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活

重譯序：

耿濟之先生可謂是托爾斯泰的學生。他在北京俄文專修館求學的幾年時間裡專心致志於閱讀，研究，翻譯列夫•托爾斯泰的著作。他的第一部譯作是托爾斯泰的中篇小說《克萊采爾奏鳴曲》（Крейцерова соната），初稿是用文言文譯的，文采四溢，使他的朋友著名文學家王統照先生拍案叫好。後來改成白話文體以《旅客夜談》之名於一九一九年發表在胡適之先生編的《新中國》雜誌上。

托爾斯泰的《復活》最早是由耿濟之先生在一九二一年直接從俄文原著全文翻譯介紹給中國讀者的。譯成後作為共學社「俄羅斯文學叢書」之一由商務印書館於一九二二年出版發行。上世紀三○年代，他的朋友，著名戲劇家田漢和夏衍把他的譯本改編成話劇，在上海的舞臺上演出，引起了極大的轟動。可惜不久，這本巨譯和濟之先生的其它許多譯作一樣遭遇了連年戰爭的厄運，在大陸消失得杳如黃鶴。二○○九年在北京國家圖書館和臺北的國家圖書館找到了珍藏的孤本，但不能外借。最終，台南的朋友林憶琴女士在臺灣文學之父賴和先生的藏書中找到了，並承賴和紀念館工作人員的說明，拷貝了全書整整三大卷。當我收到時，看到封面上的「耿濟之譯，共學社，1926」幾個字，驚喜之情，難以言表。

濟之先生高度讚揚托爾斯泰是「俄國的國魂」，「他是俄國人的代表，從他起我們才實認俄國文學是人生的文學，是世界的文學。」「富有偉大之天才，至高之獨創性，不為舊說慣例所拘，運用其高超之哲學思想於文學作品中。」濟之先生研究分析了托爾斯泰的生活和作品，指出托爾斯泰的作品分成兩個階段，「初期的作品都系偏於藝術的描寫；晚期的作品卻偏重於思想方面，含著高深的哲理。」《復活》就是托爾斯泰在生命最後階段的一部偉大的作品。當代著名藝術家蔣勳先生說：「我讀這本書，幾次流下淚來。那樣深沉的自省，那樣廣闊的人道主義的情懷，那樣毫不妥協的實踐的力量……」

這部作品在此就不詳細介紹了。讓讀者自由地閱讀，自由地理解，是外公濟之先生的一貫作風。

沙皇俄國的書報檢查非常嚴厲，連達爾文的《人種起源》（The Descent of Man, 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也差一點被禁。列夫•托爾斯泰是貴族，但他的書也是命運多舛。沙皇俄國經常禁他的書，害得托爾斯泰夫人不得不經常去皇宮求情。後來雖然准許出版，也給檢查官們大砍大刪，早期俄文版本中到處留下了大段刪除的痕跡，大多是托爾斯泰對沙俄帝國政府腐敗的揭露和抨擊。濟之先生行將譯完時才注意到，於是他請他的兩個弟弟式之和勉之對照Louise Maude（1855–1939）的英譯本進行了補譯。據說那是托爾斯泰送到英國授權發表的原著。一九三六年濟之先生調到莫斯科任一秘和臨時大使時，著名文學翻譯家、天津《大公報》駐蘇記者戈寶權先生常常陪他逛書店。那時他才注意到那個英譯本竟然也有很多刪節。戈寶權先生後來回憶說：「他（指濟之先生）晚年還準備在譯完高爾基的《馬特維•克日米亞金的一生》（Жизнь Матвея Кожемякина）之後，再重新改譯他早年譯過的《復活》，但這個計畫也成為泡影。」

一九三九年著名出版家趙家璧先生和濟之先生商量出版「耿譯俄國文學名著」，濟之先生計畫重譯《復活》和其它早年翻譯的作品。但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珍珠港戰事一起，日寇侵入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查封了家璧先生的良友復興圖書公司，此事從此擱淺。

本譯本是根據一九九六年俄文版《列夫•托爾斯泰全集》第八卷，和一九二六年耿譯《復活》商務版重譯的。在翻譯過程中，譯者查對了Louise Maude的英譯本，確實發現英譯本中有許多刪節。托爾斯泰最終還是逃不過沙皇政府書報檢查官的眼睛。

濟之先生在翻譯這部偉大的作品時還是個學生，而且正在和我外婆熱戀中，家境並不寬裕，後來他用了《復活》的稿費作為結婚的費用。這部《復活》在濟之先生眼裡有著特殊紀念的意義。現在我終於代替外公完成了重譯，讓她又回到了讀者手裡。

陳逸
二○一四年一月八日淩晨

重譯序：

耿濟之先生可謂是托爾斯泰的學生。他在北京俄文專修館求學的幾年時間裡專心致志於閱讀，研究，翻譯列夫•托爾斯泰的著作。他的第一部譯作是托爾斯泰的中篇小說《克萊采爾奏鳴曲》（Крейцерова соната），初稿是用文言文譯的，文采四溢，使他的朋友著名文學家王統照先生拍案叫好。後來改成白話文體以《旅客夜談》之名於一九一九年發表在胡適之先生編的《新中國》雜誌上。

托爾斯泰的《復活》最早是由耿濟之先生在一九二一年直接從俄文原著全文翻譯介紹給中國讀者的。譯成後作為共學社「俄羅斯文學叢書」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