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

雨林咖啡創始人吳子鈺、生態綠創辦人徐文彥　專文推薦

創作歌手吳志寧、、綠色陣線協會執行長吳東傑、台灣咖啡協會秘書長吳怡玲、文化評論工作者南方朔、臺灣星巴克總經理徐光宇、政治與文化評論家張鐵志、248農學市集召集人楊儒門、好樣綠專案經理詹慧珍、國際NGO工作者褚士瑩、作家劉克襄一致好評

各界名人，公平推薦

Coldplay演唱會時，主唱chris martin手上的Make Trade Fair圖案在大螢幕上忽隱忽現，在流行音樂的頂峰，這樣的呼喊，格外動人。大學時常和社團學姊討論”全球化”，那時對這名詞懵懵懂懂，時至今日，周遭隨手可得來自遙遠地球另一端的產品，這才恍然大悟。近年來毒物充斥著我們平日所吃的各種食品，這本書除了提醒我們關注遠方第一線生產作物的咖啡農，也更提醒了我們要關心每一樣日常使用的產品，它的來源，它的生產環境和生產過程，以及它與你心身健康的緊密關係。---創作歌手 吳志寧

一杯香醇的咖啡，粒粒皆辛苦

咖啡是一個耗費人力與耗時的產物，在咖啡產地，一個人一天約可摘採六十公斤的咖啡果實，經層層處理之後，只剩原來的五分之一。您可知道我們每天享受的香醇咖啡，蘊涵著多少人、土地、環境、經濟與文化的故事，而且是粒粒皆辛苦的。《來自咖啡產地的急件》篇篇觸動人心的寫實過程，是值得您細細品味的好書。---台灣咖啡協會秘書長 吳怡玲

經由細膩、不斷對話，甚至冒險的「咖啡儀式」，本書將咖啡產地的處境，原版的傳遞給喝咖啡和想瞭解咖啡的朋友，使其親歷其境，置身各種黑暗、壓迫和不安的場景。而書中秉持的咖啡正義，更值得深思濃郁咖啡香的代價和被人忽視的社會、生態成本，甚至基本的人道價值。---綠色陣線聯盟執行長 吳東傑

一杯咖啡背後所蘊含的是許多豐富生命力的故事，無論經歷多少考驗，星巴克依然秉持著企業社會責任致力於道德採購，透過落實「C.A.F.E.規範」建立咖啡農支援中心，以及購買公平交易認證的咖啡豆，以尊敬謙卑地態度和所有咖啡供應者建立良好的合作夥伴關係。身為統一星巴克經營者，個人曾親自到哥斯大黎加咖啡農莊體驗咖啡農的真實生活，對於他們在艱苦環境中勤奮工作和無私奉獻充滿敬意與感動。---統一星巴克總經理

每一杯咖啡，每一粒咖啡豆，不論是來自非洲、中美洲、亞洲，都濃縮了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史，都是一個農人的生命歷程。《來自咖啡產地的急件》就是這麼一本帶領我們進入那些故事地圖的精彩指引。---政治與文化評論家 張鐵志

公平貿易在解釋上，總是很難簡單清楚的說明，讓人常常有一頭霧水的感覺。其實書中描述了最簡單的「公平貿易」：1. 種植咖啡的農民可以吃得飽；2. 小孩子可以去上學；3. 生病了有錢看醫生。---248農學市集召集人 楊儒門

這本書不只是作者揭開自己實地造訪公平貿易咖啡產地的所見所聞，更多是從全球暖化、農業、政治與衡突等議題深入討論，引領我們用不同的角度看見公平貿易體制在不同社會文化背景下推動的成果與實踐。---好樣綠專案經理 詹慧珍

「咖啡代表的不只是一種飲品，它關乎的是政治、生存、地球和原住民族群的生活。對於每一位想要知道他們為每天早上的那杯咖啡所付出的金錢究竟流向哪裡的人來說，《來自咖啡產地的急件》是本適合的好書。」---瑞果貝塔．曼朱（Rigoberta Menchu） ，一九九二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誰能預料到，一杯咖啡竟然會牽涉到世界銀行的政策、原住民人權、第三世界的女性勞動力和其他更多的全球化議題？狄恩．賽康藉由本書，揭露了咖啡產業的另一個世界，未來當你踏進超市或咖啡館時，將會謹慎三思你的選擇。」---蘇珊莎蘭登（Susan Sarandon）, 知名演員&社會運動者



