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

克魯曼（Paul Krugman），諾貝爾經濟獎得主

名人推薦：克魯曼（Paul Krugman），諾貝爾經濟獎得主

過去數十年來，我們一直被灌輸一個觀念，說商品、服務與勞力流動不受規範的自由市場是自由的基本形式，自由像市場一樣運作。自由成為企業主，自由銷售你的勞力，自由購買衛生與教育等生活必需品——以上的市場機會讓我們保持自由，讓我們表達自己是社會一份子。這種狹隘、侷限的看法延伸到我們生活的每個部分，變成像是包圍我們的空氣。
美國的市場導向世界觀如今已分崩離析。在政治動盪、不安穩與疫情之下，人們迫切想要開拓市場之外的世界。他們的欲望鼓動了政治，尤其是年輕選民要求政府直接提供必需品，同時壓制形將吞沒我們整個生活的市場層面。
這些政治要求實際上是舊觀念，雖然它們早已被遺忘。兩個世紀以來，美國人一直在爭取擺脫市場的自由（freedom from the market）。他們的故事是值得汲取與借鑒的強大傳承。
在我們周遭，這種對抗自由市場的古老抗爭重新竄起。二○一一年占領（Occupy）運動時期，社群媒體Tumblr曾短暫出現一個專頁，名稱為「我們是九九％」（We Are the 99 Percent），內容都是經濟弱勢的故事。人們的頭號問題包括學生貸款與醫療費用，這類恐懼瀰漫整個網站。吸引人們投身那種政治時刻的是來自市場以外的概念，不受債務與不安穩管制的領域。後來，渴望由市場以外獲取商品，變成二○一六年與二○二○年民主黨初選的主題。突然之間，大家都在討論免學費大學與免費全民健保。職場的老問題又被提起，包括草根運動試圖推動州與城市通過十五美元最低時薪。以前的守門員希望藉由人們的政治想像來維持更為市場友善、漸進式策略，卻發現這場辯論與他們擦身而過。即便川普二○一六年當選美國總統，這股動力仍不斷擴大，激勵全新一代競選公職，希望改變政治輿論。
最近，我們在針對社會主義訴求的民調當中看見這股力量。一項民調標題如是說：「獨家調查：年輕美國人擁抱社會主義」。另一項則是：「Z世代偏好社會主義，甚於資本主義」。年齡介於十八至二十四歲的人，六一％對「社會主義」有正面反應，而五十五歲以上的人則不到二九％。年輕人更可能認為政府應該提供全民健保與免學費大學，儘管這些意見在這個年齡層之外也普遍流行。
對於這種發展，保守派的回應是預想得到的恐慌與傲慢。然而，我們很容易忽略這股新政治力量背後的動力，及其引發對資本主義的懷疑。這種立場的核心是拒絕歷史學家艾倫‧梅克辛斯‧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所謂的「市場依賴」，亦即市場決定我們生活的各層面。如同伍德所說，在資本主義下，市場具有「組織人類生活與社會再製（social reproduction）的空前角色，人們必須透過市場才能取得社會再製的大多數基本手段。」我們這個時代的改變是，資本主義成功地殖民了我們的日常生活，而且市場依賴輾壓了節制資本主義的努力。
人們利用市場進行貿易與交易已有數世紀之久。今日的獨特之處在於經濟已經重新架構，將我們對市場的依賴延伸與推進到社會的各個層面。無論市場如何開拓機會，它們同時也產生依賴。如同伍德指出，我們現今與市場往來的方式「不是機會或選擇，相反的，是強迫。」我們賴以維生的事情被強迫進入市場，而我們必須去取得它們，受制於私人、追求利潤的代理人，以及我們本身的支付能力。市場若不是沒有滿足我們的許多需求，便是隨便敷衍，包括健康照護、退休保障與撫養兒童，其結果是造成更多苦難。
當我們了解人們正在抗拒市場依賴，我們便能看出人們也在清楚表達出一個不同的自由概念。當人民宣示健保是人權，他們便是採取反對市場依賴的立場。按照這個觀點，市場仍然存在。醫師與護理師領薪水，購買MRI機器與繃帶等等。可是，人們不應依賴市場做為取得何種照護的唯一決定因素。健康照護應當提供給生病的人，而不是生病又碰巧有錢的人。市場應該受到壓制，以利於公共提供健康照護。當勞工要求生活薪資與控制他們工作的時數，他們是在宣稱他們不只是因為依賴市場而被決定命運的商品，而是值得享受超過這種程度的自由的個人。當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呼籲新的自由，為的就是限制這種依賴。這是駕馭市場的創新特性，而不要成為市場奴僕的方法。
