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鄉撒網，離岸難回——
記特宏興368號漁船事件兩年之後
／莊舒晴
2013 年8月，海巡署將特宏興 368 號漁船自南太平洋戒押回台，當九名印尼漁工下船登上宜蘭蘇澳的土地時，遭遇不測的台籍船員家屬紛紛上前追打，一時全台媒體也不斷放送這起駭人聽聞的印尼漁工殺人事件。
作為移工團體，看到受害者家屬托著遺照哭泣的畫面，我們同樣感到悲傷及不忍，對於生命的驟然消逝，少有人能坦然面對。然而在同一個電視畫面裡，那些低著頭被痛斥和毆打的黝黑身體，也令人不禁擔心起在台灣長期被視為潛在危險份子的移工，是否會因著媒體的發酵，成為人人遷怒責備的對象。
在事件發生後不久，TIWA 主動聯絡律師瞭解相關案情，試圖釐清整起案件的經過。依照我們這些年來處理移工案件的經驗，明白不能僅以「殺人」兩字簡化事件，而後來該案被認定與殺人行為無關的其中三位漁工到 TIWA 的庇護中心安置，更坐實了背後牽連的結構性因素。
受害船長的家屬曾對媒體表示「船東希望方便、降低薪資成本，而以境外聘僱方式進用來歷不明的外籍漁工，而且本國、外籍漁工人數比例懸殊，對遠洋作業的台灣漁民人身安全造成很大的風險。」可見在憾事發生前「問題」一直存在著，但沒有人敢戳破「境外聘僱」這個制度的黑暗面。即便特宏興案引起全台的關注，大家還是把焦點擺放在印尼人殺台灣人的國族仇恨上，制度也就懸而未決。
自事件發生兩年多以來，TIWA 持續前往看守所與監獄探視六名印尼漁工
，也透過信件往返，逐漸了解他們作為一個個帶有不同生命軸線的人，何以漂洋過海，共同歷經悲劇的剎那。
隔著看守所的鐵欄杆和厚重的玻璃窗，我和 Retno 各自拿起面前的話筒。「那個時候仲介說不用手續費，可以直接去工作，每個月有兩百美金。飛到桃園機場後，馬上有人開車帶我去港口登船，我不知道台灣長什麼樣子，工作六個月也從來沒看過新台幣。」儘管家人們知道他們的兒子是到台灣工作，殊不知境外漁工不被允許在台灣的土地上停留，即便靠岸也只能待在船上，遙望他鄉。
Anto 頂著小平頭大眼睛，「我那個時候已經失去自己、失去理智。我覺得很對不起他們的家人⋯⋯」他像是懺悔一般低頭說出這句話。「他心情不好的時候就會用木棍打人，也會一直罵，有時候打到流血了還一直打⋯⋯我知道自己做了錯的事情，真的很對不起，希望以後來的印尼人不要再發生這種事了⋯⋯」Lufin 的眼底情緒複雜。
數次探視後我們已不再談案情，漁工們對於必須在監牢中漫長服刑也比較平靜面對了。偶爾 TIWA 邀集幾名印尼勞工一同前往，讓大多不諳中文的漁工們至少可以用家鄉話聊聊天，得知一些外界的資訊。
「TIWA 的朋友們，真的很對不起向你們提出請求，不知道是否能請你們幫我查地址和郵遞區號？」Susanto 用工整字體寫來的信件小心地探問，想必他是考慮了許久才鼓起勇氣寫這封信。「我寫了好幾封信回家，但是都沒有收到回信⋯⋯」Yudi 失望地說。
在他鄉服刑，面對獄中不同語言、不同文化的折衝和全控機構的管制，遠方的家人是他們唯一的寄託，然而除了憑藉記憶中模糊的地址和電話，漁工們沒有其他管道和家人聯絡。
TIWA 在因緣際會下認識兩名關注此案的印尼藝術家，他們的團隊憑藉片段的資訊和線索，挨家挨戶地找到漁工的家人，試圖重建漁工與家鄉的聯繫。從不同的位置關注移工議題，我們同樣希望移工權益朝向更好的方向挪移，並拓展和社會對話的空間。於是在他們的邀請下，我們踏上印尼「替代返鄉」的旅程，拜訪六名漁工以及另一移工殺人案 Yanti 的家人。
出了雅加達（Jakarta）後幾乎沒有紅綠燈，原來平坦的水泥公路變得顛簸坑疤，景色從高樓與工廠轉為平房與綠意。
第一站是西爪哇的梳邦（Subang），雖然距離雅加達僅有一百五十公里，但沿途交通雍塞路況多變，還是花了五個小時才抵達。當我們的車子駛進村子裡的小路，兩旁的人家都投以好奇的眼光。同行的印尼朋友說：「這裡不太有人開車，大家都騎摩托車，如果有外人進來，全村的人都會知道。」聽到這句話我們不免擔心，這樣「高調」的到訪是否會給漁工家人帶來困擾？他們的鄰居若知道村裡有人在台灣殺人並坐牢會有什麼反應？他們的小孩會不會在學校被同學排擠，並冠上「殺人犯之子」的標籤？
