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如果你有隱形戒指，你會做什麼？
柏拉圖（Plato, 428-347 B.C.）應該是古希臘最重要的哲學家，他有一個最有名的對話錄叫做《理想國》，在這個對話錄中一位辯士提出一個非常有趣的故事：
蓋吉士（Gyges）是為利底亞（Lydia）國王工作的一名牧羊人，有一天當他在放牧羊群時，忽然來了一場暴風雨加上地震，震開了一個地洞，他被這個景象所吸引，就走下地洞，在洞裡他看到許多驚奇的事物，其中有一隻銅馬，這隻馬的中間是空的，像一扇門。蓋吉士走進這道門，看到一具比人的體形還要高大的屍體，這具屍體的手指上有一枚金戒指，蓋吉士離開時只帶走這枚戒指。他帶著這枚戒指參加牧羊人每個月的例會，這個會議是向國王報告羊群的狀況，開會期間他無意間把戒指的座盤往內轉，這時他發現他的同伴似乎看不見他，因為他們在談到他的時候，就好像他是離開的一樣。蓋吉士非常驚訝，於是他再把戒指的座盤往外轉，結果他又變回可以被看見的人。

蓋吉士在驚喜之餘，開始對這枚戒指進行試驗，看它是不是真的具有這樣的魔力，結果他發現每次把座盤往內轉，自己就變成隱形人，往外轉就現身。經由這個發現，他盤算在出席一個向國王報告的宴會時，引誘皇后，而且透過皇后的幫助，謀殺國王、取得王位。

如果你是那位牧羊人，擁有這樣一枚隱形戒指，你會不會做同樣的事？在現代社會中，如果你擁有一枚隱形戒指，既不必偷，也不必用搶的，你會不會去銀行「拿」錢？會不會去珠寶店「取」走昂貴鑽戒？會不會大搖大擺走進心儀已久的異性家中，滿足你朝思暮想的情人夢？柏拉圖對話錄中的辯士認為，只要擁有一枚隱形戒指，日常生活中的有道德的人和沒有道德的人，都會做同樣的行為：滿足所有個人私欲的行為，「道德」就像一付枷鎖，禁錮的是每一個人內心深處狂野的私欲，一旦去除枷鎖，最真實的人性會如脫繮的野馬一樣，為所欲為。

道德是一種壓力
我上「倫理學」課的時候，幾乎每次都會問學生：「有沒有人喜歡吃蛋糕？請舉一下手。」當然有人會將手舉起來，而且表情自然輕鬆，覺得老師怎麼會問這種無意義的問題。接著我會問：「有沒有人喜歡同性？也就是說有沒有人是同性戀者？請舉一下手？」這個問題通常不會有人舉手，即使台大校園早就有同性戀的社團存在，但是在教室這種半公開場所，承認自己是同性戀，仍然有很大的心理壓力。一個喜歡吃蛋糕，一個喜歡同性，為什麼同樣是「喜歡」，卻會受不同的壓力？因為喜不喜歡吃蛋糕和道德無關，沒有人會認為不喜歡吃蛋糕是無恥。但是喜歡或不喜歡同性，儘管我們的社會已經相當開放，這仍然是一個和道德有關的問題。同性戀者在以往保守的社會中，被認為是變態，甚至是妖孽。

道德是人際之間的產物，兩個人以上才會產生道德上對錯的問題，道德問題是規範性的問題，所謂「規範」就是規定和限制，違反道德就是違反規定，所以違反道德會受到他人譴責的眼光，也會受到自己因道德教化所產生的良心折磨。譬如一個喜歡阿諛奉承的人，除非厚顏無恥到了極點，否則也不敢到處張揚說：「我喜歡拍馬屁。」因為「拍馬屁」和「吃蛋糕」雖然都是個人偏好，但後者可以理直氣壯的承認，而擁有前者這種偏好，如果讓別人知道，自己會感到羞愧，因為這種偏好涉及道德。如果哪一天「同性戀」和「喜歡吃蛋糕」一樣，被人們當成純粹是個人喜好、無關道德，同性戀者就可以大方出櫃，而不會遭遇任何異樣的眼光。

同樣的，如果「說謊」無關道德，說謊的人也不會在說謊時會產生不同的心理變化，測謊機也就失去功能。因此一個行為是否合乎道德，會影響到行為者的心境，因為道德具有規範作用，只要活在社會上，任何人在道德上的表現，必然會成為他人對「這個人」進行評價的最重要依據。所以通常從事不道德行為的人，也會盡量掩人耳目，因為這是見不得人的事。

任何一個在正常社會、正常家庭成長的人，從小就會受到一些道德教化，所以道德對任何人都會具有一些無形的壓力，就是因為道德對任何人都有一定的約束力，所以柏拉圖筆下的辯士才會認為，只要擁有隱形戒指，沒有人會在乎道德或不道德，因為隱形戒指的意義是：即使從事不道德的行為也保證不會被人知道，因此也絕不會受到任何外在的道德制裁。至於內在良心的制裁——在一個道德教化逐漸口號化、功利價值觀主導的社會，比起不道德可能得到的巨大利益，內在良心的聲音實在微不足道，就像在一場眾人嘶吼的狂歡舞會，誰會聽得到角落一名弱女子被暴徒欺負的求救聲？

道德既然是一種束縛，聰明的人們為何要自設枷鎖？為何不追求自由、解放、不受限制、為所欲為，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

人性和道德
《理想國》的辯士會認為只要擁有隱形戒指，原來有道德的人也會變得不道德，這裡面蘊涵兩個意義：一、道德只是一種工具，如果有機會，沒有人會為道德而道德；二、人性是利己的。這兩層意義加起來，等於宣佈：人其實是衣冠禽獸，道德只是美麗的外衣，人內在的真實本性充滿了貪婪、自私的獸性。由於道德會產生外在的懲罰，使得一般人在正常情況下不敢違反道德，因為違反道德在一般狀況下對自己比較不利，但是一旦有了隱形戒指，就可以保證外在制裁不會發生，內在的獸性自然就原形畢露。

據統計，台北市每天有數百萬輛的摩托車進出，由於數量眾多所以違規比較不容易遭到取締，因此台北市的摩托車東鑽西竄，穿梭在「禁行機車」道、違規轉彎、闖紅燈等情節，是天天發生、人們司空見慣的事。但是如果在一個有警察指揮交通的十字路口，摩托車騎士也會遵守交通規則，因為這種情況下違規會受到立即的制裁，聰明人不會做這種不利自己的行為。

「守法」當然是一種道德行為的表現，有一個方式很容易測驗一個人是否為道德而道德：半夜兩點鐘，如果你開車經過一個亮著紅燈的路口，沒有警察、也沒有照相裝置、四下無人，你闖不闖紅燈？通常的答案是：不闖是笨蛋。如果這個答案是大多數人「心中」的答案，這證明《理想國》的辯士對人性的假設是正確的，一個人把道德當成目的還是工具，最簡單的測試方法就是：當沒有人知道你違反道德時，你會不會違反道德？譬如：在半夜僻靜、空無一人的巷道，你看到地上有十萬元現鈔，你會據為己有？還是送交警察局？

