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徵求有驚喜
前言／向歷史深處找尋
這是一本醞釀了將近四年的書。
大概是在二○○六的十一月份，那時候中央電視臺黃金時間正在熱播一部叫《大國崛起》的十二集紀錄片。看完後我便有了寫這本書的念頭。
這是中央電視臺第一部以世界性大國的強國歷史為題材並跨國攝製的大型電視紀錄片。
中國的幾代領導人都曾反覆強調：中國的發展，要吸收和借鑒全人類的文明成果。
二○○三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進行了第九次集體學習，學習的內容是：世界上九個主要國家自十五世紀以來的興衰史。
基於這樣的政治背景，中央電視臺推出了十二集電視系列片︽大國崛起︾來解讀十五世紀以來世界性大國崛起的歷史，探究其興盛背後的原因。
十五世紀以來，隨著美洲新大陸的地理大發現，世界各國開始相互認識、瞭解和競爭。在近現代，有九個國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先後登場，對人類社會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它們是：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德國、日本、俄羅斯、美國。
我們其實都生活在歷史的延長線上。「－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這是義大利著名歷史學家克羅齊一九一七年提出的一個著名命題。
一九四七年一月，美學家朱光潛先生在〈克羅齊的歷史學〉一文中探求克羅齊的史學思想時，曾對這一命題做了如下闡述：沒有一個過去史真正是歷史，如果它不引起現實的思索，打動現實的興趣，和現實的心靈生活打成一片。過去史在我的現時思想活動中才能夠復蘇，才獲得它的歷史性。所以一切歷史都是現時史。注重歷史的現時性，其實就是注重歷史與現實的聯貫。
六十多年過去了，朱光潛對克羅齊這一命題的認識，現在仍然深刻地啟示著我們。
事實上，央視《大國崛起》的熱播，不過是美國政治歷史學家保羅‧甘迺迪一九八五年出版的《大國的興衰》一次中文的影像版的演繹。
一個國家的復興，不是要去遺忘自己的歷史，然後沉浸在一次次簡單粗暴克隆異國模式的集體性狂想中。 英國歷史學家威爾士在他的《大國的崛起》中這樣論斷：世界強國的崛起都有著各自的方式，但它們之間有些東西是相同的，那就是勇敢進取改革的精神，以及這個社會寬容大度的心態。
威爾士的追問和探究，得到了美國華裔學者艾米蔡（美國著名的「虎媽」）的回應。蔡在她的《大國興亡錄》中論證並揭露了一個令人入迷的事實：儘管統治世界力量各不相同，但是至少有一點是相通的，那就是它們因為寬容而成功、因狹隘而衰落。
當下中國正走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中國的富強，將創造人類發展史上的重大事件，這一過程深刻影響著世界格局。近代以來一百六十多年的追趕，使我們更需要去探索自己的一條強國富民的憲政之路。
三十多年前，鄧小平將改革開放的使命，嫁接到自「洋務運動」開始的中國現代化的整體進程之中。於是我們看到了他的愛國情懷、國際視野背後的歷史高度和良苦用心。
那麼，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應該以什麼樣的胸懷和態度來看待我們自己數千年歷史進程中的那些興衰的改革之道？
要知道，我們曾經的漢唐風韻也曾引領過世界潮流，中華文明也曾閃耀於世界之林。中國當下的發展，又可以從中借鑒什麼樣的經驗和教訓？
當我帶著這些問題，試圖在中國浩如煙海的書本中尋找答案時，發現沒有一本完整的關於這些問題的案例研究。
