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宏觀視野
第一章 全球化挑戰與趨勢
全球化挑戰
追本溯源，全球化應始於二戰以後，至60年代末期開始加速度開展，影響遍及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科技乃至軍事，使世界各國從區域間到國與國間，皆在全球化的籠罩之下，國際間有如鏈索，彼此的相依關係可用蝴蝶效應來描繪，尤其進入21世紀生活、金融和科技的牽動更有如水銀瀉地，全球化的挑戰是各國所共同面對的課題，挑戰主要來自五方面：
第一個是氣候的變化。目前全球在極端氣候氣候的變化方面，影響最大的會是爭奪能源，而爭奪能源當中最嚴重的就是對於糧食和食物的爭取，既是民生問題，更是國安問題。關於糧食問題的綢繆之道各國所努力的方向，簡言之有六項重點：改良傳統植栽方式、加強災害預警系統、強化風險管理機制、整合減災資源與能力、落實減排措施以及積極參與國際合作。
第二個是人口結構的變化，人口結構變化，影響最大的是人口的老化與少子化，主要關注面，是如何調適人口結構改變所引發的長程問題，諸如工作方式改變、代間衝突、社會對立等潛勢壓力，以及如何強化高教改革，促進國民學習速度與能力，以提升人才紅利。
第三個是政經局勢的重大變化，後冷戰階段國際政治結構已然由兩極、單邊轉為多元或多邊，因此從地緣戰略考量，各國必須要選擇政治競合、區域經濟結盟策略。在第四次產業革命的帶動之下，未來國家實力，或甚至戰爭的勝負更是取決於經濟和科技能力，此外全球化所形成的國際分工體系，由垂直轉為水平，使供應、生產、需求三鏈的競爭加劇，亦乃強化了區域經濟結盟的趨勢。
第四個是第四次產業革命。前面三次產業革命各有特色，第一次水蒸氣的運用，主要是在過去經驗及知識的累積上再發展；第二次電力的運用，是知識和技能的創新；第三次資訊的運用，則綜合前兩次產業革命的特點，讓知識的實踐與技能的創發同步進行，電腦的操作者既是知識的運用者，也是技能的創發者，是跳躍式的發展；第四次產業革命是藉助資訊革命的二個結果：資訊網絡化與資本主義再結構。智能的運用全方位依恃創新、全面融入生活，其中復以智慧能力的開發和速度能量的掌控為二大競爭元素，為此提昇國家人力品質的高教革命自是必然，學習能力強，學習速度快的社會，他的國家競爭力也相對的強。
第五個是貧富差距與脫貧的問題。貧富差距現象是資本主義再結構的「異形」，資本主義再結構的發展，不是資本主義體系的變弱，而是變得更強，尤其又生成國家資本主義，固然貧富差距是再結構的「異形」，當然脫貧問題的解決，「國家資本主義」的政府自是不可卸責。1990年以來，全球有12億人口的脫貧，而當中中國大陸貢獻了7.38億的脫貧。
全球產業發展趨勢
面對挑戰，特別是在第四次產業革命的推波助瀾之下，全球產業發展趨勢的走向有二：第一，屬於產業本身，我們以1980年代數位革命做為一個分界點。80年代以前，在資訊革命的基調上，是以電子為主的一個系統重組。基本上它是傳統的生產以及資訊爆發的一個結合。也就是說一方面操作，一方面創造。到了80年代以後，進入到所謂的數位時代，數位時代有兩個特徵，第一個是思維模式的改變，從E世代即所謂的電子世代（Electronic Generation），轉變為屬於網路世代（Net Generation）的N世代，再轉變為數位世代（Digital Generation）的D世代或者Z世代以至Alfa世代，步入數位時代原有傳統的線性或樹狀思維，逐漸為莖根思維（rhizome）；第二個是生產模式的改變，從傳統製造業轉變為以數位和網路為主的資通產業以及創新領域產業。
全球產業發展趨勢的第二個大的方向，產業創新趨勢，在此趨勢引導之下，必須要顧慮到產業創新的有效政策方向。基本上各個國家在推動這個政策的方向有三：其一、在R & D上的大幅投資（G20國家，於此方面投資率皆為15％到20％），由國家帶動科技創新研發，不論是政府直接介入，或是政策獎勵。
