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養花人的夢
一九六七年的夏天，新中國建立十八年後，新疆的戈壁灘邊緣的營地中已是一片混亂。十多個連隊的職工匯集到營部，組織一次更大規模的聲討大會。此類群眾聚會，名義上是捍衛毛澤東思想和意志，以公開形式對敵人進行聲討和批判，實質上是煽動群眾對立面，實施野蠻的羞辱和肢體傷害。這種瘋狂的群毆式的鬥爭方式，始於北京的萬人聲討的風暴，很快就彌漫開來，全國盲目的群眾像是乾柴遇到烈火一樣地遍地燃燒。
在這樣的日子，父親被迫徒步前往十里外的營部，在那裡他與各路「牛鬼蛇神」匯合，在聲討會場的台前站成一行，面對著成千上萬的義憤填膺的群眾。一些時候，聲討的同時也會宣布對部分「反革命分子」的判決，一些人被直接拉去刑場，在不同年齡層的群眾圍觀下被處決，一切都只是展現了革命具有殘忍的魅力。大會結束後，人群意猶未盡，在皎潔的月光下，他們唱著革命歌曲，一腳淺一腳深地走回他們的連隊。
文革初期的既定目標是要「破除四舊」，以毛澤東的思想取代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新的政權建立後，數十次的政治運動愈演愈烈，而這次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史無前例」的事兒，聲稱要觸及每個人的靈魂。聲討大會只是父親和同類命運者遭受的無數屈辱的開始。
隨著形勢發展，對父親懲治也不斷升級。一九六七年年底，連隊裡的造反派為加強遊街示眾的快感，為父親專製了頂「高帽子」，樣子像京戲中的官帽，帽子的兩側各有一隻搖晃的「耳朵」。只是帽子的尺寸太大，走起路來會搖晃，甚至從頭上掉下來。遊街時他不得不用雙手扶著帽子以防止滑落，這個動作增加了他「低頭認罪」的難度，身後押著他的紅衛兵（年輕學生的使命是與毛澤東思想的敵人作戰）會不住地用手中的紅纓槍敲打他的脊背，迫使他彎下腰。
批鬥會要求「黑五類」一律穿黑色著裝，父親需要借別人的黑色外套，即使衣服太小，他也要穿上，才能符合他的角色。在一個夜深人靜的夜晚，我等待父親從批鬥大會回來，出於恐懼，我用被子和枕頭一層層地把自己裹在床角落裡。夜深，父親推開門進屋，他整個人從頭到腳全染成了黑色。他說，批鬥會上有人朝他吐口水，使勁地按他的頭讓他腰彎得更低。突然一刷子冰冷的液體刷在他臉上，他怔了一下，緊接著一盆墨汁從他頭上澆了下來。一整天滴水未進，疲乏到不願動彈的他，久久坐著不再說話。此後有一段日子裡，他臉上的墨跡還沒有清洗盡。
父親的視力變得越來越差，看東西時借助一只放大鏡。一次在公審會前，一個警衛衝進屋裡，拿起他的放大鏡跑了出去，登梯子爬上了禮堂的屋頂，舉起他手中那只放大鏡瞄向遠方張望，他是在查看敵對派是否會發動一次攻擊。這件用放大鏡當望遠鏡的事兒留在了我腦海裡。
過度勞累加上營養不良，父親患上了疝氣，用力時小腹疼得他大汗淋漓。一天我放學回家，躺在床上的他示意我靠近身邊，他遞給我一片報紙的一角，上面寫著兩個名字，他們都姓蔣。他輕輕地說，他不知道自己還能活多久，如果他走了，我可以去金華老家找他這兩個弟弟，他們會撫養我的。他的聲音低弱但是平和。我已經十一歲了，沒有感到一絲的恐慌，我早已習慣了艱難和危險，有了不動聲色、隨遇而安的本能。幸運的是父親沒有死。多年後，石河子醫院為他做了疝氣摘除手術。
