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的春季大掃除
艾米‧布盧姆（Amy Bl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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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親並非那種會在春天大掃除的傳統女性。她厭惡所有的家務，因此，只要看到她拍打地毯或擦窗戶，我就不禁懷疑，世界末日是否即將降臨。然而，每年春天，她會依序檢視家中的衣櫃，先是她和我的，最後是我的孩子們的，並且宣稱，該是「除舊布新」的時候了！每件買錯了的衣服（暗紫色、絲絨、荷葉邊）都捐出做慈善。若是尺寸過大或過小，就轉送給身材較豐腴或嬌小的表姊妹。她會睿智地留下只是暫時不合流行的物件，而她買的那雙菲拉格慕（Ferragamo）高跟鞋，傳承三代都還能穿。她也會為那些萬中選一的衣物留下空間（所以我才會有個從1950年代留到現在的名設計師莉莉‧達什[Lily Daché]的帽盒。）
我在整理衣櫃時，會將她的方法謹記在心。就連在整理情感、甚至心靈時，我也會沿用同樣的方式。
她常說，有些事情我們不該置之不理，而春季大掃除正是處理的好辦法。粗魯的孩子、冷淡的配偶、壞老闆、糟糕的朋友、社會不公，這些東西就好比磨腳的鞋子和染上大片黃漬的襯衫，都不該在我們的生命中留有容身之地。我並非要你只為了糾正錯誤，就拋棄孩子或配偶，或者扭轉整個生命。但是為了解決你的負擔，在此我有話要說。
解決這些問題的關鍵，是要學會愛你所有，改變你所不能愛，並遠離那些讓你受傷的事物。就我這個腰間贅肉不少的人來看，那就是和你的腰間贅肉共存（姊妹們，之所以會有塑身內衣，不是沒有原因），但不要讓會毒害心靈的母親或削弱能量的工作待在你身邊。
一次美好的心靈春季大掃除需要你走過心靈之家的每個房間。標記出需要「馬上整理」的事、「明年春天再看看」的事。有些事只需草草註明「哦，這樣啊」即可。去年春天，在我真正的房子裡，我丟掉了放了三年以上的香料、兩年以上的化妝品。然而，卻留下了拉鍊壞掉的行李箱（還有椰菜娃娃及床頭音樂鈴）。在我心靈之家中，我丟掉了和家庭無關所有被迫參加的社交活動。我每天為我手術後的膝蓋進行物理治療。我打電話給照顧我父母晚年的那位親切女士，這是我從十月份以來就一直打算做的事。當我走過心靈的房間，我看到母親為了看到新鮮的花朵，愉快地忽視了塵土飛揚的窗戶；用一本好書換來心靈的安詳，而不是從揉麵團開始烘焙糕點；用一袋以善意準備的食物和一杯香檳，來慶祝春天。
沉重的負擔
佩吉‧威廉斯（Paige Willi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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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袋裡裝滿了毛衣、洋裝、寬鬆長版衣、鞋子和腰帶，而這些衣物白放在我的衣櫥裡多年，等待著永遠不會到來的復出。裡面有再也扣不上的襯衫、符合我在90年代胸圍的胸罩，以及從買來就被囚禁在抽屜裡的雨帽，從來沒有感受過雨滴。
兩個大開的大型垃圾袋，等待著餵食。我的所有物避開了它們的目光，彷彿害怕引起注意。嘿，你！你這個在市場買來的醜陋、會讓人發癢、橫條紋的羊駝斗蓬，快來垃圾袋裡！隨便亂買的燭台，快來垃圾袋裡！不知哪來的手機充電器，別想躲在那台小型攝影機後面！