當然有人會說：「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隱形戒指就是要保證你所做的行為，百分之百不會有人知道。當然也有人會說：「舉頭三尺有神明」，但是這類說法只適用於相信鬼神存在的人，對於許多不具有宗教或來世信仰的人，這些說法都擋不住內在的貪婪。

雖然傳統的儒家信仰主張人性本善或向善，但是中國民間家庭中一般的道德教育方式，背後的精神卻是「隱形戒指」式的，中國的父母告誡子女不能做壞事，說法常常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間未到」，這種運用懲罰的方式從事道德教化，就是把道德當成一種工具，把人性看成利己。其實儒家思想強調「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慎獨」的道理，都和「隱形戒指」的精神相通，只是儒家過度強調人類善性的「擴而充之」，「惡」的防範通常不被當成道德教化的重心。這造成道德要求曲高和寡，民間家庭普遍把道德工具化、功利化，這其實是目前我們社會道德教育失敗最大的癥結。

如果人性本善，人人都可以成聖賢，當然道德教化就應該要求每一個人都努力成為聖賢。這樣的想法在中國社會從科舉考試以來，就成為政治上公開宣揚的標準，而且成為決定一個人功成名就必須遵守的規範。在這樣的「普世」價值觀之下，如果有人公開表示不願意成為聖賢，人們的評論一定是：「這個人自甘墮落。」但是成聖成賢談何容易？因此大多數人學會的處世哲學是：說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這也可以說明為何自古以來最重道德教化的中國社會，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反而比較多是客套虛偽的深層原因。

如果看過每年大學聯考高中生寫的作文的人，一定會覺得我們的下一代充滿了希望，因為字裡行間洋溢著「愛國愛人」的熱情和價值觀，大概沒有人在作文中表示自己是一個自私自利的大壞蛋。但是高中生心裡非常明白，他們所寫的是社會要的「標準答案」，是給閱卷老師看的，而不是他們平時要做的。這份虛偽來自對道德存在之目的的無知，就是這份虛偽使我們的道德變成口號，也使從事道德教育者充滿無力感。
我們實在需要重新正視人性。

道德教育不是為了製造聖人
對於人性，雖然西方也有思想家主張人的本性是善良的，譬如：十八世紀出生於瑞士的法國哲學家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但是在談論道德存在的目的和起源時，大多數的西方哲學家認為人性基本上是利己的，不只柏拉圖《理想國》中的辯士持這種人性觀，十六、七世紀英國一位重量級的哲學家霍布士（Thomas Hobbes, 1588-1679）更是這種觀點的集大成者。

人的本性到底是善還是惡？這恐怕是一個得不到定論的問題，但是比較可信的說法是（套用當代一位哲學家的說法）：人的利己心具有宰制性，也就是說人雖然也有利他的傾向，但是人性最顯著的部分是利己。另一位當代學者稱這種人性特點為「有限的同情心」，也就是說大多數人自然的傾向是：比較關懷自己的需求和利益的滿足，而比較不關心他人需求和利益的滿足。我們民間流行的俗語「人不自私天誅地滅」的想法，顯然比較接近這種人性觀，而和主流儒家「性善論」或「向善論」的想法牴觸。

如果人類的同情心是有限的，而維持人類生存所需要的資源也是有限的，人們自然就會因為求生存而產生衝突，學者稱這種處境為「人類的困境」（human predicament），而道德存在的目的就是為了改善人類存在的這種困境。如果這種說法是可信的，那麼道德教育的目的就不是為了培養聖人，而是為了一般人如何和他人和平相處，因此社會上任何一個人，只要必須和他人互動、進行人際往來，必要的道德要求，是人際和諧、甚至社會和諧所不可缺少的。

上述道德存在的目的只是一個簡略的論證，下一章我們會有更細緻的討論，但是從這個簡略的推理至少可以澄清一件事：道德不是高高在上，不是寫作文時的虛妄口號，更不是拿來供奉的教條，而是我們生存的工具、過日子的方法，不用這種方法過日子，我們等於選擇衝突而不是和平，沒有和平我們不可能心安，「平安就是福」，每天活在不安當中，怎麼可能幸福？

道德不是聖人的事、不是寫作文用的，而是每一個人的事、是日常生活中每天要去實踐的事，亞里斯多德說美德是幸福人生的必要條件，就是這個道理：有道德不一定幸福，沒有道德一定不幸福。

五、享樂主義的矛盾
大多數人都認為，有錢不一定幸福，但是沒錢一定不幸福，所以追求金錢財富似乎是幸福生活的必要條件。二○○六年七月出版的第五○○期《今週刊》，封面故事是針對國人幸福和財富的調查，調查發現：幸福的人把家庭擺第一，財富擺第三，而不幸福的人卻把財富擺第一，家庭擺第三；對投資報酬率期望越高的人，反而越不幸福；財富無法帶來幸福快樂，幸福快樂的人反而容易帶來財富。
週刊上也寫了一則有趣的寓言，描述幸福和財富之間這種弔詭的關係。

有一隻小狗問媽媽：「什麼是幸福？」媽媽回答說：「幸福就是你的尾巴！」小狗聽了以後心想：「幸福是我的尾巴，那太簡單了！」於是牠追著自己的尾巴尋找幸福，結果牠追得團團轉，卻找不到幸福。於是再問牠媽媽：「為什麼我追不到幸福？」媽媽回答說：「你別追著你的尾巴跑，這樣永遠也追不到，幸福既然是你的尾巴，只要你昂首闊步向前走，幸福就會跟著你！」

享樂主義（hedonism）認為，人世間惟一值得追求的東西就是快樂或幸福，雖然在實際生活中人們會追求金錢、名位、權力、榮耀、健康等其他東西，但是這些東西都是實現快樂和幸福的手段或工具，譬如：人們想要獲得更多的錢財，因為金錢可以讓人們購買美食、豪宅、各種享受，以滿足自己的欲望，使自己過得比較舒適和滿意。所以金錢只是人們達成快樂或幸福的一種工具，沒有人只是為了愛錢而想得到錢。健康也是人們追求的一種價值，惟有健康才有幸福人生，所以健康也是實現幸福的一種工具，如果只有健康，但是卻一貧如洗，甚至負債累累，顯然也不可能擁有幸福生活。

如果不從嚴格的哲學批判，享樂主義的基本主張應該具有相當大的說服力，因為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所做所為，確實都是設法趨樂避苦、趨吉避凶、趨利避害，因此追求一個苦少樂多的幸福生活，應該是一般人的最終目標。但是我們應該如何追求快樂？如果沒有人只為了錢而賺錢，如果快樂和幸福是我們的最終目的，而不只是一種工具，那我們是不是就應該為了快樂而追求快樂？事實不然，為了得到快樂而只在乎快樂的人，結果反而得不到快樂，這就是哲學上有名的享樂主義的矛盾（the paradox of hedonism）。

