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推薦：# 「《做愛》結合了圖森小說中最吸引人、最令人迷醉的氛圍。如果你是他的書迷，這本書的濃厚愛情絕對更讓你揪心、震撼！如果你還不是他的書迷，這是你走入圖森世界的最美妙時刻！」──法國「世界報」

# 「一本讓你既感受到冰冷也感受到極度熱情的小說！既處於決裂，也正在復合的一段愛情；既絕美，又毀滅的情境……《做愛》是一本誘惑著你一路閱讀，而當閱讀結束之後，你卻發現被它緊緊抓住，再也無法從中逃脫的小說！」──法國「電訊報」

在飯店大理石大廳的中央，圍繞著我們那幾輛堆滿了行李的金黃色小推車，有一隊人馬正等著，那五位男士西裝筆挺，有的戴著太陽眼鏡，有的戴著眼鏡，有的拿著雨傘，有的提著公事包。其中一位（山田健二，瑪麗認識的唯一一位，他領導著東京的阿龍西阿龍娑分店）大步上前迎向我們，滿臉的微笑尤其詼諧，因為我們遲到了差不多四十分鐘，這在日本已經是不可思議的遲到時間了。他走到瑪麗面前，向她表示歡迎，然後立即就問她，一路勞頓之後是不是休息好了，時差是不是調好了，於是，瑪麗帶著那種作秀的意味，那種她運用自如的誇張，在那舖著花崗岩地板的大廳中央，戲劇般地摘下了她的太陽眼鏡，把她的臉露在水晶吊燈的燈光中，沒有任何的羞愧，也沒有任何的掩飾，似乎在向舞台幕後的人說：「你們不是想知道嗎？那好，就請看吧！」彷彿她就此揭開了他們某種可惡的瘡疤，傷痕累累的一道疤記，或是臉上的一串疹子。陪同著山田健二的四位先生也借著大廳中的燈光，紛紛打量起瑪麗蒼白而又疲憊的臉來，一時間不知道說什麼好、做什麼好。因為一見面就提了一個這麼有殺傷力的問題，山田健二顯得有些掃興，便低下頭在大廳中尷尬地站著，而另外四個人，紋絲不動地半圍著瑪麗，一邊謹慎地微笑，一邊頻頻點頭，茫然的神情中帶著些許的同情。瑪麗呆立不動，威風凜凜，始終將自己的臉對著這些目光的叮螫。而我，我也一樣瞧著她，在吊燈的光芒中瞧著她的臉──然而在這個早上，在她以自己這張蒼白臉色作為祭禮的寂靜儀式中，她卻顯得格外美麗。

等瑪麗重新戴上太陽眼鏡，一切又恢復成第一次會面往往會出現的那種平靜而又令人厭煩的氣氛。山田健二為我們介紹了陪他前來的每一位，這些男士個個都鞠躬哈腰，從衣服口袋、皮夾或名片夾裡掏出名片，瑪麗一一接過，舉止中混雜著禮貌和瀟灑，不時還稍稍抬一下太陽眼鏡，讀著名片上的姓名。只有川端這個姓，跟人物的相貌搭配得宜。他的頭髮剛硬且染成粉紅色，很有安蒂．沃荷（註：Andy Warhol，1927-1987，出身自捷克移民家庭，美國藝術家、電影製片人，普普藝術的代表人物）的味道，再加上黑色的軟皮長褲，讓瑪麗一時間對他有了興趣。這位川端先生，即便不是品川的當代藝術空間的經理或副理，也是個大人物，他正平靜地吸著小雪茄，手裡提著一個方正的神祕小箱子。那箱子的帆布表面，用閃亮而冷峻的色調配以花體字母，寫著「金屬槍金屬天空」等字樣 。川端先生的旁邊，是在同一個藝術館共事的森田先生。他是會計師，一臉陰沈，肩膀尖溜，戴著小圓眼鏡，有一顆牙是金的，當他三言兩語地搭話時，那金牙就在他的嘴裡一閃一閃地露現。還有「螺旋形」的兩位年輕人，看來是次要人物，是下屬或實習生之類的，但兩個人都很年輕，也很嚴肅，甚至有些過於畢恭畢敬，他們套在三件式的西裝中顯得聳肩縮脖的，倒不是衣服太大的緣故，而是對他們來說實在太老氣了。至於我，我一直待在瑪麗的陰影中，我只是簡單地低了低眼睛，有所保留地跟所有人打過了招呼。

