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康熙王朝
本書是悠遊康熙帝國世界的導覽，他是一六六一至一七二二年在位的中國皇帝。這趟遊歷之目的，乃是要揣摩康熙的內心世界：他憑恃著什麼樣的心理素質來治理中國？他自周遭的世界學到什麼教訓？他如何看待治下的子民？什麼事情能令他龍心嘉悅，又是什麼事情惹得龍顏勃然震怒？身為滿族征服者的苗裔，他如何適應於漢人的學術和政治環境，又是如何受到來京西洋傳教士所夾帶的西方科學與宗教思想的洗禮？
任何窺視皇帝內心世界的意圖，縱然旨在揭示他的異秉之處和人性特質，也勢必會被康熙的子民視為大逆不道的行徑。紹承大統之後，康熙便被載入一千八百餘年來帝王之家的史冊，融入中國賡續兩千年不絕的正史進程。根據官方的說辭，皇帝並非尋常之人；反過來說，假若皇帝流露尋常人的特質，這些特質也必然符合歷史記載的帝王行為模式。一旦貴為皇帝，康熙便成為俗世的中心象徵，天、地兩界的橋樑，依據中國人的語彙，「天子」統治著這「中國」。他一生大部分時間都必須耗費在儀禮之上：在紫禁城內接受朝覲陛見，前往天壇祭祀，出席朝廷碩儒講授儒家典籍的講座，到宗廟去奉祀滿族祖先。若非出外巡幸，便是幽居北京城內或附近美侖美奐的宮殿，外有高牆環抱，千萬精銳鐵衛拱護。生活上幾乎每一個細節都突出他的唯我獨尊及崇榮地位，彰顯他的永垂不朽：唯有他能坐北朝南，群臣只能北面而望；唯獨他能用朱砂，群臣僅能使用黑色墨汁；他孩提時代的漢名「玄燁」兩個字應避諱，朝廷文牘凡出現「上」字均須抬頭；龍袍、龍帽是他的專屬服飾；臣民在他面前必須行叩頭之禮；甚至他自稱的「朕」這個字，也不容他人僭越使用。
諸如此類莊嚴肅穆的儀軌是歷代皇帝所共有的。有鑑於皇帝被視為隸屬天地社稷，非凡人之驅，所以有關中國皇帝的個人資料往往付之闕如。這些資料大都不見天日，湮沒在歷史舞台的幕後。儘管康熙充分意識到帝國傳統遺續的沉重負荷，但有幸的是，他也能夠坦率又生動地表達他的個人思想，這樣的特質在大帝國的統治者身上實屬罕見。當然，這類流露私人思緒的隻字片語，必定是零星且往往支離破碎地散見於朝廷卷帙浩繁、措辭陳腐迂迴的聖諭與面諭中。然而，小心翼翼地尋索，終能清晰傾聽他藉由文字真實傳達的態度與價值觀。
本書前五部的每一章似乎渾然自成康熙思維的某個範疇，使我得以重構康熙的總體思想面貌。儘管歷史學家並不常運用這些範疇來架構他們有關制度與傳記的材料，但康熙官式活動的種種面向似乎很自然地被涵攝在某種私人、情感的框架之內。我深信，闡明本書的組織架構，讀者最終應能從康熙自己的觀點，領略他內心深處的掛礙，進而更加理解康熙這個人。
第一章的標題是「遊」，旨在建構康熙馳騁大地時的意念，以及他對於治下這個國家繽紛豐饒的切身感受。在給宦官顧問行的信裡，康熙不無自豪地提及，他巡幸四方各逾二千里（「里」是中國的度量衡單位，約等於三分之一哩）：西臨山西、陜西，北越戈壁直抵克魯倫河，東穿遼東迄達烏拉，南巡中國魚米之鄉，行至長江下游的紹興。誠如康熙所言：「江湖、山川、沙漠、瀚海，不毛不水之地，都走過。」康熙巡遊的興味之一，在於搜羅、類比途中見聞的奇花異草、飛禽走獸，並將之收攏在各處避暑山莊和御花園，其位置均在距北京策馬可達之處：西翼的暢春園、南邊的南苑、東方的湯泉，以及建於遼東南側山陵之上、康熙最鍾愛的熱河行宮。