印尼朋友說「全村的人都知道了。這裡是印尼鄉下，跟大城市不一樣，只要有一點小事一下就會傳開，甚至我今天生了病，隔天可能隔壁村的人也知道了。」不只梳邦村莊的人知道 Susanto 在台灣發生的事，其他五個漁工和 Yanti 的家鄉親友們，也模模糊糊地在鄉里耳語閒談中得知遙遠地方的憾事。
我們到達的是 Susanto 妻子的家，是一間倚著窄徑的白色小平房，路只能勉強讓一台車經過，沒有迴車的空間，我們只好向對面某戶人家借用庭院來停車。對方明白我們是來找 Susanto 家人的外地人，關切及好奇地看著我們，那並非一種猜忌打量的神態，也許心裡對於台灣人的來訪原因也心裡有數，很大方地將庭院借給我們。
家徒四壁，這是進到屋內的第一印象，除了一個櫥櫃和一些生活雜物之外，幾乎沒有其他多餘的東西。家人們在水泥地板鋪上染著灰的地墊請我們坐，並吩咐小孩去買涼水回來。我們向 Susanto 的丈人、丈母娘、連襟們解釋此行的目的，轉告他們這兩年來 TIWA 探視 Susanto 的狀況，並送上台灣朋友們募集給小孩的一點禮物與給家庭的微薄捐款。家人久未聞 Susanto 的消息，得知他獄中平安，先是鬆了一口氣，但一時也不知道能再追問什麼，再聽到 Susanto 的刑期是二十二年後，本來沈靜的氣氛更是顯得無語。
Susanto 4 歲的小女兒 Nina 拿著台灣來的玩具便開心地玩了起來，13 歲的大女兒 Riri 則坐在角落低頭，克制地流眼淚。
兩個女兒現在都由妻子娘家扶養，Susanto 的妻子則每個月寄小孩的扶養費回來。到此，家人不禁抱怨 Susanto 的妻子把房子和土地都賣了，跑到雅加達打工，甚至準備申請前往台灣工作，為的不是別的，而是再見丈夫一面。
不難理解承擔起照顧工作的親戚們心中難免有些不諒解和怨懟，但孩子呢？Nina 正懵懂，尚未意會到家裡究竟發生什麼事，Riri則是非常清楚這個家的失衡狀態，所以對於大人們所談論的一切聽而不語，那份過於早熟的節制反而令人不忍。臨走前，Riri寫了一封信和兩張紙條，一張是他母親的手機號碼，一張是他自己的號碼，要我們轉交給她的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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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著爪哇島的北海岸線行駛，來到Iham在南安由（Indramayu）的家。在台北看守所與Iham 會面時，他說自己因為與妻子離異，找不到生活方向，無所適從，才決定踏上遠洋的船。他始終心繫在故鄉的兒子 Tanto，希望打魚的錢至少可以給兒子比較穩定的未來。
踏入磚砌的屋子裡，我們才發現原來 Iham 的父母也離異了，父親與繼母的家坍塌，所以在 Iham 其中一個舅舅的房子裡與我們見面，兒子 Tanto 跟媽媽一起住，不在屋裡。Iham 的朋友 Toto 得知我們要來，特地也趕來打聽 Iham 的近況。Toto 以前也在台灣的漁船上工作過，他能夠理解那個工作場域的惡劣狀況，所以得知特宏興案時，訝異是有的，卻也不難想像事情何以至此。
Iham 幾乎是與家裡斷了聯繫。從小失學，閱讀和書寫印尼文對他來說十分困難，好不容易寫了信回家，卻遲遲得不到家人的回信。繼母告訴我們，儘管從台灣寄來的信已經付了郵資，但村裡所有的信都被送到村辦公室裡，如果想要拿信，必須付另一筆「取信費」，這是鄉里間不成文的黑色規定。「我們沒有錢，沒辦法拿信。」她如是說。
在我們的要求之下，Iham 的舅舅騎著機車把 Tanto 載來。Tanto 是個非常靜默的孩子，9 歲，頭低低，被大人抓過來又抓過去，眼裡有些倔強和不甘願。他似乎不理解爸爸為何一去不復返，而這些講著異國語言的人又是誰？來日方長，待他成年後，有一天是否會拿著工資去領爸爸寄來的信？