推薦序1：跨界的實踐，給人民甜美的果實　

公平貿易倡議者/生態綠創辦人　徐文彥

近來有兩個議題在台灣引起爭議，一個是老農年金是否要加碼，另一個是基本工資的調整讓勞工團體與工商團體都不滿意。這兩個議題，都跟「貧窮」有關，只是一個屬於農業部門，另一個則是工業部門，但這兩項政策工具卻是完全不同的思考邏輯，也因此每次討論這話題都引發相當大的爭議。

估且不論基本工資應該多少才合理，假設在完全自由競爭的勞力市場中，沒有基本工資的規範下，想像一下我們的社會將變得如何？下面是我每次演講時都會跟聽眾玩的遊戲。

減法的競爭

如果我在我的咖啡店門口貼一張徵人海報：徵洗碗工，月薪一萬七千元(低於基本工資)，你們覺得會不會有人來應徵？(有八成的聽眾會點頭)

沒錯，現在市道這麼差，應該會有個歐巴桑來應徵。然後，有個單親媽媽說，她只要一萬六千元就好，你們相不相信？(再次點頭)

可是，後面又有一個外籍配偶過來說，反正她沒有身份證，只要一萬五千元就好，你們相不相信？(繼續點頭)

這就是自由競爭，你們可以接受嗎？(一半人點頭，一半人搖頭)

假設你接受這就是自由競爭，是不是覺得這個社會怪怪的？(全部人點頭)

我們過去對於自由競爭的想像都是有競爭才有進步、能夠張顯自己具有獨特的價值，在市場上就有機會得到好的報酬，我們想像的都是「加法」的競爭，學歷高一點、外語能力多一種、專業證照多一張，就可以得到多一點的薪水。可是，沒有一個經濟社會裡的所有人都是金融業、資訊業的白領階級；事實上，每個社會都有一群龐大的勞動者為我們提供基本的服務，維持整個社會的運作，譬如：清潔工、洗碗工、服務生、工廠作業員...這種只要是好手好腳、每個人都可以做且可取代性很高的工作，除了削價來突顯自己的獨特外，沒有其他的競爭籌碼。這種「減法」的競爭、人吃人的競爭是常常被大眾忽略掉的。

假若社會上有一群龐大的勞動者得不到足以溫飽、安居、就醫、支持小孩受教的薪資，這個社會一定非常不穩定，有錢人只能花更多錢來聘請更多保鏢、築更高的圍牆來保護自己。所以，一個文明的國家，一定要有基本工資來保障這些勞動者的原因就在此。

如果可以理解勞工應當得到基本工資的保障，那農民呢？有多少農民在扣掉種子、農藥、肥料的成本後，每個月的平均收入可以達到18780元？我們順便可以想想，18780元是否足以讓台灣的勞工得到有尊嚴的生活？

在自由競爭的市場裡，美其名農民好像有自由定價的權力，實際上絕大部份農產品跟那些領取基本工資的勞工一樣，都是可取代性很高的「商品」。市場中大部份的農產品並不會因為種的人不同而有不同的價格，因為大部分的消費者根本不在意種的人是誰。所以，單一農民根本無法面對收購商的壓價；我不賣，自然有人會賣，況且農產品又不能囤著等價格好了再慢慢賣。

當農產品的價格跟栽培它的農民所付出的心血脫勾了，農產品的價格就只剩下「量」來決定(供給量與需求量)，這就是所謂「自由市場」，那隻看不見的手所操縱的世界。既然有翻雲覆雨手，而且農民沒有機會在這個市場中得到合理的報酬，那這自由是「誰」的自由？

在那個以量來決定價格的自由市場(農產品集中交易市場：期貨市場、批發市場)，決定商品價格的那隻手看的是供給需求線的關係，不是品質、也不是農民的勞動價值。那些投機客的手自由且大筆的買進買出，以農民的勞動成果和人民的糧食依賴作為自己的套利槓桿，這種自由市場與自由競爭是非常罪惡的。

基本上我們大概都反對血汗工廠，只是每個人對於血汗工廠的定義不同，至少工業部門的勞工還有一個基本工資來避免無窮盡的剝削；反觀農業部門，我們卻任由那隻看不見的手不斷地玩弄。