康熙有時為了射獵之趣而巡歷。他尤酷愛偕同皇子、御前侍衛一道同行，足跡踏遍蒙古沙漠地帶和滿洲，用箭或槍射獵飛禽走獸，垂釣也是他樂在其中的消遣。他樂於把這些技藝編纂成目錄，以彰顯滿人孕育於關外茂密山林的驍勇遺風。十七世紀之初，康熙的曾祖父、祖父正是在此地征服滿族各大部落，在莊屯的基礎上建立集中化的軍事組織架構，或討伐、或與比鄰而居的蒙古人結盟，並贏得原居關外漢人的歸附。因此當流寇李自成於一六四四年席捲京城，晚明皇帝崇禎自縊，壯盛一統的滿人，以其驃悍的騎射之師部署於邊關，伺機而動。乘混亂之勢，滿人襲擊京城，放逐流寇，建立大清王朝，順治沖齡踐阼，成為滿人入關的首位統治者。
對康熙而言，射獵乃兼具逸樂與強身之效，但也是一種整軍經武的展現。康熙巡幸之時，總有千萬大軍隨行在側，藉以調教兵勇彎弓射擊、行營立帳、策馬佈陣。康熙統治期間，也是清朝領土擴張、烽火邊關之時。康熙麾下兵勇於康熙二十二年佔領孤懸海疆的台灣島；康熙二十四年擊潰俄羅斯軍隊，弭平雅克薩（Albazin）城寨；康熙二十九年至三十九年間，長年清勦西疆及西北邊境的準噶爾部，直至康熙六十一年康熙駕崩之時，清廷仍發兵西藏。其中，與準噶爾大汗噶爾丹之間的兵戎相見，似乎在康熙心中勾勒出狩獵與殺伐交錯的景象：康熙三十五、六年間，康熙幾度御駕親征，彷彿獵人追捕獵物一般逼臨噶爾丹。與噶爾丹交鋒，或許算是康熙一生中較為暢懷的片段。噶爾丹自戕的消息，被康熙視為個人曠古未有的勳業。
我在第二章用「治」這個範疇來臨摹康熙的內心世界。在這個部分，我大量運用歷史檔案。每週以皇帝之名發佈的諭令有上百則。這些朝廷的文獻，只是流通於十七世紀中國龐然官僚體系中眾多公牘的一鱗半爪。但為求能理解本書之故，讀者僅消認識朝廷官僚體系的梗概即可。康熙時代，中國中央官僚體系主要是由京畿（以北京為主）和省級部門所構成。京畿部門歸四至六位「大學士」督導，由六部尚書與侍郎直接署理：這六部包括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都察院御史考課官僚的行為舉止。皇帝也有專屬的「內廷官僚」（imperial bureaucracy），負責掌管宮廷內務、御前侍衛、皇家田產；這個機構是由滿人、奴僕與宦官所組成。
京畿大臣督導省級官員。康熙朝大部分期間，中國劃分為十八個行省，各省由巡撫主政──這十八個省又分成六個單位，設「總督」一人管轄。省之下置「府」，府下設「縣」，由知縣主政，全國共約一千五百位知縣。當時中國的實際人口數約莫一億五千萬人，粗略估算，平均每位知縣下轄十萬人。知縣在地方皂吏的輔佐之下，負責徵課每年總值約二千七百萬盎司的白銀；這筆稅收徵集自九千萬英畝的農耕地。知縣還負責執行法律與維護秩序；初步簡拔受儒家典籍薰陶的年輕學子，這是中國官僚體系獨步於世的特質：經府、州、縣科考錄取者是為「生員」；經省級「鄉試」科考錄取者是為「舉人」；二、三百名舉人參加每三年一試的「會試」而及第者，是為「進士」，其中佼佼者，得以高昇入帝國的儒學重鎮「翰林院」，從事研究與文藝的工作。舉人與進士大抵能在京城或各省官僚體系中歷任要津，扶搖直上。