六名漁工要在獄中度過漫長的歲月，與台灣「同學」共處，紛紛試著學習中文，讓日常生活順遂些，只有 Iham 小聲問我們是否能帶印尼文的國小課本回來，他想好好學習自己的母語。也許，他是想有天若能與兒子往來書信，那會是多大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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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井里汶（Cirebon）的路上下起大雨，雨水拍打在車窗上，讓原本泥濘的路變得更加難行，沿途經過幾個淹水路段，人們試圖在混亂中涉水而行。水是黃濁，人們一個接一個用腳踩探著下一步，尋找能夠前進的方向。
Lufin 家四周空蕩蕩的，只有滴滴答答的聲音。他的父母外出工作尚未歸來，我們在客廳席地而坐，被刺眼的綠色牆壁包圍著。牆上掛的是 Lufin 姊姊中學時的畢業照片，穿戴學士服笑得靦腆，那份榮耀的神情與斑駁的牆形成對比，也與眼前抱著孩子的婦人不像同一個靈魂。
大雨遮了陽光，即便屋裡開了燈仍舊十分昏暗，傍晚 Lufin 的父母從雨中騎腳踏車歸來，他的父親倚牆沈默不語，母親邊哭邊問為什麼兒子要關那麼久。面對漁工家人直面而來的情緒，該如何回答這個「為什麼」？
「因為你兒子殺了人、殺人就應該付出代價、沒有判死刑已經很幸運了、我們的監獄還要養一個外國的殺人犯⋯⋯」台灣社會裡面最主流的聲調，我們並不打算告訴他母親。一方面不希望「殺人犯」的標籤讓家人懷抱愧疚活著，也把漁工和家人的關係推得更遠；另一方面，台灣關於外籍勞工的制度和結構性壓迫才是釀成悲劇的推手，也是作為移工運動者的我們一直以來在和社會對話的部分。然而，談論後者何其困難，當 Lufin 的母親還沈浸在前者的悲痛中，我們光是承接巨大的情緒都來不及，更是難以向後者的討論挪移。
不久弟弟和妹妹也從雨中走來，姊姊拿了紙筆，趴在地上寫信。
「雨停了再走吧。」Lufin 的媽媽留我們。空氣裡很是沈默，可言說的都說了，只剩面面相覷，相對無言。
這個村子裡的雨，好像從來沒停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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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里汶到勿里碧（Brebes）的距離在地圖上看起來不遠，但印尼的交通並非可預期，尤其沿著爪哇島北部的濱海省道，沒有紅綠燈不代表可以肆無忌憚地加速長驅，得專心提防有摩托車、三輪車和行人橫越公路，甚至在某些路段「祈禱者」就直接站在馬路中央，一邊唸著祈禱詞，一邊拿著像是撈魚用的網子，向行經的車輛揮。有些駕駛會暫緩車速略施小惠，更多的車輛仍是呼嘯而過。祈禱者們在為過路人祈福，網子揮呀揮，但降臨的福份似乎不包含自己暴露在危險之下的身體。
Retno 的媽媽坐在屋前挑菜，屋頂垂下兩條繩索，綁著一個大布巾，其中一個孫子在裡頭安睡，還有兩個小鬼追來逐去，屋前屋後嬉鬧著。Retno 的妹妹去買涼水回來，這似乎是印尼人家的待客之道，儘管許多人屋裡除了生活必需品外就沒其他多餘的東西，但客人來時還是會買來一般時候不會消費的飲料。
妹妹說 Retno 曾打電話回家過，看守所規定只要向獄方提出申請並購買電話卡，一年可以打兩次電話回家。Retno 說了有二十二年的刑期，若在獄中表現良好，刑期一半時能提假釋。但誰說得準呢？沒有人敢對假釋抱有期待。
行前 Retno 特別拜託我們拍他母親的照片，作為獄中的寄託。儘管有少數的機會打電話回家，Retno未曾與最思念的母親通電話，出於羞愧、不孝、屈辱、不堪，他沒有勇氣面對母親，就連聽見母親的聲音都沒有辦法，只能透過兄弟姊妹傳話。「他在船上一直被打，我想進去監獄也許過得比較好吧。」妹妹或許是安慰母親，或許是出於無奈地說到。
