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幾年前我去丹麥海邊參觀作家卡琳．比利森的故居時，發現自己最著迷的，並不是住所附近的環境，也不是她書桌上或掛在牆上的親筆畫作，反而是那些看起來毫不起眼的東西：一堆疊放在廚房一角的銅鍋。我開始想像這位瘦小的女主人如何使用這些鍋子？使用時在想什麼，又會有什麼感覺？她煮飯嗎？這些鍋子是她在使用還是僕人用？我問自己，能從這些鍋子看出這位《芭比的盛宴》作者什麼事嗎？真的能看出蛛絲馬跡嗎：關於她，她的日常生活，身為女人，一位丹麥女人，她那個時代的歐洲女人？鍋子這類物品不是文物，它們無法拿來紀念一場戰爭或一場革命，也無法提供蛛絲馬跡，追索任何規則或影響社會發展的巨變。人們很少為它冠上特定的日期，不會說：從這天起一切都變了。它並不屬於所謂的大歷史，而是私領域，一個聲音微弱，經常被忽略的領域；一般認為這樣的領域也屬於女性，所以並不重要。
在我剛開始為寫這本書蒐集資料時，發生一件頗有意思的事。那是在一場晚宴上，我提到這個才剛成形的計畫，要寫一本以物品來講述女性歷史的書，在座一位女性很好奇地問我會是什麼器物，能不能舉個例子。我來不及闡述完自己的想法，我想告訴對方，我所尋找的是能展現女人日常生活大小事情的物品；與女性議題，例如身體、性、愛情、工作、藝術、政治等等有關的器物；那些因迷思，因人們不斷試圖強迫女人接受的標籤而產生的器物；那些能彰顯女性如何面對強加於身上的標籤，如何逃脫，以及與之進行或大或小抗爭的器物。在這些器物中，有些自然只屬於特定的單一女性及她的影響力，但不只是這樣而已。因為這不會是一本像《一百位歷史上最酷的女人》之類的書，而是比較像驚奇屋，其中所展現的女性歷史不僅豐富多樣，而且非常複雜並非線性發展可以解釋︙︙但我都還來不及說完這些話，一位老男人便大聲訕笑：「女人和物品？女人不就是物品！」這話既蠢又粗鄙，而且不好笑，不過卻點破一件事實：即一般歷史的敘述方式，常讓人錯以為這句話是對的。彷彿長久以來，女人的影響力及重要性不比放在角落當裝飾的花瓶（有時還可能放個嬰孩在裡面）還大多少。
即使到了今日，許多鼓舞人心的女性人物以及女性史早已被從遺忘的泥沼中挖掘出來，但只要提到有行動力、有思考能力、充滿鬥志、占有發聲位置、能平衡個人在私人及眾人面前角色的女人，卻彷彿仍然新奇罕見；彷彿我們眼裡的女人，除了少許值得一提的例外，大多都在沉睡之中或者處於旁觀，彷彿她們的歷史大半是被動受害者的歷史。這些都不對，也從來不是這樣，至少我們常聽到的說法都是錯的。女人一直都在，也一直都有貢獻。而那些經常被打上女性標籤的物品，以及伴隨在女性生活空間─無論是私密或公共空間─所出現的物品，在在彰顯出長期以來一直遭受漠視的歷史面向，被認為無關緊要，只是雞毛蒜皮，因此可以忽略不計的歷史。這些物品展現的不是（至少不總是）驚心動魄的大歷史，而是著重在細節或軼事，以及那些經過歲月沖刷才顯現出意義的事物。它們所呈現的世界相當不同，有些展現出背後巨大的歷史關聯性，有些則在特定的時空背景扮演重要的角色；還有一些則見證了特定的趨勢，另一些則是個人所有物，屬於一些我覺得不能不提的重要女性。畢竟，選擇這些物品是完全主觀的。而選出它們的，不是歷史學家，而是一位成長在二十世紀末年法國與德國之間的女人，也是一位喜愛女性史及女性物品的女人；一位無法抗拒微不足道小事及軼聞趣事的魅力，且喜歡神遊在舊日時光的女人。至於這本書的焦點放在西方女性史上，不是因為其他地區很無趣，恰恰相反！而是因為對我來說，以個人直覺及主觀方式在陌生文化圈中探索，並宣稱自己能處理得當是一種自我欺騙。我希望這本書展現過去的方式，就像一條長廊，我有時在這裡或那裡開扇門，或者從架上取下東西，以便闡述我的觀點，或者講一段故事。
