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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商務印書館跨越三個世紀
一百多年來，隨著時代變遷而展現適應能力、堅持傳統與現代並進的商務印書館，一方面引進世界最新知識，另方面也致力發揚傳統文化，協助教育國民，促進國家發展。不論遭到任何挫折，在何時何地，商務印書館始終堅持理念，向讀者們提供開卷有益的書，在百年劇變的時代裡，跨越了三個世紀。
一、歷經劫難、百折不撓
商務印書館創立於1897年，當時正是中日甲午戰敗之後，1895年的馬關條約，將台灣澎湖等地割讓給日本，民心激憤，有識之士已經體會到，如果不師法西方國家，變法圖強，將有滅種亡國之虞。許多國民開始學習外國語言，尋求閱讀西方國家的新知識。在這種時代環境的需求下，四位來自上海洋人印書館的先驅：高鳳池、夏瑞芳、鮑咸昌、鮑咸恩，集資創辦了商務印書館，接洽印刷業務之餘，出版了一套漢英對照的讀本《華英初階》和《華英進階》，獲得社會熱烈的迴響。
張元濟加入商務印書館
1898年「戊戍變法」失敗，許多逃過一劫的維新人士離開官場，流落民間，康有為、梁啟超、嚴復、蔡元培等，繼續從事宣揚變法圖強的工作。離開學部的張元濟，在上海南洋公學主持譯書院，於1902年接受夏瑞芳邀請，加入商務印書館，創辦編譯所，相約「吾輩當以扶助教育為己任」，從此帶領商務印書館走上出版書籍、教育民眾的艱辛道路。
張元濟在商務印書館主持編譯工作二十年，以出版中小學教科書、辭典、珍本古書影印為主，至1920年共計出版三千五百二十二種書、九千一百零七冊。
有鑒於西方文化對中國影響日深，中國正處於急需變法圖強，迎頭趕上西方現代化的階段，社會上對吸收西方文化知識頗為殷切。為了向社會知識份子提供西方知識，商務印書館需要一位通曉西學的人來主持編譯所。因此，張元濟聘請留學歸來的胡適博士，來館主持編譯工作。
胡適王雲五先後主持編譯所
胡適利用暑假期間在商務印書館工作兩個月，提出一些建議，同時推薦他的老師王雲五來接替這項工作。王雲五遂於1921年9月加入商務印書館，主持編譯所，開啟商務印書館第二階段的發展。
王雲五在編譯所八年，大量出版各種書籍，但是，工人運動日益發展，商務印書館一度成為上海工人運動的中心。王雲五不願以總編輯身分處理勞資問題，因而辭職前往中央研究院專任研究員。
王雲五帶領商務走過抗戰歲月
當時適逢商務印書館總經理鮑咸昌病逝，張元濟力邀王雲五回館擔任總經理，主持業務，王雲五遂從1930年起，在商務印書館擔任十六年的總經理，帶領商務印書館度過「一二八松滬戰役」、「八一三上海戰役」、以及對日抗戰期間的種種艱難困境。
當1932年1月28日松滬戰役發生，日軍針對商務印書館而轟炸，將印刷廠、編譯所、東方圖書館全部炸燬，沒有炸燬的部分再派人燒毀，意圖毀滅商務印書館。但是，經過短短半年的努力，商務印書館於8月1日復業了，而且宣布「日出一書」，決不向困境低頭。
1937年七七抗戰發生後，日軍於8月13日進攻上海，商務印書館採取分散策略，在長沙、重慶、香港等地，設置印刷廠和編輯部，上海保留辦事處，總管理處隨著總經理行止而遷移。
1941年香港淪陷以前，商務印書館的編印中心設在香港。香港遭日軍攻佔後，編印重心移到重慶，繼續供應大後方各地所需要的中小學教科書和一般圖書。
五館並存，各有一片天
