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錄一篇文章如下：

【文章標題】第二章 萌芽──讓漢學研究進入學術主流


【小標】堅持不與政治掛鉤

基金會剛成立的前兩、三年，因為名稱上有「蔣經國」三個字，遭人誤以為基金會帶有政治色彩，有申請者用很政治的方式找上門。因此，不僅有駐外人員請託，也常收到署名某某參議員或是眾議員、州長的關說信函。

「感覺是啼笑皆非，又不能不小心處理。」李興維回憶指出，經常要花很多力氣與外界不斷地溝通。出身外交官、手腕嫻熟的丁大衛，在這方面幫了很大的忙，堅守住基金會的立場，絕不與政治掛鉤。

「真的是一扇門都不能開，一旦開了一扇，其他就關不了。即使當年外交處境極為艱困，也不會因此而讓步！」李興維還記得，當時雖然租用北美辦事處的辦公室，對方提出請求，依然遭到許倬雲的斷然拒絕：「一切照章辦事，沒有特例。」

包括國會議員直接寫信給許倬雲，也一律被打回票，「我們的口號是color blind（不分膚色）、gender blind（不分性別）、nation blind（不分族裔）、faith blind（不分宗教）、age blind（不分年齡）、politic blind（不分政治立場）！」

不過，蔣經國基金會努力建立起來的聲譽，差點因為一樁誤會毀於一旦。

位於西岸的柏克萊大學傳出向基金會董事宋楚瑜募款，籌建東亞圖書館和研究大樓，引起校園內有心人借題發揮的惡意抨擊，反對以政治酬庸建大樓。基金會遭受池魚之殃，「蔣經國」三個字被用來大做文章。

「幸好政治光譜左右兩端，都有人挺身為我們說話，寫信到報社聲援基金會。」許倬雲記得有一位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的教授，聲稱自己是左派支持者，接受過蔣經國基金會的補助；接著一位南卡羅萊納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的教授站出來說自己是大右派，基金會也給過他補助。無論哪一派，紛紛舉證基金會公正無私，不具任何意識型態，這才平息了這場風波。

【小標】嚴格把關，闖出名號

丁大衛事後分析，除了堅守「純學術」的立場，蔣經國基金會擁有一群非常卓越的人才，定下良好的規章制度，「確保基金會以學術價值運作」，使它能在很短的時間內，贏得美國學術圈的信賴。
基金會美洲地區每年三月份召開一次審查會，諮議委員由十三人組成，包括許倬雲、余英時、劉遵義、丘宏達和高英茂五位常任諮議委員，另外八位委員則來自不同的科系。根據基金會定下的規矩，每兩、三年改換八位中的一半，維持代表性與工作負荷的均衡。

「這群諮議委員都是學養深厚的知名學者，嚴格把關，經驗豐富，帶進美國學術界能夠接受的審核方法，對基金會貢獻很大。」李興維主任回憶指出。

各個學科被分成若干組：文學語言、歷史、哲學及宗教、社會人類學、經濟學、政治學及法律學，還有一組是跨組不分類。美洲地區每年收到的申請案有兩百多件，獲得補助的大約四、五十件，比例約為四分之一。基本上，申請案分類的方式有研究計畫、學者補助、學術研討會、出版品、旅費、學人訪問及博士論文獎學金。每一次的審查都是經過無數次討論和激辯所產生的結果，每項研究提案有專門的小組負責審閱，小組審查結果出爐後，再由各個小組聚集在一起討論，從多個角度來進行評估。

負責將申請案分配給各小組的許倬雲表示，為了給每個提案多個機會，多個被審查的角度，他都會將提案分到不同的領域或科系，除非該提案實在無法跨科。為了達到絕對的公正審查，當某項提案是來自某位審查委員執教的學校，為了避嫌，該委員必須先離席，直到討論結束。

許倬雲指出，上述獎項的分類從基金會開始創辦至今從未改變，只有調整或修改部分名詞，「審查工作完全是憑良心做事。」

在基金會正式成立的前兩年，許倬雲曾參與「中國時報基金會」的創辦，規模雖然比蔣經國基金會小，資金也較少，相關經驗卻讓他後來經營管理蔣經國基金會時，得心應手許多。幾位諮議委員也都是出身美國學術界的學者，對一些基金會的作業流程相當熟悉，順利將美國學術界能夠接受的審核程序引進蔣經國基金會。

