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動一定不要是反應，而是創造
「我持有對現實的欲望，因為我相信我的欲望的實現！」
凌晨兩點開車衝上台北的時候，腦袋一直浮現這句話。是的，今天我還要上課，還有生平第一次的個展要開幕，但看到我學生朋友都在行政院遭受警察暴力對待，我無法靜心，除了衝車北上，別無它法。我無法強迫學生「罷課」，像一間大學教授強迫他們若不到抗議現場就要寫一萬字的報告，但容許我請假吧，我可以花更多的時間補課。因為老師不能將自己的政治判斷加諸學生身上，而上課是討論政治判斷的基礎，知識並不亞於街頭；同時，街頭也不亞於知識，我們要改變的並非文詞美妙思辨精采的腦波，而是現實。
「禁止一切禁止！」
今天的課是「文化行動研究」，這是我來高師大教書後每年必開的課程，通常以1960年代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與1968年的學生運動作為開章，從第三世界與解殖的觀點來理解歐美青年「花的革命」是如何產生的。討論達達主義與國際情境主義者如何突破藝術專業與日常生活的界線，以日常生活作為鬥爭的思考。1999年西雅圖反全球化運動產生的翻轉和全球獨立媒體中心（indymedia center）的興起，墨西哥原住民解放軍 Zapatista 精采的副司令 Marcos 的童話革命哲學，到後現代花俏的各種政治塗鴉、電音派對以及環保先鋒主義、監督不良企業、文化反堵等等。從三一八學潮發生以後，許多畢業的學生又拿起當初上課的文本開始閱讀，並告訴我：「當初我有念沒有懂，現在我懂了。」於是，知識變成了實踐力量，故事變成經驗。
除了1960年代的嬉皮（Hippie）文化是帝國主義的殘響外，其他的運動其實都緊扣著一個主題：新自由主義與自由貿易協定（FTA, Free Trade Agreement）。新自由主義是資產階級復辟運動，將全球的貧富差距拉回1920年代二戰前的「水準」，而使得貧富差距縮小的並非人類的良心與努力，而是戰爭。新自由主義不是經濟成長的哲學，而是財富分配的技術，是解除公共、集體、福利等人類好不容易歷經工業革命後努力習得的公平社會的制度安排。而自由貿易協定，則是讓新自由主義能夠全球運作的國際「協商」手段（連協商都不用的是美國對待智利、伊拉克的模式），是巨型經濟政體最有效的工具，透過國與國的祕密約定（如美國的 TPA 法案），或脅迫的約定，使得財富移轉更容易，而弱勢的產業（如墨西哥原住民的耕地，台灣的小農）被犧牲，人民公共財被賤售（如國有土地、國營企業），集體消費被財團化（如醫院、大學、住宅、交通運輸、電信、電力，甚至水源），新自由主義的解除管制聽起來很可口，真正的意思就是解除資本運作的限制。
1995年WTO 成立，此架構要取代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簡稱GATT）。台灣為了加入 WTO，李登輝在1996年喊出了亞太營運中心，更早之前，行政院在1989年就成立了「公營事業民營化推動小組」，1991年立法院通過「公營事業轉移民營條例」，直到2002年，台灣才正式加入WTO。過程中最引入注目的就是中華電信工會2000年左右的抗爭事件。中華電信是第一家採取私有化的國營企業，當時是台灣最大的電信公司，亞洲第五大，世界排行第十五。自從中華電信私有化後，國營企業私有化就幾乎沒有遭遇任何阻礙了，遑論之後台星、台紐自由貿易協定，美國牛肉（健康考量多於自由貿易協定）之後也無任何阻礙。台灣政府並非今日才不顧保護人民財產的義務，在更早之前，台灣其實已經讓國際資本予取予求了。如果真如馬江政府宣稱的自由貿易協定這麼管用，為何參加 WTO 後經濟不見好轉？中星中紐貿易協定之後，台灣又哪裡獲利了？
中國因素當然是此次反服貿運動會有這麼大的動員力量的重要原因，反對黑箱作業的公民仍屬多數，如關廠工人團體反對自由貿易協定則是少數。三一八 學潮運動並非僅是反對與中國的服務貿易協定而已，也是冷戰結構的歷史殘留，美國重回亞太地區戰略布局，與新自由主義與區域經濟強權侵蝕台灣社會所造成的十年來不公不義的徵收開發等等的複合症狀，中國只是病徵之一。因此，我們不要將此次學潮與公民行動當成是病徵的反應而已，如此巨大的社會力量就只能像發了疹子一樣，應該是要創造，創造去理解新自由主義在台灣制度安排詭計之機會，創造堅決反對自由貿易協定（而非自由貿易）的基礎，創造台灣的發展乃在確保國土而非僅只是國界上防線，創造市民更關心都更條例、農地再生條例、稅制不公、醫療教育文化住宅私有化危機等等的契機。因為我們既不願意餓死，也不願意活在百般無聊不公不義由資本操控的世界。自由貿易協定不會讓世界更好，只是肥貓全拿（Fats take all）的遊戲。