本書提到的物品共有一百件，但其實也可以是二百件、三百件或一千件。必須節制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因為女人及物品之間的歷史非常豐富，比想像中豐富太多了，林林總總形形色色，有時令人悲傷，但也常常妙趣橫生；有時又不禁要歡呼讚歎，在你看到女人一直以來都是多麼強韌，多麼有創意，又是多麼機智時；離我們再遠，仍是這般親近熟悉，儘管每個女人的想法、問題、目標多有所異，但實際上又多麼相似。這本女性史既不完整也缺乏結論，但這不是本書所追求的。本書的目的，是希望勾引出讀者挖掘的興趣，將事物從歷史的櫥櫃中取出，探究其細節、軼事等等所有被認為無關宏旨的枝微末節，並在仍然充滿許多未知的女性歷史中，找到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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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27
坐浴桶
西元十八世紀中葉
所有希望自己在凡爾賽宮內行完屈膝禮還能繼續留下來的人都必須具備三種能力：要能娛樂你眼前的人，要能挑起他的興趣，最好還要讓他覺得跟不上你的想法。其中有些人，就像路易十五時代既有名又有權勢的普里侯爵夫人，便採取了非比尋常的前衛做法，像是有人來拜訪她時（當然是事先約好），訪客進房有時會看到她擺出如下的姿勢：裙子拉高，雙腿張開，坐在坐浴桶上就像騎在小馬上。夫人朝著客人露出友善的微笑，請來客坐下，詢問最新的社交八卦，一邊泰然自若地繼續做她手邊的事：洗屁屁，可能順便洗了其他部位。
住在德國或美國的人，或者換一種說法，不住法國或義大利，且年紀不到七十歲的人，大概根本不知道坐浴桶是什麼玩意。直到幾年前，你還能在法國每間老房子看到它，在義大利更是每間浴室的標準備配：梨形陶瓷水槽，通常設在馬桶旁，功能是用來洗私處（不是洗腳！）。在普里侯爵夫人的時代，這是才剛出現的摩登家具。就像在凱薩琳．德．麥地奇的時代一樣，人們懼怕水，以及水帶給身體的各種疾病，人們從不洗澡，據說法國路易十四一生中洗澡的次數是令人難以置信的兩次。就視覺看，凡爾賽宮的確很美，但就嗅覺，可就不怎麼芬芳了。只是愛情可不能因此受到影響，這也就是為何國王的御用木匠有了新發明：附圖正是坐浴桶最早的樣式。一個小水槽嵌在外型像椅子一樣的家具裡，讓人們可以簡便地用水清洗私處。有時在靠背上還會有個小匣子，放置肥皂及海綿。法文bidet原是小馬之意，這種坐浴桶被命名為bidet，原因是使用者，也就是女人，坐在上面就像騎在小馬上。我們不難想像，像普里侯爵夫人那樣在坐浴桶上與人交際應該只是例外，大部分的人是在私密的情況下使用這種新家具：性交前或性交後。或者，就像法國紈褲子弟雷蒂夫．德．拉．布勒托納所著之色情小說《反抗尤絲汀》所述：「我得花上至少半小時的時間，在坐浴桶上清洗我可憐的寶貝。」
