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回首話胡風（節錄）】
從1936年到1940年到1948年，一個思想上的堂吉訶德的戰鬥之路，這就是我心目中的胡風：一個中國的堂吉訶德，一個苦鬥了一生的啟蒙鬥士；一生都在從事啟蒙工作，無論是寫作，是編雜誌，還是教書，全都是在啟蒙，在為啟蒙辯護。他的坎坷，他的悲劇，也全都由此而生。這不是他一個人的悲劇，通過他這面鏡子，可以照見百年來中國啟蒙運動的悲劇及其根源。
這悲劇來自知識份子可悲的地位與處境，更來自中國政治文化的墮落―遊民意識浸透了政治，知識份子就時時處於「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的苦況。以往那些批判、那些運動，不都是如此嗎？胡風在談到他倒霉的原因時，一次又一次地肯定是因為替知識份子說話。──直到今天，我們這個社會已經習慣了貶損知識份子，而且是自己貶損自己，我們自己靈魂裡就有遊民意識。在以往那些年裡，我們都把那些侮辱知識份子的醜話當作了馬克思主義，真是荒唐。近來頗受人注意的普列哈諾夫就說過：「知識份子作為社會中最有學識的階層的使命，是把教育、人道和先進的思想帶到群眾之中去。知識份子是民族的榮譽、良心和頭腦。」
近年來一直有人在呼喚「文藝復興」，實際上是在呼喚啟蒙―補「個性解放」之課，提高國人的素質。百年來前人不斷在發出這樣的聲音：戊戌時王照要康有為先辦教育；辛亥前嚴復勸孫中山先辦教育；五四時期陳獨秀也說要先獻身於教育。不幸的是，不是不聽，就是堅持不住，都熱衷於政治。政治被軍閥痞子玩弄於股掌之上，這才有了前前後後說不完的悲劇。也許，政治真的是靈魂，是綱，不抓不行。但也要看是什麼政治。1946年沈從文在談到副刊的衰落時，也談到政治的作用，他建議重新界定政治，用「愛與合作」來重新解釋「政治」二字。──今天的「以人為本」、「和諧社會」好像有此意思，但願如此。
這是我照胡風這面鏡子時所想到的，當然，胡風有他的不足和缺失，當年魯迅就說過。事實上，他的理論和為人都有不足，理論上有不少那個時代的明顯偏向，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文藝批評中也有偏激不當之處。這裡所說的，主要是他的基本精神和人品，這些東西正是我們許多人所缺乏的。知識份子不一定都去啟蒙，但應該保持知識份子的基本品格。胡風不能和魯迅相比，但作為傳人，應該說是合格的。最重要的，就是他一生為啟蒙，為立人，而不是為權為利為名為位。―如果他要爭地位，1938年就當部長去了，何須等到1949年？說到這裡，我想起了郁達夫，當年魯迅逝世時，他沉痛地說：「沒有偉大的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拜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話說得也許有些過激，用語不當，對照上面所引普列哈諾夫的話，那用意是明白的。我在這裡引用這些話，絕不是把胡風與魯迅相提並論為偉大人物，而是希望能以健康的心理、謙遜的態度去看待有品格有成就的前人，從精神上學識上多得到一些教益。
當人們沉浸在「新幫閒」和「新國粹」的輝煌與笑聲中的時候，我願意回顧歷史，從中尋找於今天有用的鏡子。
【1957年，「這是為什麼」？（節錄）】
整個「反右」過程中，我的思想一直處於混亂矛盾狀態。但也有一個中心：這是為什麼？―為什麼原先千方百計地鼓動大鳴大放，現在又這樣討伐鳴放者？為什麼原先傳達的講話與後來公開發表的那樣不同？為什麼《人民日報》前後的社論那樣自相矛盾？為什麼一些人原先對我的文章和發言拍手叫好，而現在又揮拳咒罵？為什麼？到底是為什麼？
最後處理來得很突然，1958年5月10日，宣布處理決定，我最重：開除公職，送沙洋勞動教養，而且明早就走。一下子，我如同墜入了萬丈深淵，腦子裡一片空白。當晚一夜未成眠，千頭萬緒不知想些什麼。第二天一早，我開口第一句話就是「不講信義，出爾反爾，政治流氓！」這是從我的紛亂思緒中迸發出的心底的呼喊。我已經絕望，在和一批刑事犯一起乘船被押往沙洋的途中，夜晚我想跳進漢江了結這一切，可艙門緊閉又有員警。轉念一想，我才二十六歲，為了家人也為了弄清這一切，我要活著看結局！
