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伯利亞鐵路出口
我登上西伯利亞鐵路車廂，期待看到滿臉鬍子的邪氣商人，用彼得．羅1般的眼神斜瞅著我，揹著塞得滿滿的大袋子。結果，我的隔間被好幾箱盒子塞滿，裡面是小心堆疊的炒鍋、好幾捆Gap毛衣、褪色法國國旗顏色的塑膠袋，還有三個女人。那些貨品屬於其中兩位，我試圖清出一個空間坐下來時，她們用力拍打我加以制止。第三個女人將一個小帆布袋移走，那是她唯一的行李，然後比個手勢要我坐她旁邊。
周小姐自我介紹，打斷我的回話，驚呼著，「我們要開走了！」那是個幻覺：我們旁邊的火車正在開走。周小姐將眼神轉移離去的火車，回到仍舊靜止的車廂，察覺她的錯誤，尷尬地爬上在我上面的臥鋪。我們的火車現在仍舊停留在北京車站。
對周小姐而言，它會永遠停留在北京車站。對她和其他中國乘客來說，三號列車第四車廂其實是兩列火車：一列疾駛著離開中國，另一個則似乎永遠不會離開。在往後六天和七千八百公里的旅程裡，我們將一起搭乘這列火車。這位二十三歲的女孩要前往莫斯科。我在這是為了完成一趟傳奇火車之旅，之後，我會搭上前往倫敦的列車，法蘭西絲會在那裡等待著，我們將共同展開沒有工作纏身的第一個假期。
柴油火車慢慢駛離車站，接著加速，軋軋響著朝長城而去。乾玉蜀黍桿在乾燥的磚牆旁堆得老高，乾燥的田野從窗戶外一閃而過。走廊裡，一位母親將嬰兒舉高貼近窗戶，說著景觀中的事物。「牛。烏鴉。煤。」
周小姐從她的臥鋪一盪，跳進我的臥鋪，砰地一聲降落。她的馬尾上下彈跳，她則咯咯傻笑。她滿嘴是不整齊的灰色牙齒，塗著亮粉紅色口紅。厚厚的遮瑕膏遮住一個青春痘，拔除的眉毛用眉筆重畫得像兩道閃電。每個牛仔喇叭褲腳都有花朵刺繡，緊身白色背心上衣貼著她的胸部。
她將一頁筆記紙湊到我臉前。「先生，我怎麼用英文說這些？」
我看著她筆畫不穩的字體，認出是四月到九月的幾個月份。
「妳為何想知道？」
「我要去俄羅斯！」她縱聲大笑，彷彿那像在窗外流逝、用漆寫的宣傳一樣一目了然。那母親大聲說：「愛我的中國。為人民服務。」嬰兒咯咯傻笑，拍打窗戶玻璃。
薄暮時分，沙子形成的濛濛迷霧包裹住隔間。窗外，一段未曾修復的長城屹立在繁盛的草兒上，彷彿一座龐大古老遺跡，戒心重重的牧羊人在淺灰色的朦朧陽光中倚著長城。周小姐靠過來看我的海關申報表。「你寫了什麼？我該怎麼填？」我替她填好表格。在「現金」下面，我寫了「三三○美金」，她從一位自美國返國的朋友那換來的一捆錢數目。她靠在我身上，膝蓋張開，這姿勢在中國火車上完全天真無邪。「我們是朋友，對吧？」她問道，給我一個蘋果。她研究我的俄羅斯簽證，將它和她的比較。有什麼事情使她煩躁。她站起來，打開隔間的門，關上門，坐下，然後又站起來。我嘎扎嘎扎咬嚼著蘋果。她焦躁煩惱，坐立不安。最後她比個手勢，要我走進走廊。「我從沒離開過中國，」她低語。「我真的對過海關的事很緊張。還有警察。」
她以沙啞、疲憊的聲音敘述她的故事，聽起來不僅是傾吐心聲。她一星期工作六天，一天工作十二小時，替義大利品牌做洋裝。那份工作使她精疲力盡。她舉高磨破長繭的手，指指她嗓音粗嘎的喉嚨。「髒空氣。」朋友的朋友告訴她莫斯科的事，說那裡有另一位朋友的朋友的工廠需要女裁縫師。周小姐描述那份工作時充滿敬畏口氣，這突然讓莫斯科聽起來像現代世界裡一所壯麗的都市重鎮。
我攤開地圖。我曾在上面追尋我們的路線，我的手指向北京，以及我們隨後畫出的線條。「那太遠了！」她驚呼。「那不可能。」她指指在蒙古中部的一個城市。「這是上海嗎？」我叫她找莫斯科。她指向南美洲。我問她，她老家在哪。溫州位於華中沿海。她指著北京，把它當成參照點，但她對溫州的確切位置只有模糊的概念，她手指往南移，停在香港。「這裡？」