一切的改革其實都是從案例出發。關於那些久遠的改革故事，如零星的煙火消散在歷史深處，消失在人們選擇性遺忘的記憶裏。那些曾經引領時代的先知們，要麼躺在地下還被人爭議，要麼還釘在歷史的恥辱冊上被人謾罵。
一個國家的變革史，那些改革者的命運與警示，也應該是一個大國能夠得以崛起的一部分吧。 中國式改革啟示之一：改革人治化難題依然沒有破解
從商鞅到張居正，從呂日周到仇和。好像是個悖論：改革能夠得以成功的推動者，都無一例外的被打上了人治的烙印。
中國幾千年的改革史，人治始終是一個無法迴避的話題。一方面，改革的推行，必須需要一定的威權基礎，否則，在中國強大的慣性思維面前，一切的美好設想只能夠是紙上談兵。
但改革者一旦沾染上人治的色彩，個人的命運也往往難逃悲劇的命運。變法最後也人亡政息。歷史已經無數次證明了這樣的擔憂，那些時代的先知們前仆後繼地付出了血的代價。
商鞅被車裂的畫面至今仍被歷史定格，張居正死後被官員們爭先恐後的彈劾清算都讓後來者們心有餘悸，仇和的鐵腕至今還在喋喋不休的爭論。儘管作為一個個體，他們有著自身的這樣或那樣的原因，但真正給他們帶來傷害的還是人治這一改革者揮之不去的魔咒。
人治是一個變革時代的必然產物，它映襯出的是中國幾千年改革政治制度設計的一次次缺席。
中國幾千年來的集權統治，存在於這樣一個獨特的政治環境中。幾千年的歷史，一直處在激烈的巨變中，改朝換代頻現，制度化的建設一直落後於時代，不但沒有建設發展，反之一直處於被破壞中。
即使在西方，現代經濟學奠基人凱恩斯對此也不得不發出這樣的人生感慨：從長遠觀點看，我們都已經死去。個人利益是短暫的，制度利益才是長久的。
亞里斯多德說：對於民主政體或寡頭政體同樣適用的真正上策，不是他們最大限度的權力膨脹，而是確保他們延續最長久受命的制度政策。
主政昆明的仇和對人治給出了這樣的答案：用人治推動法制，用不民主推動民主。
這算不算對中國現實的一種無奈？
在今後制度還沒有完善的相當長時間裏，改革者們如何才能夠長袖善舞的遊刃在改革與體制之間，輿論與民眾之間，這將極大的考驗著他們的政治智慧。
坦白的說，其實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政治遊戲。沒有一個人能夠保證，在這場關乎生死的遊戲中誰將能夠笑到最後。所以我們看到了張居正內心裏最為脆弱的一面，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我們也看到了仇和無可奈何的詰問：為什麼人們總是把改革者只分成好人和壞人？
國家的崛起，進步，公平與正義，取決於社會、市場和權力這幾種力量的制衡。權力失控，市場微弱，社會空轉，這是中國改革三十多年來面臨的最大挑戰。是繼續強化權力的控制，還是尋求權力制度化的變革？
溫家寶在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全國依法行政工作會議上〉給出了解釋：加快建設法治政府是政府建設和反腐敗的重要舉措。我們必須認識到，在和平建設時期，執政黨的最大危險是腐敗。而孳生腐敗的根本原因是權力得不到有效監督和制約。這個問題解決不好，政權的性質就會改變，就會「人亡政息」，這是我們面臨的一個極為嚴峻的重大考驗。
制度化的建設已經迫在眉睫。一旦成熟，這將會是一個國家和一個改革者的雙贏局面。 中國式改革啟示之二：改革高潮仍沒有到來，保守勢力仍然強大，改革需新引擎
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在研究過二十一種在歷史上曾出現過、後來相繼消亡的文明，他給出的結論是：這些文明死亡的原因，無一例外，都不是他殺，而是自殺―他們失去了創新的活力，被歷史淘汰出局。
經過這麼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改革似乎又進入了一個十字路口。中國向何處去？這是許多有識之士不得不思考的一個國家命題。