那以後是三年勞教，兩年多打零工，十五年代課教師，以及「文革」中的批鬥、抄家、關押、戴高帽遊街、拖煤、掃廁所等等。生活上的窮困和肉體上的摧殘，並沒有把我打倒，因為精神上不匱乏，更有外界給予的溫暖和支持。
【致辛子陵先生信（節錄）】
毛澤東及其追隨者的一大罪行，就是摧毀中國社會的中間緩衝地帶―代表理性良知的知識份子階層。前三十年，毛從政治上把他們批倒批臭了；近二十年，毛的繼承人把大量知識份子收買腐蝕了。如今，本來應該引導社會前進的知識份子階層消失了，至少是不起作用了；起作用的是出賣知識技能以謀生的知識販子、依附權貴助紂為虐的知識騙子。此時此地，此情此境，還能說些什麼呢？
關於中共與毛澤東切割的問題也很難辦。首先是毛的功過問題：所謂「建國有功」之說就大可商量。從「清廷」到「民國」，百年前就建立了現代民族國家的中國，1949年的改號易幟，重組政府，只能說是改制、建政，流行已久的「建國」之說是荒謬的。毛在位的二十七年，相當於希特勒的「第三帝國」，史達林的「蘇維埃聯邦」，今日德俄兩國可承認希特勒、史達林「建國有功」？只有承認胡、趙的十年新政，並以之與陳獨秀、張聞天相呼應、連接，才能維護中共的正統地位。
而且，所謂「建國有功」之功，事實上是一場反辛亥革命之道而行的遊民造反奪權之功。毛自承是陳勝吳廣李自成洪秀全的繼承者，他賴以成功的傳統經驗，也正是古代遊民流寇的一套。什麼「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建立革命根據地」，「農村包圍城市」等等，不就是揭竿而起，嘯聚山林，攻陷州府，直搗京師，奪了鳥位那一套嗎？井岡山上的「紅旗」，不就是梁山泊的「杏黃旗」嗎？「為人民服務」與「替天行道」一樣，都不過是梟雄們冒充「公意」的招牌而已。所謂「三大法寶」―武裝鬥爭、黨的建設、統一戰線，不就是暴力、幫派、權謀嗎？把申韓之術到《三國》《水滸》的一套，換成現代白話新詞語，再加一些俄式新概念，就是「毛澤東思想」。―靠這些古而又土的寶貝所建之國，就只能是禍―禍國殃民！後二十七年之惡果來自前二十二年之病因，「功」亦在茲，過亦在茲。切斷歷史論功過，難以服人。
說到「新民主主義」，至少有三點是站不住腳的：第一，毛說的很清楚：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以十月革命為開端的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份。如今，這場號稱改變了人類歷史發展方向的世界革命，已經因俄國人還原1917年「十月政變」的真相，蘇東波的解體而不復存在，中國的這「一部份」也就無從說起了。第二，新民主主義之「新」，就在於無產階級的領導。請看事實，當時的根據地都在農村，哪裡來的現代產業工人？其實，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和致周揚的信裡都有說明，不過做了瞞天過海的掉包―在「無產階級」、「大眾」、「農民」（實為遊民）之間打馬虎眼。可見，新民主主義革命就是湖南痞子運動的繼續，什麼階級領導云云，一句說辭而已。這一點，倒是史達林把它說穿了：「中國革命就是農民革命、農民戰爭」。其實，毛最後總結自己一生事業的第一件就是「把蔣介石趕到一個小島上了」―他心中哪裡真有國家民族人類命運！有的只是個人權勢，劉項爭霸，誰得天下的問題，這句臨終前的實話，是他的梟雄心理的寫照。第三，還有文化方面不能忽略。毛澤東十分憎惡新文化運動，他在《新民主主義論》裡做了一個重要的切割手術：把陳獨秀、蔡元培、胡適等為代表的現代新文化判為資產階級性質的而統統切除了。同時，搶過魯迅這把刀子加以扭曲，制定以粗陋簡單而飽含感恩復仇遊民意識為價值取向的「工農兵方向」，打著「五四」「魯迅」的旗號反對五四和魯迅。所謂「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民主主義文化」，不過是貼有馬列洋標籤的通俗遊民文化。以《東方紅》《白毛女》為代表的一大批紅色經典，其中哪有一點現代民主主義的氣息，都是新文化運動所要掃蕩的陳腐勞什子―感激救星，崇拜英雄，仇恨敵人；至於人民群眾自己，聽話效忠，拼死殺敵而已，毫不利己，完全無私，餓死事小，不忠事大。―後來的「無產階級文化」就是從「新民主主義文化」那裡來的。作為《新民主主義論》的姊妹篇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文革」中的圭臬地位，就是充分的證明。
