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大塚修 東京大學大學院綜合文化研究科副教授。1980年生，專長為伊斯蘭時期西亞史。 主要著作： 《普遍史的變遷──波斯語文化圈的形成與開展》（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17） Qāshānī, the First World Historian: Research on His Univestigated Persian General History, Zubdat al-Tawārīkh”, Studia Iranica (47/1, 2018) 〈「集史」的傳承與接受的歷史──從蒙古史到世界史〉《東洋史研究》（75/2，2018）
飯山知保 早稻田大學文學學術院教授。1976年生，專長為華北社會史。 主要著作： 《金元時代的華北社會與科舉制度──另一個「士人階層」》（早稻田大學出版部，2001） “Steles and Status: Evidence for the. Emergence of a New Elite in Yuan North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vol.1, November, 2016) “A Mongol Rising to the Defense of the Realm: Epitaph for Grand Guardian Sayin Cidaqu by Zhang Zhu (1287-1368).” Patricia Buckley Ebrey, Ping Yao, and Cong Ellen Zhang (eds.), Chinese Funerary Biographies: An Anthology of Remembered Live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9)
巨大信仰圈的交會點 第四章「巨大信仰圈的交點——十字軍」（千葉敏之），是把自塞爾柱王朝的西亞開始，將擴及整個地球上的大小信仰圈連結在一起的最後一塊拼圖。本章首先從一一八七年七月四日哈丁之戰後耶路撒冷宗主教希拉克略（Heraclius of Jerusalem）呈遞給歐洲諸侯的信，以及三個月後的十月二日成功奪回耶路撒冷的阿尤布王朝蘇丹薩拉丁寄給巴格達哈里發的信開始，進行比較與敘述。介紹完一一八七年一連串事件的經過後，接著會仔細剖析耶路撒冷這個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層層積累的聖地的神聖地方志。最後，我們將把時針撥回一○九六年第一次十字軍前夕，按時序一路講述到一一八七年，以便闡明「這一時點」的意義，並分別解讀穆斯林軍與十字軍雙方的動向。 就像是呼應第一章般，和十字軍對峙的贊吉王朝—早期阿尤布王朝，是從塞爾柱王朝獨立出來的西亞伊斯蘭地方政權，同樣處於邊陲。另一方面，由生於法國的教宗烏爾班二世（Pope Urban II）所計劃並傾力支持的第一次東征，是以法國騎士為主軸，並嘗試參照法國「上帝和平」（Pax et treuga Dei）運動，但在「朝耶路撒冷前進、攻陷耶路撒冷、為守護耶路撒冷而戰」的反覆過程中逐漸蛻變成所謂的「十字軍」，也就是為守護基督教聖城耶路撒冷而組織的軍隊。這樣的十字軍無視於敘利亞／巴勒斯坦近東一帶地方割據、教徒間相互對立的伊斯蘭社會，朝著聖城耶路撒冷前進，具有堅固的意志與方向性，到一一八四年為止共建立了四個十字軍國家，按順序分別為埃德薩伯國、安條克公國、耶路撒冷王國、的黎波里伯國。這些十字軍國家總稱為「Outremer」（法語「海外」之意），它們占據了維持十字軍不可或缺的沿海城市，並訂下了耶路撒冷王國的王位繼承順序。 由於是帶著本國家臣出征，十字軍國家就像是各自擔起「自家」實務，並在反覆試誤中不斷適應自己不習慣的當地社會；在過程中，它們以當時歐洲君主國為樣板，漸漸建立起國家的雛型。