本書主張，真正的自由需要讓我們擺脫市場。在某些地方，這需要政府提供直接與普惠的關鍵服務，而不是要求人民去依賴市場。這些服務包括社會保險、教育與健康照護，諸如此類。在其他地方則是意味著壓抑市場的範圍，例如我們工作的時數或是企業差別對待客戶的能力。其形式將取決於涉及的技術與我們生活層面的緊急性。但是無論如何，市場依賴是一種深切的不自由狀態，而自由需要我們去檢查市場在我們社會與我們生活裡的存在方式，並且設立硬邊界。
美國人向來明白市場與自由之間的利害關係。直到最近，這種歷史意識從我們的公共記憶中被抹去。數世紀以來，在土地政策、免學費大學、最長工時、公共日托等政治抗爭中，美國人了解市場依賴可能造成不自由，是需要加以控制的事情。但是近年來，我們的歷史意識被花言巧語的自由主義幻想給矇蔽了，說什麼在進步時代（Progressive Era，1890─1920年）與新政（New Deal，1933─1938年）之前，政府並未管控市場。在這個童話裡，不需要由政府，尤其是聯邦政府，來形成資本主義，也不應由國家決定誰能由這個名義上私人市場獲利。但這是錯誤的，我們需要還原美國自由的真正歷史。我們忘記了，自由計畫與讓事物不受市場控制，就像蘋果派一樣是正港美式風格。
我們必須還原歷史，因為我們當前經濟與政治失能均源自於極端的市場依賴。過去五十年，我們的個人生活與經濟被迫更加依賴市場。執行這項計畫的人並未堅持小政府的願景。他們對於利用政府讓我們更加依賴市場毫無歉意。在不存在市場之處，它們被強迫形成。存在管控之處，便遭到攻擊。這形同社會的露天採礦，我們與政治被剝削、枯竭，渴求基本改變。況且，就像科瑞‧羅賓（Corey Robin ）與艾瑞克‧馮納（Eric Foner）等作家所說，開明派與左派已無法提出自由觀點來幫忙我們說明這種困境，拱手讓給認為自由僅存在於市場的保守派人士。但是，人們現在益發渴望有一種自由的新觀念，植基於真正為人民服務、箝制市場依賴的公共計畫。還原這段歷史才能推動我們的政治與生活朝向更美好的方向。
自由必須擺脫市場的觀念，直接衝擊現今普遍的自由觀念。現在，經濟自由──購買、銷售與存在於市場之內的自由──被視為唯一的自由。如同哲學家溫蒂‧布朗（Wendy Brown）對電影導演兼作家阿斯特拉‧泰勒（Astra Taylor）所說：「現在，除了你在市場看到的意義之外，平等與自由沒有其他意義……可是，市場本身即為不平等的領域。是贏家與輸家的領域。贏家與輸家因此成為全面市場化民主的自然結果。」
當今的市場自由觀念有兩個起源故事。第一個故事來自於自由主義者將英國哲學家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提出的一項區別推向極致。一九五八年，伯林推廣了負面及正面自由的觀念，通常被稱為「免於干預」的自由與「去做什麼」的自由。負面自由被定義為沒有障礙，不會阻攔你的行動。反過來，正面自由則是得以達成某種目的，通常是由一個群體共同決定。
有人或許認為這是一體兩面，或是如何平衡自由與安全這兩個衝突的社會目標的議題不同面向。然而，伯林毫不留情地指出，這兩個觀念基本上彼此矛盾。新一代的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思想家又把這兩者之間的壁壘拉得更遠。對他們來說，負面自由不僅是政府一個重要目標，更是唯一合法的目標。任何種類的干涉，不論是法規、課稅、公共計畫或社會保險，必然也會破壞自由的觀念。