其二、於政策設計上將創意者、投資者、轉化者作鏈結，主要使彼此之間互蒙其利。使各自擁有1/3的股權，形成一個創意生產力的聚合，從創新端到轉換端（孵化器），到投資端（製造端）形成清晰的分工鏈，避免彼此重疊以致資源分散。
其三、以往的最大的問題是創新者的角色過於繁複，他既是創新者，又是轉化者，或更是製造者。使得他有如校長兼撞鐘，往往令創新者由於專業以外工作的負擔，造成其創新中輟。有鑑於此，如何對創新者作權益（股權、智財權）保障、如何將所有權和管理權分離、如何藉金融及融資體系的改革，形成一個更有彈性與效率的創投環境等等，皆是為政者的嚴肅課題。
面對以上發展，前瞻未來，影響全球產業格局有五大趨勢：
1.越演越烈的民粹主義，它打散了民主政治的基礎需要的兩項條件：文化底蘊與人民素質，它本質上輕智與反文化傾向，以及降低人民素質的行動雖然多半為權宜之計，但是長遠發展卻不利產業發，技術不是產業發展的唯一條件，國民素質以及國民自身的文化素質，更是整體進步與發展的豐厚資產，特別之於文創產業。
2.新興區域的機會變多，如何能夠善用資本累積和勞動力是充分條件。過去發展中國家或未開發國家、低度開發國家最大的問題，並不是資本累積不足，而是的投資不足。
3.面臨轉點的勞動力市場，當前在網絡科技影響下，形成新的經濟型態，諸如打零工經濟（gig economy）、分享經濟（sharing economy）或者是平台經濟（platform economy），甚至完全不參與任何型態，四處移動所謂的流氓無產階級（lumpenproletariat）勞動方式。這些經濟型態於創新產業和科技產業方面顯的趨勢是勞動力的自由度、轉場度與職場忠誠度皆在急速轉變中，傳統穩固不變的企業組織和職場組合關係，都必須作更彈性的適應調整。
4.消費方向的改變，零接觸經濟是必然趨勢，電子商業和實體經營的互補是當前企業經營的思維方向，更細膩、更精緻的營運技巧不可少。
5.一觸即發的智能技術革命，將掌控未來經濟走勢，影響性會是全面涵蓋，舉凡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社會……無一例外。
全球經濟區域整合
全球化的發展之下，各個國家的脆弱性日益彰顯，為彌補此弱項，尋求區域性的合作乃為最佳選項，期望透過區域性的合作，以強化經濟實力與擴增影響力，未來越來越趨向區域內合作，區域間競合。近十年間，全球重要的經濟結盟狀況，全球共有248個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 FTA），於亞太地區有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占全球GDP 57％、跨太平洋經濟戰略伙伴協定（CPTPP），11個會員國，占全球GDP 13％，人口五億，95％的產品互惠、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占全球GDP30.7％，人口22億、中日韓三國自由貿易協定（CJKFTA），占全球GDP21％。
其中復以2020年生效的RCEP區域經濟合作體最引人側目，其涵蓋全球三分之一人口，占全球國內生產總值（GDP）和貿易額30％。協定主要內容涵蓋各類互惠與合作面，包括貨品貿易、服務貿易、投資、經濟與技術合作、智慧財產權、競爭政策、爭端解決等議題，以及給予東協較低度開發國家特殊、差別待遇、成員國減免95％進口關稅、開放服務業與專業人士進出鬆綁。
RCEP最值得注意的後續發展：
1.東協進入主動性、參與度高的新經濟態勢，脫離「單一種植制」與「單一城市發展」的殖民地經濟結構，邁向新興工業結構體。
2.有別於制度同質性高、文化差異小的歐盟與北美自貿區，RCEP是歷史、政制、文化和經濟體皆有差異的組合，此種經濟合作型態未來所產生的聚合與暈染效應，將有助於東亞地區的總合經貿競爭力，和區域的制度性穩定。
3.中國大陸將成為RCEP的實際主導力量，尤其於美、印退出之後，會進一步強化中方的全球反貿易保護主義的角色和影響力。