抗戰勝利後，商務印書館在復員的過程中，逐漸受到內戰局勢的影響，王雲五辭職從政，張元濟獨撐大局，直到1949年局勢改變。
1949年中國共產黨成立新中國後，國民政府遷到台灣，香港仍在英國政府管轄之下，兩岸三地並存發展的時代來臨。北京商務、台灣商務、香港商務，各自經歷了六十年的分別經營與發展，各有一片天。
二、勇於嚐試，開創新猷
商務印書館在一百多年的發展過程中，曾經嚐試多角經營，發展相關產業，形成一個商務集團。遇到困難的時候，總是採取新措施，勇於突破現狀，獲得更大的發展。
1897年創業之初，商務印書館設立了印刷廠，除了招攬印刷生意外，也出版中英對照的《華英初階》、《華英進階》英文讀本。張元濟進館後，以出版為主業，開始大量編印中小學教科書、創辦雜誌、編印字典、設立學校、翻譯西方經典名著、設立各地分館、擴大營業範圍，設立鐵工製造部、製作印刷機器與理化儀器，經銷原版西書，製造教育幻燈片，甚至還拍攝教育電影、新聞片、劇情片、紀錄片，製造中國第一部中文打字機，形成龐大的事業集團。
出版不忘教育
設立學校，是延續張元濟從事教育工作的心願。張元濟在清朝光緒政府服務時，曾經主辦通藝學堂，傳授外國語文，培養語言翻譯人才。1902年加入商務印書館後，經過三年的準備，創設了小學師範講習班和附屬小學，運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教育書籍與課本，培養教育人才，普及小學教育。
1907年，小學師範講習班停辦，附屬小學則改組為尚公小學，聘請蔣維喬擔任校長。1909年再辦商業補習學校，張元濟擔任校長。後來又辦藝徒學校，傳授印刷等技藝。次年，再開辦師範講習社、養真幼稚園，為學齡前兒童提供就學的機會。
1915年，商務創辦函授學校，張元濟兼任校長。1924年又創辦上海國語師範學校，聘請吳稚暉擔任校長，為中國的師範教育作出很大的貢獻。
1928年，王雲五協助辦理圖書館講習所、勵志夜校，鼓勵職工及時獲得新知識。
1932年「一二八事變」，日軍炸燬商務印書館的一切設施，連同尚公小學也炸燬了。日軍退出上海後，上海教育局接管了各中小學。但是，商務辦校的心願沒有受挫，函授學校改名為「上海私立商務印書館函授學校」，繼續經營。不過，時局日益緊張，對日抗戰爆發後，商務印書館已無能力繼續辦理各級學校了。
拍攝電影有助於教化
電影事業是商務印書館投資的社會教育事業，1917年從一位美國商人購得部分攝影器材，由照相部試拍新聞短片。1918年派往國外考察電影事業的鮑慶甲回國，設立了活動影戲部，由王春生擔任主任，開始拍攝一些劇情片、和教育片。
1926年，活動影戲部改組為國光影片公司，獨立經營，這是中國人最早經營的電影公司。從1918年起的八年內，陸續拍攝了梅蘭芳主演的劇情片「天女散花」、「春香鬧學」，另外還拍攝了教育片「兒童教育」、「養真幼兒院」、「養蠶」、風景片「南京名勝」等。可惜，由於市場有限，投資太大，回收緩慢，資金不足，公司成立一年，就在1927年結束業務了。
刊行雜誌，知識與休閒並重
刊印雜誌，是商務印書館的另一項重要事業。最先刊印的雜誌是1903年的《繡像小說》半月刊，由李伯元主編。
1904年創辦的《東方雜誌》，是商務印書館的重要刊物，創刊號所標示的刊行宗旨是「本雜誌以啟導國民聯絡東亞為宗旨」，這是由於當時商務印書館接受了日本金港堂的合資，雙方願意藉由《東方雜誌》發展促進中日友誼。不過後來日本勢力逐步侵入中國，商務印書館買回日資金港堂的股份，《東方雜誌》成為反對西方列強與日本侵略的一份愛國雜誌。
