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文學史敘事」？何以是文學研究不可輕忽的一環？用最簡單的話回答：除了文學評論與作品本身，我們進一步關注「文學史如何呈現文學的過去」。
「文學史」定義人人皆知，坊間有各式各樣「文學史書」出版。值得注意的是，「文學史懷胎與生產」要比一般人想像複雜得多。「文學歷史」雖存在於過去時空，但「文學史」卻是由眼下「現代人」來撰寫。也因此，不同作者，從不同角度、觀點「敘述歷史」時，即使面對同一時段或同一作品，也有全然不同甚至相反的詮釋。海峽兩岸學者「各自表述」的「台灣文學史」便是明顯的例子。
按說只要「文學」存在，就會有「文學歷史」，中國文學史因此能上溯至《詩經》存在的數千年前。文學歷史固然源遠而流長，但「文學史」生成與書寫，走向一門有理論有類型的學科，卻是晚近的事。第一本「中國文學史」還是由外國人撰寫的。而第一本由中國人撰寫的中國文學史，則是1904年由林傳甲在晚清「京師大學堂」編寫的授課講義。學堂原是清末中國被迫「接受西學」而設，說明「中國文學史」的誕生不但與「西風東漸」有關，還是「文學」在學府裡「立科」的開始。
這些例子已揭示「文學史懷胎生產」的複雜程度。更切身的實例：最早一本「台灣文學史」也不是台灣人自己寫的。葉石濤1987年完成《台灣文學史綱》之前，大陸早已出版好幾種版本。當時兩岸還互不往來，大陸在資料極度匱乏下，不免錯漏百出──而在條件不足的情況下，仍「汲汲生產文學史」的動機是什麼呢？很少人進一步追問。香港的情形也類似。「九七回歸」前後，中國學者一口氣推出好幾種「香港文學史」，而截至目前(2012年)，由香港人自己撰寫的文學史尚未面世。從書寫動機到史觀角度，「文學史敘事」既如此複雜多面，不同史書敘事在一地重疊流通時，不但未能給文學家清楚詮釋，常常還如迷霧般，模糊了人們對作品的正確認識。
什麼是「文學生態」？何以探討「文學史敘事」應該一併討論？簡單地說，文學生態即某一時期「文學社會」，類似一般人說的「文壇」而更強調其內部結構。「文壇」偏於全稱概念，正如我們說「政壇」、「影壇」、「體壇」，似有其特定疆界，但內容並不明確。「文學社會」一詞更適宜進一步探討其組成因素，分析內部結構。
「文學社會」顧名思義由「文學人」組成，乃「文學生產者與消費者」結合而成的社會，成員除了作家、評論家、出版家、編輯家，還包括廣大的文學讀者。「文學社會」與其他任何社會同樣繁複多元──作家生產作品，需要刊登的媒體(如雜誌、報紙)，作品印行靠傳播與通路(如出版社、書店)。為鼓勵文學生產，又有公私機構辦的文學獎項，邀請專家或非專家齊聚評審。不論競爭獎項或爭取市場，其政治角力、商業機制等權力運作隨之誕生。
換句話說，「文學生態」包含文學社會裡種種政治經濟和文化活動，與其他權力場域一樣，文化場域裡「權力的網絡」影響著作家作品位置的高低。近年文學史理論前仆後繼，其中如布拉格學派，兼採符號學原理與接受美學觀念，認為文學史的重要任務之一，便是要闡明、解析特定時期、特定地區的「文學生態」。例如列舉代表性作家與作品之外，文學史敘事還需把數量龐大的文學消費者，與影響主流品味的「文學評論者」(評論標準)一併考慮進來。
台灣面積雖小，由於特殊歷史與政治背景，和其他國家地區相較，「台灣文學社會」不但生態特殊，各種意識型態交織而成的權力網絡也特別綿密繁複。單看其族群的多元、國家認同的混亂、殖民地文化的餘緒等，種種因素使得「文學史敘事」有如多頭馬車。本書即緊扣戰後二、三十年間文學環境，選擇八位作家為討論個案，從文學生態與文學史敘事相互辯證關係，藉以釐清他們個別的文學史位置。
以作家柏楊的「文學史敘事」為例：他在初來台灣的1950年代，以「郭衣洞」本名發表長、短篇小說，質與量都不差，卻因後來寫了大量方塊雜文得罪當道，坐了國民黨九年監牢，以至作品全遭查禁而消失於文壇。等他出獄之後，即使自行整理重印，主流思潮已流動更替，後來生產的兩岸文學史書皆不見郭衣洞蹤跡。本書第四章即以「尋找小說家郭衣洞的文學史位置」為題，從後解嚴視角，探討兩岸研究者意識型態論述如何在「歷史敘事」裡運作與相互角力。
另一個例子是首章的郭良蕙及其「心鎖事件」。1962年小說「心鎖」於副刊發表後成書出版，卻以「亂倫/敗俗」罪名被官方查禁，美女作家因而被兩個「作家協會」開除會籍。文壇沸沸揚揚，眾多支持者反對者，或標舉「創作自由」的重要，或強調作家有「社會責任」，形成一場熱鬧的「心鎖論戰」，且結集成書出版。此一文學事件同樣缺席於各版文學史書。「心鎖事件」之例，指向另一層面的文學史敘事問題──目前「台灣文學史」書寫，大多站在靜態的或分離式的實性思考。若在靜態的羅列作品之外，也能注意到文學創作其實存在於一個「龐大而繁複的動力網絡」，或「文學體制」之中，更加注意「作品/事件」與文學生態的互動關係，或可從中發展出文學史敘事一個新面向。
本書其他六章也都是類似的論述主題。八位作家大多數活躍於戰後1950至1960年代的台灣文學社會。國民黨初來台灣，即實行戒嚴，這兩個「年代」正是戒嚴時期最前面二十年。把作家作品放在「戒嚴下」的文學生態加以討論，既反映出作家如何在一個受干預的文學社會從事生產，也能進一步認識政府文藝政策如何在文學場域運作，如何影響文學生產。
就年齡言，除了許達然(出生於1940年)最年輕，其餘七家都出生在1915至1925年之間。換句話說，討論他們所在的文學社會，所活躍的文學舞台，適逢他們三十歲前後的寫作旺盛期。八家之中有三位女性小說家──郭良蕙之外，是潘人木與聶華苓，探討其文學史敘事多少牽涉到女性議題。
就「文類」而言，八家中有「五位小說家、三位散文家」。散文家的討論集中於第五、第六、第七這三章，分別是：王鼎鈞、陳之藩、許達然。而五位小說家裡，除了前面舉例的二郭(郭衣洞、郭良蕙)，以及兩位女性作家(聶華苓、潘人木)，最後一章討論居住南台灣的鍾理和。他1915年出生，1960年去世，是本書八位作家裡年紀最大，卻也是最年輕早逝的一位。鍾理和創作旺盛期在「1950年代」，這十年卻也是他被文壇冷落，身處邊緣位置的十年。台灣文學史書寫有鍾理和的篇幅與位置，都要等到1970年代以後──其作品之經典化與本土文學思潮興起有著密切關係。也因為他這樣特殊的個案，提供另一面向的「文學史敘事」議題而收入此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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