看來當時最重要的是衛生問題，特別是對女性私處味道不佳的憂慮。十九、二十世紀的女人會受到廣告暗示，若是下體氣味不佳，丈夫容易出軌。而這種事在十八世紀也多少與取悅他人或慫恿從事某種性行為有關，只是不一定是跟自己的丈夫就是了。至少在講究時尚潮流的貴族圈中，人們已有欣慰的認知，性交也可以，不，性交應該是愉悅的，不是毫無樂趣的夫妻義務而已，而且可以跟不同的床伴追求樂趣。就連女人，至少在上流社會裡，也能享受婚外情的樂趣，只是小心不要懷上「雜種」就好。這時我們的坐浴桶可又派上用場了：女士用它來沖洗掉不想留下來的東西，就像後來用陰道沖洗器沖洗一樣，人們甚至還曾經認為可以用它來預防性病。坐浴桶與放浪不羈的聯想，使得人們也稱呼它為女人的「告解座」或「女性知己」：在它上面，女人說出所有祕密，並由它洗刷她們的「罪行」。這件新發明的物品如此受歡迎，一七九○年《貴婦年鑑》編輯甚至建議舉辦一個全國「坐浴桶節」的活動，向這個女性新朋友致敬。
不過這種聯想顯然也不是全球各地皆知，也並不是所有人都知道人們如何及為何使用坐浴桶。有一則趣聞是這樣的：一位法國使者帶給一位羅馬女士一把用來洗滌的椅子，這是典型法國派對上的惡趣味。下回他再來拜訪這位女士時，她將煮好的魚盛放在裡頭端出來請他吃。這東西真正的用途，對她來說並不是這麼理所當然。不過，或許她只是害怕別人的指謫，畢竟當時坐浴桶幾乎就是性解放的象徵。可惜進入十九世紀之後，這扇短暫開啟女人性自由的窗戶再次關閉，從此，女人的性欲再度被恐懼及痛苦的目光審視。享樂與輕鬆成了過去式，與浪蕩文化強烈相關的坐浴桶也被排擠到其他的圈子：不再出現在凡爾賽宮，而是妓院；不再意味著滿足，反而是骯髒不潔。就算有製造商打著「防護者」之名，直接點明避孕作用，仍然無法改善此物的形象。受到清教徒傳統影響的美國，人們甚至還會獵殺坐浴桶，例如一九○○年紐約麗茲旅館便拆掉所有房間浴室裡的私處浴盆設備。顯然他們也成功地將此物驅逐出境，因此大約在同個時間，也就是二十世紀初年，一位美國女士站在巴黎旅館房內的陶瓷坐浴桶前高聲讚歎：「哇，好可愛！這是把寶寶放進裡面洗澡用的嗎？」房務人員的回答必定潑了對方一盆冷水，她冷冷地回道：「不，夫人，這是用來沖走寶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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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87
漢娜．鄂蘭的胸針
年代不詳
幾年前在美國《紐約客》雜誌上可以讀到一則有趣的軼聞，是關於哲學家漢娜．鄂蘭及她對女性主義的看法。文章作者提到，一位教授曾告訴她一個發生在一九七○年芝加哥的故事，當時鄂蘭在大學裡教授政治理論，那位教授是她的學生。一天兩人一起搭電梯，兩個人眼睛都望著地板，一言不發，就像一般人在電梯裡的狀態。直到鄂蘭發現學生外套上別著一枚芝加哥婦女解放運動組織的胸章，鄂蘭眉頭皺了起來，指著胸章帶著濃厚的德國口音宣告：「這一點都不認真！」
附圖是一枚由黃金、珍珠、三顆鑽石打造而成的胸針，與任何社會運動都沒關係，更與身為思想家的鄂蘭瞧不上眼的女性主義運動無關，只與鄂蘭本人有關。誇張一點，我們可以說這是女性哲學史上最負盛名的一枚胸針。據說它是鄂蘭最喜歡的飾品，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八日，她上君特．高斯主持的節目《此人》（Zur Person）便別著它，那是一場著名的公開亮相，長達一個多小時的錄影節目，多年後在YouTube 上有超過百萬人次的觀看紀錄，沒有哪位知識分子的訪談能達如此驚人的數字。在鄂蘭上節目之前，這個訪談系列已經存在一年多，在她之前坐在受訪位子的，是一九七一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德國前總理威利．