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怎麼讀
讀《論語》，我建議先只讀原文，也就是所謂的「素讀」，讀沒有任何注釋的白文。歷代的《論語》注釋已經多得嚇人，單單為了一、兩個字，常常就可以眾說紛紜、糾纏半天；至於整句的解釋，更是各說各話、各持己見。最後，就成了讓所有人尋章摘句、「死於句下」的無底深淵。讀《論語》，首先別掉入這個陷阱。
在原文之外，另外去找些注解參考書，當然可以。三十年前我念大學時，最認真讀的，是朱熹的《四書集注》。但如果你現在問我：用《四書集注》好不好？我只能說：「最好不要」。那是另一個無底洞，是理學家的一套所謂「義理」系統；那系統剛進去時會覺得很迷人，似乎非常有道理；可不知不覺的，人會被桎梏住，全身發緊。至少，我就曾經跳進去這個誤區；換句話說，那時我全身發緊，而且，還緊了很久。
時下各種注解書實在太多了，在這麼多注解書之中，到底哪一個最好，其實我也說不上來。不同的《論語》注解版本，很多字句的解釋完全是天差地別，沒有人知道到底哪一個才是對的；除非問孔子本人。但話說回來，即使是孔子再世，你真問他，也未必有用；恐怕他看了某些章句之後，也得遲疑片晌，說：「隔了這麼久，其實我也忘了當初是什麼意思。」而且，同樣的詞句，在不同時空之下，意思也常不一樣；就算問孔子，他也還要仔細回憶當天是跟誰講的、是在什麼情境下說的。在這回憶的過程，肯定有些是錯置、有些是模糊、甚至有些根本就是忘掉了。更別說《論語》中經常可以看到，孔子回答不同弟子所提的同一個問題時，會談出兩個完全顛倒的觀點。那麼，到底哪一個才是對的？
事實上，如果我們把《論語》原文中那些具體的情境給抽離掉，將孔子的話當成一條條顛撲不破的真理，那就遠離了《論語》。所以，讀《論語》的第二個前提是，不要去糾結那些字句到底什麼意思，可以先看我們看得懂的。講句老實話，單單那些看得懂的，就夠我們受用一輩子了。《莊子》說的，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讀書不要貪心，別讀太多，也別想要把什麼東西都搞懂。
更進一步說，倘使搞懂了，對你當真就有幫助嗎？那也未必。那些自以為搞懂很多道理的人，常常也是讀書對他最沒幫助的人；因為，懂越多道理，越容易產生我執；懂越多道理，學問與生命也越容易割裂。
所以，別貪心，別啥東西都想搞懂。有些章句不明白，就先擱著。什麼東西都想搞懂，啥事都「打破砂鍋問到底」，那是西方式追求客觀知識、追求邏輯正確的態度，不是中國人踏實過生活的態度。中國人面對事物會保持一份基本的虔敬，知道有些東西是在我們的能力邊界之外，有些東西我們是沒有能力知道的，甚至，有些東西我們壓根就不應該知道。這就叫「止」，就是要懂得踩刹車。因為懂得「止」，所以陶淵明才會說「不求甚解」。「不求甚解」其實是種大氣。
所以，一開始讀《論語》，我們先建立起簡單的大方向，就兩個字——「受用」。我們讀了感覺到受用，這樣就好。其他的，統統無關緊要，統統都可以放下。所有問東問西、枝枝節節的問題，我們沒那個閒功夫來理會，就留給學院的教授先生去操心吧！
接下來，我們談談《論語》的編排。《論語》整本書的編排當然有一定的架構和脈絡；但大家別忘了，孔子當初可不是為了這個架構和脈絡才來說話的；換句話說，這個架構必然是事後建立的。孔子的門人把孔子語錄記載下來，而後在整理編排時，按照一定的脈絡安排，形成今天我們所讀的《論語》。這裡面，必定有編輯群的思路與喜好，甚至也有他們的偏見所在。因此，不要把整本《論語》的編排看得太理所當然，想成必然有一個完整架構、有一套密碼，我們可以把它破解……不是的，事情沒有那麼複雜。真把《論語》的編排想得太複雜，多少就有子夏說的「致遠恐泥」那個「泥」的毛病了。
