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蒼野茫話塞北
我少時最喜斛律光「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之句，大漠南北對我是特別具有吸引力的。友人中有王崇植者，將綏遠之王昭君墓，拍成一尺二寸的照片寄給我，他說明是與我開玩笑，譏我為毛延壽後人！到底毛延壽是否如優孟衣冠所指為「賣國的奸臣」，這段公案，我可以不管，不過塞外青塚，總是引人入勝的。於是不啻山川之神，向我招手，我好像預感到要過幾年塞外生活似的，蓋早已心嚮神往了。
馮玉祥氏既在張家口就西北邊防督辦之職，而張之江任察哈爾都統，李鳴鐘任綏遠都統，總算有了小小地盤。且其力量伸展至北京，鹿鍾麟任北京警備司令，薛篤弼任崇文門稅關監督，劉驥任京兆尹。惟東北軍止於天津，李景林任直隸督軍，張宗昌任山東督軍，山海之路已受包圍。至北京地盤則西北軍與號稱執政之段祺瑞共之。且清宮歸西北軍守衛，主持清宮者為李石曾與易培基，尤為古物寶器所聚，有人視之為利藪。凡所能把握到者，馮氏總算點滴不漏的拿到手了。顧以形勢論則陷於大包圍之內線中，需要有大辦法治能突破的。我時任西北邊防督辦公署秘書，待命南苑，得馮電報，遂前往張家口。
由西直門趁京綏路火車，七小時可達，我以欲覽長城八達嶺之勝，故趁日間火車行。上午九點開車，經清華、清河諸站，未二小時即到南口。居庸關屹立山巔，《讀史方輿紀要》以為井陘八隘之七，此為最險，所謂車不雙轍，馬不並蹄者是。沿邊建台一千二百，自遼冀以迄嘉峪關，均為明將戚繼光所築。從此北鄙無事，乃專力於東北，明史稱繼光集步兵三萬，浙兵三千守之，並謂「繼光在鎮十六年……繼之者踵其成法，數十年得無事。」龔自珍以居庸關為守者之言，然亦疑若可守而已。其言曰「居庸寘其間，如因兩山以為之門，……關凡四十重。南口者，下關也，為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出北門十五里，曰中關，又為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出北門又十五里曰上關，又為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出北門又十五里曰八達嶺，又為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南口城有天竺字蒙古字，八達嶺北門書「北門鎖輪」四字，僅上關之北門書居庸關三字。顧山川形勢，絕不可恃，自古已然，於今為烈而已。建都北京者，咸認居庸之可守，於西蒙古之於以中衰證之。然李自成卒奪居庸之隘，狼奔豕突以陷北京。而守南口以防北京方面之來攻者，則為尤難。正面雖屬天險不易仰攻，然南口之後為宣化府，從冀南易水紫刑關之線以至宣化悉為平地，宣化失則南口亦不得不退。徐培根懸想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即依此地形而言。民國十四年張作霖吳佩孚合力以攻張家口，南口正面雖有鄒作華之炮隊，亦屢攻不下，特吳佩孚之田維勤部以偏師從冀南以進涿鹿，南口即不得不退了。
八達嶺為四十五度至六十度之斜坡，火車不能直上，由兩個火車頭前拉後推之，徐徐而升，較之香港上山電車，極為相似。需半小時強，始達山巔，鐵路工程之險，無過於是，此乃吾國著名工程師詹天佑所築，南口有其銅像，據路局工程師言，火車如繞道數十里本可不經由南口，而東行亦可較速，改道之議屢起，以無經費而罷。
