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世界巨變中，如何改變看懂世界的方法？
片段訊息，我們如何看出全面？
多方評估下，我決定跟「未來學與地圖學分析研究室」（Laboratoire d'études politiques et d'analyses cartographiques，簡稱Lépac，一個從事應用研究的民間獨立研究機構，專精於國際關係。提供前瞻思考、操作分析和目的性教學）的團隊合作編寫，一本從地圖看懂地緣政治（編按：以地理因素為基礎，進行分析經濟、社會、外交、歷史、政治等層面）的全書。
在為世界各地的企業主管或大學師生進行數十場演講或研習後，我發現，人們很難把發生在各地和眼前的種種現象，做機制或哲學上的連結。地球上的一切事物都牽連在一起，但人們總是片斷零碎地去理解跟處理。
為什麼，人們難以感受這些連帶關係，甚至連弄懂都很難？為什麼，大家總是用二分法的思維方式，而如此抗拒事物的複雜性？
生活在開放的民主社會中，我們每天接收大量的訊息。但我們是否知道如何加以整理？能不能把這些資料互相連結成一個系統來幫助理解，而不是切割得支離破碎？媒體經常混淆了什麼是部分、什麼是總體；不加區分什麼是緊急、而什麼是重要的。我們以被動的態度面對各種來源的資訊，顯然也使得我們失去分門別類的能力。這本書就是要嘗試提供一個歸類和分級後的世界新架構。
一個世界的結束
在我這幾年看來，一個世界正走向結束。正在開展的世界，不再是在歐洲形成，也不是在美國，而是在亞洲。約2000年以來，歐洲與美國、加拿大、澳洲等歐裔，首次不再身處世界中心，西方國家也不再是世界的中心。
書中「西方日落」的章節，要對「西方人」這個不精確但一直在用的概念提出省思。「西方的沒落」是個受到偏愛、也一再被重複的主題，一直以來是一種似乎頗具創意的自我批判形式，但我自己則對「西方」有股強烈的「厭倦」。
制度上的去殖民化已經是50年前的事了，但殖民的模式仍徘徊不去繼續存在，被沿用、被模仿，在許多方面精神上的去殖民化還沒有達成。這種以西方為中心的高姿態和傲慢，幾乎數十年來不減，令我十分厭倦。
我的職業生涯已經遠離了我當初所學的民族學背景，有很長一段時間我甚至覺得完全用不上。然而，正是民族學讓我學會了謹慎小心的研究問題方式、對其他民族帶著尊敬的好奇心，尤其能迅速果決地跟西方文化劃清界線。感謝法國民族學家孔多米納斯（Georges Condominas，1921～2011），這種方法能夠一絲不苟且極為平等地探索世界以及各個民族，不分原住民、少數民族。
民族學要求高度的精確性，並要求研究者能不斷調整位置，不論是在世界的空間，還是心理的空間。阿瑪撒利克或努勒維特的因紐特人、喀布爾或潘傑希爾的阿富汗人、大同的中國人、阿爾及爾或沙那的阿拉伯人、伯爾丁的尼泊爾塔芒族人、波波地烏拉索或馬西的莫西人、巴西的瓜拉尼人、馬克薩斯群島的毛利人。
我生活在全球化工作的時間中，這是一個快速有序的時間，也因此是西方式的時間，讓我每週想起「他們」好幾次，一張臉孔、一個動作，以及人們穿梭其間的非都市景色中。懷舊？也許吧。多情而輕信？沒錯，因為是這些人教給我一種祖孫代代相傳、循環不已的世界觀，大異於西方那種把大地開發到耗竭的心態。
這些人，該怎麼稱呼他們？原住民？土著？在地人？對我而言，他們可以說民族與親族兼而有之，因為他們以其差異使我更充實、更紮實。思索族群歸屬的問題包含某種「求同」的追尋，但我的個人歸屬反而是透過「尋異」而產生。在這本書中，我始終希望兼而有之的民族與親族能被看見。
未來真的會愈來愈進步？
看著我們眼前跟腳下的歷史，可以了解到：認為一切必將隨著時間而愈來愈好、愈來愈富足的「進步」，不是唯一的歷史方向。地球不再確定有更好的未來。這個進步的概念，被思想家莫杭（Edgar Morin）稱為「西方的天意迷思」（出自La Voie, Edgar Morin, Fayard, 2010），不再構成唯一的遠景；科學與技術不再提供保證，本體論的懷疑開始滋長。這種經濟模式是生產者但也是摧毀者。這枚銅板有兩面，一面是生產，帶領百千萬人走出每天2美元的生活水平，但另一面是毀滅：環境汙染、氣候變化、動物滅絕、能源浪費、水源消失、社會與世代間的連結斷裂。