貧窮源於不公平

台灣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時候一直讓民眾有個印象，自由貿易很好阿~可以跟全世界做生意。去除關稅壁壘、保護主義，在自由貿易的世界裡，各個國家在「比較利益法則」下選擇最有利生產項目、國際間產生分工，進而提高全世界的總產值，大家都可以享受富裕的成果。這看似美好的理論，在真實的世界中，又是如何？

2007年墨西哥發生了兩次玉米餅大遊行，七萬人走上街頭抗議買不起玉米餅。說也奇怪，墨西哥是玉米的原生地，是瑪雅文明馴化了玉米然後傳播到全世界，也是墨西哥人的主食，怎麼會墨西哥人買不起玉米？場景再往前拉六年，2001年墨西哥東部的農民出現自殺潮，原因卻是玉米價格的崩盤。只是玉米的問題，最近十年把墨西哥搞得民不聊生。

自從1994年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之後，墨西哥取得其他中南美洲國家所沒有的優勢，生產的咖啡80%進入美國；但從美國玉米的進口量也以每年4.5%的幅度成長，主要因為美國的玉米在政府補貼的情況下，以低價的方式進入墨西哥市場，衝擊農民的生計。

拉吉．帕特爾(Raj Patel)在「糧食戰爭」一書中分析了2001年的自殺潮，墨西哥農民在面對價格下跌的情況，並非減產，而是增產，因為小農在缺乏政府的輔導與補助下是很難轉種，況且農作物也不是想轉種就有能力轉種；而小農在面對收入減少的情況只有更努力增產來維繫生存，最終的結果是跌入更深的地獄。

才過不了幾年，2006年能源價格開始飆漲，玉米成為生質能源的材料，到了2007年玉米價格已經飆升一倍，成為許多家庭主婦的夢靨。墨西哥儘管賣了一堆的咖啡豆給美國，原本一公斤的咖啡豆可以換一公斤的玉米，此時一公斤咖啡豆只能換半公斤的玉米，咖啡又不能當飯吃。所以糧食作物與經濟作物的分工隱藏著非常可怕的貧窮陷阱。

2003年我在英國生活了一年，生平第一次得自己張羅一日三餐，因為英國不產米，全部得仰賴進口，也因此各個國家的米在超市貨架上排列在一起時，我終於對世界糧食市場有了清楚圖像。四公斤一袋是最普遍的包裝，泰國米、韓國米、印度米大概都是每袋四英鎊左右；日本米很貴，我從來沒買過，印象中大概是十鎊出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印有自由女神的袋裝米，只要2.65鎊，硬是比人家便宜35%。

工業國家每年補貼透過農技、農機、肥料、甚至軍糧、援外採購等名目補貼自己的農業高達三千多億美金，他們在工業部門和商業部門所賺到的龐大的資產補貼糧食作物，讓糧食以極低價的方式傾銷到第三世界國家，摧毀第三世界國家的糧食生產體系，生產過剩的糧食可以不惜成本的作為救援物資，甚至當作畜牧業的飼料或生質能源。

反觀第三世界國家，因為受到糧食傾銷的衝擊，自己國家又沒能力補貼農民，因此農民只能依賴生產北方國家所需的經濟作物(咖啡、茶葉、可可、香蕉...)來換取生存機會，但因為糧食價格已經被工業國家刻意壓低，第三世界國家的可耕種作物選擇變少，造成經濟作物的的交換價值也變低。所以，對於第三世界國家的農民來說，種糧食，賣不出去；種咖啡，活不下去；就算小規模的聚落能自給自足，卻無法透過交換來達成發展所需的原始積累，缺乏水、電、醫療、教育等公共建設投資所需的資本，也就一直陷在貧窮的惡性循環中。

貿易而非援助

本書第一個衣索比亞 Oromia合作社的案例曾經在2006年時拍成紀錄片咖非正義(Black Gold)，該片的在台灣發行時的中文字幕是生態綠協助校譯的，也因此我們有許多機會參與校園的映後座談。儘管已經看過無數次，但每次看到當中一個段落，總是讓我沉痛不已。有一位國際救難組織的成員站在鏡頭前，背景是一群正在排隊領取救援物資的民眾，他說：我有點哀傷，當他們只能依賴外國援助...這些小孩正在學習事物，他們無法透過生產自立，對自己的未來也很悲觀，我不知道還可以做什麼...

