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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七等生在文學史上的意義
臺灣1960年代，可以說是充滿青春的騷動與壓抑的張力的年代。政治上尚是國共對峙的高壓冷戰階段，經濟上並未進展到以工業與城市集中為主，然而文學界同人雜誌紛出，各種形式實驗將文學藝術的純粹性與神聖性張顯到相當的高度，而洋風洋味也洋溢在臺北的咖啡館與文藝圈。這些特色尤其呈現在以七等生及其參與《文學季刊》出版時期的1960年代中期。七等生之不茍合於人群與文藝圈，與其和《文學季刊》的分合有正相關性，這些關係與其中轉折，在其小說中有不少呈現，也正隱喻著整個時代的特質。因此，其小說不僅呈現出七等生獨特的思維，也透顯了時代的幽微與褶曲面。而其小說中的許多天使形象與友誼敘述，更可以讓我們找到認識這一位充滿哲思的創作者的特殊進路。本書將由1960、70年代時代氛圍切入，拉到七等生的寫作，尤其將七等生文學內外友誼書寫與互動的連帶作為本書重心，並拉到與七等生交誼多年的另一位重要小說家沙究的文學探討，切入天使與橋者形象意義的核心命題。
一、1960年代政治的外張內弛與青春咖啡館
1960年代，對大多數的臺灣年輕人來說，距今超過五十年，早已是比上個世紀末都要久遠很多的「石器時代」。對很多臺灣文化人來說，那也是個壓抑而蒼白的階段，比如葉石濤在《臺灣文學史綱》中便以「無根與放逐」來形容戰後第二代作家如陳若曦、歐陽子與王禎和等人。認為這幾位作家「都是土生土長的，光復後接受本地教育到大學的第一代，不幸他們開始也都是『無根與放逐』的」。葉石濤認為他們不但未能接受大陸過去文學的傳統，同時也不了解臺灣三百多年被異族統治被殖民的歷史，且對日據時代新文學運動更缺乏認識。「他們跟文化傳統雙重的隔絕，使他們同樣陷入『真空狀態』。」
這樣的說法確有其實。在政治上，從戰後1940年代的兩次政治肅清到1950年代的高標反共、戒嚴統治，到1960年代外在仍然充滿壓抑的張力，內在卻因難以觸摸的縹緲現實而飽漲青春的騷動不安，成為一個外張內弛的特殊年代。整個政治的局面是臺灣處於不斷在面臨「即將戰爭」、「準備戰爭」的情境之中，然而島內戰爭卻始終只存於外島或遙遠的遠方。1953年韓戰結束後，臺海局勢日益緊張，1954年起中共陸續發動大小不一的砲戰，使得臺灣處在一種惶惑不安中，1958年，八二三砲戰爆發後，兩岸建立了「單打雙不打」的「默契」，直到1970年砲戰模式結束。而國際上，1950年韓戰爆發，1962年古巴危機，1965年越戰開打，美蘇兩大強權的長期軍事對峙左右了世界的局勢，使全世界都處在鼓譟不安之中。確實，這是一個充滿戰爭的年代，然而，戰爭看似迫近，其實又非常的遙遠，季季在〈擁抱我們的草原〉中透過一個成天無所事事，只會看三流小說和低級電影的小女孩─即小說敘述者們，告訴我們戰爭在當時的虛幻性存在：
那時我們心裡沒有故鄉，我們除了背英文單字和歷史的諸雄紛爭，對霸王們的豔史感興趣外，只會在課堂打瞌睡。……那時我們心裡真的沒有故鄉思念，我們只知道在金門砲戰時，把零用錢一次一次又一次地送出去，而不知道送出去的理由。我們只曉得離我們很遠的地方有戰爭發生，而不知道戰爭是什麼？是為什麼？我們一點都不知道。