這段期間，歸鄉的士兵們把情報和紀念品帶回故鄉、講述自己的經驗，再加上教宗屢次鼓吹，小型的十字軍浪潮於是接連不絕地湧現。當中最重要的，是安茹伯爵富爾克五世（Fulk V）率領的一一二八年十字軍；透過和耶路撒冷王國鮑德溫二世（Baldwin II of Jerusalem）的女兒梅莉桑德聯姻，富爾克不只讓有力貴族安茹家的血統和耶路撒冷王家結合，同時也在法國創造了一個持續關注聖地動向且富責任感的家族。 一一四四年，贊吉王朝的軍隊攻陷了埃德薩。埃德薩的陷落，讓歐洲頭一次體驗到失去聖地國家的滋味；在驚訝與悲嘆中，熙篤會明谷修道院院長聖伯爾納鐸（St. Bernard of Clairvaux）開始鼓吹各方展開第二次東征。繼承烏爾班計畫的伯爾納鐸，不只是實現了相隔半世紀之久的大型十字軍行動，並以奪回埃德薩為目標，他更設定了「十字軍」的理念，將十字軍出兵對象擴及到所有「教會的敵人」。依循伯爾納鐸的理念，十字軍不只往東方的聖地，也往西南方的伊比利半島、北方的文德人（Wends）進軍，之後甚至適用於基督教內部的敵人（比如純潔派之類的異端）。支撐這個理念的是新形態的「基督的騎士」，具體存在的單位則是這群既為騎士、也為修道士的人們隸屬的聖殿騎士團。 十字軍國家在這段期間隨著世代交替，逐漸演變成蒙雷利家、伊布朗家、克爾托涅家、路西男家等「十字軍世家」，他們守住十字軍國家君主的地位並維持統治。同時，在聖地土生土長的教會知識分子如提爾主教威廉（吉約姆）（Guillaume de Tyr）等人也開始嶄露頭角，成為支撐王國的菁英。耶路撒冷王位也由聖地誕生的國王擔任，並靠著跟科穆寧王朝的拜占庭通婚以及補充來自歐洲的人才，逐步強化脆弱的王國基礎。另一方面，贊吉王朝則在創立者贊吉（Imad ad-Din Zengi I）兒子努爾丁（Nur ad-Din Mahmud）的指揮下，將與十字軍的戰鬥定位成對抗「信仰的敵人」的聖戰（吉哈德）概念；日後被贊吉王朝派遣到埃及跟法蒂瑪王朝爭奪霸權、不久後建立阿尤布王朝的薩拉丁，也承繼了這個概念。薩拉丁平定埃及後，便為了合併敘利亞而北上；這時為了統合阿拉伯穆斯林（敘利亞地方政權）、土耳其穆斯林（塞爾柱王朝）、庫德穆斯林（阿尤布王朝）各勢力並組織聯軍，他便活用了贊吉王朝的吉哈德意識形態。要讓這種意識形態發揮效果，除了必須宣揚法蘭克人十字軍乃是「信仰的敵人」，也必須證明敵人屈服於己，那就是奪取聖地耶路撒冷——雖然它對穆斯林而言只是第三聖地而已。 從哈丁之戰到征服耶路撒冷為止的一連串戰爭，是十字軍理念與吉哈德概念兩種相互呼應、高漲激昂的聖戰意識的最初對決。十字軍東征以前，兩個宗教間的歧異情勢及因此投身戰爭的動機，跟以聖地耶路撒冷為世界觀中心的十字軍浪潮，兩者在當地相互交涉、過程中慢慢調節，最後終於在一一八七年這一瞬間合而為一。也就在這個瞬間，聖都耶路撒冷的象徵意義大幅提升，一躍成為兩個巨大信仰圈的中心。 最後，讓我們回到本書的主題「巨大信仰圈的出現」。東南亞和東亞世界的民眾生活中日日可見的虔敬之心，在基督教歐洲的庶民社會也相當普遍，並且不斷向外擴張與異端的邊界。可是在歐洲這個信仰世界，農民由身為牧者的神父引導其靈魂，神父的言行有主教監督，主教則遵循羅馬教廷的教導，堪稱是一個垂直結合的上下階層結構。在這種縱貫社會各階層的組織力下，教會知識分子在上層談論神學，下層的教區神父則和負責牧養的民眾信仰世界密切相繫。不只如此，在前述以土地為基礎的社會，這個階層結構還可藉由收取全體信徒義務繳納的什一稅、接受對教會及修道院的土地捐贈，以及透過教會法庭處罰偏離信仰正道者等方式，不斷強化其力量。 面對這個因大開發時代而充實的信仰社會，第一次十字軍的成果——占領耶路撒冷、經營四個聖地國家的經驗、在聖地與本國間往來的人員流動──產生了眾多嶄新的附加要素。這些要素包括了對普世宗教的自我認知、向世界傳道的使命、用來動員信徒從軍的十字軍理念設定、各地情報的回收、帶著權威往返各地的教廷及其連絡網、以教廷為中心的君主國政治社會等等。