上世紀八○年代，改革成為當時中國的一個流行詞，在中央的號召下，地方上的主政者們，無數次舉起改革的大旗，整個大地都燃燒起改革的火焰。從早期北方內蒙古卓資縣的張楚，到主政南方福建的項南，改革以星火燎原之勢席捲整個中國。
然而，放眼當下中國，改革之火已經暗淡。一度活力四射的中國社會呈現出少有的疲態。整個社會對改革的共識越來越少，對改革者的批評爭議越來越大，人們對公共政治事務已經沒有了熱情，整個民眾沉浸在大國崛起和中國模式的自大中，沉浸在一片大好形勢的承平歌舞中。民族主義甚至是民粹主義開始抬頭，拒絕創新、拒絕學習，這已成為改革的一大阻力。
不可否認，出現仇和這樣的地方改革者們並不難，難的是出現一批仇和式的職業改革家。在當下的政治生態中，推動改革仍然是一項風險極大的職業。
如何讓改革者群體輩出？建立科學合理的評估體系，這將成為執政黨首先要考慮的問題，如果沒有一批務實創新的改革家，談國家復興還為時尚早。
幾千年的歷史一再證明，儒學在中國創新變革中一直成為主要的反對力量。儒學盛行的年代，盛行的地方，改革的阻力就越大，反之亦然。
儒家強調的自我修行和自我反省，遮蔽了這樣的一個可怕的歷史事實：由於他們自己過於相信道德榜樣的力量，他們對任何國家內部變革，都曾表示出不屑一顧的懷疑。
這種敵對，曾經在帝國的歷史中反覆出現。他們把從儒家分裂出來的務實派改革官員視為儒家的叛徒。於是我們看到了這樣的一幕：當北宋宰相王安石試圖改革時，那些大儒們一個個不由分說的向他舉起了屠刀，中國歷史上一個個偉大的文化巨匠們，開始淪為改革的殺手。
這些儒生們不相信任何的法律與制度，他們只迷戀個人內心的修為，他們所有的行為只信奉孔子所說的：用政令來治理百姓，用刑法來整頓他們，老百姓只求能免於犯罪受懲罰，卻沒有廉恥之心；用道德引導百姓，用禮制去同化他們，百姓不僅會有羞恥之心，而且有歸服之心。
隨著資訊化時代的來臨，人們漸漸迷失了自己。如今儒學再次席捲國人，但一個負面的影響則是在很大程度上束縛著人們變革求新的思維發展。
一個封閉的國家註定是失敗的，將會被創造力所打敗。創造力產生競爭，它使人們總是想競爭、想做得更好。
我們可以從中得到這樣的反思：對於國家，歷史性的機遇稍縱即逝，它只屬於那些引領潮流的開創者。
正如湯因比所言，失去了創新的國家，終究會被歷史淘汰。 中國式改革啟示之三：社會對改革者缺乏必要的寬容
鄧小平說：改革是第二次革命，需要摸著石頭過河。這就決定了改革的複雜性和艱巨性。按照美國諾貝爾經濟獎得主科斯的理論，改革是對現有體制弊端的一次顛覆，是對各級階層和政治勢力產權交易的重新界定。肯定將會遭到既得利益集團的攻擊與圍剿。沒有任何一次的改革都是皆大歡喜的，引發衝突與爭議肯定無可避免，偶然的失誤也在情理之中，時代的發展總是交錯著這樣的規律。
如果說兩千四百年前，當商鞅推動新法，人們反對尚可理解，那麼今天，當呂日周基本安全著陸（轉到省政協工作）之後，曾感歎說，「看看歷史上的改革者們，我的遭遇已經算很好了，好歹算是提拔了，這也算是組織對我的一種肯定，我非常感激」，就有些不可理喻了。
甚至在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後，國內的一些思想界和輿論界，對鄧小平發動的這場現代化改革仍頗有微詞。
這一年，以哈耶克為代表的自由派經濟學家開始佔據了西方政府的財政政策，凱恩斯高度集中的經濟政策的技巧開始消退。
在經過各自的經濟挫折後，中國和西方都開始冷靜的審視了自己的財經政策。曾經兩個敵對的陣營，小心翼翼地越過意識形態上的錯位對壘，哈耶克和鄧小平，基於對市場的共同認識，他們隔空找到了交集。
曾一手推動了銅陵改革的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說：可以允許失敗，但不允許不改革。
不能一有爭議就否定改革者，繼而否定改革。