於是，當她不經意在明星咖啡館和另位一樣無所事事的女孩相遇，她說著：
怎麼又碰到妳了呢，真奇怪。
我在她旁邊的座位上坐下來，我沒有回答她什麼話，德弗札克的新世界傳出了戰爭的聲音，一陣又一陣。
是妳點了這張唱片嗎？
她說：是的，不錯，是我。我只能從那裡試著想像戰爭的氣氛，只能從那裡聽到戰爭的聲音。
妳渴望戰爭嗎？
不錯，我渴望。我希望馬上有戰爭，我的愛人已在戰地作了戰爭的食物，我希望有戰爭。
這些敘述刻畫了臺灣島民生活周遭中雖不斷聽聞著戰爭，卻又只能在咖啡館中廢弛地想像著戰爭的虛無茫然。
因為虛無，談論哲學也成了咖啡館的一種流行，如張系國在《昨日之怒》中描繪的一群大學生「他們在馬路上逛了一陣，終於又踱進明星咖啡屋。明星裡擠滿和他們類似的青年……大家高談著世界的荒謬、人性的自由和自身的失落。胡偉康扯著一頭厚厚的黑髮，大聲狂呼。『我們有什麼理由快樂？我們被投入了這個世界，一切都是荒謬的！我們失落了！』」
劉大任即曾透過《浮游群落》一書，呈現一群知識青年想要突破現狀做點什麼卻又無計可施的窘況。他們「像包裹著一層無形無色的薄膜，像一頭望得見外面卻看不透欺騙的蒼蠅，開始鬱悶，開始不安，開始盲目的衝撞，開始無意義的掙扎，而終於無可奈何。」於是只好成日在昏暗的咖啡館裡，隨著古典音樂搖頭晃腦發洩苦悶。
政治如此，經濟上，臺灣直到1970年代之前，仍以農業經濟為主，並未進展到工商經濟的階段；文化上，在農業經濟基礎之下，臺灣社會普遍封閉貧乏，仍以封建倫理道德為主。然而，就在這個社會封閉貧乏、政治獨裁壓抑的年代，學者邱貴芬告訴我們，那也是一個充滿異質聲音與影像的豐富年代，當時不僅有日本、美國的舶來影片，也有臺語、黃梅調等各式電影，南腔北調的聲音與影像充斥在臺灣的空間中。從文學角度來看，當時有一群需要發洩青春騷動的文學青年，生產出一些如今看來無比重要的刊物，包括《現代文學》、《文學季刊》……等，往往只因幾位創作同好號召，一個文學刊物便組成了，於是一期接一期，一篇接一篇、一首接一首的現代詩、現代小說，甚至散文、戲劇、論述……，就在這種求新求變、勇於開拓探索的氛圍中完成。
本章將以臺灣1960年代文壇氛圍為主要重心，說明其中明星、田園、野人、文藝沙龍等咖啡館及公共空間所具有的生產性意義。尤其將聚焦在當時與七等生及與其較有互動的幾個重要文藝人物，在這些空間裡的活動情形，以帶入整個時代氛圍。七等生與後來文學創作最為相關的《文學季刊》中，如姚一葦、陳映真、黃春明、王禎和、雷驤、沙究等人，兼及一些成為傳奇般的情愛故事，與文壇創作之間的關係，也將以此作為後面章節敘述七等生及小說中的友誼的引言。
二、明星咖啡館：台北文學地標
臺北武昌街一段七號，就在城隍廟對面，1949年，一個十八歲的建中畢業生與六個年紀比他大三輪的俄羅斯人，開啟了明星一甲子的璀璨歲月。
在這群具傳奇身分的明星創辦人中，唯一的臺灣人、也是明星靈魂人物的老闆簡錦錐的說法，明星的整個故事要從更早說起。1917年俄國共產黨發動革命，一位出身貴族的俄國沙皇侍衛隊指揮官艾斯尼（Elsne），跟著軍隊奮戰不敵之後，一路輾轉流亡到上海。此時他的同鄉布爾林於上海霞飛路七號開設「明星咖啡館」，後來艾斯尼跟隨國民政府到了臺灣，因緣際會下認識了當時年僅十八歲的簡錦錐先生，結為忘年之交，且跟幾個俄國同鄉，包括布爾林在內，於1949年在臺北武昌街一段七號合作經營「明星西點麵包廠」，並於麵包店二樓開設「明星咖啡館」。「明星」名稱原是從其俄文店名「Astoria」而來，「Astoria」是俄語「宇宙」之意，此名意味著明星正是「星海中最美麗的那顆星」。