另一個起源故事則發生在經濟學家晉升到決策最前線之時。經濟學家，即便是開明派，往往對於妥善規範與架構市場有一個特定看法，那就是撒錢給人們。在一九七○年一篇文章，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詹姆士‧托賓（James Tobin）比較兩種平等主義想法。第一種是他所稱的「特定平等主義」（specific egalitarianism），認為取得衛生與教育等特定商品不應基於支付能力。另一種，「廣泛平等主義」（general egalitarianism），是大多數經濟學家的看法。廣泛平等主義者認為，政府不應藉由法規改變市場如何製造商品、直接生產教育等商品，或者以最低工資法之類去干預價格。相反的，如果政府在乎平等的話，便直接發現金給窮人，而不要在意人們如何花用。
如同托賓對這種新近流行觀點的說明，「憂慮的外行人看到有人住所簡陋或吃不飽，便直覺地想要讓他們住得好、吃得飽，經濟學家則直覺想要提供他們更多現金所得。」資本主義下的公平自由理論開始反映這種理想，專注在把經濟視為一場巨型拍賣的思想實驗。在這些討論當中，公平的問題被侷限在每一種人應該花多少錢才能買到這些市場商品，而不是創造或取得商品的條件。
這種世界觀的邏輯終點是利用負所得稅等形式提供基本收入，以取代所有政府計畫，如同保守派經濟學家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所倡導。在一九七八年的連串演說之中，哲學家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認為這打造出一種特定的經濟關係。根據其倡導者，基本收入將是「社會有效率，但不致造成經濟破壞」，同時意味著「放棄整體社會虧欠每位成員衛生與教育等服務的觀念」。不平等的擔憂將只集中在最貧困者的絕對貧窮，在心理上與其餘社會隔離的群體。
然而，對大部分人來說，這種世界意味著，除了赤貧以外，「競爭與企業的機制」將可「獲准在其餘社會運作」。市場依賴將成為大多數人的法則，因為「在這個分水嶺之上，每個人或其家庭必須成為一個企業。」（正是這種對於廣泛平等議題的冷漠，許多人才會對實施基本收入以解決所有社會問題抱持懷疑態度。）在眾多經濟學家的主流看法當中，平等主義的重點是要確保市場依賴可以永久維持。
本書是人類對抗市場依賴的歷史，以及他們為達目標而提出自由論調的故事。數世紀來，美國人提出為何我們必須脫離市場才能獲得自由的五項廣泛、重疊論點。
第一是最直接了當：市場經濟的商品分配並不符合我們擁有自由生活的需求。健康、教育與時間是我們保有自由的必需基準，因此我們需要約略平等地取得這一些。這些商品不能依據誰可負擔得起來分配。
第二項論點是，就這些必需商品而言，市場是不可靠的提供者。有時，公司生產不足以滿足社會需求。人們要求免費公立大學，因為很顯然私立大學寧可提高他們的尊貴地位，也不願提供大眾教育。保險公司預防性歧視那些最可能由保險受益的人。單純補貼民營企業去進行這項工作，到頭來可能造成他們占據資源，而不是提供必需的商品。公共計畫則正好相反，它們削減成本，確保人們獲得所需。此外，商品的各別市場雖然可能無法提供社會所需，但是這些市場加總起來在經濟蕭條與衰退時崩潰，使得問題更加嚴重。需求不足的問題產生了長期的高失業與產出衰退，正是因為市場未能協調各種活動。人們要求市場保障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為了彌補景氣循環釀成的災難，那種苦痛不是人們咎由自取，也無法獨力阻止。可能以這種方式崩潰的市場，並不適合做為我們自由的核心要素。
第三個論點是自由需要我們不受他人意志的隨意擺佈。美國人認定，如果他人可以肆意任性地干涉你的生活，那麼你便不自由。市場便是恣意妄為的地方。勞動契約便可看得出來。在經濟學的抽象世界觀，勞工單純出售他們的勞動，而老闆購買，跟銷售與購買一包口香糖沒什麼兩樣。市場向來是自由定義的最重要政治戰場。勞工們置身於哲學家伊莉莎白‧安德森（Elizabeth Anderson）所說，市場上老闆們組成的「私人政府」，如同任何政府權力，這些關係可能是掠奪與剝削性質。雖然工人可以選擇離開，很多人卻沒有離開，若不是因為在大經濟環境缺乏可行選項，便是因為契約條件。老闆們總是享有優勢，因為在市場依賴之下，勞工必須工作才能生存，才能有活下去的資源。