4.給予東協較低開發國家管特殊差別的待遇，以及進口貨品免稅、開放服務業與鬆綁專業人士等協定，將大幅度吸引國際投資，以及增強其勞動結構的優勢，以越南為例其勞動人口年齡平均為40歲，此一人口紅利，若經由前述措施轉人口紅利為人才紅利，則未來發展不容小覷，此與其他東協國家亦然。
5.對於台灣的聯動性將更加敏感，2019年RCEP與台灣經貿關係，占台灣貿易總量57.5％、占台灣對外投資65％；若與經貿環境相似的CPTPP比較，其占台灣貿易總量24％、占台灣對外投資14％，顯然的RCEP對台灣的聯動性相對的高。再以2018年觀察，我們出口總金額是$3359億，其中60％是到RCEP，未來當中有30％的稅總金額$600億將受約後影響，雖然我們有國際技術協定（ITA）76.3％的減免稅額，但是不能夠忽視ITA的零組件，2019預估約後台灣的GDP將減少1.8％（目前GDP年成長率約2％），所以這個影響不可謂不大。此外觀察兩岸經濟，大陸經濟每下滑1％，台灣下滑0.29％，反之亦然；相對於美台則是，美國每下滑1％，台灣下滑0.07％，此亦反證台灣與大陸的經濟關係和經貿聯動性頗為敏感，尤其於2020RCEP協定啟動之後。
全球化下的民族主義
歸屬感是人類的群聚本性，也是所謂「民族主義」的本源，它的發展是有著一段漫長的道路，這個發展的歷程，或許可以粗略的以19世紀作為一個轉折點，這個轉折點標誌著「帝國」與「帝國主義」的差異。
於帝國階段是一種寬鬆的治理型態，於此治理型態之下對於宗教信仰、種族血源多採取任其所在的態度。至帝國主義階段則逐漸強化「他者」的身份區隔，其中蘊含兩組具有辯證關係的意識：種族優越感的排他性、歷史恥感的報復性，並由此而生的近代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此一意識形態當其組合了民粹主義和虛無主義元素，即養出了納粹主義和史達林主義等類的自由主義異形。
此外，19世紀的西方國家由於持續海外拓殖，以及工業化的蓬勃發展需要基於共同語言、共同節奏的人民，於是浮現了「國族」、「國民」、「新」、「青年」等語詞，並且也開啟了安德森（B. Anderson）所指的「想像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近代民族主義觀念也應聲而起，其特徵之一是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思想的連體，第一次世界大戰更是催化劑。各個不同的種族因戰爭相聚，卻因相聚而發現彼此身份、階級、血統、權利以及生活背景的差異性愈來愈大，各個種族之間不是融合，而是對立。戰爭結束，威爾遜和列寧相繼喊出了「民族自決」與「反帝反殖」，語詞容有不同，但內在潛台詞則一：訴諸排他性的自由與平等。
民族主義的當代發展與前個階段比較，相對要溫潤且包容，步隨全球化的發展逐漸傾向經濟民族主義，但是其中也涵潤了懷舊（鄉愁）（nostalgia）和民粹兩組有如雙面刃的因子，這兩組因子發展的分野點是紀傑克（S. Zizek）所指的「歇斯底里」（hysteria）及「顛覆」（subvert），前者不知道自己作什麼，後者反是。依目下而言，全球化下民族主義的那兩組因子卻是歇斯底里的前者比重多於後者，其中懷有虛無主義成分的當代民粹主義正是如此，當虛無主義的徹底毀滅再造，與傷情、濫情的民粹主義話語連體之後，出現相互矛盾的現像，輕者如於經濟面新興經濟發展國家，一方面肯定全球化，卻另方面否定全球化所必須接受的移民和貿易進口需求；重者於整體社會面出現反智與集體理盲；於政治面出現假民主之手行殘害民主之實。聯合國秘書長克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指出，正有「四騎士」衝著當今全球化的發展而來。地緣戰略的緊張（Geostrategic tension）、全球暖化（The burning planet）、增高的全球互不信任（Rising global mistrust）、數位科技的闇黑面（Dark side of digital technology）。在新冠疫情之後還會有第五個：全球深度的蕭條（Deeper recession of the world）。
