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開往柏林的列車
一顆脫離軌道的小隕石拖著燃燒的尾巴，意外地砸向宇宙那黑色背景裡的藍色弧線。大氣層與極速下落的隕石撞擊摩擦所產生的強大衝擊波指向著亞歐大陸的方向。溝壑、河流和山脈勾勒出了大陸的基本框架。毫無方向的隕石高速消耗著自己的能量，滑向了德國上空。下薩克森州的雲層奪取了隕石最後的石鐵混合物質，在哥廷根的格勒奈大街9a號上空化為一縷煙塵，瞬間消散了。
我彼時正站在格勒奈大街9a號的長方形院子中間，抬頭看到了一股轉瞬即逝的煙火。一群嘰嘰喳喳的土耳其孩子圍繞著我，幾雙小手在我書包的毛絨掛件上來回撫摸。而圍繞著孩子們的是方方正正的四棟公寓樓。孩子們用流利的德語問：「摸起來好舒服啊，這些毛是不是真的動物皮毛啊？」我只能用磕磕絆絆的德語回答說：「應該不是真的吧。」
「姐姐，你從哪裡來？」
「我從中國來。」
「你叫什麼名字？」
「阿米娜。」
「聽起來很像一個土耳其名字呢。那你做什麼工作呢？」
「我上研究生。」
「你學什麼？」
「印度研究。」
幾個孩子面面相覷，用土耳其語互相交談了一會兒，看起來是在向彼此解釋自己所理解的學科內容。從他們的肢體語言很明顯能知道，最終他們還是放棄了對這個不明所以的專業的探討，轉而興高采烈地介紹說：
「我們的家就在這裡，來家裡玩吧。」
「我當然非常願意，感謝你們的邀請，只是今天不行。現在我可以進這棟樓裡去了嗎？」幾個孩子很識趣地嘻嘻哈哈跑開了，互相推搡著開始了下一個遊戲。
土耳其裔居民在德國佔有很高的比例。在十六世紀時，就有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士兵和俘虜被帶到德語區定居。最近代的移民發生在二戰之後。德國許多城市在戰爭中遭受了嚴重的打擊，東西德國的分裂使得東德的勞動力無法支援西德，有一種略帶誇張的感慨說，單是柏林城裡那到處高高堆起來的廢墟就要花費二十年才清理得完。在極度缺乏勞動力的情況下，戰後重建的主要力量中，一是來自於德國女性的貢獻，另一個途徑是借助外來移民的力量。六十年代，德國開放了短期簽證政策，引進了許多勞工，其中就包括土耳其裔。當時的土耳其移民渴望得到工作機會，他們的德國雇主也希望有固定的員工，因而政府為短期簽證開放了延期政策。土耳其裔的移民逐漸在德國長期工作、結婚生子、家庭團聚，但是卻始終沒有被認可為完全的德國公民。有不少支持移民的人士主張，應當提升土耳其裔的權利，例如，為土耳其裔爭取平等的受教育權。為了說服大眾，主張平權的人士提出，如果不給土耳其裔同等的受教育權，他們就沒有機會獲得更好的工作，從而無法提升階層，因而就持續成為邊緣人群，進而可能損害社會和諧。另一方面，土耳其社區也在很長時間受到一部分極端排外人士的歧視，針對土耳其社區的暴力事件發生過不少次，無辜的土耳其群眾慘遭極端排外人士殺害的情況也是有的。在長期割裂生活的狀態下，土耳其裔勞工常常集中居住在城市的邊緣地帶，他們的社區生活也保持著故鄉的習慣，講土耳其語、做土耳其食物、喜歡家族聚餐和互相訪問。