濫用、恣意的權力由勞動契約延伸到整個市場。例如安隆公司（Enron）操弄能源價格，製藥投資人控制罕病藥，將藥價調高到一般人負擔不起的程度。例如一些家庭因為詐欺性金融產品而損失房屋權益，有色人種家庭尤其遭受這種不公不義的打擊。哲學家黛柏拉‧沙茲（Debra Satz）形容這種交易是「有毒市場」。這樣的市場不但為個人造成有害結果，亦傷害整個社會。其案例特點是一方利用知識不對稱、代理人、權力或參與者的弱點。人們一直努力壓抑這種市場以維護自己的自由。
第四項論點是，市場擴張到全部社會，把所有事情變成商品，不能當成商品的事情都沒有回報。如同政治經濟學家卡爾‧博蘭尼（Karl Polanyi）在其著作《鉅變》（The Great Transformation）表示，土地、勞力與金錢並不是實際商品。相反的，它們各自都是「虛假商品」。土地不是任何人製造出來，而是早已存在。金錢並不是一個人的努力創造出來，而是來自銀行與國家做為會計機制。博蘭尼寫說：「勞動不過是伴隨生活的人類活動的另一種名稱，它的目的不是為了銷售，而是為了全然不同的理由，那種活動亦無法脫離生活、無法被儲存或動員。」社會抗拒這些要素被全部商品化。在十九世紀，博蘭尼之前一個世紀，美國人認為，有關土地、工時與金錢，如果全都由市場決定，他們便是被剝奪了一些自由。
永續的人類生活需要市場無法確保的資源。因為年老、年幼或殘障而無法工作的人，還是需要活下去。完全依賴市場的社會無法以健全方式再製，因為所有社會都依靠照護的基礎設施才能更新。人不是電池，無法在工廠裡充電。他們是需要照顧、關愛與保護才能運作的人類。社會需要資源以養育及照顧兒童，這是無法由社會獲取任何收入的工作。這種社會再製的照護工作正是市場沒有付錢的事情；它只能借用，直到赤字開始壓垮所有人。
為何自由需要壓抑市場的最後一個理由是，相對於消極自由（negative freedom）的概念，市場是一個政治項目，一種投射國家力量的政府形式。若你思考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運作方式，消極自由的概念便無足輕重。正如同我們辯論政府行動是在協助或妨害自由，由政府來執行市場也需要加以民主地辯論。市場運作沒有中立方式，所有的選擇都很重要，尤其是有關我們的自由程度。在十九世紀末葉之前人們便已了解這點，當時尚未經由法律在經濟與政府之間畫出明顯界線。經濟自由是契約絕對權利的概念尚未被發明出來。
金錢與財產是我們據以管理人際關係的條件。那些關係是由最終執行所有契約的國家來維持。以擁有一棟房屋來舉例說明。你擁有自己的房子，是因為你可以阻止別人住在那裡，或是未經你的許可而使用房子。這不是你和實體建築之間的垂直關係——你的房子渾然不知你對它擁有法律契約，而是人們之間的水平關係。如果你在別人家的前廊睡覺，他們可以報警把你趕走。現代經濟更是如此，國家建構資本與財富請求權，好讓它們可以輕易在時間與空間中移轉。由公司股票到智慧財產，我們這個時代構成財富的大多東西並未反映實際物品之間的關係，而是代表利潤與收入的請求權，政府最終管理的請求權。一旦我們以這種角度來看待財產，便能理解我們只能把財產定義為規範人與人之間干涉的一個形式。
自由社會可提供某些領域的關鍵物資，同時壓抑其他領域的市場。有時這是藉由法規與命令，其他時候則必須直接透過公眾來提供商品。自由社會亦可壓抑市場獨占，藉由給予勞工在其市場的發言權，不僅僅是可以離開，還要積極檢查賣方的濫權，並且藉由確保市場之外完成的工作獲得報酬與有人提供。這些政治目標均可利用市場創新與動能來完成，同時檢查我們對市場的依賴。我們應該選擇這個更加自由的社會…

（摘自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