我想起去年五月同樣發生在台灣的福賜群號事件，高雄籍遠洋漁船在海上作業期間，兩名印尼漁工一死一失蹤。死亡的漁工生前疑似遭虐待及強迫勞動，在沒有醫療的情況下在汪洋中死去。失蹤的漁工是在工作時失足落海，船長沒有救人，直接將船駛離。「就像一包垃圾被丟下去一樣。」同船的漁工這麼說。福賜群號的漁工跟特宏興 368 號的漁工一樣，都是「境外聘僱」，不適用台灣的法律保障，也不受台灣勞動條件的規範，多少人在船上受到剝削及不合理的對待而束手無策。當他們最絕望的時候，面對的只有白日的烈陽及夜晚無盡漆黑的大海。台灣政府並非不知道境外聘僱所帶來的問題，而是深知於此 ，對雇主來說境外聘僱的成本不到境內聘僱的一半，對政府來說不需要承擔這批勞工的種種「問題」，當事件發生，政府只要雙手一攤說「他們是境外的」，就能規避掉所有責任。今日若非是印尼漁工的屍體被載回港口，或是台籍船員出事，政府根本不打算處理，任其自生自滅，而在這個過程中，滅了的總是最底層的外籍漁工。比起像一包垃圾被丟到海裡去，或許真如 Retno 的妹妹所述，進監獄也許比較好吧。至少回到岸上，還能期待有一天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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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東邊行駛三個小時就是直葛（Tegal），Anto 住的村子瀰漫著濃重的魚腥味，路邊人家屋外到處曬鹹魚。
在屋裡等待我們的是 Anto 的妹妹，她的臉和哥哥簡直一個模樣。兩個阿姨聽聞我們來訪，放下挑魚刺的工作來寒暄，她們說「他媽媽有時候會對著枕頭講話，把枕頭當成兒子，講一講又哭。」
「Anto 從小就是個很乖的小孩，每次到港口邊人家都會給他免費的魚，他不會拿回家自己吃，還會分給其他鄰居。」
「他第一次出國賺的錢都匯回給家裡，是個很顧家的孩子。」滔滔不絕地回憶起這個孩子的一點一滴，沒有人知道他日後竟會成為被判刑二十八年的殺人犯。
在判決定讞之時，法院指出：「被告Anto雖為本件殺害OOO最核心之人物，但『特宏興368號』於本件衝突前即已存在海上暴力犯罪之許多因素：我國籍幹部與印尼籍漁工間階級、收入之巨大差異、言語、生活等衝突，海上作業時間長且環境惡劣，案發地點距離我國及任何陸地遙遠等，最終致生此次悲劇。」結構性的壓迫積累，仿若重現三十年前的湯英伸事件。
Anto 的母親結束一天賣魚的工作，見到兒子在信中提及的 TIWA 朋友們，興奮地跟我們說話，她沒想到竟然有人真的從遠方帶來兒子的訊息，彷彿這才放下心來，原來兒子在獄中還平安。
我們問是否有口信要帶回給 Anto，「他女朋友已嫁人，而且有孩子了。這不要告訴他。」她母親說。
「他爸爸最近身體很不好，耳朵一直流血出來，不知道是什麼病。這也不要告訴他，不想讓他擔心。」到此他母親的眼淚潰堤，方才的開朗笑容不復存在，她的哭是哭嚎，手捶著心臟大聲哭出來。
Anto 的妹妹沒說什麼，在媽媽的哭聲中寫了一封很長的信，要我們轉交給哥哥。
是時，Anto 的父親正在海上捕魚。Anto 出國前也在直葛當漁夫，肩負起養家的責任，特宏興案發生後父親又重操舊業，回到漁船逐浪而去。當他在海上，隨著海浪的晃動一上一下，他是否曾想過，他的兒子就是在這麼一片晃蕩汪洋中，受到欺凌、與人爭執、最後鑄下大錯？當他拖著漁網，那些被捕撈的魚群們，有哪隻藏著他兒子捎來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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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行至八馬蘭（Pemalang）時，天色已經完全漆黑，我們把車停在大路上，憑藉手機的燈光往村裡住家巷弄走去。