如果說在以前，對改革者持批評態度的是改革者本身所處的對立的利益集團，強大的儒生利益；那麼現在，對改革者普遍持批評的則是一向自詡為民意代表的大眾媒體。
中國的新聞媒體曾在改革開放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為改革搖旗吶喊，使得改革得以在全國深入人心，風起雲湧。
二○○三年，曾一手推動了輿論風暴的山西長治市委書記呂日周，在仇和昆明新政的調研中特別提出了這樣一個讓人警醒的問題：要控制社會媒體對改革者無休止的批評，為改革者營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
事實上，如果辯證的看待改革者本身所具有的爭議，如何站在國家和歷史的高度與深度，看到因為改革而帶來各階野之間的分歧，已經成為社會大眾媒體需要不斷學習的一個新課題。
由於媒體本身擔負有社會公器的職責，媒體對改革發出的任何聲音應該慎之又慎。而現在，媒體因為本身競爭的加劇，本身從業人員綜合素質的普遍欠缺，狹隘、浮躁、越俎代庖、迂腐的書生意氣、缺乏對中國歷史和中國政治現實土壤的瞭解，這已經成為一種媒體幼稚病。媒體本應擔負起改革啟蒙者的角色，卻變成了守舊勢力和過於脫離中國當下政治現實粗暴反對改革的工具。
如果不是得到群眾和高層的支持，仇和推動的系列新政，勢必在媒體密集的批評聲中宣告失敗。
在風雨如晦的漫長歲月裏，一代代的先知先行者們，為了完成強國富民的宏願，完成天下一統太平的藍圖，他們在那個時代所表現出來的種種狂想與熱情，甚至他們的瑕疵與幼稚。我們應該給予足夠的善意引導和耐心。
我們至今缺少一種真正從骨子裏對這些改革者們起碼的寬容，缺少對歷史深處的敬畏與敬意，缺少一種對國家蒼生的擔當。
如果我們要建成一個更好的世界，我們必須要有從頭做起的勇氣――即使意味著欲進先退。這是奧地利經濟學派自由主義代表人物哈耶克給出的忠告。它或許會給我們當下的改革帶來另外一種啟示。 中國式改革啟示之四：知識份子獨立參與社會改革依然沒有找到出路
清朝思想家魏源，曾就知識份子和國家的關係提出這樣一個著名的論斷：至治之世，士在公孤；小康之世，士在僚采；傾危之世，士在游寓；亂亡之世，士在阿谷。魏源以深刻的社會洞察力給世人勾勒出一幅知識份子與國家命運的歷史掛圖。每當中華民族歷史的關頭，遭遇重大危機而要革新時，中國的那些知識份子們基本上都躲在深山遠谷裏忙著「採菊東籬下」了。
中國國家的歷史使命，知識份子至今還缺乏一種真正的國家責任的擔當。孔子說：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法國偉大的思想啟蒙者盧梭卻認為：如果大臣的能力、法律的智慧甚至無數居民，都不能夠保護國家免受愚昧和侵害，那麼代表這個國家的智者又有何用？
我們也看到了這樣一幕：當中國古代知識份子的傑出代表王莽試圖依靠自己的專權去建立一個社會理想國時，最後發現那不過是一個幻滅的烏托邦。當康有為和梁啟超試圖以自己聖人理想去建立一個「大同社會」時，到最後才發現那不過是自己的黃粱一夢。
華裔歷史學家張灝對此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傳統的政治理想期盼道德成就卓越者擔任政治領袖，其極致即聖人為王，這意味著政治領袖不但應該管理政治事務，而且要作精神導師。儒學始終未放棄人能成聖成賢的信念，認為政治權力可由內在德行的培養去馴化。傳統儒者雖表現出極高的「抗議精神與批判意識」，但並未能將此精神與意識轉為客觀制度的構想。
「烏托邦」一詞幾乎成為中國知識份子參與政治的專利。初登權力時的自信膨脹、挫折時的自暴自棄，構成了中國知識份子參與改革的政治基因。所有的宿命，其實都是這些知識份子們自身性格的投照。
中國千年的歷史表明：知識份子在強大的政治面前，常常頭破血流。獨立問政改革需要一段漫長的道路要走，在這條崎嶇的路上，他們應該堅持合作而不抵抗，補充而不僭越，聯盟而不孤絕，批評而不殺戮的政治立場。這樣他們才能夠安全著落，進退有保。戊戌新政的失敗，也是光緒和一幫知識份子對政治常識無知導致的一場改革悲劇。