京綏路本已入不敷出，平日且恃京漢京奉兩路之協款。迨軍人提軍餉賣車皮之惡習盛行以後乃益困。所謂賣車皮者，乃將貨車集中起來，而歸軍隊之運輸總司令部所控制，貨車即所謂皮。商人載貨，須求貨車於運輸總司令部，納其運費，率三數倍於路局之正規運價；蓋以正價歸路局，而以附加價歸諸軍隊。倘只付正價，則路局拿不出車皮，只好拒絕代運，亦有不得其門路，而始終賣不到車皮者。倘商人拒絕出價而無貨可運，則軍隊可以向路局要機車，掛上車皮運煤，來自己做生意，連正價亦不肯給路局。軍隊始終是有收入的，祗是路局商家兩受其困而已。惟軍人們固不善安排，且根本為扼死商運之自殺政策，顧貪其目前之小利，積習卒不能改。當時京綏路之局長為馮氏之前任副官長宋良仲，而運輸總司令聞為主任副官薛雲舉。馮氏以軍餉之困乏，亦不惜循賣車皮之惡習，實則稅局之收入無形中減少，得失相等，聞之至為不澤。
出長城後，下坡路即不如上坡路之多，蓋地勢已高。未三時即至宣化，又不到二時就到了張家口。而使我最感驚異與平日之想像不相同者，即出長城後本為逐水草而居之蒙古民族所居，平日都假定其為游牧生活，為另具一種風趣之居民。不料此數百里之內至張家口止，仍為農耕之地，阡陌相望，沃野平疇，與關內曾無稍異。此皆自明至清數百年間之移民與蒙古民族改營農業之成績。關外多為白茫茫一片的鹹地，只要引水將鹹質沖淡，就可耕種。天氣亦稍冷，其較關內相差一二月，常見關內林木蓊青之候，而關外仍是枯枝殘樹之時。然天氣並非耕種之主要障礙，吉林有稻田，庫倫之北恰克圖與西伯利亞一帶，均種小麥。居民除為關內移民外，漢蒙雜居，且互通婚媾，而蒙人成習漢文，並改為漢姓。我以為內蒙問題，倘無日俄故為挑起，恐亦不成其為少數民族問題了。我於是屯田開墾諸念，湧現腦海，且誤認為西北軍之足衣足食，亦不難解決了。
下午五時到張家口，此為農業區域之終點，而亦游牧區域之始點。過此以往，風沙偏郊野，真所謂天蒼蒼野茫茫。不過草短尚不盈尺，經數千年的游牧生活，地力已盡，風不能將草再吹低了。因張家口為游牧與農業兩區域交換有無之所，遂成市面。益以中俄陸路商約，風之為兩國互市之所，光緒二十八年且奏開為商埠，許各國通商，乃倍形熱鬧。所謂口者本為防邊患的堡壘，與之同時設立者尚有三堡，附近並沒有萬全縣治。後來諸堡皆廢，而萬全縣治亦移至張家口，政治與商業之中心遂集中於此。其市面較保定府尤大，大賈鉅商雲集，英美俄日皆設領事。俄蒙人雜居，有俄人所設之旅館二處，設備完全歐化，膳食殊佳。有中國戲院一所，及中外妓院多處，中國菜飯不特有北方館，而寧波館與廣東館皆有。大街長約五里，分為上堡下堡；上堡在城內，都統署及大商店在焉；下堡在城外，為外國商店，妓院，戲院及火車站之所在地。
時督辦署的秘書處暫設在下堡之華元旅館，各方來見馮氏的賓客亦寓該處。上尉參謀韓復達司招待，即二十年後其女在重慶與馮氏有戀愛之謠傳者。秘書長由魏書香代理，共人為司書出身，吸食鴉片，而好賭博。因其不與外界往還，故西北軍將領皆認為可靠，所以朱哲元與馮治安主河北時，均任之為祕書長。西北軍中，視行伍出身為上品，即所謂經三考之正途人士，次則為軍校或陸大畢業之參謀人員，然參謀永遠帶不到兵。若軍佐則絕無地位，其中以軍需地位為較高，軍法官次之，秘書最下。西北軍本為綠營所改造，而秘書則等於綠營中之書啟師爺，根本不被認為軍隊中人。任秘書甚至秘書長有年者，輒給以一在縣長，俾有數千金之盈餘，其人即可告老還鄉。然能如是者尚為最優之待遇，而求之不得者亦殊多。魏書香見我為留學生而能中文，頗為嫉妒，恐亦為爭縣長而來者！有一次我擬一稿用濫觴二字，他不知道可作開頭講，斥我為不通，並告馮氏謂我是「讀慣洋文，不識漢文之留學生」。共實我洋文之所以不好，就是沒有忘記漢字之故。後來他給另一位葉秘書勸告，翻了辭源，始知道濫觴可作起頭講，但知道我沒有錯，對我更老羞成怒了。我誤鑽進這個牛角尖之後，知道非退出不可，所以也不關心他對我之好惡。