所以，談到新民主主義，不能回避毛的這本一直被視為經典的小冊子。劉少奇的新民主主義只談經濟，連政治都未涉及，很難以之與毛作比較。倒是張聞天1940年那個報告，遠比毛的小冊子正確豐富，不知為何被遺忘了。還有，新民主主義與舊民主主義的關係問題是不能回避的。過去有個「聯俄聯共三大政策」與三民主義扯上關係，如今有關檔案已經揭秘，蔣介石日記更不可忽視，孫中山的舊民主主義即三民主義還在，在臺灣。如此等等，這筆賬該怎麼算？
總之，歷史已經大體明白，陳獨秀以後的中共，實際上是由史達林第三國際掌控的在中國的「第五縱隊」。至於毛澤東與史達林之間的關係的好壞，是梟雄之間的利益衝突，國家民族因之受害。可憐的是，大批愛國的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並不知道這一切，充當了工具和犧牲。一個極為重要的關鍵問題，是那個最終目標蒙住了人們的眼睛，為了實現共產主義而不惜一切，包括不擇手段。今日看來，洛川會議精神是賣國無疑，而在當時，那是以退為進的革命戰略，目的在解放全中國、解放全人類。也可以說是另一種「曲線救國」。陷入這一迷魂陣中的中共各級幹部和普通黨員是無辜的，為此而有所犧牲甚至付出生命的，應該被理解並受到尊敬。就是一些高層人士，面對毛澤東的流氓行徑，也往往因「顧大局」而忍讓。當年我們也都是因為相信這一終極目的「大局」而投入這場革命的。
今日與毛切割，就要清算毛澤東篡黨奪權、腐蝕全黨、改變黨的性質的罪行。當然，毛的倒行逆施之所以暢行無阻節節勝利，是藉助於遊民文化的深厚基礎，也就是劉賓雁說的，「多數中國人心裡都有一個小毛澤東」；而聞一多更早說過，「多數中國人心裡都有一個儒家，一個道家，一個土匪」，毛澤東不也是土匪嗎？所以，切割毛澤東必須同時進行全民的啟蒙自省，直接上承五四，不過不是「打到孔家店」，而是「拆掉毛家店」！像當年魯迅之對阿Q那樣，對今日的阿Q們也要「哀其不幸，怒其不爭」，而不能簡單的責備批判。
不過，我又有些懷疑，毛左們義憤填膺地為弱勢民眾說話，卻把近年來中國社會不公及腐敗動盪等問題歸罪於兩個無權無勢身居邊緣敢於說話的老人，而且扯到美帝國主義特別是他們的情報部門那裡。上年紀的人都熟悉，這正是毛澤東整人的慣用手法。當年的胡風、彭德懷、劉少奇不都有「裡通外國」的罪名嗎？也許，有人會說，那是過去的事。不對，劉曉波、艾未未的問題讓你討論了嗎？現在看來，澄清歷史真相、清除毛毒，絕不僅僅是歷史研究、學術討論，因為很可能再度出現「反右」「文革」的老套路。有人臉不紅心不跳地扮演義和團紅衛兵的角色，高唱那種造反高調而不以為恥，還有什麼事不敢做的？所以，要警惕，要有所準備。
以八十歲之身歷經三個「朝代」──民國、日偽和最後這地覆天翻的六十年。從物質上說，當然是這三十年發展最快，我個人的生活也最舒適。但在精神上，近二十年卻是最憂慮最痛苦的。看著中國人素質的迅速下降，一日日在向動物回歸，物質貴族而精神痞子的衣冠禽獸在增多且佔據要津，飲食男女和叢林法則似乎已成為今日中國的基本價值尺度。這使我想起一百年前陳獨秀和魯迅的話來：談到中國人的人性缺失，陳獨秀認為最主要的是「不誠實」；魯迅則認為是缺乏「誠和愛」。──整整一百年過去了，中國人更不誠實又更冷漠了。回顧這一百年的歷史，還有什麼比一國之民的國民素質急驟下降更可恥更可怕的？終日耳聞目睹種種不文明非人所行的怪現狀，痛惡憂慮而又無可奈何。如果，我在二十五年前死去，在滿懷希望中死去，那該多幸福！近二十多年的失望憂慮的煎熬，使我越來越理解九十年前魯迅先生的心境：
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