勃蘭特。而她，將是當時此系列唯一的女性受訪者。一開場，主持人這麼說：「漢娜．鄂蘭女士，您是第一位上這個節目的女性。第一位女性，儘管您的專業領域，對一般大眾而言非常男性。您是一位女哲學家。」接著單刀直入，丟出第一個問題：「您在哲學界裡已獲得足夠的認可及尊重，請問您是否仍然覺得自己的角色很特別？或者這麼說，這裡指的是關於女性解放的問題，而這對您來說根本不存在？」若對鄂蘭的認識只停留在老菸槍，滿腦子「極權主義」和「自由」等複雜概念，以及她提出的「邪惡的平庸」（又譯「平庸的邪惡」），我們會在這場訪談中發現她是如此鮮活的人：她有著無比的權威感，同時帶著難以抗拒的魅力說自己不是女哲學家。她先澄清自己的專業領域是政治理論，接著說：「您說一般認為這是男人的領域，看吧，這並非一定。一位女性也可能成為女哲學家。」她自己在十四歲時就知道哲學是她的領域，閱讀康德使她明瞭這一生最想達成的目標就是理解（Verstehen）。透過思考，透過書寫理解萬事萬物：「對我來說，這問題……有點像是……要不研讀哲學，要不，這麼說吧，死了算了。」而且，即便她「老派」─她自己也知道─並且認為女人如果想繼續保有「女性特質」，有些事情實在不適合做，例如「發號施令」，但她自己對這些典型的行為從未特別深究：「我只是做我想做的事，從未想過這些事一般是男人在做，現在是一位女人在做。我從來不覺得這是個問題。」她在節目中如此說道。整場訪談，她衣領上的別針不斷閃閃發亮，呈現出來的漢娜．鄂蘭，是思想家之餘，也是時代女性。不只因為那枚胸針，也因為她有趣的身體語言：說話時一邊端詳指甲，彷彿坐在美甲沙龍裡。一眼就可看出她不是那種知識分子，認為必須抹去或隱瞞自己的女性特質，盡可能表現得跟男人一樣才能獲得尊重。但同時，與西蒙．波娃相比，她也不是個以女人的角度理解及思考世界的知識分子。對鄂蘭來說，性別是個事實，不是問題。
而她在攝影機前的表現，某程度上也恰好凸顯出這場訪談節目的特色：她是整個系列唯一受邀的女性，但不只是被當成女人訪問。她不該只講「女性問題」，只談解放、平權或避孕，而該談論她對當時最重要、最困難，且最複雜的問題所做的思考，也就是如何面對納粹大屠殺。鄂蘭那天出現在那裡，是因為她是第一批試圖理解她的故鄉─德國─為何發生種族清洗，事件背後機制為何的人。她在那裡，是因為這一年─一九六四年─她的書《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關於邪惡平庸性的報導》＊德文版上市，是她飽受爭議的艾希曼大審系列報導集結之書。這些報導最初在《紐約客》雜誌發表時，飽受批評以及各種對她個人的指責，一些或許有道理，但無論如何（或者也正因這些爭議），正是她的想法才推動了對種族滅絕（Shoah），對奧斯威辛及毒氣室的種種思辯。在高斯與她的訪談中，她也提及自己在一九四三年得知奧斯威辛集中營時的反應：「真的就像萬丈深淵突然出現在眼前。人們總想，無論其他什麼事，不管如何總有辦法且也真能夠彌補。但這不行。這件事根本不該發生（……）但依然發生了，我們都不知該如何接受這事實。」接受，不可能，但試圖理解它如何發生，有可能。她的文章及其引發的爭議，就像這場訪談節目，奠定出一套語言基礎，用文字讓不可想像的事變得稍微可以想像。從此以後，人們再不能轉頭無視，繼續沉溺在緘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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