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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殺人者的內心。」

──布倫特‧特維（Brent E. Turvey），《犯罪側寫：行為證據分析入門》

二○○一年五月十日春天，日間最高氣溫二十一度，直至晚上六點，首爾城東區中浪川河堤遊樂場仍舊是個好天氣。中浪川上流是低窪地帶，從以前就洪水災害頻發，一九九○年代末期，夏季水患災民甚至向國家提出集體訴訟，要求國賠，儘管如此，中浪川下游君子橋附近是有名的賞花地點，而二○○一年的春天正值花朵盛放的季節。

那一天，四歲的智妍（假名）和中浪川附近的居民一樣，跟著爸爸和哥哥出門散步。

那天雖說是星期四下午，但賞花人潮絡繹不絕。智妍爸爸暫時移開在智妍身上的視線，看向和同齡小孩玩耍的六歲大的智妍哥哥的時候，智妍遠離了爸爸和哥哥獨自玩耍，就在這時，一個男人悄悄地靠近智妍道：「叔叔買冰淇淋給你好不好？」

左手少了兩根指頭的男人帶智妍到了距離中浪川散步步道五十公尺遠的君子橋社區超市，買了冰淇淋，然後把智妍帶回離超市五十公尺遠的自家住宅。那是一個窄小到隔不出玄關的房子。另一頭，智妍的爸爸和哥哥失去了智妍的行蹤，徹夜尋找智妍無果，最後到了派出所報失蹤。

五月十九日周六早上八點許，一名回收舊物的六十多歲老人走在君子橋住宅區巷弄，那裡離智妍失蹤地點約五分鐘步行距離。老人如往常般尋找能回收的舊物，他在巷子裡發現一個登山背包，背包裡裝的不是要被回收的舊物，而是被分屍的小孩的頭、雙臂和被切除了腳趾頭的雙腳。

吃驚的老人急忙報案，東部警局局長和刑事科科長等人上午趕赴拉起了黃色封鎖線的現場，投入初次現場調查。「初次現場調查」指的是警方出動至犯罪現場進行的緊急措施。不久之後，警方便確認了背包內的屍塊是一個禮拜前的失蹤女童智妍。通常不明來歷且有他殺嫌疑的屍體需透過屍檢和DNA 分析方能確認死者身分，但是智妍案無需透過DNA 分析，而是由智妍爸爸親自確認屍體頭顱。

智妍案立刻受到輿論媒體關注。五月二十日星期一，東部警局記者室擠滿了記者。自一九九○年代中半之後，韓國民眾時有聽聞隨機殺人案與連續殺人案，犯罪的恐怖陰影已陷社會於不安。聽說智妍案之後，各家記者都已做好要在和平週末上班的心理準備，聚在東部警局裡滿頭大汗地揮筆寫新聞。同一天晚上，韓國KBS 電視台報導，「首爾東部警局指出女童分屍案的兇嫌極可能有精神疾病的問題，警方正全力調查」，隔天另一家日報報導，「女童家屬沒接過要求交付贖金的電話，研判是精神病患所為」。

科學搜查犯罪分析組辦公室坐落在首爾鐘路區首爾地方警察廳本館三樓。在智妍案相關新聞報導出來的三天後，權日勇警司就被叫去參加會議。警方在東部警局成立了智妍案搜查本部，上級機構收到指令，須全力協助首爾地方警察廳的搜查，在那時，東部警局還不曉得什麼才是正確的搜查方向。

首爾地方警察廳會議室，幾名男子圍坐在桌邊，桌子一側坐著首爾地方警察廳刑事科科長及重案科科長，另一側是現場鑑識班班長和權日勇，還有幾名負責現場搜查的東部警局刑警。他們要合力拼湊「犯罪者的身分及犯案動機」的高難度罪案拼圖，會議室裡流淌著緊張感，不單單因為智妍案兇嫌的殘暴犯罪手法，還有傳統搜查方式和新的搜查方式之間的角力。這一點其他與會者不曾察覺，但權日勇已經感知到了。犯罪搜查系犯罪分析組要員權日勇象徵著新的搜查方式，不過當天會議與會者多為年長刑警和警察，對他們來說，「科學搜查」是個陌生的字眼。一般的命案犯案動機有二，不是積怨就是涉及利害關係，因此通常被列入調查的犯罪嫌疑人與這兩種動機脫不了關係，通常會從受害者的熟人先調查起。