格勒奈大街9a號裡就住著哥廷根的一個土耳其社區。長方形院子的四邊佇立著四棟公寓樓，每一條狹長的樓道裡左右兩側各有十幾二十間房。各個房間的格局相似。一進門的過道邊上安著很小的爐灶，旁邊是衛生間，再往裡走是一個或兩個小臥室，以及一扇正方形的窗戶。土耳其家庭喜歡在房間裡鋪上幾塊大大小小的彩色地毯。路過他們的門口時，總是可以聞到香濃的飯菜味和聽見熱熱鬧鬧的聚會聲。這些公寓大部分被租賃，同住在公寓樓裡的還有失業人員、酒鬼、退休人員，以及找不到更好住處的留學生。公寓的院子裡面經常有一地的碎酒瓶，自行車也經常被卸掉了輪子。
蘇蘭達和帕米拉住在公寓西側樓的四層最中間的一戶，從窗戶可以看到院子。帕米拉把方形的窗戶向裡打開，正站在窗前向我招手呢。如果一整棟土棕色的樓是一幅畫面的背景，上面整整齊齊排列著大小一致的方格，畫面最中間的一個方格裡，身穿橘紅色襯衣的尼泊爾女性充滿活力地揚起手，她就是點亮這張巨幅畫的存在。
蘇蘭達是我在印度研究所的同學，短短的頭髮帶著小卷，永遠都是笑容滿面，喜歡開玩笑，任何煩心的事情經過他的幽默化解都變得沒什麼大不了。作為最高種姓家族的成員，蘇蘭達愛上了種姓階層稍低家族的帕米拉。雙方家庭很開明，在加德滿都為倆人舉行了婚禮。帕米拉申請到了去德國讀農學研究生的機會，蘇蘭達毅然辭去了百事公司尼泊爾市場總監的職位，以附隨家屬的身分陪著妻子帕米拉留學德國，並且選擇了一個看起來跟自己的背景最為接近的印度學。剛認識蘇蘭達的時候，他開玩笑說：「大概是因為我每天都刷很多寶萊塢電影，所以印度學的教授們覺得我特別合適學習這個專業吧。」
略顯幽暗的狹長走廊的一頭是一部淺綠色的電梯，漆面有些許掉落，露出幾片鐵銹。走出電梯時，帕米拉已經打開門迎接我了。我們擁抱和親吻了彼此的雙頰，熱情地跟所有賓客打了招呼。房間裡已經是熱氣騰騰的氣氛。牆角的櫃子裡擺滿了書、掛飾、小玩偶，綠植點綴在各處。床上鋪著彩色條紋床單，擺著印花布抱枕。兩張椅子坐不下，大家都席地而坐。蘇蘭達正坐在地毯上跟亨利、拉赫米、瑪爾慈、盧卡斯講故事，笑聲陣陣。爐灶上燉著一鍋咖喱雞，熱氣夾帶著佐料的香氣布滿了整個房間，炒米飯和烙餅已經差不多做好放在灶臺上了。
亨利年過六十的臉上皺紋不多，用鶴髮童顏來形容可能也不會太誇張。他給人的印象是小巧而緊張，精明利索且一直保持著危機感。他的父母是德國猶太裔，移民到了美國。亨利是會講德語的美國人，對於猶太教不感興趣，反而開始癡迷于南亞修身養性的哲學。亨利從漢莎航空退休之後，開啟了新的人生規劃，當南亞文化研究的學者。男朋友卡爾與亨利相伴終生，志願承擔起了在德州達拉斯照顧亨利九十多歲母親的工作，鼓勵亨利追求自我。偶爾，卡爾也會飛到德國與亨利團聚。我曾經問過亨利為什麼退休之後還這麼拼命努力，他斜著眼睛、挑著眉毛看著我，確信地點了點頭說：「我又不是快死了。」問及他和卡爾，在什麼年紀發現自己喜歡同性的，他們倆都說其實在很早的童年就有了這樣的認識，只是他們成長的環境不允許，也經過了一段時間的痛苦，最終在接近中年的時候選擇真實地面對自己。
拉赫米很靦腆，別人講話的時候，她願意保持沉默。因為是印尼的穆斯林，她通常都戴上一個與服裝顏色搭配的發套或帽子。在到達德國之前，她是雅加達高新企業的軟體工程師。她期望在一個更為寬鬆的環境中生活，同時想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條件，所以嘗試在德國重新開始。因為已經有了電腦學位，不想再花時間去重複學習，拉赫米選擇了印度研究作為可以獲得學生簽證的途徑，也可以發揮她跨專業研究的優勢。為了緩解經濟壓力，拉赫米每週要去哥廷根老城中心的餐廳幫廚，負責採購和備料，有時候還要再兼職另一份家政服務的工作。她像一隻小蜜蜂，騎著腳踏車奔忙于哥廷根各處。拉赫米有了一位德國男朋友，兩個人已經開始規劃共同的生活，商量什麼時候結婚。