我在秘書處所碰的已是第二個釘子了，現在先說第一釘子的如何碰法？我會見馮玉祥於天津日租界宋子楊家，係黃膺白秘書長袁良所介紹，馮氏一見之後，即要我做他的秘書。旋即電給北京西北之邊防督辦公署，文曰「聘王某為諮議，毛以亨為秘書，月薪二百元。」不久委任狀送來，但委任狀上，照例不書薪水的。秘書處那時的組織，秘書分一二三等，由二百元至一百四十元，一百元三種，而額外的秘書統稱為秘書，月薪自八十元至四十元不等。我搬到旃壇寺到差時，邵秘書長認為月薪二百之待過太高，必然電文有錯。因馮鬧辭職，乃呈請代拆代行之李鴻鐘再批，批得月薪八十元。那時我大學教授的薪水是二百四十元，留學生尚值幾個錢，馮處薪水打四折，八十元等於三十二元，真使我啼笑皆非。我本想不幹，因徵黃袁二氏同意，黃膺白叫袁良警告我說，不要因我故，把他們和馮氏的感情弄壞。於是為求不辜負黃袁計，我只有幹到暑假再說。因為政界位置是無人為我謀的，大家都怕得罪馮玉祥，尤其必然要得罪黃膺白之故。我向李守常訴苦，他勸我盡此半年內，在馮處竭力打開新局面。倘馮氏真為無希望者，暑假後他不特要請我到北大教書，而且將他目己所擔任的史學系主任讓給我。
到張家口後，馮氏不斷請我去吃飯談天，似我已是紅人的樣子，不過我終以為是對我的戲弄。我乃對他的善意，作一挑戰性的試探，遂草一河套開墾的計劃，並主張設立墾務委員會。假定我的墾務不行，則拂袖而去，振振有詞，可以對期望而責備我的師友有個交代。不料我災難未滿，馮氏見了我的條陳之後，不特大為讚許，且依議辦理。任命梁式堂為委員長，包世杰為副委員長，林烈敷和我，還有幾位為委員。委員會挑了馮氏對面一座房子辦公，副官處在外進，因認識其副官長張允榮，得到極好的招待。那時大家給墾務會一個外號，稱為招賢館。但我的墾務計劃並不高明，不過就沿途所見的直覺，請教了一位察哈爾中學校長張勵生，（此人後任騎兵師長）根據許多開墾的經驗寫成的。梁式堂的墾務計劃更不成了，他是重中國經驗而仇視西洋科學的。他雖以曾國藩、吳摯甫為標榜，卻不效法兩人之醉心歐化。我想他的標榜，不過為干祿之具而已，所以官亦至道尹，而與執政段祺瑞有關係。他主張開河套的八大渠，乃請了一在河套開墾的八十老人王同春前來商量。據說王氏修復了八大渠之二渠，但他到了張家口之後，竟說河套之水位會回上流的，梁式堂遂相信了。我們當然亦相信，不過這是自來水的道理，不是整條渠都是如此。後來打聽到王同春就是土匪王英的父親，他不在墾地，而在那裡當土匪，一隻眼睛就是被人打瞎的。王同春與我們，對於開墾，固同是外行而冒充內行，但真正內行的水利科學家，對於河套的辦法，亦不高明，且結果更糟。後來我與綏遠實業廳長韓安及全國水利局長袁良商量，派了水利專家楊豹靈諸人去勘察。王鴻一又到山東省政府得到一批補助費，移民千戶到河套。從民國十五年直鬧到最近總共花了數百萬元而毫無所獲。據美國專家言，河套是無法整理的，所謂「黃河百害，惟利一套」之說，是書本上的話，真是盡信書，不如無書了。
梁式堂到後來並不真正辦墾務，而是藉墾務為名，向段祺瑞要來六十萬的開墾經費，馮玉祥拿到此款，就移作軍餉了。包世杰本來是辦報的，遂慫恿馮玉祥請陳友仁來辦《民報》。該報為中英文聯合版，也著實培養出來不少人才，以誤登張作霖死訊，而被勒令停版。包氏後來改任外交部駐察哈爾特派交涉員，以派赴孫傳芳處充西北軍代表，馮氏要我代理其職務，但我們是好朋友，豈能搶人位置？唐悅良任督辦公署外交處長，要我任副處長，為處員李光漢等所反對，而唐亦動搖起來，我因不願就。同房林烈敷亦去到甘肅做民政廳長，只我一人未有下文。在墾務會的釘子，算是第三個了，我的釘子接二連三的碰下去，人非木石何以堪此！