1932年「一二八事變」後，商務印書館受創甚深，雜誌停辦，全力動員，半年後才恢復出版書籍，《東方雜誌》則於當年10月復刊。抗戰爆發後，商務印書館的編印中心遷到香港，《東方雜誌》也於1938年在香港恢復編印。香港淪陷後，商務印書館的出版重心在重慶，《東方雜誌》也在重慶編印。
1949年大陸易幟，台灣商務印書館在台創辦，1966年在台恢復刊行《東方雜誌》，先後由金耀基、曹伯一、阮毅成、賴光臨擔任主編，至1990年停刊。舊版《東方雜誌》五十卷，曾由台灣商務於1972年重印發行。
《教育雜誌》於1909年創辦，介紹西方與日本的教育思想與最新發展，對當時中國的教育界有重大的影響力。1938年還在香港編印《教育雜誌》，香港淪陷後停刊，勝利復員後於1947年復刊，次年12月因局勢轉變而停刊。1975年台灣商務印書館重印舊版《教育雜誌》三十三卷、精裝八十冊，供應海內外的需要。
此外，商務印書館創辦的雜誌還有《小說月報》、《圖書彙報》、《少年雜誌》、《政法雜誌》、《學生雜誌》、《婦女雜誌》、《英文雜誌》、《英語週刊》、《科學雜誌》、《兒童畫報》、《兒童世界》、《小說世界》、《自然》、《健與力》等，都曾風行一時，培養了許多新進作家。
1949年之後，上海的商務印書館改組為北京商務印書館，走上公私合營的道路。香港商務印書館已經成為中資企業，參加了中資合辦的香港聯合集團，走出一片天。台灣商務印書館以私人企業身分在台經營六十年，也已經是一個成功的出版事業，正在積極出版符合現代需求的各種書籍。商務印書館化身為五個獨自經營的企業，或許這也是一種嚐試吧。
三、出版好書，貢獻社會
一百多年來，商務印書館始終以「出版好書、貢獻社會」為己任，不但追求傳統中的現代，也發揚現代中的傳統，讓傳統與現代並進。
翻譯介紹外國最新知識、暢銷文學作品，是為了開闊讀者的眼界和見識，有助於國家社會早日現代化。「漢譯世界名著」、「OPEN」叢書，都是這一類的出版品。
國人以現代理論、觀點，來解讀中國傳統作品，是發揚傳統文化的方法。台灣商務印書館近年來致力出版的「今註今譯」、「新萬有文庫」、「博雅文庫」等叢書，都屬於現代的傳統。
從中小學教科書、大學叢書、到通識叢書，都是知識的推廣，教育的輔助。字典、辭書等各種工具書，更是社會大眾所需要的書籍，商務印書館盡了最大的努力。
回顧百年來的發展，商務印書館有歷史悠久的經營經驗，也有許多走在時代前端的努力。這些經驗，或許可供關心出版事業的朋友們參考。
面對未來，知識社會已經來臨，科技發展日新月異，讀者需要更多的新知識。今天的現代，就是明日的傳統。社會需要從傳統中不斷的走向現代化，商務印書館是知識的寶庫，也是生活與文學的泉源，我們要與社會大眾一起並肩齊進，邁向進步的明天。
第二章創業維艱 1897-1902
一、 商務印書館創業的時代環境
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之後，中國瀰漫著一片「非變法圖存不可」的覺醒，光緒皇帝接受康有為的建議，展開「維新運動」，雖然歷經百日就被慈禧太后奪權了，覺醒的知識份子，紛紛辦報、辦學堂，辦印書館，在中國播下改革與革命的種子。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民前十五年），商務印書館就在這種求新求變的環境下誕生了。
時代環境孕育了商務印書館