忘了快樂反而快樂
如果朋友邀你週末一起去登山，你回答他說：「爬山累死人了，我不喜歡登山，我要快樂。」朋友問你要不要去打球，你拒絕他，因為打球不但耗費體力，而且容易受傷，你要的是快樂；朋友邀請你加入一個寫作性的社團，你表示對寫作沒有興趣，你只對得到快樂有興趣；朋友請你陪他下棋，你認為下棋會有輸贏，輸了會不舒服，贏了雖然會感到喜悅，但是要贏必須絞盡腦汁，這個過程並不快樂，所以你不要下棋，你只要快樂。總之你不要散步、不要工作、不要從事任何快樂以外的事，因為你只要快樂。根據享樂主義的矛盾，這樣的你，一心一意只在乎快樂，而對任何其他行為都沒有興趣，結果一定得不到快樂。

你可能會反駁說：「雖然我不要登山、不要下棋、不要參加社團活動、不要運動、不要工作，因為這些活動都不是快樂，但是我喜歡吃大餐，因為好吃的東西會讓我快樂；我喜歡縱情聲色，因為它會令我快樂，所以我不是什麼事都不做，而是我只做那些直接會產生快樂的事。」

然而從事直接產生快樂的行為，最後的結果並不一定是快樂，吃太多美食會造成心血管疾病、痛風、營養不均；縱情聲色會影響身體健康、危及幸福；吸毒酗酒都是滿足感官立即的快感，但通常反而會埋葬人們一生的幸福。相反的，有許多的快樂常常在你沒有預期的狀態下出現，譬如：一位專注於解決一個數學難題的人，基於好奇心和興趣，他可能被這樣的題目困擾一生，因為他可能一輩子都為找不出答案而苦惱，所以他投入解題的最初動機並不是為了快樂，但是一旦破解這個難題，他心中的快樂絕對是不言可喻的。又譬如：整天埋首於實驗室的科學家，他知道自己的辛勤不一定能得到結果，所以很少科學家是基於追求快樂而努力工作，但是當他在突然間有突破性的發現時，這種突如其來喜悅一定令他終生難忘。

享樂主義的矛盾其實包涵兩層意義：一、快樂往往在從事其他行為時伴隨產生，譬如：登山、下棋、運動、科學實驗的直接目的雖然不是快樂，也很少人在從事這些活動時先考慮快樂，但是快樂往往會伴隨這些活動而產生；二、忘了快樂反而比較容易得到快樂，快樂常常在你不知不覺的時候降臨。

享樂主義的矛盾對道德的啟示
一個人如果為了追求快樂而考慮道德，往往會發現做一個合乎道德要求的人比較吃虧，就像上一章所描述的，一個理性利己的人把道德當成只是追求個人利益的工具，所以不一定永遠遵守道德才是最有利的，因為這種意義的道德是一種外在的束縛、限制和壓力，因此能躲開道德制裁的不道德行為，才是對理性利己者最有利。

可是享樂主義的矛盾給我們一個重要的啟示：道德可不可能也像登山、下棋、運動、科學實驗一樣，你必須忘了快樂或利益而去從事它們，才會產生意想不到的快樂？俗話所謂「為善最樂」應該就是這個道理。一個人如果為了快樂去做善事，往往會發現付出和獲得不成比例，合乎道德要求的行為常常付出很多、回饋有限，因此如果你考慮的只是個人利益或快樂，似乎很難因為行善而得到快樂；相反的，如果一個人只是為了行善而完全沒有期待回報，可能反而得到相當大的快樂。

因此學者認為，要成功地勸告人們遵守道德，不能只從消極意義出發，一味強調如果違反道德會受到如何的懲罰，這會形成一種思考模式，就是把擔心受到懲罰當成遵守道德的惟一理由，這種對道德的理解方式，在一個人擁有類似隱形戒指的情境時，他當然會違反道德。因此一個成功的道德教化，不只要強調道德的懲戒功能，更應該強化道德的積極意義。

如果道德只是一種外在制裁，我們還強有力的懲戒機制，譬如：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我們可能需要一千萬警察，才能保證所有人都做到不亂丟垃圾，而且警察裡面要有五百萬監督另外五百萬，因為警察也會亂丟垃圾。更嚴重的是如果一個人處在接近隱形戒指的情境（譬如：在四下無人的情況，看到孩童溺水卻置之不理），再多的外在制裁力量似乎也無法發生作用。因此成功的道德教化必須使道德變成一種內在制裁。

根據倫理學家的論述，內在制裁有兩種：一種是消極的，一種是積極的。所謂消極的內在制裁是指一個人如果違反道德，會產生良心不安，如果道德內化成一種自我制裁，則我們不需要強大的懲戒機制，也可以使人們遵守道德的要求，因為背離道德的人會受到良心的折磨。但是如果面對的利益太大，有些人可能會昧著良心去幹不道德的勾當，所以即使是這樣的內在制裁，仍然建立在「懲罰」的概念之上。然而道德不只如此，所謂積極面的內在制裁，就是指人們從事道德行為之後會得到心靈的喜悅。

「助人為快樂之本」是寫作文用的口號？
二○○五年十月二十二日清晨，一位家住中壢的建中學生因為段考不理想，選擇在中壢火車站附近的大樓跳樓自殺，從他留下的遺言表示，如果當時他留在桃園的武陵高中就讀，也許就不會這麼不快樂。建中學生自殺事件其實已經不是新鮮事，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一位住在石牌的建中數理資優生，以童軍繩縛套頸部，懸吊在自宅四樓窗外自縊身亡，這位學生的父親是馬英九市長建中的同班同學，馬市長特別去他家拜訪。馬市長在外面演講時常提到，這位學生不但是數理資優，而且在其他業方面也比同年齡的同學成熟，別的同學每個禮拜的週記只能寫短短的八百字，他可以寫八千字。段考不如理想，選擇自殺；功課特優，也選擇自殺，進入全台灣人人稱羨的明星學校，為什麼他們並不快樂？

上課和學生談到資優生自殺問題，我會告訴學生如果下次出現自殺念頭，請記住我以下講的話：「既然你命不要了，把它交給我，我會把它送到台大安寧病房當志工，即使這樣操勞而死都比自殺有意義。更何況如果你在安寧病房為別人的苦痛分憂解勞，你對生命價值一定會有不同的體會。」

是的，幫助別人常常會令人產生意想不到的喜悅，幫助別人也會讓你發現原來自己活著是有價值的，而你有可能因此體悟到：原來活著的價值是來自於自己對別人是有用的，所以「助人為快樂之本」其實不是一句拿來寫作文用的口號，它是從實際人生中千錘百鍊出來的智慧，只有真正實踐過的人才能感受到其中的真意。因此從事道德行為往往可以產生快樂，而只有真正具有道德經驗的人，才能享受這類的快樂，這就是積極意義的內在制裁。

《今周刊》五○○期訪問社交名人何麗玲時，她表示：「一億或十億元的生活，對我而言，其實都是一樣的。」她認為財富達到一定程度，邊際效用就遞減，而感恩和分享是她幸福的來源，她和幾個朋友捐錢幫助一些需要幫助的家庭，對於自己這樣的作法，她說：「五萬元我只能買一樣東西，卻可以幫助十個家庭，每當我去拜訪這些家庭後，在回程的車上，心裡總是充滿了幸福。」獨樂樂不如眾樂樂，其實就是這個道理。道德確實可以對幸福人生有所貢獻。

