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選胡蘭成上個世紀四十年代的文藝論著，難免觸及「文人與漢奸」這個話題。這是個敏感的話題，也是個吃力不討好的話題，姑且略陳管見。
遠的不必細說，大家也都知道，明末清初那些「貳臣」，如錢謙益、吳梅村諸人，當年曾為清流所詬病，而今時過境遷，他們的文學成就已為史家所推崇。即便為士林更不齒的阮大鋮，其代表作《燕子箋》也不能說因了作者而在文學史上毫無地位。如果用今天的話來表述，一個文人的政治立場、民族氣節固然至關重要，但與他的文學藝術成就畢竟不是一回事，不能簡單的劃上等號，是應該分別加以考察和評估的，雖然兩者之間常有關聯。
這涉及到中國的一句古話：「文如其人」。在筆者看來，這只是對文人人品與文品的一種詮釋而已，並非「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自古至今的中國文壇，文不如其人者，人不如其文者，文遠不如其人者，人遠不如其文者，都大有人在。人是複雜的，文人的情感、心態和訴求尤其複雜，不是用「文如其人」就能一言以蔽之的，除非你能證明周作人「落水」了，他以後的文字也隨之一併「落水」，一無是處。
上個世紀的中國文壇波詭雲譎，文學與國族、政見、戰爭、意識形態等等的關係百般糾纏，「剪不斷，理還亂」，文人大都有切膚之痛，身世之感，不同程度的大節有虧也絕非個別現象，特別耐人尋味。周作人的「落水」至今撲朔迷離，真相不能大白，而之所以有論者在抗戰勝利後還寫下《惜周作人》這樣沉痛又頗受爭議的文字，是因為周作人有一個輝煌的過去，人們無法迴避和否定他在「五四」時期的巨大功績。
胡蘭成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了。他早年雖有「說愁道恨」的散文集《西江上》問世，卻至今未見真容，了無影響。不早不晚，他在文壇揚名之日，也就是在政壇「落水」之時。這樣的「巧合」，這樣的身份，自然會遭到更嚴正的批評，再加上他與張愛玲的情感糾葛所導致的對張愛玲的傷害，也受到「張迷」更嚴厲的譴責。不過，還是應該澄清一點，沒有他自說自話的《今生今世》，沒有他後期話題廣泛的各類著述，胡蘭成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留下的那麼多風格獨特、見解獨特的文藝評論，同樣風韻獨具、文筆獨具的散文隨筆，也是值得現代文學史家留意的。他提出張愛玲是「民國世界的臨水照花人」，他揭示「魯迅之後，有張愛玲」，那怕不能算作不刊之論，至少也是頗具啟迪的吧？應該指出的是，《中國淪陷區文學大系》早已入選他的作品了。
從「漢奸」的級別論，曾任偽「滿洲國」國務總理大臣的鄭孝胥顯然要比胡蘭成高得多，但這並不妨礙重新公開出版他的《海藏樓詩集》並給予恰如其份的評價。筆者認為對待胡蘭成也應持這種態度，全盤的否定和全盤的肯定都不足取，還是不因人廢言，「人歸人，文歸文」比較好。何況作為一個個案，作為一種特殊的歷史文化現象，作為二十世紀中國文人某一方面的代表，胡蘭成其人其文都應該認真研究，這項嚴肅的學術工作今天剛剛起步。
為此，筆者費時數載，多方搜尋，終於編成這部《亂世文談》，力求還原歷史語境，提供真實文本。不敢說已將胡蘭成四十年代文藝創作和評論方面的佚文一網打盡，能對胡蘭成研究有所裨益這點自信還是有的，果真如此，筆者的努力也就算值得了。
本書的編選得到了胡紀元先生的熱情支持，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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