另一方面，從第一次到第三次十字軍東征，這幾次行動都與教廷主導的教會改革相互連結，包括烏爾班二世、安日納三世（借助聖伯爾納鐸之力）到英諾森三世，歷代教宗的改革意志都成為十字軍的動力。拉特朗大公會議重新召開，代表教宗的方針可以在所有主教、修道院長、世俗君主使節出席的場合獲得認可並公諸於世，也就是所謂「會議體」的成立。同時，透過大公會議出席者的地理分布，也展現了一個具普世意義的基督教世界，以及團結這個世界的教宗所具備的普世之身。這個被比擬為「基督的身體」的信仰空間，和從古代開始便為人所知的大陸名稱「歐洲（歐羅巴）」概念，其實是完全一致的。 綜合以上論述，我們可以描述一一八七年世界各地信仰圈的情況：在東亞，包含各種信仰的巨大民眾世界、無特定宗教的中國社會劃分南北，各自占據中亞及南海交易圈這兩大廣域的軸心；與東亞接壤的東南亞，則以佛教為主軸，融合印度教及地方信仰，形成多信仰社會；在南亞，伊斯蘭教以「西北邊疆」傳來的吉哈德理念為動力，逐步踏足當地；在西亞，則有阿尤布王朝以塞爾柱王朝聚積的伊斯蘭各王朝經驗，以及和十字軍對峙的地方政權培養出的吉哈德理念為根本，將這種意識形態傳播到整個阿拉伯伊斯蘭世界。從這些面向來思考，一一八七年發生在敘利亞／巴勒斯坦的歷史事件，就像是條導火線：一個巨大的歐洲信仰圈，和位在伊斯蘭世界「邊陲」、以伊斯蘭意識形態企圖一統地區的薩拉丁軍相互接觸後，在這一瞬間──也就是轉捩點──站起來了。同樣處於普遍世界的解體過程，伊斯蘭信仰圈靠著軍事力、交易及固有的包容力，逐步向南亞與東南亞擴張；基督教信仰圈下的歐洲則將信仰圈與地理框架綁定，形成堅固的一體性與歸屬意識，從而邁向一個成熟的文明。一一八七年，是伊斯蘭教與基督教這兩個同屬一神教、也同樣把舊約聖經視為聖典、宛如雙胞胎般的普世宗教信仰世界，在世界史上開始分道揚鑣的分歧點。
------------------------------------------------------------------------------------------ 作者 大塚修 東京大學大學院綜合文化研究科副教授。1980年生，專長為伊斯蘭時期西亞史。 主要著作： 《普遍史的變遷──波斯語文化圈的形成與開展》（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17） Qāshānī, the First World Historian: Research on His Univestigated Persian General History, Zubdat al-Tawārīkh”, Studia Iranica (47/1, 2018) 〈「集史」的傳承與接受的歷史──從蒙古史到世界史〉《東洋史研究》（75/2，2018）
飯山知保 早稻田大學文學學術院教授。1976年生，專長為華北社會史。 主要著作： 《金元時代的華北社會與科舉制度──另一個「士人階層」》（早稻田大學出版部，2001） “Steles and Status: Evidence for the. Emergence of a New Elite in Yuan North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vol.1, November, 2016) “A Mongol Rising to the Defense of the Realm: Epitaph for Grand Guardian Sayin Cidaqu by Zhang Zhu (1287-1368).” Patricia Buckley Ebrey, Ping Yao, and Cong Ellen Zhang (eds.), Chinese Funerary Biographies: An Anthology of Remembered Live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9)