「一開始我們就把高標準定了出來，如果沒有好的申請者，即使當年度的獎金派不完就派不完！」諮議委員之一的劉遵義很自豪，每年來跟基金會提出申請獎助的人很多，且都出自全美各大名校，往往只有三分之一甚或四分之一的案子能夠通過審查。「如果我們只給自己的朋友，很快就沒人申請了。」

【小標】與ACLS結盟，相互加持

自一九九○年開始，蔣經國基金會美洲辦事處就很積極地與若干和華人事務有關的基金會互動，如福特基金會、洛克斐勒基金會、醫藥援華會（American Bureau for Medical Advancement in China）等組織，進行交流及分享心得。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基金會，是「美國學術團體聯合會」以及「社會科學研究協會」（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簡稱S S R C）。

「辦事處成立後，我第一個要作的事情就是找A C L S和S S R C合作。」在許倬雲的眼裡，這兩個姊妹組織就等於是全美人文社會學科的總舵主，若能與它們合作結盟，就好像加入了美國學術界，成為大聯盟的一員，基金會的工作、宗旨和重要性都將因此而廣泛為人注意。

同樣的模式，基金會在歐洲也有類似的運作。如一九九○年由李亦園推動，合作的對象是「歐洲漢學學會」（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ies，簡稱E A C S）；此外基金會在加拿大也有同類型的合作案。

由全美七十個學術團體聯合組成的A C L S，於一九一九年成立，在國際人文社會學術圈舉足輕重。協會成員很廣泛，小的大約只有五百名會員，大的協會可以超過十五萬名會員，凡是對人文社會研究有興趣的學者都可參與。每年有超過兩千五百人向A C L S提出獎助申請，成功獲得獎學金的大約有兩百人。今年將發出總額九百多萬美元（接近三億元台幣）的獎助金，整個協會的運作規模幾乎是蔣經國基金會的三、四倍。

「一開始我們靠A C L S幫忙進入美國學術界的主流圈，現在彼此是合作關係，相互加持。」但不論何種形式，基金會最主要的目的，許倬雲強調，是讓原本不作中國研究的人，藉著這個平台注意到中國研究的水平，開始作比較研究或互動性研究。

從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五年，透過A C L S協助受理案件和召集評審委員，總計七年間，蔣經國基金會發出了一○四份獎助金，總金額約為二百三十五萬美元（約合台幣七千八百萬元），現任A C L S會長余寶琳女士早年雖未參與其中，但對於與基金會的合作深感榮幸：

「當我回過頭去審閱這些獲頒補助的研究，發現它們都非常出色，令人印象深刻，其中不乏將來會在相關領域表現出類拔萃的明日之星！」

可惜因為當時A C L S工作幹部的行政能力欠佳，基金會一度暫停雙方的合作，直到六年前余寶琳就任後，雙方又重啟合作之門，但合作的方式，已從論文獎助轉型為贊助舉辦研討會。最近三年，基金會的角色更為積極，從源頭就與A C L S共同策劃如何贊助各種研討會，總計六年間，基金會提供了將近一百二十萬美元（近四千萬新台幣）的援助。

雖說藉著A C L S這個平台，將蔣經國基金會介紹給美國學術界，A C L S會長余寶琳卻認為，其實是基金會適時出現，正好彌補了當時美國學術界資金短缺的問題。在八○年代之前，補助漢學研究的資金來源不虞匱乏，比如福特基金會或是州政府，並成立不少東亞研究中心，大力鼓吹國際性的人文研究。不過到了蔣經國基金會成立的時候，大部分支援已經結束，「因此，基金會的出現非常關鍵。」余寶琳道出蔣經國基金會在美國學術界享有的地位。