這一個段落非常令人哀傷，如果小孩的成長過程都是依賴援助，又如何讓他們知道天底下沒有不勞而獲的事？如果他們的父母能得到合理的報酬，他們應該可以正常的接受教育，而不是在這裡等待物資，我們不能先剝奪人家的所有，然後再帶著慈善的面具來發兩個饅頭。片子最後提到，非洲現在的世界貿易佔有率只有1%，如果能夠提升到2%，就可以增加700億美金，這是他們接收援助金額的五倍。

或許各位會問，提升一倍，那豈不是代表我們的咖啡要漲價一倍？其實，商品末段售價跟原物料的價格關聯性相當的低，跟最末端的加工成本與經營型態才有高度關係。舉例來說，同樣的咖啡烘焙廠將咖啡豆賣到咖啡店、外帶吧、便利超商，末端價格卻截然不同。既然原料成本與末端售價的關聯性不高，給予原料的生產者一個合理的報酬又有何妨？因為我們這裡多付一塊，對於原料生產者來講，收入可能是增加一倍。來一杯喝的人享受芬芳、種的人也感到芬芳的咖啡不是很美好！

香港翡翠台「星期二檔案」節目在兩年前曾經製作過一個專題「杯中的貧與富」，他們實際採訪中國江西省婺源的公平貿易茶的生產組織。訪談中茶農說到過去傳統茶市場，綠茶的收購價一斤只有兩、三塊錢人民幣，加入公平貿易組織之後，一斤茶可以得到五塊錢人民幣，以前的年收入是四千塊人民幣，現在提高到每年七千塊。相對於我們在末端市場買茶葉的價格，收購價增加兩塊錢實在微不足道，況且因為縮短了交易環節，這個成本可能並不見得會增加末端的銷售價格。總之，給予生產者合理的收購價，不只個別茶農的收入提高了，他們還利用合作社累積的公平貿易基金修了一條路、立了根路燈、修繕了學校，還提供當地子女外出念大學的助學金。而這一切都不是靠援助，而是他們自己努力賺來的報酬。

所以，公平貿易就是給生產者比較高的報酬？

合作經濟而非慈善事業

其實不只如此，公平貿易歷經五十多年的發展與演進，在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面貌。早期教會團體的發起帶有慈善的色彩，60年代開始的世界商店帶有些許的批判性格；80年代公平貿易發展標籤識別，走向大眾市場；到了90年代，因為標籤的氾濫，各個公平貿易組織開始走向合作，最終在1997年成立了「國際公平貿易標籤組織」(FLO, Fairtrade Labelling Organizations)，將全世界的公平貿易生產團體、貿易商、倡議組織整合在一個操作標準之下，並且在2003年統一更換標籤，有效的建立消費者對於公平貿易商品的信賴感與辨識度，也因此最近幾年公平貿易才會如此的蓬勃發展。

從過去各個團體的單打獨鬥，走到現在類似「合作經濟」的模式，其中最大的差異就在於務實的解決生產者的貧窮問題。要解決貧窮問題，除了給予他們合理的報酬外，他們要能夠自力的成長，還需要有水、電、醫療、教育等基礎建設的投資；如果只是給予合理的報酬，要讓那些生產者存到足的的資金來做基礎建設可能需要很久的時間。所以，FLO除了規範每種農產品的最低保障收購價格(Minimum Price)之外，公平貿易商還會提撥一定的比例的金額作為公平貿易基金(Fairtrade Premium)，這筆基金是交由生產者組織自己決定用途，用來興建基礎設施以促進社區的公共利益。

所謂「合作經濟」的模式，就是生產者組織與貿易商都必須要認同與遵守公平貿易的理念成為FLO的會員，建立可責信的交易制度；生產者必須先自我組織成一個以民主機制運作的生產合作社；買賣雙方是長期的合作關係以協助生產者組織自立生產並改善其管理與接觸市場的能力；公平貿易不是只有買賣，還有宣傳、訓練與教育消費者的工作。

本書作者Dean Cycon是美國非常資深的公平貿易咖啡商，他早期因創辦Coffee Kids這個非營利組織而聞名，也因此他與許多國家的咖啡生產者有長期的合作關係，這本書就是他的田野筆記，透過九個不同國家的案例，我們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他與生產者的合作關係以及公平貿易在產地的運作模式。作者非常忠實地呈現他的經歷，並沒有因為他是公平貿易商而美化公平貿易體系，公平貿易在實際的運作上並非完美，還有許多需要克服與修正的地方。組織的好與壞，是每個參與者的責任，只有參與者持續且更積極的投入與合作，才有機會讓這個體系更加進步。