她問我來自哪裡。她從未去過明尼蘇達。我說法蘭西絲會在倫敦。「南韓首都？」周小姐問。
我相信地圖，相信比例。在每個醒來的時刻，我清楚我的位置在哪，那是說，與其餘地球相對而言。但這些參照點對周小姐而言則毫無用處。直到現在，她的整個人生都以家鄉為中心，她從那得知該走哪條路上班，以及如何前往莫斯科。她只要跳上三號列車即可；車上擴音器裡廣播著中國流行歌曲，列車長說著普通話，餐車裡還賣著麻婆豆腐。我問周小姐她現在在哪。「我在火車上，」她笑著說。「在中國。你又在哪？」我指指地圖的邊界，然後指向窗外。「蒙古。」
在蒙古札門烏德（Erenhot-Zamyn-Üüd）邊境交接處，表情嚴峻的海關人員翻閱周小姐的護照，質問她，她為何有沒用的緬甸、泰國和沙烏地阿拉伯簽證。「我改變心意了？」她溫馴地回答。她雙頰那份天真無邪的光芒消退。在那之後，海關人員將她帶走。我留在火車上，火車開去駕駛室，我看著底盤換成俄羅斯鋪設的鐵軌所使用的一百五十公分規格。
我們的車廂從中國輪子上舉起來時，一位眼神懾人的蒙古女人向我借個火。她說她的名字是Turquoise（特夸絲，「土耳其玉」）時，捲起r音，qu音發音很重。她二十六歲，未婚。「和誰結婚啊？」她問道，她的手向鐵軌外的廣袤闃暗一揮。
過去五年來，她住在雪梨，快樂、曬得黝黑，體型削瘦。然後她的母親生病了。她翻開她的護照。照片上的女孩肥胖、臉色蒼白、塗著豔麗俗氣的口紅、穿著滿是荷葉邊的襯衫，頂著一頭蘑菇頭髮型。她輕敲著照片說，「這是我住在蒙古時的模樣。」
火車往下降到較寬的車輪上。
依乘客的觀看角度，火車實際上移往不同的方向。它會載我們全體到莫斯科，但，就像早晨的幻覺，不是每個人都覺得他們在前進。特夸絲說，火車對蒙古人而言是生命線，但她卻要返回她的老舊自我和母親的死亡。中國列車長埋怨火車是趟繞圈圈的旅程，回返來時的城市，路上風景他已經看得膩了。而對帶著那些炒鍋和毛衣滿得快要擠出隔間、滿到走廊的商人而言，他們將火車當成行動倉庫。商人們重複這個每隔兩週的儀式，雙頰塗上腮紅，口紅畫上唇膏，打開襯衫頂端的幾粒扣子，試圖說服火車的官員忘了抽稅的事。我們疾駛在鐵軌上，鐵軌是有一世紀之久的時間線，在每個站揭露它諷刺的歷史：一條興建來將自耕農送往東方，以防中國人侵犯俄羅斯的鐵路，現在卻滿載著中國乘客進來。
泛光燈劃破月台的黑暗，口哨如顫音般響起，周小姐返回隔間，憂心忡忡，抱著滿懷的物品。「他們要我買這些藥──二百三十元！」那等同她存款的十分之一。「你想要什麼就拿。我只需要頭痛藥。喂，想吃點葡萄嗎？」她舉起一把從像企業家的海關人員那買來的葡萄。我忖度他們是否在賣沒收的物品。
「他們也給我這個，」她邊說，邊丟給我一張世界衛生組織預防接種卡。「我得為打一針付錢。我的胳膊好痛。」她把胳膊伸出來，展示一處腫塊。「我這樣時會痛。」她做「這樣」五次，伸長手肘，扭曲手腕，做出投變化球的動作──那動作肯定會痛。「他們說那是為了預防A型肝炎。」她放低聲音。「他們也給我做愛滋病測試。」她的臉漲紅。「中國沒有愛滋。真尷尬。」我說，在中國，實際上是有愛滋病例的：在某些地區，它還是個公共健康危機。周小姐搖搖頭，將臉埋在海關人員也熱心賣給她的報紙後方。我讀到上頭的日期：昨天。