現在講《論語》，一開始都從〈學而〉篇開始，單單講「學而時習之」五個字，就可以講一、兩堂課，甚至還可以更久。不過，這五個字前面，還有兩個很重要的字，可能倒被忽視了，就是——「子曰」，孔子說。我們要特別留意的是，第一章的開頭是「子曰」，而第二章呢？是「有子曰」，第三章又是「子曰」，至於第四章，則是「曾子曰」……這個編排很有意思，透露了一個很清晰的訊息。
我們從《論語》開篇一路翻下去，頭一個講話的是孔子，其次出場的是有子，然後孔子再講一下，曾子在第四章登場，接著，第五、六章是孔子，第七章是子夏，然後後面又是曾子。從這樣的登場順序，我們可以看出，當時《論語》一書的編輯群，顯然跟有子、曾子和子夏關係很密切，主編很可能就是他們的弟子。其中，整個〈學而〉篇之中，除了孔子本人之外，就屬有子出現了三次，頻率最高，可是我們仔細看有子說的話，怎麼看，都不覺得有那麼重的分量足以擺在如此顯要的位置。那麼，他憑藉的又是什麼？
原因之一，可能是因為他的弟子是主編。原因之二，更可能是有子有個特殊之處，因而取得了某種特殊地位——有子長得很像孔子。孔子去世之後，有一群學生因為孺慕太甚、思念太過，於是愛屋及烏，便有人提議讓有子坐在上位，大家每天像當年侍奉孔子老師一樣向有子行禮。不過，這個當時看來似乎動人、可事後多少顯得有些搞笑的建議，不多久，就被曾子否決掉了。
至於曾子、子夏，應該也是因為主編的特殊考慮，才會編到這麼前面去。這事提醒我們，看一本書，還真得注意編輯是哪些人，也得留意編輯後頭的思路與偏好。如果，《論語》換成總編輯是顏回，首席編輯子路，責任編輯子貢，《論語》的樣貌與氣象應該會跟今天我們看到的不太一樣。如果是這樣的編輯陣容，第一個出場的，肯定還是孔子；可緊接著的第二個，大概就不會是有子了。
所以，我不覺得讀《論語》一定得一章章按順序讀下去，也不認為每一章統統都是金科玉律……沒這回事。我以前教學生背《論語》，就跟他們說，有子的部分可以跳過去不背，因為有子說的話未必有那麼透。真論對生命的領會，有子的境界不見得高到非背不可。
也是因為這個原因，我不認為讀《論語》非得要從〈學而〉篇開始講。如果讓我挑，我更願意從第五篇〈公冶長〉篇的第二十六章講起。自然，這也透露出我的成見與偏好。
儒與俠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論語•公冶長第五》第二十六章
如果我能「穿越」回兩千五百年前，而且當上了《論語》一書的總編輯，我會把這一章選為《論語》全書的開篇。原因之一，是重要的人物全部都登場了。《論語》的第一號人物，當然是孔子；第二號人物，肯定是顏回；至於第三號子路、第四號子貢，這個順序基本上歷朝歷代都沒有太多異議。開篇第一章，就先讓前三號人物登場，我覺得比較符合位階。原因之二，是除了出場順序合理之外，這一章還非常具有代表性，我們能看到孔子的魅力所在，也讀到孔門的氣象所在。
這一章不是現代概念下的課堂討論，而是孔門實際生活的剪影。因為是生活剪影，所以最真實生動。一開始，「顏淵、季路『侍』」，顏回跟子路侍奉在孔子身旁；「侍」，這是以前師徒制的特點；老師在哪裡，學生就跟在哪裡。老師不見得會針對學生特別說些什麼，學生就只是跟著老師過生活；看老師所有的應對進退，看老師處理事情，也包括看老師怎麼開開玩笑、說說反話，甚至還包括如何面對南子那樣有爭議的女人。這些，都是學習，都是最大、也最根本的學習。一個老師在課堂上所講的，都是有限的、且經過篩選的，未必就是他生命的實相，更不是他生命的全體；所以，以前的師徒制，一般都是學生陪侍在側，因為只有這樣才會看到老師的整體生命，這時，老師就不只是「經師」，而更是「人師」。所以，「侍」這個字非常重要。