【小標】機構補助轉為會議贊助

總計二十年下來，蔣經國基金會在美洲地區補助的研究計畫（每年約三十至五十件申請案，十或十五件過關）高達兩百多件，資助的出版品（每年五至十本）將近兩百本，並且從九○年代初起進行了大約十年的機構補助，在全美各大學設立中國研究職位。它的做法是補助一名助理教授三年薪水，過了三年，學校就要將這個名額納入正式預算。由於所費不貲，負擔相當重。基金會播種了將近十年，成果已然浮現，正巧魯斯基金會有類似的補助項目，基金會就不再提供機構補助類經費。

「我們一共在美國大學增設了九十四個中國研究的職位。」十年的機構補助，讓漢學研究在美國開枝展葉，許倬雲感到非常欣慰。

從基金會連年公布的補助名單中可以明顯看出，從二○○○年開始，基金會將補助的重點放在研究計畫與研討會上。它的優點是可以讓美國、台灣、中國大陸和歐洲各地的學者，共聚一堂相互切磋，而且會後還能將討論內容集結成書，廣為流傳。

「真正的conference，是集合眾人智慧將一個學術課題確定下來。但我們不這麼作，因為要留下更多的空間讓學者純粹作他們想作的。」許倬雲強調，基金會不會牽著別人鼻子走。

擔任蔣經國基金會二十年董事，許倬雲曾辦過三次大型研討會，特別選在基金會成立之初和第五年、第十四年。明年的二十週年，也將有一次討論會。一九八九年和一九九二年（慶祝基金會成立五週年）在華府萬豪酒店（Marriot Hotel）舉行的圓桌討論會，請來大約十二位學者，人不多，火力很集中。二○○三年，在普林斯頓舉辦的第三次會議，許倬雲認為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那次不算成功，人太多，分成三組同時進行，我沒辦法同時聽，他們也沒辦法交流。」

為了不重蹈覆轍，接下來配合二十週年紀念舉辦的會議規模較小。這次會議在美國國會圖書館舉行，約十個人，大都是中生代，「因為他們代表未來，現在漸露頭角，將來一定是第一等的。兩位比較資深，其餘八位是中生代中最強的學者。」

討論的課題同樣是漢學研究的未來，只是主題更為明確，要針對不斷變遷的世界、中國學和相關學科，三方面進行探討。在這三個變局裡，首先，是提出他們認為會改變的方向；其次，是各個學者自己對應這個轉變所致力的研究方向；再次，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如何調整教研的課題及方向。許倬雲觀察，國內學術界很少進行這樣的討論。

許倬雲預估，大致可以勾勒出一個方向：未來的漢學研究，會逐漸偏向比較、跨越大區域性的研究，以及主題性研究，例如革命、民間宗教、民主制度、民間活動、環境變化等，不僅跟過去China watchers時代不同，也跳脫了早年漢學以文學、語音學和哲學為主的領域。

「而蔣經國基金會的任務，就是幫助漢學研究進入學術主流。」許倬雲如此期許。

【小標】從台灣出發的漢學研究

隨著中國的崛起，一股漢學熱也正在全美發燒，凸顯出「蔣經國基金會美洲校際漢學研究中心」的重要性。

漢學研究中心最初的構想，是設在美國西岸的柏克萊大學，後因募款捐樓風波而作罷，轉由當時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的王德威擔任主事者。一九九九年七月，將中心設在哥大，後來因為王德威轉至哈佛大學任教，中心的辦公室就附設在基金會美洲分會辦事處下。如此，中心活動範圍就不止侷限在哈佛，不像過去設在哥大為哥大壯聲勢，而是跨校面向全國的機構，各界的期許也甚於以往。

台大外文系畢業，專攻現、當代文學的王德威，深以為基金會效命為榮，他回憶當初哈佛院長第一次邀他面談時，開頭第一句就恭維地說道：「我知道你在C C K服務……」

「當下那個感覺真的很好。」王德威指出，就像現在任何人拿到基金會的贊助，都會迫不及待地寫到履歷表上，象徵一種肯定。

而C C K也幾乎在國際漢學界成了一個代名詞，因為誰都知道若要尋找一個常態性、且超越國家立場的支持單位，一定是C C K。雖然它來自台灣，卻沒有任何補助設限，只要是廣義的漢學研究，它都支持。