在過邊界後，火車對周小姐而言，正開始毫無阻礙地高速行駛向她在莫斯科的新生活。儘管已經將近黎明，她仍舊暈陶陶的，對她在北京花三百美金向一位代理人買的俄羅斯觀光簽證好在是真的一事，鬆口大氣。我告訴她，她現在只成功進入蒙古。俄羅斯邊界還在一天的旅程之外。周小姐的臉一沉，瞪著我的地圖，用她那裁縫師的手指劃過那道形塑世界的黑線。
──
我們追隨著北京到莫斯科之間的古代運茶商隊的路線。以官方的名義而言，我們走蒙古縱貫鐵路直到接上翌日的西伯利亞鐵路。綠油油的蒙古大草原開滿野花，鳥兒爭鳴。我看著翅膀形狀尖銳的燕子與火車保持平行，後來牠轉彎向內側倾斜，自由地飛向遠遠的地平線。周小姐和其他中國乘客擠在窗戶旁，笑鬧著興奮歡呼。在中國火車上，交談的聲音轉換於寧靜和刺耳吵雜之間。窗外越是祥和，窗內越是大聲。很快地，人們轉開去做晚飯。
周小姐和我分享泡麵，列車長則煮熟冷凍水餃，火車的食品室在北京囤了部分的貨。廣播器播放著王菲輕快活潑的歌曲，那是一小塊緊攀著火車不放的中國文化，像流浪漢一樣。周小姐知道歌詞。其他中國乘客聽見她的歌聲後，也加入大合唱：我只愛陌生人。蒙古的紫色夕陽悠悠滾過，然後不見。
──
輕鬆出海關後──沒有接種疫苗、沒有問問題──周小姐決定她喜歡俄羅斯。在我們旅行的第三天，她醒轉時看見氤氳繚繞、冰封的貝加爾湖湖畔。她靠在窗戶旁，靜默地微笑。一個標誌顯示還有五五八七公里才到莫斯科。房舍從中國水泥變成蒙古磚屋，現在則是西伯利亞木材。木屋漆上鮮亮的綠、藍和黃色，為宛如薄紗般掛在落葉松間的白色裊裊炊煙所覆蓋。
在伊爾庫茨克（Irkutsk），周小姐從月台上一位老婆婆那買了燻製歐姆魚，那是當地的湖魚。那也是她的第一筆俄羅斯交易。「太油。臭死了。」她說，聞著焦糖色的魚肉時皺著眉頭。魚的頭掉下來，砰地一聲重重掉落在隔間地板上。「我還是喜歡米飯，」周小姐說。「莫斯科有米飯嗎？」
稍後，她跟著廣播器大力放送的、細弱無力的歌詞哼著，火車發出沉重的聲音，經過濛濛迷霧籠罩的貝加爾，進入沾滿露珠的樺樹森林。「我的心太軟心太軟，」她低吟輕哼。在共度七十二小時後，我第一次感激她的歌聲，因為像搖籃般冷靜、尖銳的鐵輪節奏深劃入骨，而那回音被湯姆斯．伍爾夫1稱做永恆之聲。我往外看，瞧見我可以同時永遠說哈囉和再見的事物。一位年輕的俄羅斯士兵彎著背縮在火前方。我揮揮手，他對我豎起中指。
──
蒙古人喝伏特加喝得酩酊大醉，大聲唱著有關成吉思汗那首激勵人心的國歌。中國人擠到車廂最遠的角落，比著各自家鄉的物價。我很快便知道溫州、蘇州和鄭州的食用油價格。然後是衛生紙、豬肉和蔥的價格──在中國的每個地方總是在討論蔥的價格。通貨膨脹有多糟糕？忘掉政府的數字；追蹤中國蔥指數。在三號列車第十四車廂的第五隔間內，價碼上漲百分之十。
在鐵軌旁，閃耀的白樺承載著熒熒閃爍的厚葉，屹立在陽光浸潤的廣袤高原。俄羅斯女孩穿著隨風鼓起的洋裝，採摘紫色和白色野花。「這就像溫州。」周小姐觀察道。那光景和溫州南轅北轍。但中國乘客表示贊同地點點頭。
──
在我們旅行的第五天，也是我們進入俄羅斯領土的第二天，中國人熟練十足地用簡單俄語，在月台上以物易物。
在彼爾姆（Perm），也就是俄羅斯作家契訶夫的三姊妹沮喪地想逃離之地，周小姐將最後一元花在兩個蛋和一罐切成半的桃子上。她將剩餘的中國貨幣拿去和列車長換他們的日常配給，尤其是米。我嫉妒她：一位有著鮮紅色頭髮的餐車女服務生清空食品室，給我送上一餐伏特加、萬寶路、士力架巧克力，和香腸。「十塊！」
在老是找藉口說我沒時間讀完所有四大冊長達十年後，我帶著中國古典小說《西遊記》上路。裡面的角色包括猴王，牠旅行到印度去取佛經，一路打鬥回中國。在我讀到近兩千三百頁的結尾時，周小姐不屑地說：「我看過電影。它還不算難看。」我高聲唸出我最愛的一句話：「一葉浮萍歸大海，為人何處不相逢。」