──原刊於《今藝術》2014年四月號，寫於2014年三月二十四日凌晨，北上支援學生遭受行政院警察暴力對待的夜行車上。
我們一起愛（或恨）大黃鴨，只是因為我們害怕羞恥
「流行根除了羞恥感，因為流行代表著大眾行為，同樣地，在參與大眾犯罪行為時責任感就消失了，而當個人單獨這樣做的時候他會感到畏懼。」這是以貨幣哲學成名的齊美爾（Georg Simmel）在1905年就寫下的經典文〈Fashion, Adornment and Style〉中的句子 。
對齊美爾來說，流行（fashion）是易變與持續變動的，是人們尋求同一和區異的風格形式。原始部落不會有流行，因為每個階層都有服膺秩序的服飾，集權社會也不會有，因為順從由上而下的命令，壓制個體性（individuality）的社會也不會有流行。同樣的，在個體性得以高度張揚的社會也不會有流行，例如歐洲的大城市或紐約，每個人樂於不一樣，你不會看到如台北東區妹或韓國首爾東大門附近的流行複製體成群出現。流行只產生於個人主體有機會既尋求關聯也保留差異行為的社會，將一致化傾向與個性差異化意欲相結合的形式。因之，流行是保有個體性的社會融合機制，憑藉不同的流行事物，個別群體既可以建立它內部的一致性，也可與其他群體區異。當自我受到特別看重時，當一個個體受到某個社會圈子的注意，而此種注意的方式讓個體覺得不怎麼恰當時，羞恥感就隨即產生，因此有人會盡力與人穿一樣的衣服，化同樣的妝，做同樣的事，同樣的理由也會使人用各種方法引人注意，無論何者，實際上都在加強或淡化自我感顯現之間痛苦的搖擺。流行是羞恥感的鏡子。
高雄光榮碼頭裡的巨大的塑膠黃鴨，是台灣長期煩悶紛擾中出現的新鮮歡樂。一個人對著巨型塑膠黃鴨手舞足蹈是好笑的，但一群人則是歡樂流行的，一個人對著大黃鴨發表藝術高見是丟臉的，有人一起罵則是時尚的。在我的臉書上，日日都讓我感受黃鴨的魅力，一方是興高采烈在高雄光榮碼頭拍照，購買紀念品的擁擠群眾以及巨大塑膠黃鴨無福光臨的各個城市的山寨秀；一方面則是批評沒有品味的愚蠢從眾，巨大的 PVC會製造污染，責怪黃鴨沒有藝術價值或群眾不懂其藝術價值，或稱之浪費公帑的城市作秀，或將其改成薑母鴨造型的「不屑」人們。
我在大阪見過這隻鴨子，在不算寬的河道上與兩岸的現代建築對比出的童趣，城市景觀與日常生活物件尺度變異造成新鮮感的確令我驚豔，我也可以想像在八月煙火節河道上的黃色巨鴨注視兩岸草地和服派對的違和樂趣。我也聽過這隻鴨子在香港得了禽流感而消氣的現實共感。
為何一種特定的形式會變成流行？不僅僅是透過某些個人的突出創造又非每個人都能模仿的獨特表現來證實其品味，而且也由於害怕違反和每個人都相似並且每個人都能接近的形式與行為而自我懲罰的羞恥感。
黃鴨流行提供台灣合宜的引人注目事件，任何流行事物可以免於個人在成為注意對象時所經驗到的不愉快。政治社會上的分裂鬥爭已使得台灣人無論參與哪一方的群體都會經驗不愉快，只有在黃鴨前，才有可能每個人都相似而且每個人都可以接近。非常嘲諷地，黃鴨使得台灣社會各界和諧共處，因為台灣社會不會有任何的對立像黃鴨的喜愛者與批評者的對抗如此輕微了，黃鴨產生了形式同一的力量。我們一起愛或恨黃鴨，只是我們想消滅羞恥。我們真誠地想要歡欣鼓舞，與鄰人同樂，不論黨派，手拉手共享童稚的快樂，但因為我們想要真誠地思考辯論在台灣的現實政治下幾乎不可能了，從低薪資到服貿議題，從都更到環境破壞，最終，我們只能花了遠大於黃鴨創作者所能期望的喜愛，來消除我們的羞恥了。
左派更應該花力氣在大眾文化的鬥爭場域，拒絕高低文化區分的假問題，而不是去批評民眾行為。要有能力分析「民眾因為客體而起反應的結構」，而非又一次地解釋客體操弄主體，消費主宰群眾的老觀點。巨大黃鴨之所以引台灣人關注，也許僅是它是唯一不傷害情感、不會引起衝突的群眾運動而已。
──原刊於《今藝術》2013年十二月號。
包租婆之島
悼念文創產業只有產值，沒有文化的人士根本錯得離譜。首先，產業產值增加多少難說得準，政府大力投資卻未見其自吹自擂的報告可見端倪；其次，擔心產業沒有文化就好像擔心電動遊戲沒有文化一樣好笑，只是此文化邏輯與場域特徵不太如文化菁英們的設想而已，例如宅文化登不上檯面，也沒拿過文創產補助，但可能是台灣最有產值的文化了。