全球文化趨勢
全球文化趨勢主要受兩大方向影響，新自由主義政經體系之下的社會調適問題，以及創新科技所引發新生產、新交換模式下的生活方式。其中以資訊媒體文化的結構性變化最令人關注，麥克錢尼學派（Schiller-McChesney）的論述可為代表，其主張聚焦於資訊壟斷和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認為資訊自由與公開為整體文化趨勢走向，不過於新自由主義政經體制引導之下，大企業或財團紛紛投資資訊謀體，影響媒體訊息處理和提供的公證性，因此媒體的自律乃更為緊要，雖然政府試圖介入，或修法、或制訂新的遊戲規則，但是也往往在各種主客觀因素影響之下而過度干預，此外，由於數位科技的發展，出現了新的媒體方式，乃至於新的訊息結構，尤其當此數位媒體被收編、被壟斷，形成數位科技的闇黑勢力，凡此不獨挑戰了媒體經營權，挑戰了閱聽人的資訊收受權，更挑戰了政府的權力資源。
從政治治理的角度，權力資源是政治影響力的展現，猶如資本，善於運用此資源則權力資本雄厚，反之則否。權力資源涵蓋面甚廣，於今數位科技的擁有是諸權力資源的關鍵，有效的治理能力與資源調度、掌控息息相關，直間接影響社會走向，如何取得社會各個介面的權益公平和權力平衡，目前皆處於摸索和重組階段，當然也是社會衝突的暴風眼。
民粹主義風潮之下所形成的所謂新民族主義，是第二個全球化文化趨勢，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民粹主義的本質是同質化自己的群眾，強調為保護一般大眾的權益，必須反對維繫威權體制的菁英和外來的「他者」，然而於運作之中卻存在最大的盲點，盲點在於把經濟邏輯作為政治邏輯錯用，簡言之，就是把「人」化約為數字，其實這乃是一種「異化」現象卻不知，或故意不知，此一邏輯錯用，於為政者看到的民眾只是統計表或民調報表上的數字，想到的只是如何利用此數字，心中對於有血有肉的民眾無感且冷血；於一些街頭運動者亦復如此，以全球化抗爭行動為例，由於以動員數字作主要考量，因此整個操控隱秘並對外不透明，其結果是整個運動對現有世界秩序無其他選項，現有參予者只扮演「數字者」，無從了解與分享主事者的目的意圖。
第三個全球文化趨勢是從反全球化到去全球化，也就是從反美國化到反菁英化。反全球化本質上是對新自由主義的反彈。80年代的雷根與柴契爾政府是新自由主義的高峰期，其原始背景在企圖解決30年代經濟解困的鑲崁式自由主義（embedded liberalism），自70年代以來欲振乏力的困境，雷根政府提出三套解方：貨幣緊縮、供給面經濟（supply-side economics）、金融去管制化。自由市場概念是三套解方的基礎，政策目標是提供大企業及富裕者擴大投資的誘因，以期以大生產帶動大消費的經濟活力，另一方面則是縮減社會福利和政府治理經費，其結果是貧富惡性循環，所謂「馬太效應」（Matthew effect）出現。上百萬人失業破產，連鎖效應之下，導致2008的全球金融危機，許多全球財經能力薄弱的開發中國家，接踵陷入債務泥淖，是謂「第三世界債務危機」（third world debt crisis）。反全球化應聲而起，直指以美國為主的新自由主義是虛假的自由市場、虛假的自由經濟，而是選擇性的藉用強權政經力量介入的剝削，對窮人、對貧國。
2008全球金融危機是引發「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的導火線，其主要觀點最早源於貝洛（Walden Bello），主張去全球化並非自外於世界經濟，而是重新結構政經體系，使各國及在地經濟能力提升，其方向是將全球經濟從跨國合作整合，轉為以在地民眾、社區和國家之所需。