財富名位會令人羨慕，但不會令人尊敬，令人羨慕是因為高人一等，令人尊敬則是活在人們心中。一個擁有品格和道德的人，才可能成為別人尊敬的對象；一個贏得別人尊敬的人，活得才有尊嚴和價值；而活得有尊嚴，是幸福人生的重要元素。誰說不道德比較接近快樂？

柏拉圖在《理想國》裡面，對最不道德者的生活有一段描述，他說這種人喜歡奢華、狂歡和性，整個生命都沈浸在逸樂當中，而且欲望不斷膨脹、日夜追求滿足，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必須盡情擄掠：盜取財產、綁票、搶刼，無惡不做。但是柏拉圖認為這種人也是最悲慘和最不幸福的人，因為他們淹没於恐懼和欲望之中，必須經常擔心那些被他們迫害者的反叛和攻擊，所以自己反而成了奴隸：不敢外出旅行、不敢參加節慶，只能躲在家裡，沒有朋友、不被信任，恐懼和不安盤據他們的心靈。

在現實生活中許多殺人越貨的逃犯，只能在人煙稀少的山區東躲西藏，不論黑夜或白天都是提心吊膽，這樣的人快樂嗎？

人和衣冠禽獸有何差別？
德國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就把實踐道德視為人最重要的特性，他認為人之所以為人、人之所以具有價值和尊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人能從事道德行為。「人」是什麼？根據康德的說法，我們可以從兩個面向加以理解：現象界（phenomenal world）和理智界（noumenal world）。

如果從現象界來看，人和其他一般動物並沒有太大差別，現象界最重要的指導原則就是因果法則，人和其他自然物都會受到因果法則的決定，譬如：即使是貴為總統，不吃飯肚子也會餓、從高樓掉下來也會摔死，因為消化原理和地心引力不會因為這個人是「總統」，而產生差別待遇。

沒有人能決定自己的智商、省籍、膚色、出身背景，這些都是被因果法則決定的，你現在長成這個樣子，不論喜不喜歡也很難改變，也許你可能用美容改變自己的外貌，但是如果你生下來就是美人胚，不就不必承受美容的風險嗎？可惜的是你無法決定你的出生，因為這一切都是因果循環使然，不被人的主觀意願所左右。所以如果一個人因為長得很帥或很聰明而驕傲，這種心態是可笑的，該驕傲的可能是上帝（如果人真的是上帝創造的），因為他對於自己的外貌和智力根本沒有任何貢獻。

因果法則適用於任何自然物，人作為自然界的一部分，無法逃避物理和因果法則的限制。從這個層面來看，人和動物都是大自然中的一部分，任由大自然偶然因果的擺佈，人沒有特別尊貴之處，所以也沒有什麼尊嚴可言，譬如：一個餓了三天的人，不論他是什麼身分，為了活命，都會撿起地上羞辱的施捨，塞進嘴裡。因此在因果法則的主導下，人既不自由又不尊貴，人和其他動物惟一的差別是：人是聰明的動物。

但是如果從理智界來看人，由於人具有理性（康德的理性在實踐面相當接近中國人所謂的良心），所以是自由的，人的行為如果依據理性行事就是道德，實踐道德行為就是展現人的自由，而人的自由展現在：一個人明明知道從事某一個行為對自己不利，但是仍然去做。能夠對抗這種利己自然本性的，就是良心，依良心而行動就是道德。所以康德認為道德行為就是人的內在良心的展現，因此道德戒律是內在的自我約束，而不是外在的規範。

「趨利避害」如果是動物性的本能，「捨身取義」的道德作為則是違反人的動物性本能的行為，從事違反自然本能的自願性行為，展現的就是人的自由決定，也是人之所以為人的特質。由於良心是人之所以為人的獨特本質，所以從事道德行為才是人之所以為人的特點，這也是人的尊嚴之所繫。如果根據康德這樣的論點，一個人如果完全違反良心理性行事，就是放棄人的特點，就成為外表是人、行為舉止類似動物的「衣冠禽獸」。對康德而言，道德是一個人是不是夠格稱為「人」的標準，所以道德本身就具有內在的價值。

俗話裡常常罵那些無惡不作、極端不道德的人是「衣冠禽獸」或甚至「禽獸不如」，就是因為這些人的外表雖然長得人模人樣，但是所做所為卻違反作為一個人應該有的特質，可見我們的俗話中其實隱含著康德的道德觀點。當然我們不會把道德上有瑕疵的人都稱為「衣冠禽獸」，因為我們不可能用「聖人」標準要求所有的人，但是如果一個人經常違反道德要求，或者違反嚴重的道德戒律（譬如：濫殺無辜），那麼他距離「衣冠禽獸」就越來越近。

因此自私自利的心態雖然是人性的基本特質，但是根據康德的觀點，這是人的「獸性」部分，而道德良心才是「人性」部分，所以一個人如果每天只會盤算如何對自己有利，而完全不考慮道德的要求，我們可以說這種人是一隻聰明的「動物」。你要離「人」近一點，享有人的尊嚴，還是比較接近「衣冠禽獸」？一切完全由你的良心決定！

七、自由社會需要什麼樣的品德？
（一）容忍差異
記得我讀小學的時候，最發燒發熱的電影是「梁山伯與祝英台」，「梁山伯」的角色由凌波小姐反串，而「祝英台」則由樂蒂扮演，當時的街頭巷尾隨時可以聽到電影裡的曲調，也因為這部片子，造成黃梅調風行一時。「梁祝」的故事即使是現代社會的年輕人，應該也都耳熟能詳，片中的情節如果換成現代社會，一定會被斥為荒謬，不只祝英台為了讀書必須女扮男裝，現代人不能接受，她的父母用強迫的方法決定她的婚姻，現代人更不能接受。現代的台灣社會，幾乎很少人敢於挑戰「男女平等」的觀念，而且「自由戀愛」更是天經地義，所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之類的觀念，早就成為「迂腐」的代名詞。

古代社會要求女性不能拋頭露面、裹小腳，這樣的道德觀被現代人認為是落伍、歧視女性、不合人性，但是撇開數百年前中國社會的道德觀，就以二、三十年前的台灣社會為例，「男主外、女主內」似乎是社會一般人的共識，在當時的鄉下因「自由戀愛」而結婚的夫妻反而是少數，而且如果男女情侶公然在路上手牽手，會被大多數的目擊者批評為「傷風敗俗」。相對於現代社會的男女關係，包二奶、一夜情、網交、三Ｐ等琳瑯滿目的濫交、雜交的性關係，不要說用古人的標準，就以台灣社會三十年前的道德標準來看，現代人簡直就是「禽獸」。

道德標準不但會因為時代不同而不同，也會因為社會不同而不同，美國社會直呼父母的名字是正常的，但我們的社會認為這樣對父母不敬；西方社會異性見面用「擁抱」表示善意，在我們的社會如果這樣做，可能會被告「性騷擾」。改編自小說拍過兩次的日本電影「楢山節考」，先後由木下惠介和今村昌平擔任導演，今村昌平的作品在一九八三年得到坎城影展最高榮譽的金棕櫚奬。故事內容是描述日本古代信州的一個貧困的小山村，由於糧食缺乏，所以他們沿襲一個傳統，就是老年人如果到了七十歲，不論身體健康與否，都要被子女揹到山上等死，以免消耗糧食。這樣的行為如果發生在現在的台灣，不但子女會被左鄰右舍和社會大眾痛罵「不孝」，而且也一定會被控告遺棄，遭受法律制裁。