值得追問的，並不是文化與產業之間的矛盾，而是當我們從英國工黨手上將創意工業（creative industry）加油添醋變成不倫不類的文化創意產業（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y）時，就應該知道後果也會大有不同。英國以投資核心新興產業、創新產品內容與行銷方式，以詳細統計提出產值總量與全球地理分布數據，讓保守黨信服工黨可以不用搞資本產業累積的老路線而可以振興經濟發展。我們只是將原本的產業披上文化外套，讓政府與商人左右手來去互捧，將文化變成產業投資項目，要求文化事業要能自負盈虧繼而創造盈餘，所以投注在幾個標竿團體上。投資產業是創投與增值概念，由經濟部主導；而文化則需長期累積與扶持，無法在短期內見效，才需文化部有策略地補助，這麼一般的道理，到了台灣，由於產業與文化的關係被弄擰了，搞得全島烏黑一片誰也說不清，文化部變成經濟部，經濟部變成文化部，將產業當文化投資大方，將文化當產業要求產值績效，一搞幾年下來，成效有限。來看一個簡單的數據，單就其電影而論，韓國境內的國片佔有率從1992年的20%進步到2004年的60%，出口成長了六十五倍。台灣國片近幾年看似翻了身，有各種補助獎勵加持，地方政府也推出「得來速」服務，但國片的市佔率始終只有11%而已，外銷出口少得可憐。
台灣文創產業與英國創意工業最大的差別是，後者以核心創意工業產品行銷世界，而台灣則以包租婆身分來展示、行銷他們的產品。台灣文創沒有核心創造力與產業生產能力，只有美妙彈性的空間出租政策，將原本創造產業文化的人趕跑了，然後由另一群人去收原本創造產業文化人的租金。
台灣是個迷人的包租婆，生意不分內外，產業不分東西。美術館成為國際策展公司的秀場，各地的駐村計畫成為國內外藝術家的臨時工作室，有意思的歷史街區成為文青咖啡店與手感創意的小佃房，驅趕眷村原住戶然後大賣眷村菜，拆毀無數眷村的同時推動眷村文化節，趕拍以眷村為背景的電影與電視劇。文創園區就是空間出租園區，花了大筆公共投資修繕的菸廠酒廠，拱手讓商業公司進駐管理，成為公司促銷商展、節慶舉辦的場所，當然還包含了大專院校學生辛苦籌錢的各種畢業展、設計展等等血汗展覽。除了空間區位分布不一外，場所內容是一樣的，咖啡店、文青商品店、餐廳、誠品、live house、光點。
到了華山酒廠，你不會知道在委由台灣文創公司經營之前，這由藝術家抗爭而獲取保留的空間，曾經一年有一千多場各種免費的、地下的文化展覽與演出，現在則是一棟棟高級出租倉庫，由於租金彈性補助策略，平均日租金四百坪從四．五萬到十一萬。松山菸廠歷經多年爭吵，從巨蛋到森林公園，也許普立茲獎得主伊東豊雄（Toyo Ito）的建築和誠品的進駐安撫（或鎮壓）了市民聲音，但也只是另外一個房產商品，高級會展中心和風味倉庫的差別。
文創產業園區是一個都市計畫的實踐，是產業投資和空間再生產的操作。在香港的M＋博物館區計畫，總面積達三十七萬五千米平方，由中國當代藝術收藏家烏利希克（Uli Sigg）捐贈一千四百六十三件作品總價高達十三億港幣作為核心價值，填海造地推動博物館群的發展；日本的新六本木丘強調的是藝術智慧城（Artelligent City），以觀光與娛樂和三座美術館／展場推動的造城計畫；最近甫開幕的上海西岸藝術雙年展實則是未來上海西岸文化走廊計畫的先鋒部隊，此計畫包括與美國夢工廠合資的動畫工作室與幾家新的美術館，有世界最大的室外美術館，以及大衛．奇普菲爾德（David Chipperfield）設計的西岸美術館、印尼收藏家余德耀的余德耀美術館，以及龍美術館的第二場館等。這三者都以文創作為都市開發的工具，強調產業生產與競爭，在香港，以藏品投資發展藝術教育，日本則是娛樂工業結合觀光，上海則是藝術房地產（art real estate）的成熟運作範例。
現在已經沒有前衛藝術了，有的話，也只是資本主義的前衛部隊（Avant-guard of capitalism）。要搞文創產業園區就認真思考藝術房地產的操作，認真提出都市振興方案，而不要只是做個包租婆，還無恥倡言文化種種；要搞文化，就認真提出長期計畫以及文化價值的另類計算，否則，台灣終將沒有產業、沒有文化，只有書店排行榜架上的翻譯書籍，就像個包租婆炫耀自己有文化的具現。
──原刊於《今藝術》2013年十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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