我的情形變得更令人擔憂。一次午休時間，我約同伴去馬圈看那隻漂亮的種馬，牠一邊嚼草一邊踱步的樣子給我留下的印象很深，高大得像唐三彩馬匹一樣帥氣。牠的車夫也很和善，見我背著柴火走在回家的路上，總會丟捆蔬菜給我。
去養馬場玩耍的事被人告發後，我想著要付出慘烈的代價了，因為老師說，不排除「五類分子」子女去馬圈有搞破壞活動的嫌疑。站在操場上被老師呵斥的那一刻，正好遇到父親扛著鐵鍬路過回家，我感到十分委屈，擔心我會讓他的處境變得更糟。回家後，父親並沒有責怪我，也許他自己有更多的煩惱。
總的來說，我和父親在小西伯利亞度過了十四個月只有我們兩個人的日子。那年中，父親督促我給母親寫信，信中我重複著同樣的話：「這裡的水很甜，是最甜的」、「這裡有世界上最好吃的西瓜」。我不習慣向父母透露情感，只會轉述宣傳般的陳詞濫調。
然後有那麼一天，媽媽帶著弟弟艾丹一起回來了。他們搭乘去臨鎮克拉瑪依的汽車到沙灣縣，再轉去石油基地的汽車，在距離連隊不遠的地方下了車，司機說，穿過麥田的那片綠樹是你們要去的地方。
下車後，艾丹高興得像兔子一樣向前奔跑，媽媽緊跟在後面。她看到遠處站著的那人就是艾青，對丹丹說那是爸爸。
拿著鐵鏟的父親說：「你們真像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艾丹問父親：「我們住在哪兒呢？」
父親領他們來到自己的地窩子前。
「你過來，我帶你看，」父親說。
艾丹問，房子在哪兒呢？那不是房子呀。
父親告訴他，咱們就住在這兒，地窩子可好了，裡面冬暖夏涼。
奇蹟終於出現在我的面前：一如既往可愛的母親牽著弟弟在我面前，顯得乾乾淨淨的。直到那時我才感到我心裡有多麼想念他們。地窩子裡從此有了歡聲笑語，我不再寂寞和憂鬱。會做菜的母親讓我們有麵條吃了，父親的臉上開始出現光彩。生活依舊艱難，而我們誰也不再提起那段分離的日子，只是因為在一起的日子是很幸福的。
我的童年很快就要過去，和其他孩子一起，我要走去戈壁深處撿柴火，背回家燒水做飯。我拾到的柴火，往往超過了我的負荷，背著背簍的身體幾乎支撐不住，一步步地挪著步子回家。有時一隻野狼遠遠相隨，走走停停，牠的眼中閃亮，等待我的精力耗盡。
我們家的柴垛與別人家的柴垛不同，沒多久，地窩子外碼起了一個端端正正的柴垛，整齊的立面和稜角像是後來我見到的那些藝術品。鄰里們投來了羨慕的目光。黃昏時分，母親總是候在門前等著我歸來，她讚賞的眼神讓我忘記所有的辛勞。
我有了一輛永久牌自行車，終於可以帶著弟弟一起拾柴了。個子瘦小的我跨在車梁上半圈半圈地蹬車，那樣子像個馬戲團裡的猴子。我們可以走得更遠，拾到更多更大的柴火，將它們牢牢地捆紮在車後架上，高度超過了我的頭部。艾丹側坐在我前面車梁上，我努力保持車的平衡。一次，當我們準備穿過一條乾溝時，烏雲翻滾，暴雨隨風而至。堅實的永久車被一股狂風從背後托起，載著我們衝向溝底，車在一陣劇烈的跳躍扭動後，最終將我們摔了出去。
這樣的暴雨並不多見，通常戈壁灘上總是晴空萬里，在烈日烘烤下，攜帶水壺中的水被烤得滾燙。如果幸運，我會見到荒野中一窪雨水，周圍布滿了生物的蹄印，我俯身用我的軍帽兜水，濾去雜物，一飲而下。
春天是腹瀉的季節，夜間我必須一次次地爬出地窩子。蹲在那兒望著低垂的蒼穹，滿天星斗，我不再感覺到孤獨和懼怕。我開始學習如何自我保護，大把地吞下氯黴素藥片，還買了本《農村赤腳醫生手冊》，用銀針在自己身上找穴位，練習進針，也出門採摘草藥煎製。連隊醫務室的醫生受過些教育，愛幻想，他讓我給他的病人扎針，病人說我進針沒有痛感。顏大夫寫詩，他認父親為師，寫出了「排長拉車把腳扭，疼痛難忍已紅腫」的句子，讓我們樂了一陣子。
