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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徵求有驚喜
壹‧北京大學，一九四九前後
題記
這幾篇小文，記述從一九四六年初秋到一九五一年初夏的五年期間，北京大學的滄桑變化，和我作為一位學生，「只在此山中」的親身經歷。如果以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共軍開進北京那天作為分界線，則這五個年頭大致上正居該線的前後各兩年半。 這一組文章從一九九八年十二月起，在「傳記文學」月刊陸續發表的時候，正值北京大學百年校慶，所以在總題目之後，還有一個副標題：「為紀念北大百年校慶（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七日）而寫」。
十二月十七日這個校慶日，與北大早期的校史不能分開。 北大在一九八九年（清光緒二十四年戊戌）百日維新運動中創立，當時稱為京師大學堂。最初的學生，都是保送入學，包括進士、舉人出身的七品以上京官，舉、貢、生、監等候補人員，以及大員子弟、八旗世職和各省五職後裔。程度為免參差不齊，學校也尚在草創試驗階段。適逢庚子（一九○○）拳亂，八國聯軍攻佔北京，大學堂於是奉命停辦，兩年後（一九○二年）才又恢復。
是年十月十四日，第一次正式舉辦招生考試。十二月十七日，大學堂舉行= B6}學典禮，第一班經由考試錄取的學生正式上課。北京大學自此就以十二月十七日為校慶日。 我寫一九四九年前後的北京大學，所寫的自然是那個位於北京地安門內的沙灘、馬神廟和北河沿一帶，並且一向都以十二月十七日為校慶日的北大；也就是我曾經弦誦於斯、歌哭於斯，前後共達五年的老北大。
一九五二年，中共摒棄在中國近代文化史上具有特殊意義的北大沙灘校園，把學校遷往西郊海淀鎮的燕京大學舊址，並且把校慶日改訂為五月四日。這些一刀兩斷式的改變，使得海淀新北大與沙灘老北大的歷史淵源若斷若續，不絕如縷。不過這? 幭隉A既然發生在一九五一年暑假我離開北大以後，與本系列的回憶之作也就沒有直接關係，所以就只點到為止了。
二○○四年十二月編校時補記 （一）弦歌不輟：師生座談「紅綠燈」 ⊙引言 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四日，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教授寄給我一份資料的複印本，題為「今日文學的方向││『方向社』第一次座談會記錄」，原載天津大公報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十一月十四日「星期文藝」第一百零七期。那時金介甫正在準備他的「沈從文傳」書稿（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史丹福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出版），常常與我通信或電話商談有關的資料。「方向社」是北大幾個愛好文藝的年輕助教和學生創辦的文藝社團。金介甫看到座談會的出席者有我在內，所以寄我一份。
可惜他寄來的「全錄」（Xerox）影印本非常模糊不清，難以全部辨識。他在信中也頗為此道歉。那年歲尾我趁賀年之便，託請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的劉怡恢兄幫忙另找一份。開年（一九八六）一月十五日，接到怡恢兄寄來一份從微捲（Microfil! m）放大的照相影印本（Photostat）黑地白字，也相當漫漶難認。所幸白地黑字的「全錄」本與黑地白字的照相本，其清楚與模糊的地方不盡相同。兩份互相對照，以此之長，補彼之短，竟然勉強可以把全文謄錄出來了。 金介甫的書裡，對這一份文獻，並未多用。
只在論及沈從文「不願遵命寫作」時，提到這個座談會，並引用了沈先生「也許……不用紅綠燈走起路來更方便些」」一句發言；然後加了一個附註：「（沈）反對政治指導文學，見『今日文學的方向』（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四日的天津『大公報‧文藝』一○七期刊出）。當時年輕的經濟學家馬逢華也參加了此次討論會。」（中文譯文見符家欽譯，「沈從文史詩」，台北幼獅文化公司，一九九四年初版，= AD階|四八及四五九。）我覺得至少有兩個理由，現在應該把那次座談會的紀錄重新刊出。