在不加限制的擴張後，擴張的限制已經到來。在各地，地球耗竭的跡象層出不窮，各種威脅清晰可見。我們是否還抱持幻想，以為現在所用的經濟模式有辦法解決人類的問題？書中會對這些經濟模式提出質疑，因為只朝向單一方向前進的時間概念已走到終點了。
超越國家層級的辯護人
環境問題的國際談判同時涉及多種層面，異常複雜，包括：科學事實和我們對這些事實的相信程度、統計工具一致或分歧、國際環境法律體系的創立、經濟與財政上的計算、從不曾消失的南北對抗重新興起、歷史遺留的情緒，當然還有政治政策以及做出這些決定的脈絡。這種種因素混合在一起，就是2009年在哥本哈根、2010年在坎昆、2011年在德爾班的情況（譯按：指聯合國氣候談判）。
這就是為什麼最好趕緊創設一個國際環境組織的原因，讓該組織具有像是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那樣的制裁能力，以便建立超越國家層級的國際環境安全體系。
當一個國家參與談判時，力求維護本國利益，這是首要功能之一。然而，光是保衛本國利益，就會反過來危害該國以為可以保衛的利益。國家主權不再能提供足夠的外交手段，層級也不足以解決地球上各種問題。怎樣以最好的方式居住在這個行星上？如何保衛人類自我存續的能力？我們的民主社會以法律保障個人，而書中多次突顯我們的地球既不是政治主體，也不以法律主體存在，這個行星迫切需要好的辯護人。
災難早就發生在眼前
有件事情加深了我的急迫感：2011年在里昂，我與一群資訊產業老闆進行研習，我講述了能源、經濟、氣候和人類社會未來間的關係，試著描繪出之間緊密層疊的連帶關係。研習尾聲，一位聽眾問我：「終歸一句，要是災難真的發生，這些會有助於我們理解跟因應，不是嗎？」
這種想法讓我大吃一驚。對我而言，災難明明就在那裡了，不必多想都知道，例如，2010年在墨西哥灣，英國石油公司無力防止一座離岸深海鑽油平台爆炸，在接下來兩個月，又對於原油不斷流入海中束手無策；2011年8月，離蘇格蘭的亞伯丁180公里外海，殼牌石油（編按：荷蘭皇家殼牌設在美國的跨國石油公司，也是世界最大的石油公司之一）也遇到同樣狀況，只是期間較短。
此外，日本東京電力公司在預防、管理以及與公民溝通上犯了一連串錯誤（編按：2003、2007年接連發現造假的安全數據與文件），導致了更全面的災難。這場災難重擊日本人，但事實是整個地球的能源方案與能源組合，造成了這樣的結果，這是系統的效應。同樣是系統效應：全球，或限縮一點，只談歐洲甚至冰島或希臘的金融、經濟與社會災難，引發的卻只是美國銀行界裡大約500人而已。
然而，這位提問者沒有感受到這些系統效應，而且不稱之為災難。我們簡直是徹底精神分裂了：明知風險的存在，卻沒有意願甚至沒有能力，去嘗試至少逐漸擺脫明顯可能危害部分人類的模式。藉由保護過度的保險──用這個字的所有意思（譯按：法文assurance一字有保險、保障、確信等意義），我們把風險轉移給世上其他地方，或延遲到未來。這是怎樣一種奇怪的保障體系？能確保專業契約上最細瑣的條文被遵守，能規範房子裡面的小漏水，卻不能設計出一種體制，讓生活在核電廠附近的千千萬萬日本人生活無虞！
地緣政治學最好的定義，大概是「強弱權力關係的智慧」，這不只是一門人文科學，正確來說比這還要廣。然而，從金融、經濟、恐怖主義到環境、網路攻擊、信心危機，這種種危機的多樣性、複雜性跟嚴重性，都已超出了這項工具的功能範圍。我希望書中一章接一章的描述，可以展示出新的關連性，以及新的困境。
人類正在改變新的世界狀態
面對將來，能否少點自信，多點謙卑？
