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學」是個不斷被界定的概念,早期從歌謠的搜集和整理工作起步,後來擴展到風俗調查,再隨著顧頡剛「聖賢文化與民眾文化」概念的提出而擴張到風俗、宗教、文藝三個方面。當代民俗學的對象範圍則更加廣闊無垠,包括物質生產、社會組織、人生儀禮、民間語言、民間遊戲娛樂等方方面面。
1.專門以「學科史」的角度,深入探討中國現代民俗學的學科建構史!
2.從胡適、魯迅,到周作人、顧頡剛、傅斯年,本書勾勒出早期民俗學者的個性特徵,研究者必備!
▍著重探討中國現代民俗學的學科創立與學術轉型,及其派生的宣傳策略及學術論爭。
早期民俗學者在極其艱苦的物質和人事條件下,為理想而奔波,憑熱情而工作,為經費而鬥爭,但最終還是因學術論爭、人事矛盾而分道揚鑣。中國現代民俗學的學科創設、學術轉型,以及中道沒落,涉及到胡適、魯迅、周作人、顧頡剛、傅斯年、鍾敬文、容肇祖、董作賓、劉半農、辛樹幟、史祿國、江紹原、楊成志等中國現代學術史上一大批著名學者。本書企圖勾勒出早期民俗學者的個性特徵,儘量還原他們所處的學術生態,通過歷史書寫,指出學者的個性特徵對於其學術事業的可能影響。他們的個性風格與學術分歧在特定學術制度下的不同展現,折射出中國現代學術發展史上具有意義的突出典範。
作者簡介:
施愛東
1968年生於江西省石城縣,理學學士,文學碩士、博士,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故事學、謠言學、民俗學學術史。代表性論著主要有《中國龍的發明——16-19世紀的龍政治與中國形象》、《中國現代民俗學檢討》等,主編有《作為實驗的田野研究》、《走向新範式的中國民俗學》等。代表性論文主要有〈疊加單元:史詩可持續發展的結構機制〉、〈故事的無序生長及其最優策略〉、〈孟姜女故事的穩定性與自由度〉、〈末日謠言的蝴蝶效應及其傳播動力〉、〈災難謠言的形態學分析〉、〈英雄殺嫂〉等。
章節試閱
【總綱 從「歌謠研究」到「民俗學」:倡立一門新學科】
本書設定正文第一部分為全書總綱,沿用傳統學術史的敘述方式,畫出一條以學術行為的發生地和學者群為中心的路線圖,單線對中國現代民俗學的倡立史進行點線結合式的歷時描述。這樣做當然會遺漏部分歷史,但歷史敘述只能力求把握主要事實,用盡可能充分的資料盡可能清晰地敘述和解釋那些「有意義」的歷史事件。
僅想瞭解中國現代民俗學發生史大致路線圖的讀者,可以只閱讀本綱的十個單元。
本書劃定的路線圖是:北京大學的發生時期──廈門大學的過渡時期──中山大學的建設時期。也就是從北京大學《歌謠》週刊到中山大學《民俗》週刊的學術發展史。
第一節 前奏:韋大列《北京的歌謠》
北京大學「歌謠」研究先驅者們在早期的《歌謠》週刊上曾反復提及一位義大利人韋大列。有學術史家認為韋氏是對中國民間文學事業做出重要貢獻的屈指可數的一位西方人。
韋大列(Guido Vitale)是意國男爵,來華之前曾在義大利的那不勒斯學過漢語,一八九○年始在義大利駐北京使館任職。他長期僑居北京,在中國結婚生子,對中國的民間文化有著濃厚的興趣。他利用業餘時間作過一些民間文學的搜集整理,他說自己「吃盡一切勞苦,盡力的搜集,可是還著實的不完全」。
一八九六年,他輯錄的第一部歌謠集《北京的歌謠》(Pekinese Rhymes)出版,收錄歌謠一七○餘首。這是為英語母語的學生編寫的漢語教材,所以是一本中英文對照讀本,「其間插入了對許多深奧隱晦的內容的注釋,對於簡約的兒歌中為傳唱者所習以為常的風俗和隱喻,也做了必要的說明。文盲的兒歌演唱者往往不能提供確切的字、詞或解釋,因此韋大列不得不對有些內容加以推測」。他認為這樣的編寫有助於讀者明白懂得中國人日常生活的狀況和詳情,而且頗具先見之明地認為:「根據在這些歌謠之上,根據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種新的『民族的詩』也許能產生出來。」
但韋大列對民間文化的這種關注並不為當時的讀書人所理解,在搜集的過程中大概還有過一些不是很愉快的經歷。常惠很遺憾地複述過這些事,比如說,韋大列曾經就歌謠的搜集問題請教過他的中文先生,可是這位先生大概覺著自己是位高尚的「文人」,很不屑於這些不入流的口頭傳統,對於韋大列的要求很不喜歡,他固執而且擔保中國已沒有這種沒有價值的東西存在了。這個時候,韋大列偶然地從抽屜中把些洋錢出來,這位先生馬上就放棄了他的怒氣、廉恥和榮辱,自言自語地表示要盡力幫助韋大列的搜集工作。最後,這位不承認歌謠存在的中文先生居然提供了四○多首歌謠。