是母親改善了我們的生活，使得父親有暇在夜間閱讀編寫古羅馬歷史。他的資料摘自一本厚重的法文辭典，有時會分享一些仇恨、陰謀和殺戮的故事。我也開始閱讀一本舊版的《三國演義》，一本寫農村土改的小說也很吸引人，一本破損的馬克吐溫的《在密西西比河上》讓我體驗了閱讀的愉快。我的閱讀活動很快被父親制止了，說看這些「大部頭」的書是對眼睛有害的。他沒說的是，他不想讓我沉浸在書本世界裡，那一定會導致危險。後來，他的右眼真的啥也看不到了。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的一個早上，連隊的狗叫個不停，地窩子前停了輛卡車，我們不知情的情形下，農八師師部派車來接我們回石河子。我們開始收拾行裝，圍觀的人群曾經見我們搬到這裡來，無不感到驚訝。駝背連長對父親說，真沒想到你走得這麼快。
是誰讓我們回石河子？發生了什麼？為什麼會這樣？是沒人能說清楚的事。你真正想知道的恰恰是你不能知道的，事態往往超出想像，不可理喻。五年中我們完全適應了這樣的生活，準備一直這樣過下去，父親早說過「只當做我們原本出生在這裡」，可是現在我們卻要離開了。在所有變化中，能確定的是即將發生的事不可預測。
我一下子十五歲了，難以想像還會有啥不可想像的事將發生。生命是一片隨風而起的樹葉，最終會落下。什麼時候在哪兒落下，不是那片葉子可以自主的。那天上車前，我蹲在地窩子外面頭一次刷牙，算是對五年的小西伯利亞生活的告別。卡車移動時，我看了一眼我們住了五年的那個安全與溫暖的窩，父親那幾件工具整整齊齊地立在門旁，那一只方鍬的鍬頭已磨去了一半。
父親的大半生都在漂泊中，一九五○年春天他再次搬家。艾青被指定負責編輯《人民文學》，一份新的「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的旗艦刊物。他住進了北京東總布胡同二十一號院，在紫禁城以東幾公里的一條狹窄街道上，落戶在一個可追溯到明朝(1368－1644)的大院中，在高大的大理石地基上，屋頂由綠釉瓦鋪就。這裡住進了幾個知名作家，我父親在兩層的樓上中有了一套房間，大間作為書房兼客廳，兩個小間是臥室。每天還是有公務員負責做飯、燒熱水和做起居的雜務。韋嫈被分配到《工人日報》做記者，她時常不回家。
逢空閒，父親會去逛琉璃廠，那是在天安門西南面的古玩市場，從清朝開始營業，有百年積澱的豐富文物。店鋪中不乏珍寶，青銅、玉器、字畫、家具，各色文房的紙、筆、墨、硯。對往日充滿了好奇的艾青常常買下一些他喜歡的物件，他的鑒賞能力可能對我有些許影響，四十年後我和他一樣，出沒在同一條街上。
一九五○年七月，隨中央宣傳工作代表團，艾青離開中國前往蘇聯訪問，他在那旅行的四個月中去了莫斯科、格魯吉亞、亞塞拜然和西伯利亞。此間他與他過去的一名學生交往甚密，她是一位代表團的翻譯，異國朝夕相處。在他們間發生戀情的消息很快傳回了北京，加深了他與韋嫈在延安時期已有的裂痕，常有摩擦的兩人分居已久。
韋嫈得知父親外遇，寫信到中共中央組織部告了他一狀，說他說了「開除黨籍我也不在乎」的話。一九五一年四月，艾青回應，向法院提出與韋嫈離婚。法院批准了他的訴訟，但是韋嫈不服判決而上訴成功，引發了他們間長時間的糾紛，導致兩年後艾青「因為政治上消極和在兩性關係方面屢犯錯誤受留黨察看一年」的處分。一九五五年五月，他們的離婚最終獲准。