巨大信仰圈的交會點 第四章「巨大信仰圈的交點——十字軍」（千葉敏之），是把自塞爾柱王朝的西亞開始，將擴及整個地球上的大小信仰圈連結在一起的最後一塊拼圖。本章首先從一一八七年七月四日哈丁之戰後耶路撒冷宗主教希拉克略（Heraclius of Jerusalem）呈遞給歐洲諸侯的信，以及三個月後的十月二日成功奪回耶路撒冷的阿尤布王朝蘇丹薩拉丁寄給巴格達哈里發的信開始，進行比較與敘述。介紹完一一八七年一連串事件的經過後，接著會仔細剖析耶路撒冷這個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層層積累的聖地的神聖地方志。最後，我們將把時針撥回一○九六年第一次十字軍前夕，按時序一路講述到一一八七年，以便闡明「這一時點」的意義，並分別解讀穆斯林軍與十字軍雙方的動向。 就像是呼應第一章般，和十字軍對峙的贊吉王朝—早期阿尤布王朝，是從塞爾柱王朝獨立出來的西亞伊斯蘭地方政權，同樣處於邊陲。另一方面，由生於法國的教宗烏爾班二世（Pope Urban II）所計劃並傾力支持的第一次東征，是以法國騎士為主軸，並嘗試參照法國「上帝和平」（Pax et treuga Dei）運動，但在「朝耶路撒冷前進、攻陷耶路撒冷、為守護耶路撒冷而戰」的反覆過程中逐漸蛻變成所謂的「十字軍」，也就是為守護基督教聖城耶路撒冷而組織的軍隊。這樣的十字軍無視於敘利亞／巴勒斯坦近東一帶地方割據、教徒間相互對立的伊斯蘭社會，朝著聖城耶路撒冷前進，具有堅固的意志與方向性，到一一八四年為止共建立了四個十字軍國家，按順序分別為埃德薩伯國、安條克公國、耶路撒冷王國、的黎波里伯國。這些十字軍國家總稱為「Outremer」（法語「海外」之意），它們占據了維持十字軍不可或缺的沿海城市，並訂下了耶路撒冷王國的王位繼承順序。 由於是帶著本國家臣出征，十字軍國家就像是各自擔起「自家」實務，並在反覆試誤中不斷適應自己不習慣的當地社會；在過程中，它們以當時歐洲君主國為樣板，漸漸建立起國家的雛型。這段期間，歸鄉的士兵們把情報和紀念品帶回故鄉、講述自己的經驗，再加上教宗屢次鼓吹，小型的十字軍浪潮於是接連不絕地湧現。當中最重要的，是安茹伯爵富爾克五世（Fulk V）率領的一一二八年十字軍；透過和耶路撒冷王國鮑德溫二世（Baldwin II of Jerusalem）的女兒梅莉桑德聯姻，富爾克不只讓有力貴族安茹家的血統和耶路撒冷王家結合，同時也在法國創造了一個持續關注聖地動向且富責任感的家族。 一一四四年，贊吉王朝的軍隊攻陷了埃德薩。埃德薩的陷落，讓歐洲頭一次體驗到失去聖地國家的滋味；在驚訝與悲嘆中，熙篤會明谷修道院院長聖伯爾納鐸（St. Bernard of Clairvaux）開始鼓吹各方展開第二次東征。繼承烏爾班計畫的伯爾納鐸，不只是實現了相隔半世紀之久的大型十字軍行動，並以奪回埃德薩為目標，他更設定了「十字軍」的理念，將十字軍出兵對象擴及到所有「教會的敵人」。依循伯爾納鐸的理念，十字軍不只往東方的聖地，也往西南方的伊比利半島、北方的文德人（Wends）進軍，之後甚至適用於基督教內部的敵人（比如純潔派之類的異端）。支撐這個理念的是新形態的「基督的騎士」，具體存在的單位則是這群既為騎士、也為修道士的人們隸屬的聖殿騎士團。 十字軍國家在這段期間隨著世代交替，逐漸演變成蒙雷利家、伊布朗家、克爾托涅家、路西男家等「十字軍世家」，他們守住十字軍國家君主的地位並維持統治。同時，在聖地土生土長的教會知識分子如提爾主教威廉（吉約姆）（Guillaume de Tyr）等人也開始嶄露頭角，成為支撐王國的菁英。耶路撒冷王位也由聖地誕生的國王擔任，並靠著跟科穆寧王朝的拜占庭通婚以及補充來自歐洲的人才，逐步強化脆弱的王國基礎。另一方面，贊吉王朝則在創立者贊吉（Imad ad-Din Zengi I）兒子努爾丁（Nur ad-Din Mahmud）的指揮下，將與十字軍的戰鬥定位成對抗「信仰的敵人」的聖戰（吉哈德）概念；日後被贊吉王朝派遣到埃及跟法蒂瑪王朝爭奪霸權、不久後建立阿尤布王朝的薩拉丁，也承繼了這個概念。