馬爾慈是一位苗條英俊的巴基斯坦小伙子。在一場巴基斯坦與孟加拉聯姻的婚禮上，我第一次認識他。婚禮在哥廷根的一個市民活動中心舉行，一群賓客湊在舞池中隨著節奏律動時，瑪爾慈穿著長衫，舒展的雙臂上下翻飛，兩隻腳輪流抬起又重重地踩下去，剛剛好卡在極速流轉的鼓點上，他是不能讓人移開目光的焦點。瑪爾慈在哥廷根半工半讀水利學，每當學費和生活費不夠用時，就休學去打工，做修理工、倉庫管理或小公司的臨時雇員。攢到的錢也寄回巴基斯坦支援父母和弟弟妹妹。他已經幫助妹妹在巴基斯坦的第二大城市拉合爾取得了教育學本科學位，使得他的妹妹成為了巴基斯坦少數的高知女性，從而也有了滿意的工作。瑪爾慈喜歡與朋友相聚，如果不是跟巴基斯坦朋友們，就是跟我們幾位。
盧卡斯是白淨帥氣的德國同學，舉手投足間都展現著紳士風度。他在本科學習了法律，數次到印度訪問和實習過，對南亞文化產生了興趣，因此碩士階段選擇了印度研究。他的父母從事特殊兒童精神疾病的康復工作。盧卡斯很小的時候就去康復中心幫助父母工作，早早理解到每個人都一樣，都不完美，卻構成了一個豐富多彩的世界。他既願意跟德國同學一起去酒吧喝酒看比賽，也願意跟外籍同學聚餐。
我加入了朋友們的談話，坐在地毯上，抓起一個印花抱枕放在懷裡。蘇蘭達正在講與食物有關的尼泊爾文化習俗。有一個特別的婚俗，新郎在午夜準備豐盛的晚餐給新娘，第二天新娘要齋戒，以祈禱丈夫身體健康、成功富有。蘇蘭達說：「我不喜歡遵循這個習俗讓帕米拉節食，因為可能對身體不好，也要為她的健康著想。」帕米拉說結婚以後，在一個大家庭裡面，吃飯時長幼有序。先給最小的孩子們吃飯。再來是給年長的男性用餐，包括祖父、父親、叔叔、舅舅。再來是年長的女性，包括祖母、母親、阿姨、嬸嬸。蘇蘭達看著帕米拉笑著說：「這是不是性別歧視呢？」帕米拉回應說：「對，這是一種歧視，但是也是文化習俗的一部分，同時也體現出關愛兒童了呢。」蘇蘭達大笑著接著說：「曾經我見過父親吃著吃著飯，突然大聲呵斥我的叔叔和哥哥，說你們吃的太多了，不要再吃了，要考慮到後面的人還沒吃飯。」
瑪爾慈和盧卡斯一起把一鍋燉好的雞肉、米飯和烙餅端了過來，亨利給大家分發餐具。看著一鍋肉，亨利皺了皺鼻翼，搖著頭，像個小男孩一樣很不滿地帶著諷刺說：「看來有些人完全忽略了還有一位素食主義者的需要呢。」
帕米拉從冰箱裡取出一盆蔬菜沙拉和蘑菇意面說：「你的盛宴在這裡呢。」
拉赫米說：「幸好我的德國男朋友也是素食主義者，我們不用在吃什麼肉這件事情上糾結了。」
蘇蘭達說：「哦，我是一定要肉食的人，完全不能接受沒有肉啊，哦，除了牛肉。我看了報導說一個德國人平均每年吃掉八十公斤的肉，你們猜印度是多少？你們猜。嗯，尼泊爾人每人每年是十一公斤，印度人每人每年是六公斤。」
我開玩笑插嘴說：「嗯，在我們內蒙古，每個人每年都得吃掉最少一頭羊、一頭牛、一隻豬和無數的雞鴨魚吧，公斤數是無法統計的了。」