晚年的梁啟超後來回憶他自己在戊戌變法中那段充滿青春激情的歲月時自責道：自己知識份子式的自我放縱、膚淺和前後矛盾最終摧毀了那場歷史變革。曾一同參與這次變法的另外一個重要人物張元濟也曾回憶這一幕說：那時我們希望通過變法來改變國家的命運，到最後卻發現最後是一場夢。
許多年後，已經遠離了政治的張元濟，創辦了後來的商務印書館。他以自己的一次政治幼稚的失敗，回歸到了一個書生的本業中去了。曾經和康有為有過短暫人生交集的孫中山則對此評論說：戊戌新政不過是一群迂腐無用的書生導演的一場鬧劇。
一手締造了新中國的毛澤東談到戊戌變法失敗時，則把康梁這樣的知識份子作為一個失敗的烏托邦的實踐者而提及―一個預見到變革但缺乏實際手段的一群人。
儘管如此，康梁等知識份子的一次國家救贖，仍然是當時知識份子階層的一次偉大超越。那時的知識份子就和當下一樣，不是虛無憤青的自戀，就是淪為權貴的掮客。
一九三九年，在紀念五四運動二十周年的大會上，毛澤東甚至告誡說：「知識份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
從士人到知識份子，從傳統社會到現代中國，在這歷史的轉折時刻，在承擔批判社會的同時，想要繼續擔當社會啟蒙者的同時，知識份子自身進行必要的自我反省和救贖已很有必要。
如果有一天，改革拋棄了知識份子，那首先是知識份子放棄了自己的國家與歷史使命。 中國式改革啟示之五：改革一旦停滯，社會必將會進入劇烈震盪期
我們先看歷史上最為著名的幾次改革因為停滯而引發的歷史劇變，這樣一組觸目驚心的資料：
西元九年，王莽正式稱帝，進行新政改革，遭遇層層阻撓。西元二十三年，王莽被殺。歷時八年的王莽變法失敗。西元二十五年，農民起義領袖劉秀建立東漢。
西元八○五年，唐朝王叔文為首的永貞革新失敗。五十四年後，浙東首領裘甫聚眾起義。八七四年，王仙芝率眾數千人在長垣（河南長垣縣）起義。次年，黃巢率眾數千人回應王仙芝，在冤句（山東菏澤縣西南）起義。創造了無數中華文明的龐大唐帝國，很快在農民起義中解體了。
西元一○八二年，和王安石一起發動變法的宋神宗病逝，哲宗繼位。新法悉數被廢，歷時十六年的變法宣告失敗。四十五年後，也就是一一二七年，不可一世的文藝大國大宋在金人的鐵蹄下迅即傾覆。
西元一五八二年，張居正病逝。萬曆親政，罷黜張居正十年推行的新法。四十六年後，明崇禎元年，也就是一六二八年，爆發李自成、張獻忠等農民起義。一六四四年，大明帝國覆滅。
西元一八九八年九月，慈禧率先發動政變，光緒帝被囚，康有為梁啟超亡命海外。一百零三天的戊戌變法失敗。十四年後，一九一二年，清帝國在革命炮火中結束了歷史使命。
我們看到了中國歷史上可怕的一幕：成功的改革不多，成功的暴力革命很多。一旦改革停滯不前，由此帶來的負面效應將被放大，一個甲子內，社會必將發生大的劇烈震盪，革命很有可能成為改革的替代品。
成功的改革家必須是超一流的政治家，成功的革命家只要二流的政治家即可。這是基於中國特有的政治生態。因此對改革家的寬容與保護尤顯可貴。
奠定美國現代政治思想學說的亨廷頓對此有著極為精闢的認識和分析：改革者的道路是艱難的。改革者不僅要比革命者更純熟地駕馭社會勢力，而且還必須更精確地控制社會變化。改革者不但要比革命者更善於操縱各種社會力量，而且在對社會變革的控制上也必須更加老練。他著眼於變革，但又不能變得太徹底；他要求逐步變革，而不是劇烈的變革。革命者對任何一種變動和混亂多少都會感到興奮，革命者長於破壞、推翻一個社會架構，而疏忽調整、建設一個社會架構；而一個改革者卻必須有選擇，有鑒別，比起革命者來，他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變革的途徑、手段和時機上。他和革命者一樣，都關心各種變革之間的關係，但這些關係後果，對於他來說比對於革命者來說，意義卻更為重大。