主持商務印書館將近五十年的王雲五，曾著書敘述當時的時代環境。他說：
時在甲午對日首次戰爭挫敗後三年，戊戍維新前一年，中國在創深病鉅之際，醞釀革新運動。此一運動以辦理新學堂，從事新教育為中心。新學堂之最早開辦者為設於北京之同文館（時在1862年，清同治元年，壬戍），次則為設於上海之廣方言館（時在公元1863年，清同治二年，癸亥），皆以教授外國文為主。
隨後各省先後開辦各種學堂，如福建之船政學堂（公元1869年），上海之正蒙書院（公元1878年張煥綸所創辦），天津之電報學堂（公元1879年），天津之水師學堂（公元1880年李鴻章奏辦），廣東之水陸師學堂（公元1887年張之洞奏辦），南京之水師學堂（公元1890年南洋大臣奏辦），武昌之自強學堂（公元1893年張之洞奏辦），天津之中西學堂（公元1895年天津海關道盛宣懷奏辦），南京之陸軍學堂（公元1895年張之洞奏辦）。凡此或為專業，或為普通，皆按需要而設，初無整個系統。
及公元1896年，即商務印書館創立之前一年，刑部左侍郎李端棻疏請於京師設大學堂，各省府州縣皆設學堂，並設藏書樓，儀器院，譯書局等，始為整個新式學堂系統之濫觴，然猶待六年後之公元1902年張百熙奏進學堂章程，新學堂系統方具體化。
商務印書館則於此六年間之第二年應運而起，期以新式印刷業贊助此革新運動。然此新式印刷業之興起，實有賴初步出版事業予以支持。」（王雲五，《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台灣商務，1973，頁1）
從這一段史料記載，我們可以發現，商務印書館是在中國亟需印刷業、出版業供應各種教科書的環境中應運而生，當時各地學堂培養出來的人才，又成為商務印書館編印圖書與教科書的重要來源，也是重要的讀者群。天時、地利、人和，促成了商務印書館的創業與發展。
二、創業四傑的企圖心
商務印書館在1897年正月開辦時，最初是以集資創業、招攬印刷為目標，後來才進一步踏入出版事業的。
據創辦人之一的高鳳池（字翰卿）回憶（高翰卿，〈本館創業史〉，《商務印書館九十五年》，頁1），商務印書館的創辦，是有一段故事的。他說：
真正的發起人是夏瑞芳先生同鮑咸恩先生二人。夏鮑二位先生原先都在捷報館裡做西文排字，《捷報》是當時一種頗有名氣的英文報紙，英文名字叫做China Gazette，報館開設在松江路一號，松江路就是現在的愛多亞路，其時尚有一條河，稱為洋涇濱。捷報總編輯兼編輯是英人Mr. OShea，脾氣極壞，對於工友非常看輕；待慢之事，又是常有。三四十年前，西人那種不可以一世，輕視華人的心理，是很顯著的。夏鮑二先生在捷報館裡，極為痛苦。
集資創業，印刷起家
高鳳池說，他與夏鮑二位先生是小時候的同學，宗教信仰相同，禮拜天做禮拜時，常常在教會碰面，午後又常在上海城隍廟湖心亭吃茶，有時候也上館子吃飯，無所不談，是少年知己。所以，夏鮑二先生常談到在捷報館做事的痛苦，想要另謀出路。
他們後來談到想要創辦印書房，他們認為，只要每個月有六、七百元的生意，就足夠開銷了。
生意來源沒問題，憑他們多年在報館做事的人事關係，每個月可以接到幾筆生意，還有聖書會、聖經會、廣學會幾處的印刷品，也是有把握招攬到的。
大家認真盤算，發覺似乎事有可為，於是，開始找人投資，終於湊了三千七百五十元大洋，包括大股東天主教徒沈伯芬（電報總局人員），投資兩股共一千元，張蟾芬（電報總局學堂電報兼英文教席）投資半股二百五十元，鮑咸恩一股五百元，夏瑞芳一股五百元，鮑咸昌一股五百元，徐桂生一股五百元，高翰卿半股二百五十元，郁厚坤半股二百五十元。