我並非毫無憐憫之心，而這就是問題所在。無論我買來的東西多麼多餘或無用，無論這些東西讓我每次搬家增加了多少費用，絕大多數都能在我的新家找到容身之地。但現在我住在波士頓的公寓，空間勉強夠讓一個人和小狗住，該是時候了。我不應該耗時為收納煩惱。我應該將精力花在朋友、家人和工作上，而非不斷苦惱著該不該丟掉東西，包括那些從未穿過的套裝、幾乎完全一樣的靴子、愈來愈多的沙發抱枕，還有，不開玩笑，我還買過天鵝絨和塔夫綢的晚宴服，連標籤都沒拆。我就是個戀棧之人。
當我發現自己竟想留下中餐館食物外帶包裝底部的長方形紙板，只因為覺得有天可能會用到的時候，我明白一定得做些什麼。所以去年秋天，我開始把不成對的耳環、多餘的錢包、閒置的暗紅色厚重窗簾裝箱及裝袋。丟掉這樣的東西很容易，因為它們對我來說沒有任何意義。我甚至能夠了解三個濾鍋應該丟掉兩個、四台咖啡機也只需留下一個。我知道我真的不需要拿整座森林來做一把掃帚。
箱子和袋子漸漸地滿了。剩餘物品已經透過二手商店、拍賣網站和公益團體進入了世界。只剩下一個問題。我一開始以為，我清除的愈多，就會覺得生活更加輕鬆、更不混亂。但令人驚訝的是，除了櫥櫃和地板，我的混亂並未減輕。
在過去的12年裡，我分別待過夏洛特、波士頓、亞特蘭大（兩次）、曼哈頓、波特蘭（俄勒岡州的那個）、牛津（密西西比州的那個，也是我的家鄉）、圖珀洛（也在密西西比州）、歐洲，以及長島。
我在為父親守靈之後搬到牛津，這次搬家象徵了我四年的婚姻即將結束：我離開了在夏洛特的丈夫，到離娘家人很近的密西西比大學教了一年書。然而，當客座教授的教職結束時，我並未搬回我和丈夫在亞特蘭大剛買的新家，而他在那裡也有了新工作。我反而突然去了西班牙。我在西班牙和亞特蘭大待上一段時間，才正式離婚。接著，我到紐約讀研究所；又去了亞特蘭大，為一家雜誌工作；再下來，是在波特蘭為另一家雜誌工作；然後離開上一份工作，去了圖珀洛。最後來到波士頓。
一路跟著我的手工藝品足以說明我所有的行蹤。當我住在西班牙的時候，我用一個小摩洛哥罐子存放結婚戒指。我和前夫在市中心人行道上微笑的照片是在我離開夏洛特前拍下的。書架上綠金相間的錫罐則裝著我的貓哈利的骨灰。
可憐的哈利。當我離婚時，牠就像家具、聖誕飾品、我最喜歡的電鍋，被我留下來。但當我的前夫再婚時，因為新任妻子過敏，不能繼續養著哈利。我住在曼哈頓一間60坪大的套房裡，還養著一隻小獵狗，所以哈利只能住在我母親家。當我搬回亞特蘭大，能夠接回牠的時候，牠變得又瘦又老，喵喵地叫著。等到牠再也站不起來的那個早晨，我哭著帶牠去獸醫院，讓他們為牠注射那最後一針。
從那以後，每次我看到牠的骨灰罈，想到的都不是以前的幸福生活（陽光、擁抱），而是牠的悲慘流亡。所以我把骨灰帶到我們在夏洛特一起住過的平房，那裡現在住著另一個美好的家庭。在他們的許可下，我站在我和前夫為了紀念我父親一起栽種的日本楓樹下。
「哈利，你是個漂亮的好孩子，我很感激能認識你，」我說。然後我打開塑膠袋，倒出牠的骨灰。意想不到的是，這個動作讓我感到釋放且意義重大。長久以來，我一直相信，如果灑下這些骨灰，我心中會有可怕的內疚感，但我所感覺到的更接近救贖。我找到了適合哈利長眠的方式。
然後我想到那些讓我心情沮喪，而我又卻無法與其告別的紀念物。如果我能為這些令人煩惱的物品找到同樣讓人寬心的結局，會是如何？
這些物品包括我當年不情願地離開想要展開夢想生活的紐約，轉而搬到亞特蘭大時，所買的一幅畫。我希望那幅畫能夠鼓舞我，卻產生了反效果。這幅畫似乎隨著時間變得愈來愈醜陋、更加嘲笑著我。也包括我朋友出版的書籍，只提醒了我，我還沒有任何著作。另外，我的前婆婆寄給我一張日本的明信片，她是我所愛和景仰的人，最近去世。還有一張放在維多利亞式相框裡的小照片。
因為那張照片如此之小，只有一乘二吋大，所以我從這張照片開始：那張照片裡有我和老友凱洛。她和丈夫及兄弟到西班牙拜訪我，我們一起乘渡輪到摩洛哥。照片背景是大海和夕陽。曬黑的我們微笑著，頭髮在風中飛揚。