持平而論全球化對世界的合作發展與和平安定頗有貢獻，其中復以世界銀行、IMF、WTO等組織值得肯定，但是懷璧其罪，近半個世紀的發展，特別是當 步入21世紀，以中產階級為主軸的民眾，主要是經濟發達國家，認為自己檢到的是全球化的苦果，全球25個經濟發達體自2005-14年有70％的家庭入下滑，而1993-2005年僅為2％；20％頂層收入者的收入，是20％底層收入的5.2倍，中產階級普遍貧窮化；另外以美國為指標，16萬最富裕家庭擁有的財富是1.45億底層貧困家庭的總和，最富有20人座擁的財產超過全美半數人口的總和。面對此種極化的貧富差距，芸芸眾生皆指向藉新自由主義推動全球化的菁英群，也成為反全球化、去全球化民粹主義怒潮裡的浪花。
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的連結是當代歐美國家的主流思潮，不反對西方現有的民主體制，有如當年宗教改革的說詞，不是教會不好，而是交給了不對的人，民粹主義者是在民主政治的體制內，反權威、反菁英；在去全球化的議題上，反對傷害平民大眾的自由貿易、資本輸出、外來文化與移民，要求政府採取貿易保護政策、限制對外直接投資、限制移民、阻遏難民以及退出區域經合組織等等一系列全球化政策。這項雙反行動的積極推動已然是歐美各國的主流，其中復以新保守主義的右翼政治勢力為大，此類主張吸引了左翼去全球化勢力。在策略路線上左右兩派的差異處在，右翼是：大眾-菁英-外來「他者」的三元對立辯證；左翼是大眾-菁英的二元對立辯證，因此本質上不脫「訴諸排他性的自由與平等」文化邏輯。
全球文化的第四個趨勢是人工智能的數據化，智能外化是人類文明進化的催化劑，人類依賴工具促進智能外化，並因此增強管理複雜性事、物的能力。人工智能數據化是更強化了人類智能外化的潛力，友善的數據化所展現的有：人類智能化、數據類型、數據接口的標準化；脫離一次方程式習性的線性思維；網絡化的通用性（互聯網）和開放性。
姜浩於其「數據化：由外而內的智能」，轉用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的三個精神物質二元論的「三個世界」（物理客體、心靈主體、抽象客體/客觀知識）重組三個數據化世界，三個世界是實體世界、思維世界、虛擬世界。虛擬世界是人為的、外在的運用自己的智慧，有意識、有目的的改變自然世界中已有的物質狀態，形成新狀態，即智能外化於物質世界，在一切人造物之上，它最大的作用，是促使人類跳脫習慣仰賴物理性物質的靜態二元論的智能外化活動，一則令三個世界進入開放的互動世界，一組互動二元論關係；再則解放了人類固有的線性思維模式，開啟一個更開放的空間、時間環境，讓創新潛力破繭而出。
全球文化的第五個趨勢是相對於前組樂觀氣氛的憂時論，可以藉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的「數據主義」（dataism）來理解。渠認為人類文明的進化是從自然神論到人本主義，這個過程是將人類的自我決定權從雲端回歸凡塵，人類成為自己的主人，此有如存在主義所強調的「存在」先於「本質」，然而正當吾人歡欣於 科技所賜，而進入數位時代時，卻暮然發現那在燈火闌珊處的是「數據主義」，我們的自我決定權又返回了「雲端」，活生生地開了存在主義一個大玩笑，本質先於存在？
於「數據主義」之下將有機生物化約為演算法，數據取代人成為主體，數據人類化，人被化約為數據身體，數位科技的闇黑面走向人類文明的舞台，吾人所見、所知的事實或真實是被創造的，引發的是認同的困擾、價值系統混沌（value chaos），大數據超越人類認知，使生理年齡超前心智年齡，催生「無用階級」；整體發展趨勢是去「中心」，可是人類本性是一種需要秩序穩定感的動物，自乃拋不去「需」中心習性，過去的中心有如一桌安排妥善的佳餚，如今中心碎片化，有待重組、重配，現在進入到一個重新整合的階段。