美國有一位非常傑出的女性人類學家潘乃德（Ruth Benedict, 1887-1948），她最著名的作品是《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在台灣一般比較熟悉的作品是她的《菊花與劍》（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這是一本研究日本民族性的著作。潘乃德一生投入各種文化的研究，尤其是原始民族，她得到的結論是：道德是每一個社會為了調適其生存環境的結果，由於每一個社會的處境不同，所以會產生不同的道德規範，因此道德是相對的。

道德是不是相對的？雖然這個問題在哲學上還有爭議，但是如果我們把時間和空間做一個限制，也就是說如果我們討論局限在「我們的」社會、「現在」的道德規範應該是什麼，應該也必須具有相當程度的共識，否則我們很難建立一個和諧、有秩序的社會。由於我們現在是一個自由、民主、多元的社會，似乎不能因為現在社會的道德出現問題，以為只要「恢復傳統文化、固有道德」就可以解決，事實上目前這樣的社會，如果要求大家回到古代的道德標準，不但不切實際而且也不合時宜，我們需要思考的其實是：一個自由、民主、多元社會的公民，需要什麼樣的品德，才能構成一個美好的社會？

當然這樣說並不是主張：古代的倫理道德和現代完全不同，而是強調每一個時代的特點不同，對品德的看法也會不同。根據當代倫理學者麥肯泰爾（Alasdair MacIntyre, 1929-）的分析，西方傳統對「品德」的主張有幾個特點：一、不同時代的思想家有不同的看法，譬如：荷馬（Homer）認為「體力」，而亞里斯多德認為「智力「是一種品德，這似乎很難被當代人接受。二、不只是不同思想家對德目的看法不同，而且對於哪些德目比較重要，也有不同的優先順序。三、品德和社會秩序的關係也因時代而有所改變，對荷馬而言，人類最卓越的表現就是勇士，所以他認為體力是一種品德；對亞里斯多德而言，理想的人格類型是雅典的紳士，而有些品德則是有錢人的專利，譬如：慷慨，顯然有錢人才能展現慷慨的品德；至於《新約》中的信、望、愛，則全部不在亞里斯多德的德目之中，而亞里斯多德所重視的「明智」，在新約中也未出現；而且新約認為「謙卑」是一種美德，在亞里斯多德的心目中可能是惡。

如果上述的分析是正確的，面對我們社會目前道德教化的問題，只是空泛的高喊「加強道德教育或重視品德教養「是無濟於事的，最應該正視的是：針對自由社會的特質，找出這種社會的成員所必須具有的最起碼的品德，以及如何培養這些品德。

自由主義（liberalism）
當代自由社會憲政理論的建構是以自由主義為基礎，所以在探討自由社會所需要的道德之前，我們先簡單介紹一下「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的誕生不會早於十七世紀，一般認為，十六、十七世紀的宗教戰爭是自由主義思潮孕育的溫床，自由主義的興起提供人類另一種解決人生幸福的思考路向。在希臘和中世紀，西方大多數重要的思想家都樂觀的認為，對於「何謂美好人生」，人類的理性會自然趨向於單一的解答，換句話說，對於人應該如何生活才能幸福、什麼是人生理想和美好的生活方式等問題，存在一個標準答案，只要人類的理智清明，大家對於這個問題會得到相同的看法，所以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促進這一個實質的人生理想和美好生活觀的實現。

這種對人生理想一元的思考模式，在當代則產生重大的改變，其中有兩個歷史發展深深影響當代道德和政治哲學的本質：（１）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它使中世紀的宗教統一分化而造成宗教多元化，其結果是形成其他方面的多元主義；（２）始於十七世紀的當代科學的發展。

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促成中世紀那種權威、救贖、擴張式基督教分裂，然而由於人們對最高善的基礎是上帝的法令並不懷疑，其結果是同一個社會存在相對立的權威、救贖式的宗教，所以它們雖然在某方面不同於其原來的宗教，但擁有某些相同的特點：獨斷和不寬容。這種多元卻獨斷、排他的宗教態度，所造成的結果是不同信仰之間的尖銳對立，導致西方十六、七世紀長期的宗教衝突。

除了戰爭之外，具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如何生活在同一個社會？不外有兩個途徑：（１）人們找到一個共同的宗教信仰，在這個統一的宗教引領之下和平相處；（２）容忍不同的宗教信仰。自由主義就是認為統一宗教不可能產生，為了免於戰爭的威脅，而採用宗教容忍的方式解決對立和差異。

自由主義不只深信宗教的多元是不可避免，也認為人類對於生命意義、理想生活方式的差異，是一個永遠無法消除的事實，除非政府採取強制手段，否則很難達成一致的共識，也就是說，自由主義者否認存在一套價值理想，是每一個人追求幸福生活所必須。因此政府的存在和目的，不是為了實現某一個特殊的價值觀，而是要使擁有不同生命理想和價值觀的所有社會成員，都能在保有其自主性的條件下共同生活。

由於自由主義認為美好人生很難找到一個單一的解答，所以重視個人自由，因為只有個人擁有自由，才能用自己的方式尋找自己認為最合適的生活方式，而不會受到他人的干擾。雖然肯定個人自由並不是自由主義的專利，但是自由主義強調自由這個價值和其他價值衝突時的優先性，自由主義反對以任何公共的目的或福利為理由，侵犯任何個人應有的自由權。所以在各種價值的排列秩序上，個人自由凌駕其他價值，只有為了自由本身，才能對自由加以限制。

此外自由主義受啟蒙時期之世界觀，以及近代科學發展的影響，認為人的理性能力足以建構一個有意義的人類世界，人可以不必依賴天啟，而發現人類世界的規律和基本規則，以預測未來、創造人類福祉，而且自由主義肯定每一個人原則上都有能力藉此理解世界，所以任何政治和社會制度的設計，必須可以合理地說服生活於其間的社會成員，政治和社會的制度設計，原則上必須可以被每一個人接受。也就是說，自由主義認為政治和社會制度是一個完全透明的秩序，每一個具有理性的人都可以理解，而且任何公共政策制訂的理由，都可以為每一個社會成員所認知和接受。

實際上自由主義已成為普及的思潮，在最根本的層次上它決定西方社會的態度和觀點，自由主義的許多基本假設已經深植人心，是西方人一般社會、政治和經濟上共同的態度。自由主義不只是西方最具主導性的意識形態，它的一些基本價值：自由、平等、多元、容忍等，也漸漸成為我們觀察社會和世界的方法，自由主義的基本假設已經被大家自然而然的吸收，而成為時代和社會的普通常識。

自由社會還需要道德嗎？
傳統的自由主義者相信，自由社會即使缺乏良好品德的公民，只要制度設計完善，個人追求私利、不顧公益，也不會影響社會的正常發展，因為私利之間會互相制衡。但是自由社會實踐的結果，徹底否定這種只依賴良好制度的想法，自由社會公民只講「權利」，而不重視「責任」的結果，使自由社會在實踐層次出現許多的弊端，譬如：投票率低落、社會福利養成依賴性公民、環境政策的失敗、工作而不納稅、技巧性的逃漏稅或領取公共福利，這些都是因為個人主義造成的結果，個人主義使得自由社會良好運作所需要的公共精神及公民責任喪失，這些弊病改變了自由主義者的觀念，現在的自由主義學者普遍承認：一個健康穩定的民主社會，不只依賴正義的制度，也依賴公民的品質和態度，所以政治理論不再只重視社會的基本制度和結構，也注重公民的品德和態度，學者稱這些公民的品質為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