Yudi 和妻子結婚一個半月就出海工作，為了還結婚時跟兄弟借的錢，以為出國一趟就能與新婚妻子安然度過往後的日子。然而事件發生後他的妻子已經很久沒回婆家了，連重要節日都不願意一起過，Yudi 的母親在言語中不免隱含著對媳婦的怨懟。但是何怨何懟？也許彼此心裡也都明白，要求正值青春年華的女子等待不知何時能歸來的丈夫，亦是殘忍的。
Yudi 的母親把他小時候的相片以及從台灣寄來的信攤在地上給我們瀏覽，小時候的他看起來開朗，眼睛像媽媽。牆上掛著仍 Yudi 的結婚照，父親則沈默地坐在印尼總統佐科威（Joko Widodo）的照片下抽菸。
從蘇哈托（Suharto）政權到現任總統佐科威（Joko Widodo） ，印尼以國家政策強力推動人民出國工作，因為這是最簡便解決國內過剩勞動力的方式，同時能賺取國家外匯，作為第三世界國家經濟發展的基礎。
遷移需要資本，在印尼最窮的人沒有辦法出國當移工，如果沒有辦法負擔仲介費，生活中也沒有任何管道培養對現代性的想像，光顧吃食溫飽就焦頭爛額了，如何能做出國夢？
我們在印尼期間曾拜訪當地漁工組織，他們協助過多起境外聘僱漁工的重大案件，對於這群不受保障、被各國政府互踢皮球的勞工再熟知也不過。當我們提出是否要以「廢止境外聘僱，落實國對國聘僱」的方向，做為向政府施壓的軸線，印尼的組織者馬上回應：「不可能。」
的確，照台灣目前境內漁工的引進模式，雖然仍存在諸多問題，但受到勞基法的保障，政府也掌握勞雇雙方的資訊，一旦發生問題至少還有處理的基礎，不像無法掌握的境外漁工，「像一包垃圾被丟到海裡」而沒有人知道他是誰。
但對於輸出國印尼來說，沒有資源進入國對國勞動力協議的人，就是當地最窮苦的人家，而這些人唯一的出路就是成為境外漁工，不需要手續費，文件辦好即可上船工作。「仲介跟我說一個月可以拿到兩百多美元的薪水。」Retno 曾透過看守所的話筒如此跟我說。
斷了境外聘僱這條路，為的是阻斷剝削，讓政府無法卸責。然而對於底層的人來說，儘管存在被壓迫的風險，仍是一條可能的活路，當無處可走時，至少能把自己的身體交付一紙契約。
結束印尼旅程，第一件事就是寫故事。
拜訪六漁工的家鄉有幾個重要的目的，一是建立起受刑漁工和家裡的聯繫，讓其得以在獄中度過漫長歲月，二是試圖從測繪這六個家庭的樣貌，去叩問他們何以從鄉下地方的小伙子，變成海上喋血的兇手？背後籠罩每個飄洋過海身體的壓迫又是什麼？進而開啟與社會對話的空間。
這並非一個替代返鄉的慈善故事，也並非訴諸悲情與煽情。儘管在漁工家人的眼中，我們難免被視為「好心人」，旅途中的許多時刻也確實令人動容與悲傷，在承接撲面而來各種情緒和狀況的同時，其實很難再進一步與漁工及他們的家人談議題、談結構的壓迫、談這個案件對移工運動的意義，但希望透過紀錄和書寫能激起一些討論。
作為移工運動的組織者，組織的日常中有太多故事，悲傷的、扭曲的、歡樂的、氣憤的，故事隨著每個遷移的身體來去、滾動、發酵，但書寫並非只為了書寫者或被書寫者的利益、抒情、一廂情願。已經有太多「成功的移工故事」為台灣的多元文化塗脂抹粉，故事的背後若非指向結構問題和日常積累的壓迫，那麼就只會是個「漂亮」的故事而已，這趟旅程我們時時警惕自己，避免流於此。
也許我們可以開始思考，當底層的人必須把自己的身體賣給一紙契約、跳進惡水，這意味著什麼？有多少人沒能來得及在最後一批魚獲裡，將自己打撈上岸？
不只是漁船這個空間裡發生的事情，疲累、紛擾、爭鬥、擠壓，整個無形的體制都是壓得人喘不過氣的一部分，最終他們殺了人，但何嘗不是被這個體制殺了？
他們一度離水得活，人人皆曰殺之，最後法官留了一絲生路。但要游回彼岸，還很久，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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