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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和為上策：《中法新約》並非「不敗而敗」
從歷史上來看，戰爭和外交仿佛是一對孿生兒，兩者既相互對立，但往往又結合緊密，任何一方都不可或缺。由此，當政者要想處理好這兩者關係，就必須具備非常高超的操控水準，譬如在1883年到1885年中法戰爭的進行過程中，中外各方圍繞「和戰」問題的外交活動和秘密談判幾乎就沒有停止過。毫無疑問，打仗是最能花錢的。倘若打贏了，不但可以收回成本，還能敲詐一筆；但要是打輸了，戰敗方不但血本無歸，還要倒賠戰勝國的軍費。
這在 19世紀和20世紀初期那弱肉強食的國際社會裏，也是通例。譬如，德國人在色當戰役裏打敗了法國人，法國人不但損兵折將，還得賠償五十億法郎並割讓阿爾薩斯和洛林給德國人；而一戰結束後，德國人被打敗了，就得反過來賠償1320億馬克給那些戰勝國。德國人最後付不起，經過希特勒一嚷嚷，弄得德國人不幹了，要重新打過，二戰就這樣爆發了。從此以後，戰勝國向戰敗國強索戰爭賠償的事，也就收斂不少，要不然逼得狠了，戰敗者破罐子破摔，跟你玩命，也是件麻煩事。
1885 年4月7日，也就是鎮南關大捷後沒幾天，正當前線老將馮子材聯合各路清軍將領準備分兵南下收復河內、太原的時候，清政府卻突然下達了「乘勝即收」、停戰撤兵的命令。命令來得太突然了，很多清軍將士接令後，氣得捶胸頓足，「拔劍刺地，恨恨連聲」。許多士兵甚至跑到將帥帳外，寫血書，立軍令狀，「磨拳擦掌，同聲請戰」，「戰如不勝，甘從軍法」。
馮子材等清軍將領在大勝之下也不想輕易放棄擴大戰果的機會，於是他們便聯合起來致電兩廣總督張之洞，要求代奏清廷，誅殺議和之人，以振士氣。當時人寫詩諷刺清廷：「十二金牌事，於今複見之。黃龍將痛飲，花目忽生期。」
所謂「十二金牌」，就是當年南宋朝廷令岳飛從朱仙鎮退兵的金牌詔的故事。就連清政府派赴廣東會籌防務的彭玉麟，當時也憤憤然地賦詩一首：「電飛宰相和戎慣，雷厲班師撤戰回。不使黃龍成痛飲，古今一轍使人哀。」
但是，胳膊畢竟扭不過大腿，馮子材最終還是被迫遵旨撤軍，彭玉麟只能歎道：「老臣抗疏千行淚，一夜悲歌白髮生！」事實上，以慈禧太后為首的清廷在整個中法戰爭期間，即使在宣戰以後，也始終在或明或暗地尋求和平活動。
鎮南關大捷本來使中國在軍事和外交上都處於一個相對有利的地位，但是，慈禧太后擔心法國會「因憤添兵」，不斷擴大戰爭，兵連禍結，這時主管談判事務的李鴻章說，「諒山已復，若此時平心與和，和款可無大損，否則兵又連矣」，「當藉諒山一勝之威與締和約，則法人必不再妄求」，慈禧太后對此點頭稱是，以勝求和，也就順理成章了。
武人好戰，情有可原，但作為大清帝國的總當家，慈禧太后考慮的可能要多一點。就當時的情況來說，雖然清軍在鎮南關、諒山等地大敗法軍，並在北越處於一個有利的地位；但是，法國艦隊當時也佔領了澎湖列島並對臺灣形成了封鎖狀態，中法雙方在陸海兩個戰場上互有勝負，總體上形成一種均勢。
慈禧太后擔心的是，法國人會因失敗而憤怒，因憤怒而繼續擴大戰爭，這是她所不願看到的。實事求是地說，對於越南未來的戰局，不要說慈禧太后沒有十分的把握，恐怕前線將士心裏也未必有底，因為鎮南關大捷和臨洮大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清軍在人數上的壓倒性優勢所取得的，而雙方在軍事實力上的差距，卻不是短時間能夠彌補的。
譬如在海戰方面，清朝當時的海軍和法國艦隊根本不是一個級別，這從馬尾海戰及南洋艦隊的兩艘軍艦在浙江石浦被擊沉的慘痛失敗就可以看出。更讓慈禧太后心煩意亂的是，法國艦隊可能會對南方到北方的海上漕運構成威脅，甚至可能像第二次鴉片戰爭一樣，法國艦隊北上進行騷擾，再度攻擊京畿，這也導致清廷對持續作戰底氣不足。
海防空虛，加之戰爭耗費巨大，清政府在財力上難以支撐，也是停戰求和的重要原因。據後來統計，清廷在中法戰爭總共耗資一億多兩白銀，並為此欠債達兩千萬兩，其中相當部分是以海關稅收作為擔保，向外國銀行所借的債款。而清廷此時期的財政收入大約在七千萬兩左右，刨去開支，每年只有數百萬兩的盈餘。這場突如其來的戰爭，顯然不是清廷所能長期承受的。
再從當時的國際形勢來看，雖然英美等國在戰爭期間保持中立，但戰爭的過分延長會危及他們在中國的商業利益。正因為如此，英美等國也一直給清廷施加壓力，迫使中國儘快對法妥協，早日結束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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