我在大學畢業幾週後搬到北卡羅來納州，準備成為記者，不到幾週就認識了凱洛。她聰明絕頂、有趣、有事業心、博學多聞。她是負責調查報導的記者，可以在下午六點之前讓一個惡名昭彰的政府官員下台，而在回家的路上血拚可愛的耳環。她為友誼、新聞記者和女性情誼建立了可依循的標準。但因為我每次搬家、我們各自的婚姻、我的離婚、她的母職角色，以及令我們精疲力竭的職業，我們之間的友誼漸漸褪色。
我可以用紙巾包住照片收起來，或是將照片從相框中取出，放進相簿裡。但我突然想到，究竟應該如何處理一張提醒自己失敗的照片？或是把它變成讓友誼復活的象徵。如果凱洛對我來說如此重要，我應該打電話給她。
於是我就這麼做了。我在她的電話語音信箱裡留言。幾天後，她也留言給我。聽到她的聲音，並未讓我感到痛苦或內疚，只湧上一股熟悉的感覺。這只是幾通語音留言——我們並未立刻再度變回最好的朋友，但這張照片是幾年來第一次不再是負擔了。
在隨後的日子裡，我為一個又一個物品找到正確的解決方式。我把那幅醜陋的畫作送上拍賣網站，尋找會欣賞它的人；將朋友撰寫的書籍放進專屬的特別書架，不當作嘲諷，而是靈感；將日本明信片好好裱框，向一個鼓勵我在人生道路上往前邁進的女人致敬。
但接下來要處理的是石頭。
一共有四顆石頭：一顆是扁平巨蛋大小的高品質石頭，另外是三顆一組的石頭，大小足以略過湖面。這些石頭的底色是深灰色，搭配著亮白色條紋。它們來自義大利五漁村的祕密海灘，是我與丈夫在最後一次真正的假期中找到的紀念品。
我不能帶走我們飯店房間門外的檸檬樹，或是明亮光芒映照水面，讓我們徹夜未眠的圓月。但是，我可以把石頭塞進背包裡，搭飛機帶回家。
自此後，我到哪裡都帶著它們。住在紐約時，我把它們放在靠近窗戶的嵌入式書架上，從那個窗戶可以俯瞰如狄更斯筆下吐出濃煙的火爐煙囪的屋頂景色。在波特蘭，我把它們擺在古董桌子上。現在這間波士頓公寓，又老舊，地板又傾斜，以至於我必須在每個家具下塞木片。這些石頭就安放在精心製作的書架上，和歐威爾、梅爾維爾及奧斯特這些作家的著作一起陳列。
我愛這些石頭，因為它們讓我想起義大利，因為它們美麗又真實，大自然的力量雕塑出它們的模樣。但我只要一看到它們，就會被過往更快樂的時光和我失敗的婚姻所糾纏。事實上，大部分讓我沮喪的東西都背負著過去婚姻的鬼魂：哈利是我們的貓。如果我沒有逃離家鄉，凱洛不會拜訪西班牙。雖然我告訴自己，我之所以買下那幅醜陋的畫作，是因為我對離開紐約感到難過。然而，很難說不是巧合，就在我買下那幅畫作前幾小時，我看到前夫和他的新任妻子及他們的新生寶寶，站在我們以前最喜歡的咖啡館外。他們住在我們以前的房子，裡面有我們以前的家具和我之前養的狗。
我在最孤獨的日子裡，想像自己仍舊住在那裡。我們在一起，生活裡有著一切與婚姻伴隨而來的習慣和舒適。
我和前夫分開八年後，還一直有人問我為什麼離婚。可能的答案包括：我在錯的時間遇上對的人，我們不適合，我們不夠努力維繫婚姻，這是命運。我只知道，當時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離開。自此之後，我一直活在那個決定帶來的枷鎖和伴隨的傷害中：沒有機會和一些親戚道別；親近的朋友看待我們的分手，就像我們其中一人死了一樣；以及，看樣子難以控制的失落：哈利。
與此同時，我的前夫繼續他的人生。幾年前，他和妻子（在得到我的同意之後）在自家庭院拍賣掉我留下的東西。於是，我不復存在。
我一直告訴自己，丟棄讓人感傷的物品是一種否認，面對舊時的悲傷比移開視線來得勇敢。而如今我在想，讓這些傷痛終能結束是否更勇敢。在丟棄這些石頭的過程中，我不只是拋開痛苦的回憶，我也不再賦予它們力量，讓它們阻擋我未來的幸福。
去年夏天，我在麻州的朋友潘和查理，讓他們的後院長蔓生為一片野生而燦爛的草地。野生的花朵沿著大葉醉魚草及如絲絨般的長草叢快速成長。潘、查理和他們八歲的兒子喬治，非常喜歡從他們的石板露台和美麗房子的寬闊窗戶，眺望這片草地。