資金湊齊後，開始購買機器。當時只買了三號搖架三部、腳踏架三部、自來墨手扳架三部、手撳架一部、和一些中英文鉛字器具等，錢都花光了。
出版華英對照讀本
他們在上海江西路北京路南首德昌里（中國墾業銀行南段原址），租了幾間房屋，設置商務印書館，開始營業。夏瑞芳負責招攬與承接業務，鮑咸恩、鮑咸昌兄弟負責印刷業務，高鳳池也辭去美華書館的經理工作，加入商務印書館，策劃出版了一套《華英初階》、《華英進階》讀本。
當時上海各地已經有耶穌教會設立的一些學校，引起一陣學英文的熱潮。夏瑞芳就央請謝洪賚牧師，將一套英國人為印度學生編的「印度讀本」（Indian Readers），加上中文譯註，編印成《華英初階》、《華英進階》。
開始編印字典辭書，翻譯書籍
商務印書館成立的第二年，《華英初階》初版印了二千本，夏瑞芳親自向各學校推銷，上市二十天，全部賣光。這本書到1917年十年間，已經印了六十三版，可見當時中譯英文書籍暢銷的情形。後來商務印書館又陸續出版了譯學進士顏惠慶等編輯的《英華大辭典》、鄺富灼編輯的《華英字典》，以及《華英地理問答》等書。江南商務總局還特地在1899年11月通令，禁止坊間翻印商務印書館編輯出版的書，顯然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書，已經受到市場上的注意和翻印。
據王雲五所著《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記載（頁2），創業初期，「出版僅限一部英文讀本，尚嫌不足，卻以無適當人才堪以主持編譯，於是零零星星不免接受若干外來書稿，大都由日文翻譯而成，龐雜不精，且多由於直譯，難免措詞生硬，印刷發行以後，多不能持久，初期之出版物，僅有一部流傳至民國時期的日文譯本，即所謂日本法規大全。」
《漢譯日本法規大全》八十冊，於1907年完成出版，當時已是張元濟加入商務印書館之後的事。夏瑞芳在創辦商務印書館初期五年，遭到缺乏編譯人才之苦，才邀請張元濟在1902年加入商務印書館，創辦了編譯所，使商務印書館脫胎換骨，成為以出版為主的大企業。
三、創業初期的經營原則
商務印書館創業初期五年，可歸納出幾項經營原則：
(一) 印刷為主，兼做出版事業
夏瑞芳、鮑咸恩、鮑咸昌，都是排字工人出身，夏瑞芳與高鳳池兼做外務，包括採購、接洽外來印件、推銷《華英初階》等初期出版物。
商務印書館成立四年後，在1900年（高鳳池說是一年後），收購上海一家日本人所開的印書館，經由印錫璋（印有模，字錫璋）介紹，得以便宜接收全部的印刷設備。商務印書館除了自用外，還隨時零售鉛字等印刷器材，賺了不少錢。
此外，商務印書館也代印「格致新報」、「昌言報」、「外交報」（張元濟與蔡元培創辦）等報刊，增加收入。
(二) 配合市場需要，出版翻譯書籍
商務印書館最早出版中文註譯的《華英初階》，確實滿足了市場的需求。當時社會上充滿了變法圖強的思想，
學習西方的知識成為時代潮流，商務印書館最早印行的《華英字典》、《華英地理問答》，也是符合市場需求的。
(三) 勇於創新
商務印書館在1900年首先採用紙型印書，減輕成本，也更方便用於印書與儲存版型。
當時，社會上還流行用木板印書，一套《通鑑輯覽》十幾元，商務印書館首先採用有光紙鉛印，售價只要二元多，價格便宜十倍，所以暢銷一時。（高鳳池，〈本館創業史〉，頁5）