對康熙而言，「治」意味著對整體帝國的經濟和文教結構，也是對黎民百姓的生死以及他們人格的啟發與形塑，承擔終極的責任。對康熙治理思想最重要的影響，無疑是「三藩之亂」這場塗炭生靈的內戰，這場亂事緣起於康熙十二年，其間延宕八年之久。這三位藩王分別是吳三桂、尚之信、耿精忠。朝廷為了酬庸他們在崇禎十七年間襄助滿人推翻明朝，在中國西部、南方賜封他們大片領地，他們在各自領地的經略形同獨立王國。康熙十二年，在與「議政王大臣會議」（Council of Princes and High Officials）一番脣槍舌劍之後，康熙決定撤藩，讓吳三桂和其他兩位藩王離開他們的領地寓居關外。康熙不顧群臣的大力反對，一意孤行執意消藩，結果正如群臣的示警，掀起了一場羈延多年、民不聊生的動盪，幾乎葬送了康熙的王朝。
雖然亂事在康熙二十年終告平定，但康熙仍以三藩之亂為炯戒，為他的率而定奪深感自責，並經常援引此事為鑑，申明睿智的決策是何等困難。黎民百姓在動亂期間的哀鴻遍野烙印他的心頭，就如同兵勇的拖沓也令他勃然動怒；於是在叛亂敉平後，康熙對領兵興亂的首酋嚴懲治罪。不過，康熙乃依大清律例之叛亂刑責裁奪定罪，而非乾綱獨斷。康熙對死刑案件的普遍關切，提醒我們中國人的斷案並非恣意妄為：大清律例精緻細膩，為各級朝廷命官提供審判時法條解釋和訴訟程序的依據。（類似的管理措施，也存在於一體化、標準化的繁雜課稅機制。康熙五十一年，康熙諭令凍結「丁」稅的稅額，作為後代稅賦的定額標準，俾以彰顯中國國力的昌盛，並抑止朝廷揮霍無度的開支。）
第三個範疇是「思」。在這一章裡，我們走出皇帝踐行和常理的世界，轉進他回應新興現象時較為捉摸不定的領域。根據康熙的認知，成功的思想有賴於心靈的開放和彈性因應。這有別於正統理學家所標榜的嚴守知識法度，揚棄無謂的冥思空想及對道德統整性的堅持。康熙對理學家的學說，自然大表推崇、身體躬行，儒家典籍也能琅琅上口，宋朝大儒朱熹的「格物」之理信手拈來，一如他頻頻徵引陰陽法則和《易經》之說；但康熙還稱不上是學識淵博的哲學大師。相反地，康熙的特質在於求知欲旺盛，始終浸淫在探索萬物生成與變化之道。終其一生，他在不同的階段對幾何學、機械學、天文學、繪圖學、光學、醫學、音律、代數都表示過興趣；在這些和其他學術領域，推動工程浩瀚的學術和百科全書計畫。他在造訪孔子故里和墓地時的表現，可見即便在莊嚴肅穆的禮儀場合，也毫不掩飾他對知識的渴求；在與羅馬教廷特使的對話裡，我們也可以發現，康熙縱然怒氣沖沖，也無礙於他對新知的探究。
這位羅馬教廷特使多羅（Maillard de Tournon）的頡頏（剛直傲慢），令康熙左右為難。自御極以來，康熙即對耶穌會傳教士賞識有加：他對耶穌會傳教士在力學、醫學、藝術與天文技藝的造詣推崇備致，並延聘他們到宮廷來主持幾項工程。耶穌會傳教士的製圖家勘繪中國地圖，耶穌會傳教士的大夫於康熙巡幸時隨侍在側，耶穌會傳教士的天文學家在朝廷曆局裡供職。舉凡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安多（Antoine Thomas）、徐日昇（Thomas Pereira）等耶穌會傳教士均位居要津，深受康熙寵信，這全有賴於這批耶穌會神父博學多聞，而且唯康熙之命是從。但如今多羅捎來訊息，披露羅馬教宗有意欽命一位深受教廷信任的專家為駐北京特使，俾以捍衛教宗的宗教權益，確保中國的「異端」毒素不至於逐漸玷汙在華的禮拜儀式，並嚴加約束在華傳教士的作為。康熙的回應態度堅決，在道德和宗教領域，他必須維護中國皇帝的傳統權威：他要求耶穌會傳教士臣服於他，只能由他們當中他所稔知、信得過的人來監督他們。康熙告訴耶穌會傳教士及其他教會的神父，他們唯有「具結」申明他們了解、接受康熙所規範之祭祖祀孔的儀禮，才得以續留中國。拒絕簽署保證的人將被逐出中土。同時，康熙也斷然否決了教宗在北京派駐個人使節的要求。