2011年6月，我在格陵蘭待了一段時間，探索這個島嶼若真於10年或20年後從丹麥手中取得主權，有何有利與不利之處。我得到的答案很老套也很發人深省。
格陵蘭自治政府能源部長是一位熟知系統效應和環境風險的官員，他申明，在一些有冰山漂流的海域開採石油，技術上是可行的，例如在西海岸的伊盧利薩特（Ilulissat）外海，也就是和加拿大之間的大衛斯海峽中、靠近現有的赫爾菲斯克一號開採區附近。這些鑽油平台利用一個能關閉管線並阻絕壓力的活門，可在遭到突發撞擊時，自動與鑽孔機分離。拖船也隨時在海面上巡守，推開漂近鑽油平台的冰山。總之，照他所說，因為科技已經能夠確保人類跟環境的安全，如今在北極地區開採石油很合理。
對於部長及其顧問們的說法，我並不滿意。科技與創新是部分的答案，但不是全部的答案。近年來，石油跟核能災難已顯示出，這些管理操作上的答案有多麼不足。我再也沒有信心。這是多麼不可思議，因紐特人（屬於愛斯基摩人的一支）是氣候暖化效應的頭號受害者，他們現在卻要開採化石能源，任這些東西因而釋放出來的碳，加速終結他們萬年以來的生活方式。
這種全面的矛盾將不能持久。就如法國冰河學家羅修斯***所寫（Voyage dans l’anthropocène, Claude Lorius, Laurent Carpentier, Actes Sud, 2011），或哲學家塞爾（Michel Serre）以另一種方式所指出的，我們已進入「人類世」，也就是說人類這個物種已成了一種地質力量，正改變地球的演化進程。
時間，還會站在我們這邊嗎？
歷史是我們創造的
最後，提到法國人的士氣，並不好，如果可以這樣一概而論的話，對我們許多人來說，未來已不再是一片光明，甚至沒有希望。愈來愈多的人因為認命，放任自己陷入無力感之中，無所作為。太大了、太遠了，太遲了。漸漸地，我們對歐洲失去信心，甚至也對法國失去信心。
法國這個懷舊的古老國家，總是對遭遇感到不滿、對未來感到不安，只有處在地理和文化中心集權化的情境中才感到放心。當我們的世界形成更密切的網絡，當地球人口突破70億大關，其中有50億人使用行動電話、20億人使用網際網路、10億人出國旅遊、2億5000萬人移民，我們仍然無法處理異族相處的問題。法國人過去一直被寵壞了，在今日的世界還是如此，以致猶豫不決，無法面對巨變中、重組中的世界。外交官們說，法國的地位不會動搖；但那也要靠更多的信心，少點妄自尊大。
全球性的環境危機令我們憂心忡忡；報刊的大標題斬釘截鐵地警告著「人口炸彈」、「伊斯蘭的陰謀」、「中國的全球戰略」，令我們不安；我們被恐懼所魅惑，或者說，是被販賣恐懼的人所魅惑。害怕新移民、害怕中國的投資、害怕伊斯蘭，又怎麼會不害怕阿拉伯國家的民主革命呢 ？
這樣的姿態是說不過去的，至少在道德上是如此。要如何拿這般論調說給現在20歲的人聽？這是多麼短視！多麼封閉！對於教師跟他們的核心角色又是多麼缺乏信心。難道，就像法國作家瓦樂希（Paul Valéry）在100年前所預告的，「世界結束的時代」再度來臨？我一點也不相信。一切都是開放的，一切都在眼前，一切都才開始。
這樣說，並不是要否認我們遇到的問題很嚴重，也不是要否認全球性的權力關係和其破壞性。但每一個後續的世代都堅信先前的時代比較單純，每一個繼起的世代也都相信他們陷入危機。法國社會學家阿隆（Raymond Aron）不就說過，穩定的感覺都屬於過去？因此我要把「危機」這個詞拿掉，以「變易」代之，因為我們沒有道理認為，未來的世代無法找到將伴隨他們而來的出路、創新乃至道德價值。
這本書無意窮盡一切，但是在解析每一個現象的時候，也希望提醒大家，沒有任何事情已成定案，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都具有行動能力。歷史是我們創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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