我說完話後，她關上隔間的門。「我能告訴你另外一個祕密嗎？我的男朋友不住在中國。他早就離開溫州，現在在米蘭。他做披薩。」我腦海裡浮現中國人為義大利人拋麵團的突兀畫面。「我每個星期都和他講話，」她說。「我知道一個義大利字。」她說「愛」那個字。「Amore。」
法蘭西絲和我計畫健行到義大利里維埃拉五漁村，然後在米蘭換火車。我自動提起我可以幫周小姐帶東西給她男朋友。她在從我的日誌上撕下來的紙頁上寫著我想你幾個中國字。「我該簽名嗎？」她納悶，接著大笑，小心將兩片半心畫成一顆心，用來取代她的名字。
她補口紅，我拍了她的一張照片，好跟紙條一起送。「給我妳在溫州的地址，我可以送加洗照給妳。」
周小姐低頭看著地板。
我說：「妳不打算回去了，對吧？」
她抬起頭，看起來如釋重負。她快速地說著她的故事和計畫。「他不知道我要去莫斯科。請告訴他我愛他，叫他不要擔心我。我的朋友會在車站和我碰頭，會替我找個工作。我不知道我會掙多少錢──我想比在中國多吧。我父母知道我要走的事。為什麼要離開？因為我對這個世界一無所知！我從來沒離開過溫州，直到現在。我不想一直待在那裡做衣服。我可以在任何地方做衣服，學習有關這世界的事。我不怕。不，我不勇敢。我只是個中國人。」
稍後，她叫我再考考她。三天前，她寫了中文片語列表，我翻譯成英文。在過去六千四百公里中，她死背下在離家老遠的新角色中、她所會用到的句子，對我說學它們的俄文可能更有用的溫和提議一笑置之。
「網咖在哪？」她背誦著。「我想打電話到中國。每分鐘多少錢？中國大使館在哪？護照。地鐵在哪？計程車！抱歉，我不會說俄文。」
一百分。周小姐綻放微笑，再試著說一個句子。「到米蘭的票多少錢？」
──
我們在暴風雪中醒轉。周小姐從未看過雪。我們將臉靠在窗戶玻璃上。窗戶反映出她那刻的歡樂和驚異表情，她看著冰凍的暴風在針茅和松樹上旋轉。然後我們瞧見彩虹。「俄羅斯也有彩虹嗎？」她嘖嘖稱奇。
火車在轉彎時減慢速度，慢慢經過一排面朝西的栗色馬兒。一位老邁的蒙古男人從窗旁跳起，輕柔地咕咕叫著。所有的動物都將頭轉過來。那男人微笑起來。「馬兒知道一種語言。」
我們駛向弗拉基米爾（Vladimir），接近旅途終點時，我頓時害怕起來。周小姐睜大眼睛瞪著月台上燃燒猛烈的垃圾、領年金的人氣餒消沉的臉、注定會變成青少年的小孩。那些小孩戴著洋基隊棒球帽，穿著性手槍T恤和寬鬆牛仔褲。「熱狗！」一個小孩用英文叫著，一邊咬著空底片盒。「幹幹狗屎狗屎。」所以這就是西方。
周小姐身上只有兩百八十美金、一張英文句子列表，和裁縫技巧。我想像她所會面對的危險。在一○七小時，跨越七個時區後，我們終於得說再見了。我不想說再見。我不想下火車。不想動的惰性超越疲憊，轉化為另一種情愫。
火車慢慢在莫斯科車站停下來時，列車長將我拉到一旁。他也一直在默默擔心。「聽好，小老弟，」他用中文說，摟住我的肩膀。「要小心。俄羅斯很危險的。別信任陌生人。你是個外國人。」
「你擔心我？但那個……」
「她？」列車長咯咯笑了起來，看著周小姐。「她是中國人。她不會有事的。」
火車抖動後停下來。我們下車進入真實世界。一對看起來和藹可親的阿姨叫著周小姐的名字。她向我揮手告別，和她們一起離去，揹著她的小背包，開開心心地用中文吱喳聊著天。我則獨自站在月台上，納悶我身在何處。
2024專利防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