以一個實際研究說明技巧性逃漏稅，根據中央研究院院士朱敬一和中央大學經濟系教授鄭保志的研究，我國在一九九八年所得超過八百萬元的人，有三個人未繳一毛錢的稅收，而二○○三年卻增加到四百人。相信這些透過「合法節稅」而分文未繳的有錢人一定沾沾自喜，他們大概不會想到「社會責任」這個問題。

再以健保制度為例，這個制度使任何一個人不論貧富，幾乎都有能力負擔醫療費用，因此全民的健康得以確保，所以是一個好的制度。但是現在健保嚴重虧損，幾乎快到無以為繼的地步，為什麼？因為人民缺乏公德，糟踏了一個良好的制度。很多人抱著「公家的東西就是沒有人的東西」，反正看病不用錢，就拚命看病，拿了一大堆吃也吃不完的藥，浪費公家資源；有些醫生要求病人假看病真刷卡，以詐取健保給付。這說明了只有制度而缺乏良好的公民品德，再好的制度也會被拖垮，所以健全的自由社會仍然需要培養公民良好的品德。

「核四」該不該建？
民國六十九年台灣電力公司提出「核能四廠第一、二號機發電工程計畫」，經行政院同意鹽寮為廠址，從此引發台灣社會二十多年的核四攻防戰。民國七十四年行政院長俞國華基於民眾對核電廠尚有疑慮，宣佈核四廠暫緩動工；八十一年行政院再度通過回復核四興建計畫；八十三年貢寮鄉住民投票，百分之九十六點四五反對核四興建；八十五年立法院通過廢止核四計畫案，但行政院提覆議案成功；八十八年三月行政院能源委員會核准核四建廠執照；八十八年五月民進黨取得執政權，於當年十月由行政院決議停止核四興建；九十年行政院宣佈核四續建。

其中民進黨政府在短短兩年間由停建到續建，損失超過數百億台幣，加上持續的抗爭、遊行等對立和衝突不斷，所耗費的社會成本更是無法計數。到底核四是否應該興建？支持興建者認為，核能燃料質輕、安全存量高、價格穩定、發電成本低效益高，興建核電廠可以使能源多元化，維持一定比例的核能供電，可以減少對石油的過度依賴，避免能源危機；此外核能供電能使國家電力供應具穩定性，可以促進經濟的穩定成長，而且核能發電可以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有利環保。

反對者則認為，興建核四會破壞台灣北部惟一的生態資源和觀光資源豐富的地方，而且北台灣都會區疏散不易，核能安全對人民的生命財產構成嚴重的威脅，此外台灣並不缺電，加上當地居民絕大多數反對核四興建；而更嚴重的是核廢料處理不易，在核廢料中有些輻射性高，而且半衰期可達十萬年之久，目前並無有效的處理方式。

對於反對興建者的疑慮，中研院李遠哲院長在民國九十五年出席「國家永續發展會議」時公開表示，以前不能接受核能，多半基於安全及核廢料因素，但是現在核電廠對每個細節都可以監控，安全不是問題；而且提供核原料的國家如美國等，已經承諾願意回收核廢料，所以反核的理由降低。更何況目前台灣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高居全世界第三名，每年十二點四噸（美國十九點九五噸最高）遠超過全世界三點九八噸的平均值，李遠哲院長指出，由於京都議定書生效，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是當務之急，而興建核四有助於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因此他建議政府應盡速完成核四興建。

這個主張當然受到反核人士的批評，他們認為，全世界推動二氧化碳減量的方向是全力發展再生能源和光電科技，而非推動核能發電，因此政府的政策應該是鼓勵節約能源，並積極開放光電科技和再生能源。

如果根據上述正反雙方意見的陳述，你認為核四廠該不該興建？不論你的答案是什麼，你覺得反對者的意見完全沒有道理嗎？

自由社會的特點
核四興建與否的爭議，不但使社會付出重大的有形代價，其間所造成的人民對立、政黨仇視、社會裂痕的無形損失，更是難以用金錢衡量。事實上台灣社會自由化以後，政治和社會上的各種抗爭、衝突、對立事件不斷，我們目睹「自由」所帶來的混亂和失序，核四是類似事件中持續最久、影響最深的一個範例。自由社會人民一定會這麼對立？社會一定這麼混亂嗎？當然不是。

根據美國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 1921-2002）的分析，自由社會有三個主要的特點：
一、合理多元的事實（the fact of reasonable pluralism）。羅爾斯認為在一個基本權利受到自由制度保障的民主社會，會出現各種對立和無法妥協的宗教、哲學和道德主張，而且這種情況會持續存在，因為這不是偶然現象，而是人類理性運作的長期結果，所以衝突、對立的多元主張不可能立即消失。

羅爾斯進一步區分合理多元和簡單多元（simple pluralism），後者是指自由社會會出現不同的學說和主張，但是這只表示自由社會的意見和思想是紛歧、多樣，而只呈現各種學說的多樣性，並無法展現自由社會的特點，因為說不定在這些不同主張當中，只有一種是正確或有益於社會的，其他都是錯誤或有害的言論，所以也許政府或社會的多數應該設法去除其他不正確的主張，打壓異端邪說，最後將思想定於一尊才是正確的作法。因此如果學說只是「多」，並不能證成政府不應進行言論或思想管制。

所謂合理多元則強調自由社會中存在的各種宗教、哲學和道德主張，不只是彼此歧異，甚至對立衝突，而這些差異的學說有許多種都是很合理的，所謂學說是「合理的「，是指支持者是基於充分的理由相信該學說，而且支持者的推論合乎邏輯、知識正確、人格沒有偏差。換句話說，如果自由社會必然會產生合理多元的現象，這表示我們必須承認和自己意見不一樣的人，不一定是建立在錯誤的推論、不足的資訊、偏私的心態。如果用一個比較通俗的說法就是：意見和你不一樣的人，不一定是「頭殼壞了」或自私自利。因此羅爾斯認為自由社會面對的課題是：在當代民主社會擁有合理卻不相容之宗教和哲學主張的前提下，如何產生一個使這些合理學說能共存、共同肯定憲政體制的穩定社會。

二、只有採用政府的強制力，才能維持人們支持單一宗教、哲學或道德學說的局面，也就是說，如果要思想統一，只能靠武力。西方中世紀以宗教審判的方式鎮壓異教徒、漢代的獨尊儒術、大陸的文化大革命，背後都是用武力作後盾。

三、既然不存在所有公民都共享的單一學說，一個良好的民主社會需要一套大家都能接受、也必須遵守的共同規範，才能多元而有秩序。自由社會中個人的學說或思想可以對立或衝突，但是維持這種多元社會仍然是「一個」社會最重要的關鍵是：所有公民分享一個共同的正義觀念，透過這個正義觀念建構政治、經濟、法律、社會等各種制度，這些公共制度就是個人自由的限制，但同時也是個人自由的保障。