雖然毛澤東居於無可爭議的領袖地位，他很快察覺到潛在的危險。一九五○年代初期，他接二連三地發起政治運動，以鞏固和提高新政府的地位。首先，政權沒收私有土地、分配給貧苦大眾，以獲得他們信任和支持。「土地改革」實現了對地主階級的鎮壓和財富侵吞，政權趨於穩定之後，他們再次將土地從農民手中收回，為國家所有。
接下來，黨開始對學術界進行「思想改造運動」。一九四九年中國有超過兩百萬的知識分子，大量海外華人受變革前景的鼓舞，返回祖國、支持重建。絕大多數知識分子來自地主或中上階層，黨決心著手改造他們的世界觀，要求他們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批判資產階級的思想。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著名美學家朱光潛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進行自我檢討，隨後其他名人如社會學家費孝通、哲學家馮友蘭出來做自我批評，聲明要「按照馬列主義與新社會的需要改造自我」。有影響力的雜誌《文藝報》上面發表了三十多位作家的自我批評文章，與延安整風不同的是毛澤東明確要求知識分子「改造思想」，舉行「批判會」和「鬥爭會」，破壞知識分子的獨立性，置他們於意識形態的權威之下，使精神自由和言論自由逐漸被削弱。
在《人民日報》的一篇文章中，艾青被點名批評：「在我們部分編輯工作人員中，在過去相當長的時間裡都有著個人的創作和編輯工作的矛盾，沒有把編輯工作看成是自己第一位工作。特別是艾青同志，在他擔任《人民文學》副主編期間，對工作的責任心是很不夠的，在許多時候，實際上表現了放棄領導的自由主義的態度，作為《人民文學》主要負責人之一的共產黨員艾青同志，對《人民文學》過去工作中的錯誤和缺點，應該負主要責任。」被這樣公開責備後，父親的心情極為鬱悶。他不知所措，只能與友人在小酒館裡飲酒尋找安慰，欣賞詩畫成了樂事，他甚至想回頭從事繪畫藝術。
一九五四年七月，智利作家巴勃羅・聶魯達五十歲時，邀請艾青參加他在智利的生日慶祝活動。他們頭次見面在一九五一年八月，當詩人來北京將史達林和平獎授予孫中山的遺孀宋慶齡時，父親接待了他，帶他參觀了頤和園、西山等多處景點，一週內兩人成為了好朋友。聶魯達被父親的詩作感動，稱艾青為「中國詩人中的王子」。
中文譯名為聶魯達，艾青用第一個字問他的客人說：「你中文名字的第一個字由三個『耳朵』組成，但是你只有兩隻耳朵。第三個在哪兒？」
聶魯達拍了拍他寬闊的前額：「就在這裡。我用它來傾聽未來。」
一九五四年，中國尚未與共產國際以外的多數國家建立外交關係，旅行很困難，路上走了八天時間才到達聖地牙哥。到了聖地牙哥，首都的藍天上飄著風箏，艾青在筆記本上畫了一只中國風箏，長長的蜈蚣身體上每一節上有兩只轉動的風輪。這幅畫引發了聶魯達的想像力，他發誓下次訪問中國時要放一只這樣的風箏。
身穿草綠色粗呢大衣的聶魯達看上去像個老兵，他前額光禿發亮，像個大男孩一樣天真好奇地凝視著世界。對父親來說這是一次愉快而輕鬆的訪問。在太平洋沿岸內格拉島邊的海灘上，他採集了各類不同顏色的貝殼，將它們視為來自海洋的禮物，回北京後放在書桌上顯眼的位置。聶魯達認為艾青是屈原時代留下來的唯一的中國詩人，送給他一只牛角杯以示敬重，牛角尖上鑲著一隻銀製的鴨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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