回想起三年前第一次進口的曼特寧豆子，大小不均也就算了，蟲蛀豆、破碎豆甚至小石頭都是一眼就可以看到。那時我拿了樣品給一位台灣咖啡商看，他笑說從來沒見過這種豆子，更笑我花這種錢可以買到非常高等級的曼特寧豆。我寫信給國際公平貿易組織詢問那個合作社的狀況，他們只簡單的回了我一句話：「這個合作社還很年輕，我們要給他們時間，這就是公平貿易。」還有一次我寫信去問關於有機的問題，得到的答覆也很簡短：「這些農民窮到沒有錢買農藥，所以咖啡都是沒有使用農藥種植的，目前他們也沒有能力申請有機認證」。的確，走訪公平貿易咖啡產地，咖啡樹多是稀疏的散佈在高低起伏的樹林裡，參雜著各種植物，鮮少看到整齊排列、高低一致的咖啡林。

就是這樣簡單的回覆，讓我更理解公平貿易：一種關心與分享的夥伴精神。為了讓支持公平貿易的消費者喝到好的咖啡，生態綠的伙伴一直以來都是靠人肉勞動，一顆顆篩選咖啡豆。這三年來生態綠走訪咖啡產地，看到合作的咖啡農民生活改善、拿到有機認証，豆子的品質也愈來好，對我而言，天底下沒有一杯曼特寧比得上共同成長所孕育出來的好滋味。

跨界的實踐

過去幾年很慶幸的得到一些媒體的關注，很多採訪記者問我的第一個問題都是「你很喜歡喝咖啡嗎？要不怎會想要賣咖啡？」。我總是笑笑回說，王永慶應該不會喜歡石油，嚴凱泰也不會熱愛汽車，因為熱愛汽車的人都去當黑手了。對我來說，咖啡只是個媒介，讓我有機會跟消費者溝通他們的權益問題。

咖啡技術，對我來說只是一門專業，但咖啡產業對環境生態與勞動權益的關聯，才是引發我從環保份子轉行投入這裡的熱情所在。我原本就聽過Coffee Kids這個知名的非營利組織，也知道Dean Beans這個知名的公平貿易先鋒，感謝這本書，讓我知道原來它們都是Dean Cycon所創立的，而且這位Dean Cycon早先是位活躍的環境人權律師。一個咖啡業界的外行人，能夠對龐大的咖啡產業產生影響力，這對我來說是個莫大的鼓舞。

倘若我們的商業行為就只是比較商品的功能與價格，忽略了消費者與生產者的社會關係以及生產鍊中環境與人權問題，那個表像的功能與價格其實隱藏了許多生態災難、食品安全、價格波動等系統性的風險與危機。有沒有一種對生產者、消費者、商人以及生態環境都彼此互利而非爾虞我詐的商業模式？我想，這就是我們之所以跨界實踐的目的。

近年來開始有些關心農業的朋友下鄉務農，常常聽到他們提到被隔壁的阿伯笑說，你這樣不對啦、你應該如何如何...這群朋友大多都不是農家出身，務農絕對不是他們的專業或嗜好，只是一份對環境的熱情而踩在泥土裡，或許我們現在用價格或外觀來評量他們的產品會得不到好的分數，但是我相信唯有消費者與生產者一起共同成長的果實才是最甜美的。最後希望大家給予他們最溫暖的鼓勵！



推薦序2：旅程永遠未完

雨林咖啡創辦人　吳子鈺

猶記多年前初次踏上的印尼土地，蘇門答臘，一個帶有濃厚熱帶憂鬱的所在，點綴著神祕又危險的想像，生物隱晦又囂張地滋生蔓延，彷彿隨處都盤掛著巨蟒，惡虎在密林裡漫遊。何其遙遠的地理名詞！