為了跟我們討論行程安排，山田健二建議我們到飯店比較安靜的一角去，那裡還可以喝咖啡。我們的隊伍便在大廳中慢慢地移動起來，大隊中的小隊也自然而然地形成了 ：山田健二陪著瑪麗，瑪麗的另一側是穿皮褲的川端，他始終提著那個四四方方的箱子，它所值的價錢恐怕連它自己也裝不下。瑪麗繼續對他提出一個個問題，問題也隨即被小心翼翼地翻譯過去。而我，我則走在後面，跟「螺旋形」的那兩個穿著筆挺的年輕人在一起，他們一句話也沒有，只是一味地對著我微笑（這應驗了那句話：微笑就是最好的語言）。在此之際，法國大使館的那個年輕女子也終於趕上我們（她剛才離開了一下子，顯然是去洗手間，就在我們下樓到大廳的時候），她走在我的旁邊，讓瑪麗跟她的合作者以及品川藝術館的負責人在一起。這是一個長得很清秀的年輕女子，穿一件純羊毛的大衣，總愛拿一些打趣的無聊話和無足輕重的細節跟我閒聊，彷彿她在進行一次正式訪問，陪同在法國議長撒切爾先生身旁一樣。她穿著黑色長褲，奶油色的襯衫，絲綢的圍巾，另外加上黑色的眼睛（除了頭髮，她渾身就再也沒有一絲金黃的顏色了），當我們穿越大廳的時候，她輕佻卻又無傷大雅地跟我調笑，一邊笑著，一邊輕輕地碰觸我的手臂，後來，又更加瘋癲地說了一大串話，甚至在我還沒有表示異議，只是她自己認為我有異議時，就揚起她那道無辜的黑眉毛，以顯示她的驚奇，抑或是她的震驚。她可能有二十七、八歲的年紀，但在外交道路上似乎走了兩倍於此的歲月，她那萬分自信的樣子，迷人的微笑，甚至令人望而卻步。我被她那詼諧的音調，加上那原本會很迷人的法語「斯斯斯」的發音錯誤惹得心裡發毛，無可奈何地瞧著她，用手捂住自己那粗糙的、刮得不乾淨的下巴。您剛才到底去哪裡了，我說，就是在我們下樓來到大廳的時候？

我們來到一個俯瞰著大廳的夾層，在那裡的黑色皮沙發和扶手椅中坐下。有人給我們端上咖啡，自從來到日本後，我已經記不清楚我們喝了多少的茶和咖啡了。各種各樣的文件擺放在我們的茶几上，鋁合金色的大文件夾，透明的塑膠卷宗夾，一份捲起來的品川藝術館地圖，一些照片，一些材料，還不算瑪麗收到的不少小禮物 ──她悶悶不樂地拆包打開禮物，沒有顯出一絲特別高興的樣子，也沒有驚奇的回應，她只是把它們歸到一旁，跟被揉皺了的包裝紙堆在一起，有一條披肩、幾雙白色的筷子、幾包香。山田健二又把行程安排給了我們，我在一種迷迷糊糊的精神狀態中瀏覽了它一遍。我們現在還在迎接階段（九點至十點，在飯店迎接）。按照行程，接下來，要對品川藝術館的各個大廳作一次參觀，準備佈置展台，跟《剪裁》畫報的記者舉行一次會見，在一家傳統餐館進午餐，為一本時裝雜誌的封面拍攝一組照片，參觀一次「螺旋形」的大樓，隨後是一個歡迎會和晚餐。我懷著稍稍的厭倦和恐懼瞭解了所有這一切，這時候，我身邊的森田先生把他的那份行程表放到茶几上，開始談起了這天早上的地震（顯然，沒有任何別的主題能引起任何人更大的興趣），所有人都參與了交談，甚至連沈默寡言的川端也參與了，他脫口說出了一句話，用日語說的，不過沒有人為我們翻譯，那兩個著裝筆挺的年輕人，也克服了他們的靦腆，共同投入到激烈的爭論中。最年輕的那個（假如他真的可能比另一位更年輕的話）態度雖十分保守，消息卻十分靈敏，他開始用外人難以聽懂的英語對我們解釋說，根據從廣播中聽到的消息，這天早晨，在地震中心的伊豆半島的一個村莊，有一人死於心臟病發作。聽到此，川端突然從他的座椅中猛烈站起來──他先是往後一靠，雙手合攏放在鼻子底下，然後就像在發射衝鋒槍，向前一躍──他又用日語嘟囔了一句話，原先可能考慮到我們的在場，他們一直在竭力用法語或英語說話，而從這時候起，談話僅僅只是在用日語繼續下去，每個人都補充一個細節或者談及另一點，用動作模仿著物體的傾倒，種種的顛簸和搖晃。只有山田健二一個人還不時地繼續為我們翻譯某些消息，按照他的說法，一共有兩次震動，一次較小，是橫向的，勉強能夠覺察到，大約在凌晨一點鐘，另一次比較厲害，在天快亮的時候，它在東京造成了損失、斷電、列車誤點、坍方、玻璃窗碎裂、屋頂墜落、空調故障。兩次地震的震央都在伊豆半島。根據專家的分析，儘管目前顯然還不可能做出精確的預報，不過，在最近的幾天裡，應該不會有新的地震的特別威脅。山田健二打開他的小箱子，把那些多印沒發完的行程表收好，他猜想說我們可能沒有感覺到第一次地震，相當微弱的那次，發生在今天凌晨一點鐘左右，因為那時候想必我們正在睡覺，他擔心第二次，清晨發生的更為強烈的那次，也許把我們吵醒了，但他希望，地震並不會使我們對剛剛來到的這一國家產生一個太糟糕的印象。不會嗎？他瞧著瑪麗。然後，所有人都不知不覺地停住了口，轉過來朝向瑪麗。剛剛發生了什麼事情，沒有人知道到底是什麼，但是所有人都意識到了，並全都轉身朝向瑪麗。瑪麗一動不動地呆在長沙發上，頭頸挺得筆直，手裡拿著行程表，大滴的眼淚正慢慢地從她的太陽眼鏡底下流出。