二○○一年，首爾地方警察廳麾下各管區共有兩萬四千多名警官，其中權日勇的職位是絕無僅有的，不，縱使是韓國全國九萬六百多名警官中，權日勇的職位依舊是獨一無二的。二○○一年一月，權日勇等四名警官被分派到首爾地方警察廳犯罪搜查系犯罪分析組，另外三名警官過去是犯罪統計要員，唯有「一號側寫師」權日勇是現今大眾認知中的「犯罪側寫師」，專司「犯罪者側繪」的工作。所謂的犯罪側寫是以訴訟法理的科學證據為基礎，推定犯罪者的性格、心理、智力、職業、特徵等，有助縮小嫌犯範圍，幫助搜查的技巧。

韓國警察體制自一九九九年才導入科學搜查方式，歷時不過兩年，所以一線警察對於科學搜查的用語相當陌生，更不要提「分析犯罪者性格和特徵有助搜查」的概念。權日勇和當時的首爾地方警察廳科學搜查室室長李東桓（音譯，이동환）必須證明此一新概念與新技巧的效用。

在這一天的會議結束後，權日勇必須比現場搜查組更快解開拼圖才行。這就像是在眾目睽睽之下，權日勇要先一步於圍棋棋盤上落子。他透過現場搜查組和韓國國立科學搜查研究院的屍檢結果獲得的拼圖碎片如下：

． 屍體經冷凍後才遭分屍。

． 屍塊斷面粗糙。

． 裝有屍塊的黑色塑膠袋。

． 失蹤地點與失蹤時段。

． 棄屍的推定時間。

． 屍體照。

權日勇在辦公室裡反覆思索，試圖拼湊事實碎片。當他思緒卡關時，他會在卡關的部分畫底線，重新翻看國外犯罪側寫師們的著作。傳說的犯罪側寫師約翰．道格拉斯的搜查回憶錄《破案神探》和他所著的《犯罪分級手冊：暴力犯罪分級調查標準系統》、美國學者布倫特．特維的《犯罪側寫：行為證據分析入門》是權日勇的案頭常備書。「一定要抓住殺死智妍的兇嫌」的念頭盤旋在權日勇的腦海揮之不去。

犯罪側寫師如同沒有獵犬，獨自追逐動物的獵人，僅憑現場留下的微小跡證推測動物的行蹤。權日勇每天看著發現智妍屍體的現場照不下數十遍。寬約三公尺的小巷，矮於成年男性胸口的低牆、紅磚、黑色鐵門、貼有搬家公司等各式各樣宣傳單的鐵門，還有放在鐵門前的黑色背包，權日勇每天就像看著立體圖般，凝視著那些照片。

「為什麼要綁架她？」

「為什麼要分屍？」

「犯罪者有何特徵？」

精神科醫生的目標是治療，犯罪側寫師的目標是搜查。和電影裡的犯罪側寫師的一貫形象是，不用看犯罪現場也能揭露兇嫌的身分，就像個天才心理學家或靈媒。實際上，犯罪側寫師最早誕生於一九七○年代的美國，幫助搜查是此一職務的目的。犯罪側寫師的本質就是推論犯罪者私底下及心理的「側繪（特徵）」，幫助縮小罪犯嫌疑人範圍，權日勇心急於證明犯罪側寫師的價值與效用。為了智妍父母得快點抓住犯罪者的責任感，以及要向一線刑警們證明犯罪側寫的價值，權日勇背負著這兩種壓力，把「我身為犯罪側寫師，必須向搜查組提出搜查方向才行」不時掛在嘴邊，「犯罪者是誰」，一年來，權日勇幾乎背得滾瓜爛熟的犯罪側寫教科書內容深印在他腦海。

另一方面，有別於權日勇，現場搜查組另有壓力來源—韓國全國媒體密切報導智妍案，該案件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各家新聞媒體社會部的「老大」都聚到首爾地方警察廳記者室，天天追問警方搜查成果和案件調查進展，並且競相直播搜查實況。

搜查組從多個搜查方向同時著手，像是智妍父母的潛在仇家、智妍失蹤與被棄屍地點一帶確診的精神病患、擁有電鋸設備的肉店等商家、性侵犯與兒童犯罪前科犯。警方馬不停蹄地查尋智妍失蹤地點附近住宅，一一造訪可疑住家。

就在此時，東部警局和首爾地方警察廳鑑識班雙雙找到了重要線索。豐富經驗的首爾地方警察廳現場鑑識班長朴尚善（音譯，박상선）專司鑑識程序。他在被冷凍的智妍屍體背部發現了約十多個被久壓的壓痕，且壓痕間隔相近，是冰箱冷凍庫底部壓出的痕跡。朴尚善建議警方帶著「壓痕間距」資料，查尋了該地區的冰箱製造商及舊物買賣商店，試圖找出有著相同間距的冰箱。