正如著名政治經濟學家赫希曼所言：改革是一種變化，這種變化導致現存特權集團的權力受到抑制，而非特權集團的經濟和社會地位則相應的得到改善。如果說，中國今天的改革開放，能夠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那麼和三十多年前的那場農村土地承包改革則密不可分。
隨著中國的改革向縱深全面推進，中央政府更應該進一步解放思想，繼續強化農村改革的力度。繼續把三農問題作為國家的重中之重，加大農村鄉村結構建設和公共基礎的投入。當今許多地方政府熱衷於積極推進農村小城鎮化建設，因為地方政府動用公權力強制拆遷，導致了眾多群體性事件頻發。如果大量的農民離開自己的土地，生活沒有得到制度性保證，成為城市的無業流民後，則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信號。中央政府對此應該給予高度重視。
亨廷頓在研究了中外歷史後對此告誡說：在現代化政治中，無論是在西方還是東方，對政治秩序起決定性作用的並不是知識份子和官僚階層，而是農民，農村扮演著關鍵性的鐘擺角色。如果農村支持現在存在的政治制度和政府，那麼該制度和政府就可免遭革命之虞。沒有哪一個社會集團會比擁有土地的農民更加保守，也沒有哪一個社會集團會比失去賴以生存的土地的農民更加想要革命。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說，一個處於現代化之中的國家政府的穩定，端賴於它在農村推行改革的能力。
鄧小平在一九八四年就對此就有清醒的認識並發出過這樣的警告：如果我們像今天這樣，至少能使百分之八十的人穩定在農村，我們也許就解決了百分之八十的問題。我們必須設法防止他們流入城市。
因此，可以這樣毫不誇張地說：農村改革是中國推動一切改革的大後方，它的成敗穩定，將直接攸關這個國家未來的前途命運。
三十年前的鄧小平，預見了如果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必然深化不下去。這一現實不幸被言中。
必須承認，無論在西方還是在東方土地上，凡是物質現代化都需要有一個政治框架的保障。
只要是伴隨過去三十年中國一路走來的人們，以及與今天的中國現實仍有接觸和感知的人們，都會深知其中的艱辛和無奈，也能對這份無奈抱有一份深深同情與理解。
中國的政治和經濟現實中，也正以不同的形式、相同的邏輯，然而卻是更為密集和激烈的形態呈現出來。
於是我們看到了這樣的一幕：社會各階野之間的貧富正在被拉大，權力性腐敗橫行，群體事件正借助現代傳播頻現於人們的視野，維持穩定成了政府的頭號政治任務，社會正逐步走向撕裂的對立。
在過去數百年西方現代化的歷史上，法治、公民自由和政治民主被證明是適合西方現代化的政治框架。在東方文化土壤上，中國的現代化是迄今對東西方經濟、政治和文化秩序唯一產生深刻衝擊的趨勢。
怎麼辦？
解決這一系列極為棘手的社會問題，唯一的手段只有一個：改革，改革，改革。只有通過國家內部進一步深化改革，進行市場和權力制度化的重新界定，建立公平正義的和諧社會。
基於這樣的現實，當下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已經顯得緊迫。
胡錦濤二○一○年九月六日在〈深圳特區成立三十周年慶祝大會〉上強調：要堅定不移深化改革，提高改革決策的科學性，增強改革措施的協調性，全面推進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改革，努力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突破。