我不再擁有婚姻、家庭和曾經擁有的生活。但我擁有目前的生活，我愛我的工作、家人、朋友、居住的城市，而且在目前的生活中，多虧了這種清除，我開始喜歡未來的進展。
而當這片野生草地開始變得繁盛時，我會綁好這些義大利的石頭，扔到這片蔓生的美好之中，在紅尾鵟翱翔於其中的旋轉上升暖氣流之下，在養育一個乖孩子的兩個善良的人的陪伴中。石頭將返回自然，回到原本所屬的地方，而我會變得輕盈許多，更加準備好去面對接下來的人生。
再想一想
梅莉‧梅洛依（Maile Mel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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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次瑜伽課尾聲時，老師要大家以「攤屍式」躺在地上，閉著眼睛的我晃著一隻腳。此時老師走向我，低聲說：「不管你現在在想什麼，我向你保證，如果你能停下來五分鐘，一定會更好。」
我同意他的說法，但接下來我卻花了五分鐘思考，為什麼他說得沒錯：為什麼停止思考會有用，這件事為什麼會讓我苦惱，以及我到底是不是真的想更像具屍體。我的腦海從不平靜。
我很幸運能成為作家：反覆思考就是我的工作內容。讓我感到最投契的藝術家是法國畫家皮耶‧波納爾（Pierre Bonnard）。他不斷修改作品，甚至有一次找了朋友轉移盧森堡博物館警衛的注意力，讓他得以修改一幅已經在館內展示的畫作。
但檢查錯誤變成習慣。我放棄睡眠，以便在心中反覆對話，知道自己如果能花些時間考量並修正，就能避免說出蠢話（愚蠢的提問、輕率的反應、粗心的輕慢）。
我也想到可能會改變生命路徑的小事情。我因為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參加了聯誼活動，卻因此遇到了所愛的人。我參加了一堂小說的初級課程，而當時的一位同學在幾年後變成和我合作無間的編輯。我站在一座建築物的陰影之下，然後走開，一堆磚塊掉下來，正巧落在我剛剛站的地方。這些命運般的事件讓我覺得，我們應該對所走的每一步加以重視及評估。若是我參加了不同的派對、不同的課程，或是待在陰影下更長的時間，都會改變一切。如果沒有寓意的差別，又看不到其他選擇或結果，要怎麼知道哪條才是正確的道路？既然如此，怎麼不會對所有事情加以猜測？
有人告訴我，讓你的大腦稍加休息會讓一切變得更容易。解決方案似乎和身體有關，要擺脫想法，由身體主宰。所以我嘗試那些不會讓我思考的活動。
我最近的一次嘗試是空中飛人。在理論上，這是完美的禪宗練習，因為一切發生得如此之快。如果你不夠專心，所有動作都會慢一拍。但我總是能夠在空中焦躁不安並猶豫不決。當我需要以空翻來完成動作時，我會往一個方向翻下，然後改變主意，又往反方向翻，而這麼做大錯特錯，只會讓我墜落在安全網上。當我來到單槓上準備重新開始，一名教練突然從地上喊道：「我看得出你在想事情！不要那麼做！」
有時，神奇的是，我可以停下來，特別是當我對某個動作如此熟練，以至於不需來自上層的干涉，我的身體也知道接下來該怎麼做。我在飛行，如羽毛般輕盈，完全放空。這麼做可以調節思緒混亂，不僅令人興奮，也是完全的解脫。
回到地面上，我深思熟慮的大腦中的每件事情都變得稍微安靜一些。思考有其必要，也有用，但需要給它更清澈的空間。每隔一段時間，不管用什麼方法，你都需要放下想法，往下跳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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