一番查找之後，警方找出了和壓痕間距幾乎一致的冰箱型號和製造年份。是一九八○年代後半期生產的型號。這對權日勇來說是一個重要的線索。

五月二十一日白天，權日勇接到來自京畿道地方警察廳的緊急聯絡，有人檢舉水原市某家旅館裡發現「部分孩童屍塊」。

旅館員工注意到房客退房後，房裡的馬桶發出水聲，員工隨即疏通被異物堵塞的馬桶，孰料，馬桶裡浮現了孩童屍塊，受到驚嚇的旅館老闆立即報案。

當時京畿道地方警察廳也已得知智妍案，推斷旅館孩童屍塊或與智妍案有關，因此通知負責智妍案的搜查組。原本人在首爾地方警察廳三樓犯罪分析組辦公室的權日勇，偕同東部警局搜查組趕赴旅館。權日勇回想表示：「當時我們鳴笛奔馳在八八道路（現奧林匹克大路），像是摩西分海一樣，沿途的車輛紛紛迴避讓路給我們。」首爾地方警察廳現場鑑識班長朴尚善、東部警局刑警們和權日勇攜手調查了旅館現場。

就連社會部菜鳥記者都受過取材現場的蛛絲馬跡，即便是車牌也不能錯過的基本訓練，遑論負責取材轟動韓國的智妍案的精明老手記者。或許是老手記者們沒錯過刑警們的動靜，又或許是他們從「線人」聽說了旅館的舉報消息。線人是媒體界暗語，意指情報員。在刑警們抵達時，早有數名記者徘徊於旅館四周。

調查旅館房間的權日勇和刑警們被整齊擺放的棉被吸引了目光，現場鑑識班班長朴尚善道：

「日勇，你不覺得這傢伙很怪嗎？」

「是的，非常奇怪。」

刑警們搬動床和家具，一絲不苟地檢查了地板和牆壁，不出所料，床底出現了孩童衣服。上下衣鈕扣和拉鍊都整齊扣上、拉上，並且被折得整整齊齊。權日勇把這些事盡數記在自己的刑警手冊上，不錯過任何細節。

「進入殺人者的內心。」

──布倫特‧特維（Brent E. Turvey），《犯罪側寫：行為證據分析入門》

二○○一年五月十日春天，日間最高氣溫二十一度，直至晚上六點，首爾城東區中浪川河堤遊樂場仍舊是個好天氣。中浪川上流是低窪地帶，從以前就洪水災害頻發，一九九○年代末期，夏季水患災民甚至向國家提出集體訴訟，要求國賠，儘管如此，中浪川下游君子橋附近是有名的賞花地點，而二○○一年的春天正值花朵盛放的季節。

那一天，四歲的智妍（假名）和中浪川附近的居民一樣，跟著爸爸和哥哥出門散步。

那天雖說是星期四下午，但賞花人潮絡...

一名戴著厚手套的刑警謹慎地拿起便條紙，因為在犯罪跡證上留下警方的指紋是一件丟臉的事。刑警使用的指紋採證工具主要是毛筆、指紋採取粉末和日本生產的指紋採取膠片罐，他打開了膠片罐的蓋子後，將指紋採取粉末灑到便條紙上，再用毛筆輕輕地刷拭。這是性侵案的現場，狡猾的強姦犯沒留下任何跡證，現場只有一張便條紙，假如執法單位在便條紙上採取不出強姦犯的指紋，那麼案件搜查會就此斷線。此起案件發生在一九九〇年代中半，監視器尚未普及的年代。

這名刑警是一九八九年警察綜合學校畢業生，雖然他的警察綜合學校畢業成績沒其他人優秀，不過畢業之後，他還是考上了第一六〇期警察機動部隊公開招聘巡警一職。一九九〇年代初期，當時的韓國總統盧泰愚（노태우）政府向犯罪分子宣戰。身手矯健且體力好的刑警均投身逮捕黑社會份子的行動中，效法警察前輩的以暴制暴作風。一九九三年七月是韓國刑警第一次接受指紋鑑識教育，不靠拳頭靠毛筆就能抓住犯罪者的搜查方式引起了警察們的興趣，更甚者，受過指紋鑑識教育的警察們在採取支票上的指紋時，還自行摸索出用熨斗熨燙後採證效果更佳的小竅門。

刑警一切遵循學過的步驟，將毛筆掃過了沾上粉末的便條紙，找出手指頭的汗毛孔特性，最後將採取到的指紋特寫照上呈警察廳。根據當時的法律規定，警察廳負責保管所有存有前科嫌犯及前科犯的指紋微型膠捲。