【一個青年文學編輯的遭遇】
如果不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進一步貫徹，我的有些話還是不敢說的。
現在，到了「打開窗戶說亮話」的時候了。我想通過我的切身感受，來談談文學期刊編輯和青年理論工作者的苦悶。文學批評隊伍為什麼越打越少，越打越弱？原因可能很多，這裡，我只想從自己這幾年的曲折經歷中，揭示出眾多原因中的一個重要原因。
從1950年到現在，我一直作著文藝刊物的編輯工作，在工作中，也學著寫一些理論批評文章。編刊物，寫批評文章，總免不了要提出自己對文藝作品和文藝問題的看法，而這些看法，也不可能與領導者的意見毫無出入，絲絲入扣。於是，我，以及我周圍的一些同樣年輕的同志，就都成了「叛逆」，在以後的歷次運動中，我們都是不平靜的。幾年來，我們頭上戴滿了各式各樣的帽子，輕者是「驕傲自大，目空一切」，「標新立異」，重者是「反組織」、「反領導」，以至「反革命」。
為什麼呢？請看下面的事實：
1952年底，李季同志（那時他還在武漢工作）向我們傳達了喬木同志和林默涵同志的關於文藝工作的報告，我和周圍的幾個年輕同志，根據報告的精神，研究了我們兩年來的工作，檢查了我們思想上、工作上有悖於黨的文藝方針的地方。就在這個時候，我們向領導提出了一些意見，要求改進武漢市的文藝工作。我們的意見，主要是針對李爾重同志關於城市文藝工作的指示和報告中的一些具體論點。
李爾重同志要求「城市文藝為生產、為工人服務」，而「為生產服務」，就必須力求「結合生產」，「表現生產，支持生產」。怎樣「表現生產，支持生產」呢？就是要「把生產的人和工具搬上舞臺，把這個過程（按：指生產過程）表演一番」。藝術作品的好壞要看是否「從生產過程上，具體解決問題的」，而且，藝術品的優劣，還要看所表現的生產是否高級，因為「高級的生產，需要高級的藝術思想與形式」。李爾重同志還提出，要建設「結合生產」、「為生產服務」的「人民文藝」，就必須提倡工人「自寫、自編、自導、自演」，而且越是演本廠的事，就越能結合生產。工人不但不能演《兄妹開荒》──因為那是「另一個世界的生活」，而且提出：「郵局就不要演工廠的事」。這不是對工廠宣傳鼓動工作的要求，而是對城市文藝工作的要求。這些理論，在實際工作中起了很大的支配作用（以上引文均見李爾重同志在第二次文代會和武漢市工人戲劇觀摩匯演大會上的報告和發言，載《武漢市工人文藝運動》、《工人戲劇觀摩匯演》兩書）。
當時，我們根據自己僅有的一點文藝常識，對這些指示提出了不同意見，並在文藝整風中，要求作為市文聯主席的李爾重同志糾正這些觀點。但是李爾重同志沒有和我們見面，別的領導者把我們訓了一通，說我們「太妄」。此後不久，武漢市舉行了第二次工人文藝會演，我們這些年輕人以評委身份參加了這一工作。會演中出現了一些好節目，但也出現了許多實踐上述李爾重同志的指示的節目：鍋爐、織布機等等都搬上了舞臺，在牆上掛著「通過文藝形式介紹生產竅門」的標語的劇場內，充滿了刺鼻的煙味和卡卡嚓嚓的機器聲。眾人看了說這種劇碼是「外行看不懂，內行不願看」。針對這種情況，我和另外幾個同志寫了文章，除肯定會演成績外，也批評了這種表演過程的傾向，並把這種傾向與領導思想聯繫起來。
從來沒有人正面和我們討論過這些問題，也從來沒有人直接批評我們的論點，而是送來了一批帽子：「反對黨的領導」啊，「小資產階級企圖篡奪黨的領導權」啊，等等。於是，我們不敢說話了，問題討論不下去了，寫好了的文章也再不能發表了。
事情過去了，漸漸地我也把它忘記了。1954年初我到了《長江文藝》編輯部，負責評論工作，兼看一些劇本。1955年初，李爾重同志的劇本《301部令》（即《揚子江邊》）送到了編輯部。《揚子江邊》在話劇會演中引起了爭論，老舍和張光年同志對它提出了批評。雖然這批評在武漢文藝界一些領導者中引起了「危險」的呼聲，但至少可以說明，這個劇本是可以批評的。但是，在話劇會演之前，劇本在《長江文藝》編輯部時，作為編輯，我就提出過自己的看法，我當時也無非說它「有圖解的嫌疑」，不料，這意見卻成了以後的「禍端」。去年，《長江文藝》要發表推薦《揚子江邊》的文章，我不同意，但懾於領導的「威力」，也不得不咬著牙在稿簽上寫了「同意」二字。