康熙將過去視為懸而未定的問題；因此，他對於當今所謂的「口述歷史」深感興趣，執意廣蒐博採各方資料，編修前明歷史。為了這項計畫，康熙延攬了一批仍眷戀前明皇帝、視滿人為篡奪江山社稷的異端宿儒；為了延攬這批儒士編修明史，康熙還破格特開「博學鴻詞」科，充分展現了他的彈性與機敏。但是康熙的寬宏大肚並未推及斐然出眾的散文大家戴名世，他因文字獄遭康熙諭令處決，縱然戴名世只是在為前朝著書立說時，嚴守隨心所欲探索歷史這一原則。康熙的思想終究難以超脫政治的藩籬。
但政治同樣無法踰越肉身的侷限，第四章「壽」這個範疇，企圖刻畫康熙是如何意識到肉體的孱弱，並將這樣的體認轉化為對飲食、疾病、醫學及追憶的癖好。令人詫異的是，康熙竟然公開自曝生理與心理的耗弱──顯而易見，這在某種程度上起因於他意欲博得眾人的同情，並在千鈞一髮之際爭取眾人對他的擁戴，但同樣地，誠實也是康熙重視的美德。在康熙統治時代的中國，敬老與孝道乃是高度儀式化的行為，必須在某些特定場合透過獨特的儀式、態度來彰顯之。或許是自幼雙親俱亡的緣故，康熙時常悖乎尋常地公開流露對祖母與兒子胤礽的情感；從殘存的零星信箋裡可以窺知，康熙這種摯愛之情，無論是公開或是私底下都顯得表裡如一。康熙對於病灶十分敏感：他知曉身體衰弱的跡象是難以遮掩的，但也深知求助醫療之道（若是可行，乞靈於宗教、方術也未嘗不可）來克服身體衰弱是人之恆情。康熙時代的中國，靠著汗牛充棟的診療處方及詳盡藥典的醫療行為，是高度專業化的行業。康熙固然深知肉體之軀終難擺脫日漸贏弱的陰霾，但一如在其他自然科學的領域，這位皇帝也一時興起、沉緬其中，滿足獵奇的慾望。
康熙唯一能抗衡肉體之軀滅亡的是名留青史、垂範萬代。康熙共生養五十六個皇子；其中只有一子是皇后所生，康熙對於這個皇子胤礽寄予殷切的厚望，溺愛有加。胤礽身為太子，受到悉心栽培。但集三千寵愛於一身的胤礽，終究難以跳脫宮廷拉幫結派的腐敗生活糾纏，滿人貴族的世襲階序因此被打亂了。滿人軍事制度是康熙的曾祖努爾哈赤在遼東一手創建的，由名之為「旗」的八個軍事單位構築而成，康熙統治年間，八旗制度依然分別由大權獨攬的豪族將領操控。這些將領挖空心思博取皇太子的歡心，他們的圖謀遍及各級滿人官員，甚至漢族封疆大吏也難以置身事外。派系政治構成了第五章「阿哥」的主要內容。
康熙藉助富甲一方、權傾一時的叔父索額圖之力，於康熙八年挫敗了飛揚跋扈的攝政王鰲拜。三十四年後，康熙未經審判即將索額圖投進死監；又五年之後，索額圖的六個兒子也踵繼其父後塵。京城步軍統領託合齊及一干心腹等，也於康熙五十一年遭處死。康熙晚年連番激烈的爭鬥與苦悶不堪的諭旨，引領我們通向愛恨交織的曲折世界，他的殷殷期盼顯然已大大落空；一個向來睿智、幽默的人，瞬剎變得既歇斯底里，又冷酷無情。康熙曾暗示自己恐有遭暗殺之虞，還一度揣測愛子胤礽耽溺於斷袖之癖，這點尤其令他生厭：他下諭處死到過胤礽宮邸的三個膳房和若干侍童，密令暗中追查牽連江南鬻童案的「首腦」，要他的心腹侍衛作證表明永保皇家軀體的「至潔」。但諸如此類的其他事件大抵純屬含沙射影，在「阿哥」這章裡，我們將超脫歷史檔案的記載，深入康熙之境絕望的內心世界。