當時是沒有網路和數位資料庫的年代，所以警察廳職員必須一一比對刑警上呈的指紋與警察廳保管的微型膠捲指紋紀錄，在這起案件中，警察廳職員幸運地發現了一致的指紋，警方得以順利逮捕強姦犯，後續追查該名強姦犯是否涉嫌其他罪行，追查結果指出該名嫌犯有三十多起強姦及性騷擾案件的前科紀錄。除現行刑責外，該名強姦犯被追加刑度。這起案件創下了該年度韓國全國一線警局憑藉指紋鑑識破案中的最佳實績。對此，權日勇眉飛色舞，即便警察廳指紋調查負責人故意發牢騷，「日勇，不要再送案子上來了」，仍然影響不到權日勇的好心情。

除了權日勇之外，還有另一名為鑑識和科學搜查著迷的警察。這位警察曾是一名夢想就讀電視新聞學系的馬山學生，他認為電視節目製作人是一種從無生有的文化創意工作，因此希望出社會能投身電視節目製作人一行，遺憾的是，貧窮限制了他，最後他在一九八三年以第三期警大生身分進入警大。他是同期警生中數一數二的書痴，什麼書都看的他就連未來學大師艾文‧托佛勒（Alvin Toffler）的書也讀得津津有味。他比較韓國經濟發展趨勢與美國社會變化，大膽預測在不久的將來，韓國會發生連續殺人事件。美國聯邦調查局的調查官約翰‧道格拉斯和紀實文學作家馬克‧奧爾謝克（Alvin Toffler）合著的罪案調查回憶錄《破案神探》開闢了一條新的道路。約翰‧道格拉斯是全世界第一位整理介紹犯罪側寫師概念與組織體系的人，《破案神探》同名美國影集也改編自他本人的真實故事，他同時也是美國犯罪側寫師之間公認的「教父」。

書痴警察的名字只要聽過一次就很難忘記───尹外出。這不是個常見的名字，字義是「在外家出生」。尹外出時常聽到人說自己名字很特別，不過真的認識尹外出的人就會知道他的思維模式比名字更特別。尹外出於一九九〇年中被派任至首爾地方警察廳鑑識科。

警察大學是為了栽培警察幹部而設立的大學，二十多歲的應屆警大生畢業後會被任命為警衛。這和士官學校應屆畢業生的階級是一樣的。警衛的地位階級等同於派出所所長。在其他警大三期同期生埋首準備升職考試或司法考試時，尹外出從他當時上司───鑑識組長身上習得了鑑識和科學搜查的樂趣，爾後他在鑑識班服勤超過八年。尹外出的職業生涯管理有異於他的同期們，因此升遷速度比他們慢了四到五年。從他警大畢業任職警衛到一九九三年升為警監，其中有八年的時間遲遲無法晉升。

比起無趣的升職，尹外出選擇了有趣的工作。他認為多一名為科學搜查瘋狂的警察並不壞。他在鑑識科工作期間，確信了科學搜查有助減少含冤莫白的無辜者。一九九〇年代初期，在某家旅館中發現一具被勒死的女性屍體，而和死者一起投宿那家旅館的警官男友遭指認為犯罪者，警官男友否認犯行，由於現場未能完善保存，是以無法斷定死者正確死亡時間，最後警官男友被判有罪，事後，執法單位才在警官男友服刑期間抓到真兇。這起案件讓尹外出更加切身感受到科學搜查體系化的重要性。現有的科學搜查方式和全新的搜查方式的落差是尹外出認為科學搜查體系化重要的原因之一。

一九九七年，尹外出當上了首爾地方警察廳鑑識科科長。他向警察廳高層提議將「鑑識系」改名為「科學搜查系」，並且提議在全國一線警局都設立「科學搜查組」。那時韓國警方對於這方面的用語極其生疏、匱乏，CSI──即「犯罪現場搜查」（Crime Scene Investigation）尚未成為警方慣用用語，數十年來警方僅把現場搜查作業統稱為「鑑識」，進行指紋、筆跡和血跡調查的工作人員也僅稱為「鑑識要員」、「鑑識班」，然而「科學搜查」一詞的概念非但包括鑑識，同時包括了分析所有犯案現場跡證以及建構犯罪者特徵的犯罪側寫。

尹外出的行動尚未停止。二〇〇〇年一月首爾地方警察廳科學搜查系出現的第一個犯罪側寫相關職級，正是「犯罪分析組」，由於設立犯罪側寫相關職級是一種全新的嘗試，因此警方內部反駁聲四起，為了減緩爭議，使用的不是「犯罪側寫師」或「行動科學組」這種意義明確的詞彙，改用了犯罪分析組，刻意模糊焦點。