做了墾務委員，已降為客卿與外圍分子了，然行動較為自由，所以常到北京去走走。李守常拿出辦法來了，他要我報告馮氏，說蘇聯要接濟西北軍軍械。我立即回張家口報告，馮氏自然很高興，即派劉驥、唐悅良、包世杰與加拉罕直接交涉，內容我就不清楚了。不過所表現於外者為國民黨已派徐謙常住西北，而汪精衛、孫科、孔祥熙都聯袂前來，在軍中派發了數千份三民主義。而內蒙國民黨白雲梯等之內蒙政府地下組織，亦一併搬到張家口。最後鮑羅廷自廣州趕到，大批的蘇聯顧問都來了。對於這些變化，我僅是一個旁觀者，不過蘇聯方面派到西北軍來聯絡的人，李守常都叫他們先來找我，由我陪他們去見馮氏。第一批軍械到滂江時，就是我與蘇聯聯絡員同去報告馮氏，由張之江和我前往迎接的。這批俄援我疑心是越飛最初答應給吳佩孚的，後來因吳氏不肯反日，所以停撥。而原建議人李守常遂根據成案來移給西北軍了，然而這是我想像，並未問過李氏。
李氏對於我將此事辦成，頗為高興，因此他住在東交民巷蘇聯大使館的房間，我得以自由出入，無話不談了。他問我究竟願意加入國民黨抑共產黨？我告以國民黨之宣傳，業己成熟，社會人心對之都有好感，若共產黨則尚待二十年的努力。我的任務既是公開的，而不是地下的，則以加入國民黨為便。不過我是光復會分子，後來併於共和黨的，並非同盟會舊人，且我是受到梁任公、張君勱培植的，所好舊賬都不算了。不久我即由李石曾、徐謙二人介紹入國民黨，秘密黨在翠花胡同，由丁維汾主持，我即在那裡拿到黨證。後來國民黨中人如吳稚暉、鈕永建、易培基等都和我混得很熟。惟我最感痛苦的，就是他們誤以我為馮的紅人，把重大任務都交我轉達，實則我仍是月薪三十二元的秘書呀！長久下去，我不成為招搖者麼，退志遂益決了。
當我告訴李守常要他踐諾，給我先容於北大師友，俾暑假後可以往教書時，他感到詫異說：「現在我們對西北軍已下了大注，而你是經手人，你那能撒手不管？」我告以大家都加薪的加薪，升官的升官，獨我向隅，至少可以證明其並不重視我。且他根本不以俄援為我之功，這是靠他的實力得到的。守常至是亦氣憤了說：「煥章之不近人情，真是名不虛傳，難道他不要人辦事？他能不談其辦事人員吃飽麼？」他最後答應？一是為我想辦法，也許不至於退回北大去。
有一次蘇聯大使加拉罕與唐悅良、包世杰談話時曾特別提出我，說我懂數國文字，品行學問才能皆優；而且有反日、反英、反法之成績。現在《中蘇條約》增設特羅邑領事館，其地為俄援西北軍軍械所必經，不能由北京政府隨便派人去。馮氏如願向北京政府保薦人的話，他願向馮推薦我。唐既任外交處長，所以也有權主張，他即當面滿口答應下來。回後唐與包都向我道喜，說馮氏已首肯，即向外交部函薦了。經過六個月的波折，我出任領事之機會終於達到目的。事後才知道完全李守常對我諾言的兌現，當我向他稱謝時，他笑道：「你是大學教授，難道出任領事，算是高升，而出於人家的提拔，還要遞謝恩摺麼？」
加氏所說我有反日之成績，則根據於其駐張家口領事及其軍事顧問之報告。當俄援已到之後，日本顧問松室孝良欲破壞是項計劃，乃攜太倉喜八郎赴西北遊歷，允貸款西北軍八千萬，以作河套之開墾資本。並以梁式堂之保薦，任其日文翻譯林世則為西北銀行行長；而西北銀行是為接受日本貸款而設的。馮氏蓋欲周旋於日俄倆方之間，居奇以漁利，時田中內閣以有機可乘，派了眾議院議員德川前來做說客。我則獨持異議，並向馮氏進言，且警告松室，以為日本之借款是永不兌現的諾言，目的祗求破壞我們的俄援。結果則日本借款不來，而俄援嗣後又中斷，殊不出吾之所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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