在風格、架構方面實驗良久之後，我決定透過康熙之口、以自傳體的形式來剪裁前述各項素材。不過，無論就統整我所蒐集到的零散資料，傳達康熙的率性而為，或勾勒他在公開及私下場合凝思中自我審視的起起伏伏，採用這種自傳體形態似乎是最佳的嘗試。（在這方面，現今有幾本上乘的歷史小說，特別是尤斯納（Marguerite Yourcenar）撰寫的《哈祖恩回憶錄》（Memoirs of Hadrian）；在本書中，我所感興趣的是康熙的語言，彷如錄音一般，但我僅摘選能真實呈現康熙觀點的用語、詞彙、段落，而不刻意加油添醋。在註釋裡，我將一一標明徵引的出處。）由於因緣湊巧，以及皇帝本人性格使然，為後世遺留下豐碩的史料，對我這項智識重建的工作裨益良多。身為滿人的康熙，青少年即學習漢文，他那簡潔流暢、坦率抒發的筆觸，相較於具備豐富語言學養而縱情於綺麗浮誇、好用典故之文學風格的文人（或者皇帝），顯得獨樹一幟。康熙沖齡時即受制於攝政王的淫威，使得他與祖母及一班侍衛、大臣十分親近，甚至對像顧問行少數幾位宦官信賴有加。康熙習慣不拘形式地給這些人草擬信箋，一九一一年清朝覆亡之時，清宮裡發現了數百封以漢、滿文書法撰述的康熙信箋和斷簡殘篇，本書在附錄一附上其中十七封寫給宦官顧問行的信函。透過這些信函，我們得以一窺康熙私底下口語化的風格；捕捉康熙的語言神韻，瞥視康熙心緒的翻騰和糾葛。這是皇帝思緒須臾間的紓解，通常未經大學士的潤飾，所以能任想法恣意騁懷。在朝代更迭循環的常態下，這些逃過一劫、機緣巧合而遺留下來的史料，或許可能會因肅穆的「正史」編纂、校勘、付梓而銷毀殆盡。但是，一九二○、三○年代肇建的中華民國，有批學者不畏帝王身上的歷史塵埃，竭盡所能地搜羅這些斷簡殘篇，予以付梓出版。
至於平日經緯國政的編年史，即所謂的「實錄」，就如同清代其餘諸位皇帝一般，也存在於康熙朝時代。「實錄」的記載通常鉅細靡遺，且高度形式化，但康熙倡議簡潔扼要；同時也因為康熙在評斷、講課、抱怨、勸誡時口語化的特質使然，我們可以發現康熙王朝「實錄」的篇幅有所節制。（康熙在位六十一年，依據西方人的算法，總計約有一萬六千頁。）終其一生，康熙共諭令刊印了他三部著作全集，縱使其中不乏可能出自御用文人之手，而非皇帝本人親手所作的制式化文章，但這三部全集包羅了「實錄」不曾收錄的諭旨及迷人詩作。康熙還發展出一套「奏摺」制度，是一種秘密通信的方法，官員透過奏摺可以直達天聽，無須輾轉經過官僚體系；康熙親筆批閱密摺，蓋上個人用印後再將奏摺送回原來上摺子的人。許多有康熙批覽的奏摺倖存至今，其中九冊甫由臺灣的故宮博物院影印出版；此外還有許多滿文密摺尚待校勘。這些等同朝廷日誌的「起居注」，揭示了皇帝經世濟民的獨特觀點，其中有部分也已經付梓。至於康熙的道德觀及種種追憶，則由他的皇子暨皇位繼承人雍正皇帝集結成冊為《康熙實錄》，於雍正八年間刊刻印行。除此之外，透過康熙時代出使中國的西洋傳教士，以及任職於康熙王朝的耶穌會傳教士的就近觀察，也可以補充上述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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