(四) 自行開設門市部與分館，建立分銷系統
商務印書館成立第四年，即在上海交通路對馬路附近，開設滄海山房，聘用有推銷能力的俞志賢、呂子泉、沈知方等人，負責發行推銷。後來呂子泉曾任大東書局經理，沈知方曾任世界書局經理。
1903年，商務印書館在漢口成立第一個分館，此後陸續在全國各地設置分館，擴大營業，形成一個極大的分銷市場。
四、創業四傑
商務印書館創業四傑是：
(一) 夏瑞芳（1872 – 1914），字粹方，江蘇青浦縣人。
(二) 鮑咸恩（1861 – 1910），浙江鄞縣人。
(三) 鮑咸昌（1864 – 1929），字仲言，浙江鄞縣人。
(四) 高鳳池（1864 – 1950），字翰卿，江蘇上海縣人。
四人都是基督教徒
夏瑞芳，字粹方，上海青浦人，1872年出生，父親在上海董家渡作攤販，母親在一個美國牧師家裡當保母。由於缺乏時間照顧，夏瑞芳從小寄養在親戚的家裡，到十一歲那年，1882年，才由母親帶到牧師家裡一起生活。牧師協助將他送到基督教長老會清心堂所辦的一所教會小學讀書。
當時，小學只要唸三年，成績優良者，可以升入相當於中學程度的清心書院繼續讀書，並在學校內學工藝，半工半讀可以免學繕費。夏瑞芳因此得以讀完中學課程。
在清心書院，他認識了同學鮑咸恩、鮑咸昌、鮑咸亨三兄弟。
鮑咸恩是浙江鄞縣人，他的大姐在清心書院教書，所以鮑氏三兄弟都在清心書院讀書。三兄弟畢業後，清心書院介紹他們到美華書館當學徒，咸恩學刻字，咸昌學排字、咸亨學印刷。（賈平安，〈記商務印書館創始人夏瑞芳〉，《商務印書館九十五年》，頁542）
夏鮑結為親家
1889年，夏瑞芳畢業，學校介紹他到同仁醫學院學護士，那年他十八歲，父親去世，必須自謀生活，覺得學護士當助手沒前途，在醫院一年期滿即離開，轉往英商「字林西報」當排字工人，娶鮑咸恩的妹妹為妻。
母親去世後，夏瑞芳進入捷報館，擔任排字領班，收入益豐，漸有儲蓄。於是，和鮑氏兄弟及高鳳池好友商量，要自立門戶，自行創業。
高鳳池也在美華書館工作，已經擔任華籍經理，大家商量結果，他也很贊成集資開設印書館。在教友沈伯芬、張蟾芬等人的支持下，很快就籌到了三千七百五十大洋，1897年正月，商務印書館正式開張。當時夏瑞芳年僅二十六歲（孟森，〈夏君粹方小傳〉，《商務印書館九十五年》，頁18）。
據賈平安說，商務印書館的名字，是鮑咸恩的大姐取的（頁543）。開辦後，夏瑞芳努力招攬生意，營業額逐年增加，1897年資本額不到四千元，1901年資本額已增加到五萬元，1903年張元濟入股進入商務印書館後，資本額已增為二十萬元。
商務印書館成立的第二年6月，印刷廠遭到大火燒毀，幸虧當時有保火險，所以拿到一筆很大的賠償金。夏瑞芳因此將印刷廠遷到北京路慶順里，還增添設備，提高生產力。
邀請張元濟加入
夏瑞芳抓住1898年戊戍政變失敗後、社會上普遍要求變法圖強、學夷制夷的時機，想要多出一些翻譯書。可是，一些粗製濫造的翻譯書沒人要買，夏瑞芳就把這些書稿拿去請南洋公學譯書院院長張元濟審查，才發現翻譯水準太差，南洋公學譯書院也沒時間幫忙改譯。夏瑞芳意識到必需成立自己的編譯所，才能出版好書，他遂邀請張元濟加入商務印書館。這一個行動，成為商務印書館最大的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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