難能可貴的是,韋大列並沒有把搜集工作當做一種純粹的個人愛好,他清楚地明白這項工作的價值,甚至呼籲「那些可以與人民自由交際的」中國人一起來參與這份工作。韋大列《北京的歌謠序》對於當時正在為中國文學苦苦尋求出路的啟蒙家來說,無異於一份極有分量的倡議書或說是挑戰書。
常惠買了一本《北京的歌謠》送給胡適。胡適敏銳地意識到了該書的價值,一九二二年九月,他選了其中的十幾首,刊在《讀書雜誌》第二號上,並指出:「衛太爾男爵是一個有心的人,他在三○年前就能認識這些歌謠之中有些『真詩』,他在序裡指出十八首來做例,並且說,『根據在這些歌謠之上,根據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種新的「民族的詩」也許能產生出來呢?』」同樣的一段話,周作人在《歌謠》一文中也作了譯介,稱讚韋大列此言「極有見解,而且那還是一八九六年說的,又不可不說他是先見之明了」。
常惠則積極地把該書「序言」全文譯了出來,發表在《少年》第十五期。
韋大列一九○一年還出版了一本《中國笑話集》,收了九十九個笑話,同樣是本漢語教材。可當時中國思想先驅者們的注意力只集中在可供觀風察俗,以及新詩資鑒的「歌謠」上面,對於這本同是「民間文學」的笑話集並沒有表現出什麼興趣。
周作人、常惠、白啟明等人常提到的另一位對中國歌謠學界產生影響的人物是美籍女學者何德蘭(Isaac Taylor Headland)此人曾任北京大學教授,正是因為受到韋大列啟發,才開始搜集工作的。一九○一年,何氏出版了《孺子歌圖》,常惠評說:「一本在一九○○年出版的,共有一五二首歌謠,是一位美國女士所輯,不但有中文,還譯成英文的韻文,而且還有極好的照像,很能把二○年前北京的社會狀態表現出來,這是我最喜歡看的。」
另外就是周作人在一九一九年提到的日本平澤平七(H.Hirazawa)編輯的《臺灣之歌謠》,並且認為其中的譯文甚至比原文還要「明瞭優美」。
洪長泰的史著中還提到其他一批「較有影響的西方學者研究中國民間文學的著作」。儘管洪氏可能做了很精細的著作鉤沉,但我們還是很難同意洪氏的觀點。一本著作的出版和它的潛在價值,與它所真正產生的影響是兩回事,我們只能說這些著作出版過,卻沒有足夠的證據說明它們對當時的中國新學界造成了影響。因為從來沒有人提及過這些著作,反是有人認為:「中國歌謠,除了《孺子歌圖》《北京歌謠》兩部選集而外,或者沒有好的部頭了。」即使到了一九二四年,歌謠研究會的幾位領袖也還很無奈地承認:「關於研究的方法和參考材料的確異常缺乏,因為經費無著,一兩年裡可以說不曾買過什麼外國文參考書。」
【總綱 從「歌謠研究」到「民俗學」:倡立一門新學科】
本書設定正文第一部分為全書總綱,沿用傳統學術史的敘述方式,畫出一條以學術行為的發生地和學者群為中心的路線圖,單線對中國現代民俗學的倡立史進行點線結合式的歷時描述。這樣做當然會遺漏部分歷史,但歷史敘述只能力求把握主要事實,用盡可能充分的資料盡可能清晰地敘述和解釋那些「有意義」的歷史事件。
僅想瞭解中國現代民俗學發生史大致路線圖的讀者,可以只閱讀本綱的十個單元。
本書劃定的路線圖是:北京大學的發生時期──廈門大學的過渡時期──中山大學的建設時期...
推薦序
【導讀 學科史的邊界與材料】
學術史應該怎麼寫?不同的學術史家一定會有不同的回答。我們無法回到歷史本身,只能依據已有的資料,在各自的想像中重構歷史。重構的思路主要取決於兩個方面:既有材料的性質和學術史家的理論偏好。
如果一個學術史家手上只有一堆學術論著,他就只能從文本分析入手;如果他手上掌握了一批當事人的學術日記,他會更願意從學術關係入手。當材料不夠用的時候,他會把有限的文本掰碎了,撚細了,條分縷析地用;當材料豐富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他就得劃定邊界,詳加辨析,擇善而從。
同樣,一個固守著傳統史學範式的學術史家與一個受到了後現代史學影響的學術史家,即使面對相同的材料,也一定會寫出很不相同的學術史。
不過,本書並不是廣義的「學術史」,而是狹義的「學科史」,也即中國現代民俗學的學科建構史,因此有必要對學科史的邊界和材料做些說明。
【導讀 學科史的邊界與材料】
學術史應該怎麼寫?不同的學術史家一定會有不同的回答。我們無法回到歷史本身,只能依據已有的資料,在各自的想像中重構歷史。重構的思路主要取決於兩個方面:既有材料的性質和學術史家的理論偏好。
如果一個學術史家手上只有一堆學術論著,他就只能從文本分析入手;如果他手上掌握了一批當事人的學術日記,他會更願意從學術關係入手。當材料不夠用的時候,他會把有限的文本掰碎了,撚細了,條分縷析地用;當材料豐富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他就得劃定邊界,詳加辨析,擇善而從。
同樣,一個固守著傳統史學...