眼淚正不可抑制地流下瑪麗的臉頰，像是一種具有必要性的自然現象，恰似海潮湧起，細雨紛飛，她根本就不去控制它們，她任由它們在臉頰上滾滾落下，她炫示它們，毫不賣弄，也毫無羞恥。而當我瞧著她坐在我的對面落淚，我的心一下子就揪得緊緊的，我知道，那是對地震的回顧觸動了她的心弦，因為現在，對我們來說，地震已經密不可分地跟我們愛情的終結連繫在一起了。

瑪麗站起身，請求山田健二的原諒，當著眾人的面走到我跟前，全然罔顧大家正在竭力猜測她出了什麼事，正準備隨時幫她一下或扶她一把，她就在我的肩膀上拍了一下，很快，但很堅決，同時帶著一種懇求，問我是不是能陪她走一趟。我站起來跟在她後面，我們下到大廳，我不知道要去哪裡，只是跟著她，她似乎在尋找一個安靜的地方好說話。最後，她走出了飯店，穿過了拉門，一個身著灰綠兩色服裝、戴著一頂高帽的接待員立即上來向她致意，問她是否需要一輛計程車。她繼續走著，根本不理睬他，在較遠處站定等著我，但依然還是在帶有遮雨篷的平台上。外面正飄著小雨，天色灰濛濛的，我們看到面前的大街相當冷清，跟飯店所屬的內部通道形成鮮明對比。一些車輛駛過，薄霧中車燈亮閃閃的，有幾輛計程車，行人稀少。瑪麗一直穿著她那件黑色的皮大衣，她翻起衣領，在台階上抽起一支煙來，靜靜的，神情嚴肅。我停在她的身邊，望著遠方，腦子裡亂糟糟的，太陽穴不停地猛力抽動。她繼續抽著煙，她在思索。好長一陣子後，她朝我轉過身來，很困難地對我說，嗓音像是塞住了似的，她說她同意我們分手。我什麼都沒有回答。我瞧著她，我把雙手伸進大衣口袋，顫抖的手指頭覺察到那瓶鹽酸。但是現在，我辦不到，她對我說，現在實在太難忍受了。不要現在，她對我說，不要現在，她緊緊地抓住了我的手臂，用手在我的大衣上摸著，揪著衣服上的毛，熱烈而又使勁地擠壓著我的手臂，好像硬要說服我似的。她的語氣很堅定，幾乎堅硬無比。不要現在，她對我說，不要在這幾天。這幾天，我需要你。

在飯店大理石大廳的中央，圍繞著我們那幾輛堆滿了行李的金黃色小推車，有一隊人馬正等著，那五位男士西裝筆挺，有的戴著太陽眼鏡，有的戴著眼鏡，有的拿著雨傘，有的提著公事包。其中一位（山田健二，瑪麗認識的唯一一位，他領導著東京的阿龍西阿龍娑分店）大步上前迎向我們，滿臉的微笑尤其詼諧，因為我們遲到了差不多四十分鐘，這在日本已經是不可思議的遲到時間了。他走到瑪麗面前，向她表示歡迎，然後立即就問她，一路勞頓之後是不是休息好了，時差是不是調好了，於是，瑪麗帶著那種作秀的意味，那種她運用自如的誇張，在那舖著花崗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