薩拉丁平定埃及後，便為了合併敘利亞而北上；這時為了統合阿拉伯穆斯林（敘利亞地方政權）、土耳其穆斯林（塞爾柱王朝）、庫德穆斯林（阿尤布王朝）各勢力並組織聯軍，他便活用了贊吉王朝的吉哈德意識形態。要讓這種意識形態發揮效果，除了必須宣揚法蘭克人十字軍乃是「信仰的敵人」，也必須證明敵人屈服於己，那就是奪取聖地耶路撒冷——雖然它對穆斯林而言只是第三聖地而已。 從哈丁之戰到征服耶路撒冷為止的一連串戰爭，是十字軍理念與吉哈德概念兩種相互呼應、高漲激昂的聖戰意識的最初對決。十字軍東征以前，兩個宗教間的歧異情勢及因此投身戰爭的動機，跟以聖地耶路撒冷為世界觀中心的十字軍浪潮，兩者在當地相互交涉、過程中慢慢調節，最後終於在一一八七年這一瞬間合而為一。也就在這個瞬間，聖都耶路撒冷的象徵意義大幅提升，一躍成為兩個巨大信仰圈的中心。 最後，讓我們回到本書的主題「巨大信仰圈的出現」。東南亞和東亞世界的民眾生活中日日可見的虔敬之心，在基督教歐洲的庶民社會也相當普遍，並且不斷向外擴張與異端的邊界。可是在歐洲這個信仰世界，農民由身為牧者的神父引導其靈魂，神父的言行有主教監督，主教則遵循羅馬教廷的教導，堪稱是一個垂直結合的上下階層結構。在這種縱貫社會各階層的組織力下，教會知識分子在上層談論神學，下層的教區神父則和負責牧養的民眾信仰世界密切相繫。不只如此，在前述以土地為基礎的社會，這個階層結構還可藉由收取全體信徒義務繳納的什一稅、接受對教會及修道院的土地捐贈，以及透過教會法庭處罰偏離信仰正道者等方式，不斷強化其力量。 面對這個因大開發時代而充實的信仰社會，第一次十字軍的成果——占領耶路撒冷、經營四個聖地國家的經驗、在聖地與本國間往來的人員流動──產生了眾多嶄新的附加要素。這些要素包括了對普世宗教的自我認知、向世界傳道的使命、用來動員信徒從軍的十字軍理念設定、各地情報的回收、帶著權威往返各地的教廷及其連絡網、以教廷為中心的君主國政治社會等等。另一方面，從第一次到第三次十字軍東征，這幾次行動都與教廷主導的教會改革相互連結，包括烏爾班二世、安日納三世（借助聖伯爾納鐸之力）到英諾森三世，歷代教宗的改革意志都成為十字軍的動力。拉特朗大公會議重新召開，代表教宗的方針可以在所有主教、修道院長、世俗君主使節出席的場合獲得認可並公諸於世，也就是所謂「會議體」的成立。同時，透過大公會議出席者的地理分布，也展現了一個具普世意義的基督教世界，以及團結這個世界的教宗所具備的普世之身。這個被比擬為「基督的身體」的信仰空間，和從古代開始便為人所知的大陸名稱「歐洲（歐羅巴）」概念，其實是完全一致的。 綜合以上論述，我們可以描述一一八七年世界各地信仰圈的情況：在東亞，包含各種信仰的巨大民眾世界、無特定宗教的中國社會劃分南北，各自占據中亞及南海交易圈這兩大廣域的軸心；與東亞接壤的東南亞，則以佛教為主軸，融合印度教及地方信仰，形成多信仰社會；在南亞，伊斯蘭教以「西北邊疆」傳來的吉哈德理念為動力，逐步踏足當地；在西亞，則有阿尤布王朝以塞爾柱王朝聚積的伊斯蘭各王朝經驗，以及和十字軍對峙的地方政權培養出的吉哈德理念為根本，將這種意識形態傳播到整個阿拉伯伊斯蘭世界。從這些面向來思考，一一八七年發生在敘利亞／巴勒斯坦的歷史事件，就像是條導火線：一個巨大的歐洲信仰圈，和位在伊斯蘭世界「邊陲」、以伊斯蘭意識形態企圖一統地區的薩拉丁軍相互接觸後，在這一瞬間──也就是轉捩點──站起來了。同樣處於普遍世界的解體過程，伊斯蘭信仰圈靠著軍事力、交易及固有的包容力，逐步向南亞與東南亞擴張；基督教信仰圈下的歐洲則將信仰圈與地理框架綁定，形成堅固的一體性與歸屬意識，從而邁向一個成熟的文明。一一八七年，是伊斯蘭教與基督教這兩個同屬一神教、也同樣把舊約聖經視為聖典、宛如雙胞胎般的普世宗教信仰世界，在世界史上開始分道揚鑣的分歧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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