目錄
導讀 學科史的邊界與材料
第一節 學科史的邊界
第二節 材料的選擇與使用
總綱 從「歌謠研究」到「民俗學」:倡立一門新學科
第一節 前奏:韋大列《北京的歌謠》
第二節 序幕:北京大學歌謠研究會與風俗調查會
第三節 吹鼓手:周作人和常惠
第四節 主角上場:顧頡剛踏入「歌謠店」
第五節 過渡:原《歌謠》同人在福州和廈門的活動
第六節 邊鼓:早期的民俗類課程建設
第七節 正戲開場:中山大學民俗學會的成立
第八節 廣告:民俗學會的媒體宣傳
第九節 幕後:民俗學會的章程與會務
第十節 餘音:民俗學會影響下的地方民俗學團體的興起
第一章 民俗學的想像與規劃
第一節 從《論民間文學》到《民俗學的問題》:以西學為標準
第二節 期待他山之石
第三節 民俗學的對象和範圍
第四節 民俗學與歷史學、方言學的關係
第五節 中山大學民俗學會的工作規劃
第二章 作為學科標誌的同人出版物
第一節 《民間文藝》:上承《歌謠》下啟《民俗》
第二節 《民俗》週刊:夾縫中求生存
第三節 民俗學會叢書:民俗學的典籍生產
第四節 民俗學會遭遇的出版審查制度
第五節 鍾敬文成了出版審查制度的犧牲品
第六節 中山大學民俗學會的出版經費
第七節 《民俗》季刊:抗日戰爭時期的艱難掙扎
第三章 民俗學專門人才的培訓
第一節 中山大學民俗學傳習班的經過
第二節 並不完美的結局
第四章 中國最早的西南民族調查
第一節 二○世紀初外國學者在中國的民族調查活動
第二節 史祿國早期的調查活動和調查方式
第三節 嚮往西南民族調查的中國學者
第四節 辛樹幟及其領導的瑤山風俗調查
第五節 史祿國及其西南民族調查小組
第六節 楊成志千里走單騎
第七節 中山大學研究院時期的民族調查活動
第五章 顧頡剛:民俗學會的核心與靈魂
第一節 從廈門大學到中山大學
第二節 顧頡剛在中山大學的苦惱
第三節 學術思想及其背景
第四節 顧頡剛的民俗學策略
第五節 顧氏研究法的傳播
第六章 各向同性:傅斯年、顧頡剛與民俗學
第一節 傅斯年的學術主張
第二節 傅斯年與顧頡剛的性格差異
第三節 傅斯年與民俗學會
第四節 傅顧學術思想的異同
第七章 民俗學運動的中堅力量
第一節 鍾敬文:日趨成熟的民俗學經營者
第二節 容肇祖:民俗學會的中流砥柱
第三節 楊成志:後期民俗學運動的領導者與終結者
第四節 張清水:一位熱心的普通民俗學者
第八章 民俗學運動的制約力量
第一節 校長戴季陶
第二節 副校長朱家驊
第三節 社會學系主任何思敬
第九章 早期民俗學者對研究方法的探索
第一節 《歌謠》時期的研究設想與《看見她》的成功嘗試
第二節 鍾敬文的民間文學研究
第三節 江紹原的迷信研究及其方法探索
第十章 學科範式的人類學轉型
第一節 人類學、文化人類學、民族學與民俗學
第二節 語言歷史學研究所的人類學研究
第三節 楊成志領導的人類學轉型
第四節 邊政研究的需要促進了民俗學的社會科學化
第五節 文化歷史學以及楊成志的科學實驗法
餘論 中國現代民俗學的生成背景與當下困境
第一節 影響中國現代民俗學發生、轉型的主要因素
第二節 「國學」和「西學」對中國現代民俗學的影響
第三節 中國現代民俗學的早年歷程給予當代民俗學建設的啟示
附錄一 中山大學民俗博物館的遭遇
附錄二 與民俗學會相關的行政沿革與人事變
導讀 學科史的邊界與材料
第一節 學科史的邊界
第二節 材料的選擇與使用
總綱 從「歌謠研究」到「民俗學」:倡立一門新學科
第一節 前奏:韋大列《北京的歌謠》
第二節 序幕:北京大學歌謠研究會與風俗調查會
第三節 吹鼓手:周作人和常惠
第四節 主角上場:顧頡剛踏入「歌謠店」
第五節 過渡:原《歌謠》同人在福州和廈門的活動
第六節 邊鼓:早期的民俗類課程建設
第七節 正戲開場:中山大學民俗學會的成立
第八節 廣告:民俗學會的媒體宣傳
第九節 幕後:民俗學會的章程與會務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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