羅爾斯的理論是典型的自由主義學說，它區別公共和非公共領域。在非公共領域中，每一個人都享有不受政府或他人干涉的自由，譬如：要和誰結婚、早睡早起還是當夜貓子、要不要讀大學、要不要多運動等，只要不違反法律規定，這些都是個人自由的範圍，他人只能透過勸告或說服的方法，而絕對不能用強迫的方式，改變你的決定。而法律的規定就是屬於公共領域，法律限制你的自由，但是也使屬於你的自由不會受到他人的侵犯。事實上自由社會就是透過法律和公共道德，使充滿多元、差異的社會，能夠和諧、穩定、有序。

如果羅爾斯的論點是正確的，則自由社會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價值多元，只要人們普遍享有基本自由，在涉及宗教、道德、哲學判斷時，會產生不同的主張和想法是極正常的事，所以多元和差異是一個不可避免的事實。

我們的社會是一個多元社會嗎？
以目前我們社會的發展狀態，大概沒有人會懷疑我們是一個多元的社會，但是如果用羅爾斯的標準來衡量，我認為我們並不是一個真正的多元社會。我們的社會雖然存在許多不同的主張和想法，但是這頂多是一種簡單多元。從人民對待不同主張者的態度，我認為我們的社會是一個「一元」社會，我們的「多元」只是有很多個「一元」的那種多元，因為我們社會有相當多的人還沒有走出威權政治的陰影，還自覺或不自覺地認為「真理」只有一個，而「我就是真理」，所以打壓不同主張就是捍衛真理，這樣的心態，當然是一元而不是多元。

一九九八年我因為投入台北市長選舉的助選工作，結果被對手指控為「新賣台集團」成員之一。指控一個人是賣國賊，是對他人格極大的羞辱，稍微有良心的人，都會慎重其事。如果政治立場不同，就進行人格上的抺紅抺黑，使他人承受精神上的折磨、恐懼和威脅，這種對待不同意見者的作法，其實和獨裁無異，因為除非用威權獨裁的暴力方式，才能統一思想，否則意見不同是自由社會自然發展的必然結果。

台灣的人民之間會產生那麼多的對立和仇恨，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認為自己的主張就是真理，和我不一樣的人就是壞蛋，對於壞蛋，採用羞辱、謾罵、攻擊、甚至於以極不人道的方式對待，都是正當的作法。把自己的同胞，只要想法不一樣，都當成「敵人」看待，這種人缺乏的就是「自由的」（liberal）心靈，這種人的心態其實就是獨裁者的心態，這種心態才是自由社會真正的障礙。

米蘭昆得拉在他的小說《生命不能承受之輕》中有一段話，值得我們深思：
「任何一個認為中歐某些共產黨當局是一種罪惡特產的人，都看出了一個基本事實，罪惡的當局並非由犯罪分子們組成，而是由熱情分子組成的。他們確認自己發現了通往天堂的惟一通道，如此英勇地捍衛這條通道，竟可以迫不得已地處死許多人。後來的現實清楚表明，沒有什麼天堂，只是熱情分子成了殺人的兇手。」

這段話的意義應該很清楚，許多具有排他性的理想主義者，最後可能成為殺人的劊子手，因為他們自認自己的主張就是真理，所以用殺人的方式剷除所有通往真理的障礙就是合理的。所有的獨裁主義者，像希特勒、列寧、毛澤東，都是某種形式的理想主義者，而他們的排他性都是因為缺乏多元的心態。

雖然我們不可能再像過去的獨裁者一樣，透過武力的方式鎮壓異己，但是語言的暴力卻充斥這個號稱自由的社會，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愛台灣」這句口號。「愛台灣」已經成為政治上打壓異己最簡單、有效的方式，這個口號像是一道符咒，對「敵人」可以產生精神凌虐，對自己則可以消災解厄，只要給「敵人」貼上「不愛台灣」的標籤，就足以讓他們百口莫辯、寢食難安。

法國思想家伏爾泰（F. M. A. Voltaire, 1694-1778）有句名言，常被拿來當成自由社會的指標：「我不贊成你所說的，但是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嚴格地講，一個普遍缺乏自由心靈的社會，並不是一個多元社會，雖然我們的制度確實是一個自由的體制，但是我們的人民心態和素養卻是威權、排他，換句話說，我們缺少的是自由社會公民所應該具有的道德，因此我們離真正自由多元的社會，還有一段漫漫長路。

什麼叫做「容忍」？
總結前面所說的，如果我們要成為一個成熟的自由社會，最主要的關鍵並不是制度，而是公民道德，一個健全的自由社會，大多數的公民需要具有適度的公共道德，我認為第一個需要培養的道德就是容忍差異，因為它是使多元差異社會能夠長期維持秩序和穩定的惟一處方。

「容忍不同意見」這句話，在我們的社會並不陌生，政治人物也常常公開強調這樣的想法，但是現實社會中卻不是這麼一回事，為什麼？主要的原因有二：一、對「容忍」的精神缺乏瞭解；二、對「多元價值」缺乏深刻的認知。

「容忍」一個人或一件事，背後隱含的心理狀況是：為了避免進一步的衝突，容忍者是心不甘情不願地接受現狀，所以「容忍」通常是出現在優勢一方，如果「我容忍你」這句話出自一個弱勢者口中，顯得有點怪異，譬如：一個高頭大馬的大漢在黑夜暗巷持刀搶刼，被搶的夜歸女子交出自己的錢包時，如果說：「我容忍你的行為。」這是很荒謬的，因為她根本就沒有「容忍」這名搶匪的實力。由於弱者沒有能力征服對手，所以弱者避免衝突或進一步受害的方法，不是撤退就是求饒，只有強者的退讓才叫「容忍」。

台灣的政治人物常常在自己處於弱勢時，才高喊「容忍不同意見」的民主大道理，希望用「民主」搏取對手的寬貸、社會的同情；但是當自己居優勢時，則會搬出另一塊民主招牌「少數服從多數」，要求對方俯首就範。「容忍」在我們的社會之所以只停留在口號階段，就是因為大多數人並沒有體會到：它不是外在的工具，而是一種內在修養。有能力打壓對方卻不這樣做，其實是一種風度、一種品格。

每次立法院重大議案的表決，呈現的就是一個缺乏容忍的政治，當電視畫面出現有人霸佔主席台時，一定是優勢者想要「強渡關山」。而弱者用這種方式抵制，其實也是另一種形式的不容忍，因為這是表決人數的少數，希望在比「力」上展現強勢的一種作法。

民進黨內有些人士常常把台灣的民主成就，全部歸功於他們的努力，這也證明所謂的「民主人士」不能理解「容忍」對自由民主的重要性。民國六十八年的「美麗島事件」應該是台灣民主政治發展中最關鍵的一個事件，以當時國民黨強大的政經實力、龐大的警察和特務系統以及民意的普遍支持，如果蔣經國當時下令重懲施明德等「首惡分子」，台灣的民主發展根據保守的估計，至少也會延遲二十年。蔣經國當時絕對有能力重創「黨外」，但是他採取的方式是「容忍」，有權力者能夠壓制自己的權力，是一件極不容易的事，這是台灣自由和民主發展的重要契機，蔣經國對民主的貢獻不應該被完全抺煞。