全球文化的最後一組趨勢，是數位次文化暈染力量的越來越強，所浮現的現象其犖犖大者如：網絡鏈結（connectivity）滲透力的無遠屆，從M2M，H2H至AI……，全球人口的45％約34億人納入網路世界，一種新的社群（community）：f-factors（followers，fans，friends）取代傳統的社會組合，同儕關係的影響力擴增，口耳相傳的「羅馬式會話」（Roman’s conversation）成為主要人際溝通方式，網友角色益重，同溫層組合下的相互說服成為常態，對異質性意見越形排斥，理性討論空間緊縮，網路霸凌泛濫，社會民粹化氛圍充斥，為政治操控者提供條件。
全球人口結構的改變
過去40年，全球適齡的勞動人口占全球人口數的比例穩步上升，從1975年的61％上升到2015年的71％。從2015年以後人口老齡化去勞動力參與率的下降，導致全球勞動人口數量佔全球總共人數的比例，面臨增長停滯的局面。在過去勞動力市場全球化由於移民條件寬鬆，各國能夠在國家層面平衡，降低全球勞動分布不均的狀況，但是在去全球化的政策衝擊，全球化程度趨緩，人以「slowbalization」一詞形容，此現象自乃影響企業利用全球勞動力的機會。
此一衝擊再加上人口老化問題之下，日益嚴峻的勞力的短缺對部分國家造成特別嚴重的打擊，比如在日本，到2025年65歲的人口可能超過35％；此外2020年到2030年全球勞動力的失衡將達高峰期，以中國為例，2020年至2030年勞動人口從9.89億降至9.63億，勞動參與率從68.44％降至65.17％，過剩人力5520萬到7520萬，到2030將短缺2450萬，估計全球將損失了10兆美元。另一方面，於人口老齡及國際勞力市場吸納問題之外，有部分國家確實面臨了勞動力過剩的局面，主要市勞動參與率低，如伊朗、南非、印度和沙烏地阿拉伯等國家，其適齡勞動力參與率不到60％。針對以上種種。各國的著眼點是增加人口紅利之外，更未雨綢繆的加強人才紅利與創新紅利雙組合，因此連動了所謂的高教改革，必須要培養出一批高素質勞力，以及高端技術人才。
全球人口結構改變的，直接影響商業發展，在快速老齡化的市場當中，企業競爭爭相搶奪經驗豐富的員工，以及少部分剛就業的年輕人口，整個趨勢是：
1.提高工資待遇，以吸引和留住最有價值的員工。
2.在選擇投資地域時，評估政府的政策對增加勞動力市場就業機會的影響。
3.權衡政府政策、移民模式、勞動人口結構與技術不斷的演變，企業在招聘員工時就保持了相當大的一個靈活性。
參考Global Talent全球勞動力調查，顯示2021-22年日本與台灣人才供給赤字最高的國家，分別為-1.4及-1.5。依據國發會調查，我國適齡勞力（15-64）於2015年達到最高峰，1737萬，之後逐年下降，2017年起老年人口超越幼年人口，預估2029年老年人口將達幼年人口的二倍，人口老化對勞力市場嚴重衝擊。
同樣的統計，2020年勞動力為1683萬，預估於2070年台總人口約1449萬到1776萬，工作人口783萬，65歲以上人口658萬。台灣的勞動化趨勢除老年化，少子化現象造成工作年齡人口減少此一因素外，另有二項不容忽視的現象：
1.晚入早出：我國平均投入職場年齡為24歲，45歲以上中高年齡勞動參與力相對低於其他國家。
2.高出低進：鄰近國家大肆挖角我國高階人才，但我國移入卻多為補充性勞力，近年持續增加的新移民約60萬人。
國發會統計2020年台灣就業總人口1167.9萬，其中製造業332.9萬，占比28.50％；資訊電子業 150.8萬，占比45.30％；另外服務業就業人口占58.6％，占GDP65％以上，此中的關鍵問題，高科技產業年產值2.6兆，占GDP一成以上，於亞洲地區占貿易總額64％，就業人口占5.1％，顯現就業結構性問題。僅就文化產業政策而言，如何藉文化創意產業媒合服務業與高科技產業，以擴大高科技產業的附加產值，提升服務業的創新能力，宜為政策規劃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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