首先，就我所知，這是北大五十年以來，在「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傳統學術空氣下，所舉行的最後一次師生座談會，內容包括北大幾位名教授的重要發言，極可能也是有詳細紀錄在當時重要報紙發表的唯一的一次。那次座談會召開之日，北京已是一座危城。到了一週之後座談會記錄在天津大公報刊出的時候，北京實際上已經成了一座圍城。其時離中共「解放軍」正式入城的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也只不過兩個半月的光景了。
北大校園之內，= C1鰬O兵臨城下，卻仍弦歌不輟。那種師生對坐，從容論道的泱泱學風，今日思之，感觸實深。今年（一九九八）正值北大百年校慶，現在把這一件藏之已久的北大史料拿出來重見天日，應該是很有意義的。 其次，「方向社」座談會的內容，今日讀之，不但仍然深切中肯，並不過時，而且與第二輯「懷念沈從文教授」一文相輔相成，互相呼應。因為五十年前的大公報，一般讀者很難得見，所以更有重刊的需要。 以下是座談會記錄全文。我還有幾段評語，寫在「記錄」的後面，比較順理成章。
⊙一個座談會的紀錄
今日文學的方向││「方向社」第一次座談會記錄
時間：（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七日晚八時 地點：北京大學蔡孑民先生紀念堂
出席者：朱光潛 沈從文 馮至 廢名 錢學熙 陳占元 常風 沈自敏 汪曾祺 金隄 江澤垓 葉汝璉 馬逢華 蕭離 高慶琪 袁可嘉 袁（可嘉）： 今晚我們舉行座談會，一方面在向文學界的前輩們介紹「方向社」這個文藝團體，一方面想就「今日文學的方向」這一問題，作個集思廣益的討論，尤其希望在座的前輩們給我們啟示和指導。這個論題牽涉甚廣，我們雖然沒有擬定很細密的討論的綱領，但我們希望能從三個方面來談：
（一）從社會學的觀點來看，今日文學的方向何在？這是說從文學與社會的關係著眼。
（二）從心理學的觀點來看，又如何？這是說從文= BEP創作者個人的關係著眼。
（三）從美學的觀點來看，我們又將得到什麼結論，這是說從文學是一種文字的藝術著眼。
這三者的區分自然是完全為了討論的方便，它們間的基本關係是互相包含的，而非互相排斥的。我們特別願意聲明：這兒所謂的「方向」，不僅指應該不應該的取決，而且是指這樣雖好而那樣更好的選擇。同時，我們提出這個問題的本意，只在替我們自己找方向，決無意指導別人。現在就請諸位先生發表高見。 錢（學熙）：一提到社會學與心理學的文學觀，我們就想起馬克思與弗洛德（今通譯「佛洛伊德」），最近Slochower在《No Voice Is Wholly Lost……》一書中，認為馬克思與弗洛德的道路是今日文學的出路，也是今日人類的出路。
我個人以為不然。馬克思和弗洛德都是從研究病態出發的，原為醫病，但逐漸他們把病態看做常態，以為每個社會、每個個人都有這種毛病，非吃這藥不可。實際上，我們知道一個健康的、正常的人，並非時刻在性的激動之中。對於病人，他們這二帖藥都極有用，但對於根本無病或病根不深的人與社會，是否也要他們吞服這樣強烈的藥？我覺得很可懷疑。
就生命的活動來說，我覺得只有二個大的方向：一是向上，即所謂的「要好」；一是向下，墮落放縱，或坐立不安。所謂「要好」，就是想在自己所選定的範圍裡，把前人不曾分得清的把它分清楚，前人不曾合得緊的把它合得更緊密，也就是分析與綜合二種能力的培養。有人說，所謂「美」，就是從不同中求得和諧（unity in diversity）。一個向上的人隨時在更多的不同中求更大的和諧。
生命既只是意識活動，這樣的努力使意識增加，生命也就更豐富，也就是美的增加。當每個個人都做到這個理想，宇宙即有大和諧。易經上的的許多道理也可以用來解釋這些的。 金（隄）：弗洛德的目的在治病，似乎沒有說每個人都是病態的。他的態度是否對病人治病，對無病者防疫呢？ 錢（學熙）：他簡直認為這防疫針非人人都注射不可。我認為健康的人是連防疫針也不必打的。
馮（至）：他們（指馬克思與弗洛德）是以為他們的路是正當的路呢，還是大家應該知道有這二種路子呢？如果指後者，知道一點自然是應該的。 錢（學熙）：他們認為他們的是唯一的、正當的道路。 金（隄）：實際上，這就是文與載道的問題了，馬、弗都代表一種「道」。我們把範圍縮小一點，也許可以說得更確切一點：即文學是否必須必須載道呢？目前有人認為文學非載政治底「道」不可，不知諸位先生的意見如何？ 馮（至）：文學使上第一流的文章都是載道的文章。如韓退之的文章、杜甫的詩。作家對某一種「道」有信仰，即成為他自己的信仰。至於應否強迫別人同「道」是另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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