所以一個人有沒有民主風度，最重要的觀察點是：當他具有絕對的優勢壓制不同意見者的時候，他用什麼方式對待他人。因此「容忍差異」是自由社會成熟人格的必要條件。其實容忍不同意見只是民主社會公民最起碼的品德，如果我們期待一個更成熟的民主社會，我們的公民就不只必須容忍歧見，而且更需要進一步彼此能相互「尊重」。但是以目前的台灣社會，如果能夠把「容忍」內化成公民的一種品格，已經算是一項成就。

什麼叫做「多元價值」？
涉及好壞、美醜的判斷，我們稱為價值判斷，有些哲學家認為價值判斷不同於事實判斷，「蔣介石是一個大壞蛋」是價值判斷，而「地球是圓的」則是一個事實判斷。價值判斷好像比較主觀，因人而異（當然也有哲學家認為價值是客觀的，但是至少認為「有些「價值判斷是主觀的應該比較可信），張三認為「蔣介石是一個大壞蛋」，李四可能認為「蔣介石是民族英雄」。而事實判斷則是客觀的，如果李四不同意張三「地球不是圓的」的主張，只證明李四缺乏知識，並不能改變「地球是圓的」之客觀事實。就是因為有些價值判斷會因人而異，所以多元價值在一個人人都可以自由表達自己想法的社會，似乎必然是一個常態。

核四的爭議是呈現合理價值觀多元的一個好例子。雖然我對核四廠興建與否缺乏足夠的知識，所以對這個問題保持中立，但是由於大多數自認為具有「進步」思想的人，基本上是反核的，所以我要扮演「魔鬼代言人」的角色替擁核者辯護，藉以說明多元價值的深層意義。

反核人士最大的憂慮就是安全，他們認為一旦發生類似車諾比爾的核電廠事故，將會造成極嚴重的生命威脅。「安全」確實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價值，但是這個價值並不是絕對的，開車、坐飛機、游泳、登山、打球、跑步甚至決定和誰結婚，哪一樣是百分之百安全？即使在路上走也不一定安全，因為可能碰到警匪槍戰，不小心被流彈打到，也可能被酒醉駕車者撞個正著。甚至待在家裡也不一定安全，一九九八年二月十六日晚間，華航一架班機從峇里島起飛，即將降落中正機場時，在桃園大園墜毀，其中有六人在地面上被飛機撞死，這就是「人在家中坐，禍從天上來」。

人生就是冒險，沒有人因為「安全」的理由而不從事登山、開車、打球、游泳等行為。譬如說，如果一生都關在牢裡，一定比在實際生活中過日子安全，但是有人會選擇坐一輩子牢嗎？當然不會，因為除了「安全」之外，「自由」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價值，人們寧願享有自由而願意在生活中冒險。

此外，如果「安全」這個價值得到適度的保障，相對的，其他的價值會變得比較重要，譬如：如果飛機失事的機率是千分之一，當然很少人會選擇搭飛機，但是如果失事率是幾千萬分之一，即使搭輪船的安全度是飛機的兩倍，相信幾乎所有去美國的人都會選擇飛機，因為這時候「時效」這個價值比「安全」重要。譬如另外一個在當代受到重視的價值是「環保」，但是這個價值也不是絕對的，否則最能實現環保的作法是：回歸到茹毛飲血的原始生活；為了過比較「好」的生活，相信大多數贊成適度的犧牲一點「環保」是合理的。

每一個人的人生其實都是不同的價值選擇構成的，有些人為了錢，肯卑恭屈膝、備嘗羞辱；有些人為了尊嚴，即使挨餓，也不食嗟來食。安全、自由、效率、尊嚴、財富、權力等，都是有價值的東西，但是哪一樣價值最重要？哪一樣應該優先？恐怕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答案。擁核者認為，核電廠的安全度已經相當高，所以經濟發展比較重要；反核者認為安全仍有疑慮，而且電力供應並不成問題，況且可以發展替代性能源，所以反對興建核四。這難道不是仁智互見？

當然反核者還有一個最重要的理由，就是核廢料處理的問題，因為核廢料中有些元素的半衰期高達數萬年，所以核電廠對下一代的危害至巨，所以擁核者不是沒有良心就是不關心下一代。

但是這樣的指控似乎也忽略擁核者的思考邏輯，他們當然知道核廢料是一個相當棘手的問題，然而科技發展日新月異，一百年前女人生產像過鬼門關，因為如果胎兒的胎位不正，可能導致母親難產而死；但是以現在的醫療技術，嬰兒要在哪一個時辰出生都可以隨心所欲。根據這樣的邏輯，隨著經濟持續發展、科技研究不斷突破，難道不可能有一天核廢料的處理根本不成問題嗎？

如果反核者能夠細心聆聽擁核者的推論，也許就會發現擁核者並不是沒有良心，也不是腦筋有問題，一旦興建核電廠，擁核者和反核者所冒的風險其實是一樣的高，他們為什麼願意承受這個風險？只是因為他們的價值觀和反核者不同而已，並不是他們的價值觀是錯誤的。

我的結論是：不論擁核或反核，其實都有一套合理的說法，在一個價值觀多元的社會，我們必須承認有些價值上的衝突，幾乎無法找到一個標準答案，因為這些價值觀雖然不同，但都是合理的。當一個人深刻體認到：一個想法和你不一樣的人，可能是一個腦筋清楚、推論正確、正直、善良、誠懇的人，他的主張也有一定的道理，只是他的道理你不能接受時，就應該比較不會把「不同」解讀成「敵對」，比較不會用「仇恨」對待「差異」，因此也比較能夠體認「多元價值「的意義，以及容忍的必要性，願意學習和不同想法的人和平相處。

容忍差異才是自由的心靈
從上述的推論，應該可以清楚說明，為何自由社會需要具有容忍品德的公民，因為「自由」一定會導致「多元」，而「多元」一定會產生衝突，解決衝突的方法除了戰爭，就是「容忍」，只有容忍才能保障多元之間和平共存。因此自由社會合格的公民，不只是法律上年滿二十歲、沒有褫奪公權，而必須是品格上能夠容忍差異，容忍差異等於尊重別人的自由，只有這樣才能使自由社會持續保有生機和活力。所以能容忍差異的人，才具有自由的心靈，才是真正的自由人。

三、如果你有隱形戒指，你會做什麼？柏拉圖（Plato, 428-347 B.C.）應該是古希臘最重要的哲學家，他有一個最有名的對話錄叫做《理想國》，在這個對話錄中一位辯士提出一個非常有趣的故事：蓋吉士（Gyges）是為利底亞（Lydia）國王工作的一名牧羊人，有一天當他在放牧羊群時，忽然來了一場暴風雨加上地震，震開了一個地洞，他被這個景象所吸引，就走下地洞，在洞裡他看到許多驚奇的事物，其中有一隻銅馬，這隻馬的中間是空的，像一扇門。蓋吉士走進這道門，看到一具比人的體形還要高大的屍體，這具屍體的手指上有一枚金戒指，蓋吉士離開時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