我是美國人（I'm American）」，她說，
好似那幾乎代表一切。
幾年前美國政府將一種特殊疾病放在前鋒的焦點位置：肥胖。
開始懼怕這疾病是近幾年來最極端的文化轉變。好幾世紀以來，在幾乎所有的社會裡，身為胖子是種奢侈：能夠吃到多餘的份量，在自己的身軀裡浪費那財富，並有所炫耀，這是另一種權力的展示。
甚至才幾十年前，肥胖是個不容置疑的富有表徵。那些肚皮快要把戴有金鍊條、隨身錶的外衣撐破的皇室、大官、教皇、財閥們，那些戴著帽子的豐腴女士們，或歌舞劇的女演員們，都用那些脂肪當作她們的獎賞。 在一個當勞動讓身軀瘦下來的年代，一個肥胖的身軀是一種不事塵勞的炫耀。在一個當吃食是種特權的時代，一個吃得到想吃的，並且吃得比需要的還要多的身軀，是一個令人想要展示的體態。但之後，肥胖開始退流行。首先，反主流文化的年輕人視其為資產階級的象徵。隨後，資產階級者認為他們也該要照顧好自己的身體：做靜態的工作讓人肥胖，運動需要花錢和運用自由的時間，他們該要展示一個充滿纖肌和有運動性的身軀了。然而把肥胖視為疾病是還不到二十五年歷史的。
而當然啦，有錢人因此也不再是肥胖的了。
一般說來這有那麼點可惜。我們認為肥胖是被暴露在外的個人缺失：一個沒辦法充分掌握自己身軀來變瘦，無法控制身體的人。但是，逐漸的，這也形成了社會歸屬的訊號，只不過是社會的另一個極端肥胖越來越是個貧窮的象徵。
醫師們歸咎肥胖為心臟血管疾病和其死亡，部分的癌症，以及那項文明病——糖尿病大增的罪魁禍首。因此他們想要精確的界定它，使用「身高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BMI） 的公式：一個人的體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如果這指數介於二十五到三十之間，則這個人超重；若超過三十，則那個人是肥胖的。
這標準是嚴苛的：我，一百八十五公分高，重九十公斤，有輕微的超重，BMI值為二十六點二。雖如此，我依然是在多數拉丁美洲男性的平均值之下：二十六點七。若是肥胖，則應該要重一百零三公斤。
以這樣的嚴格計算方式，就不難接受全球有十五億超重的人口；肥胖人口則佔其中的三分之一：五億人。這些數據造成了一個很值得注目的現象：世界是如此的扭曲，居然讓營養不良和營養過剩的，飢餓和胖子的人數差不多。且，不論是默許或明示，一些人缺乏的食物被另一些人拿走了：胖子吃著飢餓的人沒得吃的。
聽來像是對幾乎所有事情一種還不賴的解釋，但就像幾乎所有的事情一樣，這不是真的。
「他們說我們需要吃健康的。誰哪有錢去買健康的食物？要有錢才買得起那些蔬菜和水果……」
「那您喜歡吃那些蔬果？」
「說真的嗎？要說真的嗎？」
「好吧，既然我們都在……」
「說真的我不喜歡。我知道該要吃那些其他的，可我也知道沒辦法，錢不夠買。你們也可以跟我說這些對我不好，但我喜歡。我的人生有夠多的苦楚了，還要再一天到晚想我該要吃什麼的，甚至連安穩的吃我喜歡的都不行。」
「那您不擔心孩子？」
「我的孩子已經夠大了，他們能夠開始自己找吃的。我沒辦法再有什麼影響力了。」
「您的孩子身材瘦嗎？」
瑪瑞絲卡用一種嫌惡和怨恨的眼神看我，然後微笑。
這不是真的：肥胖是富有國家的飢餓。在不太貧窮也不太富有的國家裡，肥胖的人是營養不當的人，是最貧窮的人。在這些國家裡營養不當是由欠缺變為過多，由食物的欠缺轉為垃圾食物的過剩。那些貧窮國家裡營養不良的窮人是在於吃得少，無法發展他們的身軀和腦力；那些富有國家的窮人是在於吃太多廉價垃圾食品（油脂、糖分、鹽分）而發展出了不成比例的身軀。
這不是飢餓的反面：這與飢餓成雙成對。
不平等就是如此體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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