單槍匹馬的唐吉軻德無法獨自取勝，當時首爾地方警察廳刑事科長姜熙洛（강희락）先一步預想到犯罪的未來，大力支持「唐吉軻德」尹外出的想法，非依照一般慣例，由首爾警察本廳率先進行職改，同意了下層首爾地方警察廳先行創立新設職級的冒險行為。職改不可避免地需要投入金錢和人力。公務員組織內的多方競爭、政治角力與互相牽制都會左右到金錢與人力支配。

一九九九年年底，尹外出看中了東部警局一名熱血衝動的指紋鑑識要員，他聽說該名要員憑藉一張便條紙上採取的指紋逮住了強姦犯，美國犯罪心理學家布倫特‧特維（Brent E. Turvey）的著作裡曾提過：「優秀的犯罪搜查官有很高的機率成為優秀的犯罪側寫師。」尹外出看中的要員叫做權日勇。權日勇欠缺的不過一紙心理學碩士學位證書，但他有著對科學搜查的強烈熱情及親赴現場的活力。

一九九九年某個冬日，這位熱血衝動的鑑識要員接到一通來自首爾地方警察廳新設科學搜查系系長的電話。同年年初，首爾地方警察廳將數十年來全國警察使用的「鑑識系」大刀闊斧地改名為「科學搜查系」。一九九六年，權日勇曾和警大學長尹外出有過幾面之緣，因此對尹外出留有印象，不過學長這個稱謂顯得兩人關係生疏。權日勇和尹外出兩人回想當時的對話如下：

「我是首爾廳科搜科科長尹外出。」

「您好，您過得好嗎？」

「這幾年來，我一直留心觀察著權警長你。年紀輕輕卻屢創指紋鑑識的破案實績，你有洞察犯案現場的眼光。」

「您提這些話的意思是？」

「有一份職務叫做犯罪側寫師，主要在分析犯罪者的特性與心理。你要不要到首爾廳來和我一起工作？」

「什麼？我不會說英文。」

權日勇婉拒了尹外出的邀約，「犯罪側寫」（Criminal profiling）是個過於陌生的字眼，一來權日勇不會說英文，二來他在日山的指紋鑑識工作做出了樂趣，也打算像其他公開招聘同期巡警一樣準備升遷考。如果在此時人事異動，權日勇得考慮換部門會帶來的影響。

然而，權日勇和尹外出通話之後，尹外出的一句話──「要放眼未來」，猶如在權日勇的指尖扎了根刺般，不斷地縈繞在權日勇的心頭。煩惱一月有餘的權日勇最後拿起了電話，告訴尹外出自己有心一試。他同意不久後的將來，韓國社會會像美國社會一樣，連續殺人案與隨機殺人案的案發頻率會愈來愈高，警察內部確實需要能解決這一類型罪案的犯罪心理專家。喜出望外的尹外出遂向權日勇詳細介紹職務內容。

二〇〇〇年二月九日，「唐吉軻德」尹外出下達一紙調任令到日山給另一名唐吉軻德，也是韓國警方的第一位犯罪側寫師。

本紀實性書籍紀錄著兩位唐吉軻德創立韓國最初的犯罪側寫組以及追蹤犯罪者的成長過程。借用某位紀實文學作家的表達，本書不單單是權日勇和尹外出兩名人物的傳記，而是觀察著他們以何種態度面對新穎的搜查方式，將其導入警方搜查體系的傳記。

一名戴著厚手套的刑警謹慎地拿起便條紙，因為在犯罪跡證上留下警方的指紋是一件丟臉的事。刑警使用的指紋採證工具主要是毛筆、指紋採取粉末和日本生產的指紋採取膠片罐，他打開了膠片罐的蓋子後，將指紋採取粉末灑到便條紙上，再用毛筆輕輕地刷拭。這是性侵案的現場，狡猾的強姦犯沒留下任何跡證，現場只有一張便條紙，假如執法單位在便條紙上採取不出強姦犯的指紋，那麼案件搜查會就此斷線。此起案件發生在一九九〇年代中半，監視器尚未普及的年代。

這名刑警是一九八九年警察綜合學校畢業生，雖然他的警察綜合學校畢業成績沒其他人優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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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追逐怪物的人們
序
１ 大韓民國一號犯罪側寫報告
２ 難解的習題
３ 我知道我在追逐哪張臉龐
４ 雅科仕心理學
５ 訪談遊戲
６ 虛談心理
尾聲
對談 金大斗是時代產下的怪物嗎
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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