已經連續七年舉辦「國際青年學者漢學會議」的王德威，尤其能從年輕的學者身上，看到蔣經國基金會的影響力。

為了實踐這個校際漢學研究中心的成立宗旨：「以台灣為出發點的漢學研究」，每年他會選在台灣的某一所大學開會，邀請英語世界年輕的漢學學者，包括即將拿到或剛拿到博士學位者，就一個主題和台灣的學者交流，全程使用中文。二○○七年地點選在台東，因為當地有非常好的兒童文學研究所；有一年在花蓮，探討原住民多元族群的議題……，七屆活動辦下來，口碑不錯。

王德威指出，有別於蔣經國基金會傳統的個案獎助，這類型的國際會議所提供的「橫向聯繫」，對於剛畢業正要踏入這一行的年輕學者幫助很大。因為個案的贊助多半已給了資深的學者，「我們至少給了他們一個開眼界的機會，而且選在台灣辦活動，也是希望大家不要一窩蜂都往大陸去。」

儘管王德威把活動辦得有聲有色，私下卻持比較保守的心態。「我覺得最後會留下來的還是書。」目前在他手上共有三個系列的專書，都是由基金會精心規劃，包括：「漢學大師系列」、「全球華文文化系列」和「台灣現代小說英譯系列」。

其中又以「台灣現代小說英譯系列」最受矚目，自一九九七年推行以來，已經翻譯近三十本作品，得到國際間相當的肯定與讚美。例如鄭清文的《三腳馬》，在一九九九年榮獲美國「桐山環太平洋書卷獎」（Kiriyama Pacific Rim Book Prize）；朱天文《荒人手記》則獲得美國翻譯家協會的年度翻譯獎等。「讓英文世界看到台灣近代文學的成就。」許倬雲對這項計畫，給予高度肯定。
和王德威一起擬定書單的台灣文學中書西譯推手齊邦媛堅持：「文學上的quality比什麼都重要，因為要留存下來。」

王德威則自我期許：「台灣不必像個第三世界異國情調的小地方，在文學的感性上，它大可以和第一世界英語國家的讀者並駕齊驅。」

【小標】讓中華文化融入世界文化

蔣經國基金會創辦至今，歷經二十個寒暑，如果要許倬雲選出他個人認為最有意義的計畫，他選擇的是從來沒有人做過，由美國國會圖書館、台灣國家圖書館、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共同合作，基金會主導的善本圖書編目，延伸為「中文古籍書目數位編目」（Catalogue of Digitized Chinese Rare Books, 2005～2007），以及一套專門介紹中國歷史的電子教材，兩者都和數位科技有關，他的「人文心、科技情」可見一斑。

尤其後者這套教材，是許倬雲要求匹茲堡大學（University of Pittsburgh）同仁成立小組特別研發，內容模擬電子遊戲，以活潑的方式學習知識，使用者一邊闖關、一邊學習中國歷史，非常有創意。這套軟體交由哥倫比亞大學協助發行，一套售價才十五美元（約合台幣五百元），目的就在廣為推行。

問起這位史學大師，窮二十年歲月盡心盡力於基金會的經營，所為何來？許倬雲的回答毫不加修飾：

我們要用中國人的錢，讓全世界重新注意中國文化這個課題，自然而然日後在闡述中國、報導中國的時候，就會將中國融入世界。
千萬不要在建構世界文明時，丟失了東亞這塊土地上幾千年人類的智慧遺產，盼望這些文化的遺產能對締造將來人類共同文化有所裨益。我盡心盡力為的就是這個大目標—不是為了復興中國文化，也不是僅僅為了提高台灣的國際地位、要大家來感激台灣。

學術的路是寂寞的，基金會一路走來沒有眾聲喧譁，只有默默耕耘。
堅持學術不能與政治掛鉤，中華文化要融入世界文化，許倬雲表示，未來還是這樣作。
「我們一定是按規矩走，只要政府不插手，未來誰繼承辦事都是一樣的模式，因為我們已經有一套規矩了。」

（摘自本書【卷壹】播種耕耘－－基金會的故事）

摘錄一篇文章如下：

【文章標題】第二章 萌芽──讓漢學研究進入學術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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