早期的明星咖啡館只靠著販賣俄羅斯風味簡餐與咖啡，後來配合明星麵包店的俄式麵包與西點，以異國風味吸引著臺北人。每天下午四點、五點，不少外國使館與達官貴人的黑頭車紛紛來到武昌街，等著在第一時間購買剛出爐的麵包回去，場面蔚為奇觀。加上來自俄國的蔣經國夫人蔣方良當年時常造訪明星品嘗家鄉味，她每回必嘗的是「俄羅斯軟糖」，即當年俄國皇室御用的點心。這些故事都讓明星在臺北人的心中增添不少神祕的傳奇色彩。
明星一開始吸引的是中國來的高官、商人，絡繹不絕，還有郎靜山、陳景容、楊三郎、顏水龍等藝術家，都常來此聚會。到了1959年，詩人周夢蝶在咖啡館樓下騎樓擺起小小的書攤，引來一些愛好文藝者聚集。往後二十一年，直到它曾歇業的1989年12月11日止，這裡成就為一則動人的臺北文學傳奇。時光雖然匆匆，明星騎樓下削瘦的黑衣詩人周夢蝶一度餓昏倒地，經簡先生伸出善意援手供熱食，而傲骨詩人卻堅持自己買單。只能喝得起一杯咖啡的往事，卻讓文壇至今津津樂道，引為美妙無比的文壇傳奇故事。
考據起來，尉天驄曾經指出明星與文壇的結盟其實另有比周夢蝶更早的起源。原來是戰後有幾位從大陸來到臺灣的文人，如臺靜農、黎烈文及孟十還等，其中臺靜農是魯迅的大弟子，黎烈文及孟十還也是魯迅的抬棺弟子。黎烈文當時任教臺大外文系，翻譯過很多法國小說名著。孟十還曾經留學蘇聯十年，發表過很多俄國翻譯文學，也曾與魯迅合作翻譯《果戈理選集》，因此來到臺灣之後成為政治大學東方語言學系的系主任。那時幾個文人聽說西門町開了一家俄羅斯咖啡廳，就邀孟十還一同前去開開洋葷，順便試試他的俄語是不是真有那麼厲害？孟十還果真秀了一口流利的俄語，從點菜交談與俄國人溝通無礙，從此這群文壇人士常到明星聚集，若真要說明星的文學歲月，這些人來得比周夢蝶更早。
以上文字出自明星創辦人簡錦錐的《明星咖啡館》回憶錄，簡錦錐表示，確實在1950年代初期，明星出入的不只俄國人還有一些文人打扮、會說俄國話的大陸人，那時明星就與文人結緣了，後來又因周夢蝶帶來更多作家與藝文人士。他更提到，當時有些咖啡廳會與「黃色」、「晦暗」畫上等號，有時警察拿著手電筒進去照著客人的臉查緝是否有不檢點的情事，但明星卻走出一條自己的藝文道路。
白先勇曾回憶說：「臺灣六十年代的現代詩、現代小說，羼著明星咖啡館的濃香，就那樣，一朵朵靜靜地萌芽、開花。」據說白先勇最愛二樓樓梯口靠近櫃檯的座位，面對一屋子眾生群像。他的小說代表作《臺北人》筆下所描述的一個個鮮活臉譜，或許也曾乞靈於穿梭過明星咖啡館的身影。而許多作家更把明星當作第二個家，例如初為人父的黃春明，還曾在咖啡館的桌上為寶貝兒子換尿布呢。整個裝潢帶有古樸歐風風采的明星咖啡館，彷彿是近代臺灣的文學沙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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