瑪爾慈立刻邀請我下周去他的巴基斯坦聚會上吃羊肉。亨利調侃盧卡斯說：「在咱們的德國食譜裡，除了麵包香腸炸豬排，還有別的嗎？」盧卡斯抿著嘴聳了聳肩膀說：「還有豬肘子呢。再就是小吃街上的土耳其肉夾饃了。」所有人都被他逗笑了。
「你們幾個馬上要出發去印度了，都定好時間了嗎？」蘇蘭達問。
「我和蘇蘭達的交流簽證被拒了，去不了，留在哥廷根。」拉赫米說。
「哦！官方大學之間的合作交流項目，居然還會被拒簽。真是不可思議。」亨利說。
「我要去德里，尼赫魯大學，下個星期就出發了。」盧卡斯說。
「嗯，我去浦那大學，也是下個星期走。」亨利說。
「中國人的學生簽證批准的晚一點，我剛剛拿到，所以再過兩周才去浦那。到時候可以去訪問亨利呢。」我說。
蘇蘭達舉起杯子，祝福即將出發的我們一切順利，帕米拉已經開始感懷，拍了拍我的後背說：「一定要保重啊，不要為分別難過，半年之後，我們又可以相聚了，到那時咱們一起去燒烤野餐。」我們所有人跟所有人都深情擁抱過，戀戀不捨地互道珍重。
峨眉月掛在天上，深藍到發紫的天空中有一些雲朵的影子。盧卡斯送我到市中心鵝女廣場教堂邊上的公共汽車站。站牌後面是一張寬木凳，木凳被一棵大樹庇護著。我們站在樹下。路燈橙黃色的光從樹冠照下來。抬頭看到的是被燈光照亮的綠色宇宙。大樹的枝幹托著晶瑩靈動的生靈包裹著一個超越凡塵的空間。我們也好像變得很輕盈，漂浮在空氣裡，很安靜。街對面的烏克蘭手風琴手演奏的音樂滲入進來。
「你怎麼知道他來自烏克蘭？」盧卡斯問。
「看到過一個採訪哥廷根街頭藝人的紀錄片。他是一位專業的手風琴音樂家，在正式的樂團裡工作，晚上和週末出來街上表演。住在很小的房間裡。每天一個人吃飯。不喜歡說話。」我說。
「還有經常在街角看到的兩位一起表演的手風琴演奏者，你見過吧？他們的曲目都很輕鬆愉快，東歐風情。他們來自羅馬尼亞，當街頭藝人就是他們的生計。」我繼續說。
「你在白天見過那位坐在地上吹空心木頭的藝人嗎？五十歲左右，頭髮和鬍子很隨意的那位。那個樂器發出不同節奏的嗚嗚嗚聲。嗯，就是他，我知道他來自美國，每年遊歷於世界各地，夏秋時節來哥廷根。」盧卡斯說。
「還有一位演奏手碟的藝人，你知道他的背景嗎？」我問。
「不太清楚從哪裡來，演奏倒是很動聽有趣的。」盧卡斯說。
「紀錄片裡說，街頭藝人表演也有自成體系的規矩的。一個人不能佔據主要街道演奏太久，每過一兩個小時他們需要換位置，輪流在人流密集的地方表演，約定俗成。」我說。
「德國開放難民政策有段時間了，你知道在哥廷根就有幾個難民營嗎？」盧卡斯接著說：「我參加的合唱團去難民營演出過，跟他們互動，提供給他們瞭解德國生活的途徑，慢慢的他們可以融入德國社會。」
「那是什麼樣的地方？」我問。
「以前的一座學校。學校遷址了，空出來的一棟樓裡安置了宿舍，供難民過度。」盧卡斯回答。
「你們的演出成功嗎？」
「嗯，怎麼說呢，我們和來自敘利亞、伊朗、阿富汗等地的難民朋友輪流表演。我們合唱的時候，幾位敘利亞大媽帶著小孫子離開了，大概是不習慣我們合唱團的音樂，聽不下去。等到從伊朗來的難民彈奏一種中東弦樂的時候，大媽們回來了，場面很熱烈，觀眾們一起舞動。」盧卡斯露出一小段失落的表情，伴著自嘲的幽默。我哈哈哈地笑了一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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