顏回、子路侍奉一旁，孔子閒來無事，忽然有了興頭，說道，「盍各言爾志」，你們怎麼不說說自己的志向呢？事實上，孔子之後，我們就不容易看到有個儒者會老跟學生提這句話。這是孔子很特殊的一點，他不時就要問問他的學生：來，說說你們的志向吧！你們將來想幹麼？大家尤其對照一下孟子，箇中的氛氛與口吻，就完全不一樣。
大家如果了解孔門弟子的性格，可以確定，這時候頭一個回答的，百分之百是子路，不會是顏淵。（這就像《史記》中如果樊噲跟張良同時出現，第一個說話的，肯定是樊噲，不會是張良搶著說話。）於是，孔子言未落定，可能剛剛那個」志」最後的下滑音都還沒結束，子路就說話了，「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他最大的志向，就是他的寶馬與貂皮大衣，與朋友共用，譬如現代的一輛頂級好車四個輪子借出，最後變成是吊車拖著回來，輪胎還少了一個，鈑金也凹了一塊，可他心裡面沒有一點點的不爽，這叫「敝之而無憾」。
對我們來說，做到這樣是有點困難的。一般人在正常情況下，都是嘴巴說「沒事！沒事！」可心裡多多少少還是會嘀咕抱怨一下，「早知道，就不借給你了！」有這種嘀咕，就是心裡「有憾」了。一個人在這種情況下，能徹底「敝之而無憾」的，並不多見。子路所說的這種生命狀態，在中國的典型，並不於儒家，而是「俠」。《史記》裡面的遊俠，就有這種氣質，也就是「俠氣」；中國武俠小說的傳統裡，也有這種「俠「的精神。如果在諸子百家裡面找，可能是墨家那種「兼愛」更接近一些。看墨子在當時的所作所為，救人之危、急人所急，真會感受到一種俠義的精神。墨家雖然在秦漢之後看似沒落了，可這傳統從古至今一直都有，尤其是在民間。
「俠」的民間傳統有正、反兩面，若說負面，就變成了所謂「黑道」。可即便是黑道中人，真上了檔次，也講究個黑亦有「道」。台灣以前有幾個黑道大哥，對中國文化的情感都很深。早先在黑道裡，只要能當到大哥級的人物，基本上都得要有可讓人佩服的人格特質，不然，又怎麼能服眾？單單靠手段、靠耍狠，只能混到某個級別，不太可能成為真正的「大哥」；換言之，他肯定有某種人格魅力，有某種「德」，必須符合某種「道」。台灣的竹聯幫老大陳啟禮幾年前去世時，作家張大春還幫他寫了一幅挽聯，這蠻有一點古風的；有些文化人後來因此批評張大春，那其實只是他們過度西化，壓根不知道啥是中國文化。陳啟禮年輕時當然也逞兇鬥狠，可通常這種大哥過了一個年紀之後，對於進退取捨的拿捏，還是挺讓人佩服的。台灣有個資深的社會記者劉益宏，接觸過很多的黑道人物，後來言道，他所接觸的黑道大哥的可敬程度，基本都超過當時的台灣政治人物。我相信他講的是真話。
如果能理解這點，就可以明白為什麼司馬遷要把「遊俠」寫到史記裡，也可以明白相較於後來的中國史書為什麼《史記》明顯高了一個檔次。後代讀書人多半不屑這些黑道中人，可在司馬遷眼裡，他們的是非善惡固然可以爭議，可卻有其動人之處與光芒所在。能看到這點，就有著司馬遷閱人觀世的高度。同樣地，孔子也有這樣的能耐。就這層次而言，司馬遷的生命狀態非常相近於孔子。孔子也會看到某些被世俗非議之人仍有其過人之處。這個能力，按說是儒家最該有的核心處，也就是孔子所強調的「恕道「。「恕」是「如心」，將心比心，穿透表相，看到人的最骨子裡去。這也是最重要的「格物」。關於這點，後面我們會慢慢展開來談。
從子路的生命形態，我們可以看到早期的孔門裡，儒家與俠客可以有某種程度的接軌，換句話說，本來儒跟俠是可以交通、並非對立的。可惜，後來的儒者鮮少有子路這樣的生命狀態；加上儒者越來越強調純粹性，「純儒」越來越掌握話語權，從此，俠義的精神淡薄了，儒門的氣象也變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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