我去了。走動，停留。數年過去，巨蟒老虎停留在小說電影裡，真實的生命風景中出現的，是那些尚能定靜的瞬間，一幅幅從記憶中自動躍出的畫面：走不完的荒僻山路，近午日頭烈焰下，小小孩們放學手牽手回家，精靈般唱著歌；鬧市雜沓，車輛橫衝直撞震天價響，人影憧憧，悶熱濁重的各式氣味無從逃避，失速般的暈眩裡，整座城市轟轟然就要從感官邊緣墜落；黃昏降臨，晚霞夕顏燦麗，野地蜻蜓滿天，空氣有著晚炊的木材燃燒、淡淡泥土香氣，我恍惚回到童年夏天。然後是人。印尼人。那些我初次到訪所見，一個個說話著、步行著、在他們自身世界悠然存活著的身體心靈，他們眼神的清亮明澈或蔽翳滄桑，話語流動的秀麗宛轉或粗糙破碎，於我皆有無盡生趣。但，他們只是異國文化萬花筒裡流轉閃耀的晶晶碎片。一直要到熟識了現今的咖啡夥伴後，印尼這個國家，才開始立體具象。他們是當地環境NGO工作者，從蘇門答臘廣袤的幅員聚合到城市裡，上大學，背負遠方老家的家計，面對謀生刻苦的日子。從他們身上，我像個努力拼圖的小孩，企圖把印尼的歷史語言文化，一片片慢慢拼湊成一幅我能辨認的南方寫真。是啊南方，朝拜迷戀西方太久的頭顱，幾乎無法轉動往南方看一眼：爪哇舞者優雅翻飛的手勢，古王朝的興盛繁華，伊斯蘭的肅穆清靜，印尼文動詞連綴出意義的瓜瓞延綿……以及殖民的寡德暴烈，種植園裡的血汗，獨立後的紛擾和貪婪獨裁，病厭厭的一個南方大國如何讓貧窮和腐敗侵蝕毀壞每一個人民的心靈……

我依舊走動停留，在台灣和蘇門答臘之間。我心裡彷若有召喚。我常常想念那片受傷的溫柔大地，無數貧困人們臉上的平靜微笑。有一整年，我思索著，心念越來越強，和印尼夥伴維持緊密聯繫的同時，我們發想了一起行動的可能性──如果我們選擇咖啡作為工具，用公平貿易的形式，嘗試去行動和說故事。讓故事連結台灣和蘇門答臘能看見彼此，讓行動帶來改變。這是我們「雨林咖啡」的旅程緣起。

四年前，我和印尼夥伴Anggi及Sugeng，密謀革命般地著手實行這個略帶天真的構想。我們沒有一個人對咖啡有任何的基本掌握，包括產區選擇，產銷結構，人脈關係等等，也完全不懂進出口，沒有任何經驗可參照，並且沒有錢。一切從零開始，一場冒險式的漫長艱辛田野。2007年，我們沿著本書作者所述的路線，從蘇北省棉蘭市（Medan）進入中亞齊打京岸（Takengon）的迦幼（Gayo）咖啡產區，猶記得山路長似通往世界盡頭，行行復行行，向晚暮色中眼前欣見大片漫山鋪地的咖啡園。初次的田野踏查中，我們認識並記錄當地咖啡品種，農民主要的種植及田間管理模式，行政區域及村落基本資料，咖啡從農民端脫手後的買賣結構，咖啡的中間處理過程等等。這些資訊，是我們判斷能否在當地進行公平貿易實踐的基礎。

2008年5月我們第一次購買咖啡。構思計畫時的浪漫想像甚至激情，到此需代以理性冷靜的判斷。這乃是真刀真槍的實踐田野，而非筆記本、錄音機和與報導人冗長問答後的知識生產。四年以來，我們從對咖啡一無所知，到在產區租屋進駐，觀察影響咖啡製作及產銷的每個環節，認識當地社會裡的人事物，慢慢累積我們的實作經驗值和社會基礎。而在文獻規章裡抽象的公平交易內涵，到此也必須從名詞轉化成動詞。舉例而言，我們在數次購買中發現，一般粗糙的公平交易模式根本無法實現最基本的理想──給予農民較佳的交易價格。中亞齊（以打京岸和Bener Meriah兩地為主）當地的交易結構為：農民—第一線收購者—中盤—與國際對口之大收購商四個層級。整體而言，咖啡的產地價格是掌握在歐美的期貨市場，亦即典型的買方市場（除非因天災或病蟲害所致之產銷失衡，但其價格之決定仍表現於期貨交易波動中）。農民最為弱勢，除欠缺交易資訊外，其交易管道及價格皆取決於第一線收購者。交易結構中四個層級相互間其實就是當地複雜的社會關係。以農民和第一線收購者而言，後者通常是村莊裡的意見領袖、社經地位優勢者和中間製程生產設備擁有者。村莊裡的農民，很可能在不流動的鄉村社會裡，一生只把咖啡豆賣給同一位收購者。因此，公平貿易的實作裡，最重要的是確保第一線收購者願意將較佳利潤，實價給予農民。我們在亞齊觀察到，國際公平貿易所成立的當地合作社（第三及第四層），常由少數領導人私吞或與第一線收購者勾結分配回饋利潤，農民根本被排除在外。如此，公平貿易若要實踐其理想，必須要是一個長期「蹲點」，深入當地社會，掌握脈絡和人際關係，制定策略並隨情境靈活判斷的過程。