溫家寶二○一○年八月二十一日也在深圳考察時以罕見的語氣這樣強調：必須永遠牢記，只有堅持推進改革開放，國家才有光明前途。我們要頭腦清醒、明辨是非，堅定信念、增強信心。要繼續解放思想，大膽探索，不能停滯，更不能倒退。停滯和倒退不僅會葬送三十多年改革開放的成果和寶貴的發展機遇，窒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勃勃生機，而且違背人民的意志，最終只會是死路一條。
中國向何處去？
顯而易見的是，擺在中國目前可供選擇的路徑第一是改革，第二是改革，第三仍然是改革。
沒有人能夠斷言，處於矛盾、變革種種複雜境地中的一個國家，最終將會走向哪裡。但我們知道，歷史不會回頭。 也沒有人能夠預測，在制度、權力、經濟、文化等等的合力作用下，一個國家還有多少可以被激發的潛能。
我們只知道，未來總在想像之外。
四年後，當我梳理完中國的兩千四百年歷史時，我驚呆了：一個民族從來沒有中華民族這樣如此的反覆輪迴，一個民族也從來沒有中華的那些先知們前仆後繼擔負起國家的重任，但一個民族也從來沒有中華民族這樣的頑固保守。我們從兩千四百年前，走到今天的每一步，都曾是如此的艱難。
當十七世紀的曙光，照耀在遙遠的歐洲荷蘭，那裏誕生了第一家股份制公司時，在遙遠的中國，大明帝國的主政者萬曆，還沉浸於清算改革者張居正的喜悅中。四十二年後，大明帝國覆滅。而新中國的股份制的現代企業制度，直到二十世紀六○年代在浙江溫嶺，才初現端倪。
鄧小平發動的改革開放，很大程度上就是國家生產力一次次的解放。
耶魯大學史景遷教授在考察中國歷史時得出這樣的結論：我們所考察的歷史在其演進的過程中，充滿了崩潰和重構、革命和進化、征服和發展的循環交替。
曾強烈反對王安石變法的大文學家蘇軾，幾經沉浮，晚年不得不發出對歷史這樣的人生感慨：不用思量古今，俯仰今昔人非。
改革是把雙面刃，它是一道明亮而耀眼的傷痕，它昭示著這個國家曾經撕裂的傷口，也預示著一個國家復興的起點。它是國家那些先知們發出的無限惆悵，也是民族走向救贖新生的吶喊。
我常常在無數個夜晚，在穿行歷史中詰問自己：我們曾創造了五千年的文明真的夠寬容嗎？我們一向自我標榜為大國國民，真的富於創新進取精神嗎？一個當下無可迴避的事實是：我們越來越自大自戀，越來越膚淺無知，越來越苛刻功利。
拋開過去的歷史不說，我們今天所做的一切，真的符合大國崛起的要素嗎？
在這個時候，我總會點燃一枝煙，然後陷入無盡的哀傷與絕望。
奧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在《人類群星閃耀時刻》一書這樣寫道：一個人命中最大的幸運，莫過於在他的人生中途，在他年富力強的時候，發現了生活的使命。
茨威格的話，給了我無數次的安慰，這大概是我寫這本書的真正意義所在吧。
還好，我還年輕。我經常拿這樣的話安慰自己，我還可以這樣一直的寫下去。因為我也發現了我的使命。
早在一八一七年，英國人口學家湯瑪斯‧馬爾薩斯在給其好友、英國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的信中寫道：「探尋國富國窮的原因是政治經濟學一切研究的重中之重」。
英國首相邱吉爾說：你能看到多遠的過去，你就能夠看到多遠的未來。
我試圖通過梳理中國這兩千四百年的改革歷史，把它放在整個世界的一個時間刻度上，來尋找一條屬於中國人自己的大國興衰的存亡之道，尋找這個國家得以生生不息的成長密碼。
法國哲學家、作家羅蘭‧巴特感歎道：我對歷史的本質始終迷惑不解。
通過四年的努力，我似乎找到了一直糾纏巴特的謎題。
每當這個時候，我總能記起美國詩人艾略特的這首詩：
我們不停的探索，
所有探索結束時，
都是物歸初始，
都是此境初識，
他依然還在探索。
二○一一年五月於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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