1955年6月，李爾重同志寫了一篇短文：《關於業餘寫作答李汗同志》（見《長江文藝》1955年7月號），這文章是我處理的，自然要提出自己對它的看法。於是我就在稿簽上寫道：「把藝術創作過程生硬地劃為幾段，把藝術異於一般工作的地方歸結為「形象」和「詞彙」，這種提法有導致圖解的危險。」稿簽上的這些意見，原只是為了內部研究討論，再荒謬，也是允許的。可是，這意見也成了罪狀。
把這幾件事聯繫在一起，我就成了「一貫反對黨的領導」、「反對黨的文藝方針」，並且說，李爾重同志的理論和創作都是代表黨的，批評他，就是「反對毛主席的文藝方向，完全和張中曉一樣，對黨的領導，對毛主席有刻骨仇恨」。
這真是黑天冤枉！我只是說了那麼一點點對文藝問題的看法，而且是從自己對黨的文藝方針的膚淺理解出發的。這裡面既未涉及到李爾重同志本身，也未涉及他在其他方面的領導工作。但是，既然你碰了領導，碰了「權威」，就再沒有你說話的餘地了；因此，我和另外幾個年輕同志受到了「殘酷鬥爭，無情批判」。
這一切都過去了，反過頭來看看，真有點啼笑皆非。李爾重同志那套「理論」，白紙黑字擺在那裡，有目共睹，說它是「庸俗社會學」，也不確切，因為那裡面社會學就不多，不要給它扣什麼帽子。但至少可以看出，這種「文藝理論」同馬克思主義文藝科學和黨的文藝方針相差真有十萬八千里。可是，這種「理論」幾年來卻一直被視為「黨的文藝方針」，今天還有人在那裡解釋：解放初期需要那樣提問題，不能不顧歷史條件。我重讀了15年前發表的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和29年前問世的魯迅的《文藝與革命》，發覺李爾重同志的那套「理論」與它們都不相干。然而不幸的是，就因為我觸犯了這種「理論」，被打得幾年抬不起頭來！
我不是在這兒訴苦，我只是想通過我的這些遭遇，說明為什麼一些年輕的同志不敢、不願再搞理論批評了。我自己從事編輯工作六七年，也在不斷學習，希望對黨的文藝事業能有一點微小的貢獻。但是，「一朝被蛇咬，三年怕草繩」，現在我們都不敢輕易提出自己對問題的看法。我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還有一些看法，但在我那篇文章裡並沒有寫出來。有自己的見解，只好幾個人在私下裡談談而不見諸文字，就是寫，也只是寫些「查無實據」的雜文。在編輯工作中，也謹慎萬分，有時在稿簽上只寫一些「還不錯」，「提出研究」之類的含混不清的意見，有時寫了比較具體的意見，事後也急急忙忙把稿簽撕毀，唯恐日後又變成罪狀。我們不甘於作那種終日「等因奉此」的木偶，所以很苦悶。
編輯工作，文藝批評工作，都是最富於創造性的思想工作，不通過自己的大腦，一味地哼哼哈哈，人云亦云，是永遠不會把工作做好的。遺憾的是，我們有些領導同志，就喜歡「聽話」的人，把「聽」當成「黨性強」、「組織紀律性強」。反之，如果你敢於提出那怕是正確的意見，但與領導的看法不同，那就是「反領導」，「反領導」就是「反黨」，而「反黨」，也就與「反革命」差不多了。在這種編輯方式的壓力之下，有些人就只得做聽話的應聲蟲。而「應聲蟲」作編輯，寫批評文章，又怎能有個性、有風格、有自己獨立的見解呢？能有的，只是一些四平八穩的教條，一些「今天天氣哈哈哈」之類的玩意兒。
黨的精神鼓舞了我，讓我挺起了胸，抬起了頭，說了這些話。但說這些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訴苦，而是想通過我的親身經歷，說明一些領導者的思想和作法，在阻礙著文藝批評的正常開展，影響著文藝刊物的「個性解放」。至少，這種情況在武漢市並未完全改變，批評者、編輯者的思想、性格還不能解放，文藝批評和刊物自然不可能變得生氣勃勃。
希望那些喜歡別人「聽話」的領導者，廣開言路，樂於聽取逆耳之言，只有如此，才能「解除文藝批評的百般顧慮」，才能使文藝刊物「個性解放」！
（載《文藝報》1957年6月30日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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