與人性的交會和搏鬥，或許是四年來另一個難忘的體會。我和另外兩位夥伴，對咖啡產地而言是十足的「他者」。再怎麼謹慎細緻，我們仍舊是「闖入」了當地社會。亞齊省是整個印尼最遵循伊斯蘭律法的地區，農業社會加上宗教因素，我們常常與當地的伊斯蘭心靈及世界觀道德觀，以及「迦幼」文化產生個人經驗裡親密又緊張的對話。或者，我們在遙遠他方想像第三世界貧苦農民，大多浪漫地將其刻版印象化為單面向的質樸純真。經驗裡，我們曾被許多老農民的誠懇無偽、虔敬深摯所感動；當然也遇過人因為利益糾葛而產生的些許不快。公平貿易的許諾，如果只停留在物質利益的增加，而欠缺公共性的培養，或知性靈性層面的成長，那就必須正視並處理人性裡可能乍現的陰暗。

然而咖啡旅程大部分是美好的。當超過十二個鐘頭的車程已成習慣，大片樹蔭下深綠咖啡樹叢已在視覺記憶裡定格，在台灣我常思念，迦幼山區，無垠夜空下反射著銀白月光，開闊清朗，延伸到黑夜裡視線盡頭的溫柔高原；村莊裡我們暱稱爸爸的老農民，一定曙光乍現即起而做他的晨拜，然後花一整個早上在咖啡園鋤草整理。他是否安好？當我們將公平貿易的諸多計畫，在當地慢慢一個個地付諸實踐時，我知道我們的旅程永遠未完。

我欣見本書的出版，定能幫助台灣讀者拓展對咖啡本身的視野，進而提升對咖啡文化及公平貿易議題的理解深度。誠如作者所言，「在整個咖啡產業中，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不曾造訪過任何一個咖啡產地」，這是咖啡這個全世界最重要飲料，從產地到杯底過程裡深重的一個斷裂。因為無從理解，所以無從關懷；因為看不見生產者，所以也聽不到對不義的呼喊；因為資訊匱乏，所以出現太多可供有心者操作的空間。作者的旅程幾乎遍布全世界重要咖啡產區，我們可以瞥見一幅具體而微的世界咖啡生產地圖，在其中，作者以他親身的經驗，鋪陳出各產區的基本社會文化圖像，和特定的公平貿易生產故事。重要的是，這些故事皆是能彰顯出公平貿易實踐意義的真實案例，讀來令人神往。在第八章中，作者行腳所至之處，也幾乎是我們雨林咖啡在蘇門答臘的旅程路線，所提人物也略有間接關係，令人不禁莞爾！

在此或須一提，公平貿易對台灣來說是一個嶄新的概念。反思其並不長久的形成歷史，可觀察出一些特徵：建基於西方基督教傳統底下人道主義關懷及對殖民歷史的自我反省，其實踐，依靠過去殖民母國與殖民地所建立的深刻複雜的既存關係（如西歐），或者是現代化強國（如日本）以其經濟實力複製或延伸歐美的行動概念，並且，消費國及產地國具有「以西方體制為現代化標準之進程」裡強國、弱國，先進國、後進國的權力對立關係。簡言之，公平貿易的實踐亟具後殖民的柔性霸權色彩。在台灣發展的公平貿易經驗，我們明顯異質於西方模式。在公平貿易已漸被接受為一種較具人道價值、較具環境友善理想的消費模式時，或許我們應該提問：台灣在此議題上是否具有主體性？我們如何能有自己關於公平貿易的論述內涵？並且，公平貿易如果失去了動態實踐，容易淪為消費端以正義為名的空洞販賣或商業操作。我們如何讓台灣的公平貿易有具體實踐的經驗歷程？與讀者共同深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