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
康熙五十四年(1715)，直隸總督趙弘燮突然患病，左體輕微軟瘓，像似中風。他向皇帝請求派位醫生幫他治病，皇帝同意派章文鐄前往診治，並對他說：「類風之病，補藥無益，而有大損，十分留心」。這位「口眼歪斜，言語澀滯」的總督經過治療服藥之後，「即已轉重為輕」，只是「氣血兩虛，不能復元」。第二年七月，趙弘燮因此左腿疼痛，行走不便，又向皇帝請求賞賜御製藥酒。康熙皇帝因為當時天氣太熱，路途又遠，怕藥酒會壞掉，於是改賜他藥餅，並告訴他「泡酒之法」。趙總督遵照指示泡酒飲用數日，發現「熱氣今已漸漸下膝」，他的「左腿較前又覺少愈」。不過到八月間，趙弘燮又有「肚腹忽爾作瀉，頭腦又復時常發暈」等病況，章文鐄建議他吃些補藥，但因皇帝曾說「病經日久，用補藥太多，此酒未必能除根」的話，所以奏報皇上請示：「補劑可否與藥酒并用」。康熙帝的答復是：「補藥并用無防（案：妨）。但肚腹不實，藥酒可以暫停」 。趙弘燮說在如此調養之下，健康已漸漸的恢復了。
康熙皇帝為大臣治病還有幾種特別的療法，值得一述。第一是他相信「坐湯」能治不少病，坐湯就是洗溫泉浴。康熙的祖母還在世時，他常陪祖母去各地溫泉小住，為祖母治病。不少大臣也聽從他的話去坐湯治病，李光地就是其中最見效的一位。康熙五十年(1711)三月，年已七十歲的李光地身患毒瘡，最初只是「坐起甚艱」，三、四個月後，餘毒大發，以致「兩手硬腫，且濃血多至數升，癢燥經夜不寐」，到該年九月，竟然嚴重到「不能勝任衣冠，不能動移數步」的地步，皇帝叫他去坐湯治療，兼用海水泡洗，結果收到很好的療效，使李光地的「瘡毒已淨，惡疾漸除」 。
第二是以食補治病。康熙皇帝認為病人在大病初愈或是病中需要加添飲食，以增進健康，如上述李光地在瘡毒病好之後，皇帝在暢春園裡接見了他，並且還「親觀病患所在」，後又下令叫奏事處「賫御賜臣鹿尾五條，大鹿一只，野雞十只，海水三罈」，命李光地「勉進飲食，勿妄禁忌」。另外任職武英殿總督監造的赫世亨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夏天生病，發冷發燒，不思飲食，後來證實是痢疾，經診治後病況轉好，「六脈稍和，下痢便數大減，惟年老氣虛，胃不思食」。皇帝在他下痢停止、「語音亦高些，夜亦得睡」之後，派人送給他「狍肉一大塊，黃雉二只」，告誡其不可因「心情喜悅，食之太過」，並降旨說：「爾病如此，豈有不慈憐、視而不救之理耶？病人食此狍肉後痊愈者甚多，是亦朕之所見。朕非大夫，爾可食之看，其黃雉亦用之看」。赫世亨吃了皇帝賞賜的食物之後，果然身體好了起來，「已能坐臥，且氣亦稍強」，皇帝聞之「甚喜」，隨又差人送去鯽魚十尾，叫他「少少食用，不得多食」。赫世亨病愈能下床行走之後，皇帝還命他「心勿煩悶，好生調養，必速康復」 。當然康熙皇帝的食補處方也是要看病家的狀況，如李光地只是皮膚病，赫世亨是在痢疾之後，施以食補，而不是一般重病的人都命令他們食補。因為康熙皇帝是主張「飲食有節，起居有常」的人，他並不認為「食之太過」是好事。
第三是皇帝常用偏方給人治病。康熙四十五年(1706)，正紅旗參領莫爾洪患病，從醫生診斷書上可以看出他是下痢出血，不過又有發燒乾燥、腰腹墜痛、小水結澀不通等症狀。太醫院的大夫為他施藥無效，皇帝罵太醫們都是醫學粗淺之人，他對當時在京城為他辦事的皇三子胤祉說：「今于朕處，侍衛第訥亦患此種病，雖經大夫調治不見效。蒙古大夫給食兔腦漿，復用幾種藥，今病見大好。故因詳書藥方用法，……照文試治可也」 。可惜檔冊裡沒有看到這一偏方的詳情及用法，無法在此處作介紹。
又有御前臺吉羅卜藏古木布，有一年「下身致命疼痛，並有泡疹」，理藩院向皇帝報告，希望能求得一醫生為他治病。康熙皇帝看了奏報之後，隨手批了：「此病朕得過二三十餘次，治法甚多，而有效者少；唯略難受耳，並無何妨，晚上用醋熏熏看」 。
還有一種比較神異的偏方，我們也看到康熙皇帝使用過，那是吉林將軍孟俄洛在康熙五十三年(1714)底咳嗽咯血，皇帝派人去賞賜他「止血石」、「素珠」，並且特別交代：「倘咳黑血，勿挂頸上，咳出可也，倘咳紅血，挂之，即可痊愈」 。
皇帝相信偏方，也常向大臣們打聽偏方，所以在康熙朝的檔案文獻中可以看到另外一些偏方資料。如理藩院官員為皇帝從西北邊疆回民處獲得的中暑偏方是：「將綠葡萄搗碎取汁，兌熱水一同服飲畢，令其坐于水中為好」 。從蒙古同胞的大夫處得到的治頭痛偏方為：
其治法，將小茴香製成粉，袋入小口袋內，不可過熱，以溫為宜，試敷於（案：頭骨後）兩風池，若覺有效，即感舒服。見效欠晚敷二三次治之，以其少少熱氣，頭內雲氣消散，似可痊愈。
或者用其他材料，方法也是差不多的，如：「于浮陽兩脈風池穴上，以鹽熇治，亦可用麥粉熇治，鹽見效快，面略緩，兩種皆可用」 。此外，在康熙皇帝患瘧疾時，也有大臣從陝西等地專送偏方三種到京城的，據說：「詢問每人，均稱已驗試治愈」，皇帝給「方子等件留下了」 ，後來還是吃了西洋人的奎寧丸治好的。
大體說來，康熙皇帝雖信偏方，但他只相信試驗過而有效的偏方，並不是一切偏方都妄信無疑，例如他從來就不信道士們的符咒與仙丹，他常常以所學的西洋知識應用到實際的試驗上，他曾在京城城牆上立小旗占風；他派人去實地勘查大河的源頭；他留心天文，細測日晷；他也試種水稻而生產了優良品種「御種稻」。對於醫學，他也是重視試驗並追根究底的。康熙二十年(1681)蘇州發生歹徒用藥塗人面孔而使人迷糊被拐賣的事。刑部官員只注意歹徒應判何罪，而皇帝則關心「其所用何藥？何以能迷人？」要各級官員「將此處寫明，……一一察明具奏」 ，顯然他想了解迷藥的成分。
他也曾在一次打獵後命人將一隻冬眠的熊作解剖試驗，證實「熊能引氣，故冬蟄不食」的話是不是真實，結果熊的腸胃中真是「淨潔無物」。皇帝對此甚為滿意，因為古語被他以實驗證明了，同時他也在學習西洋解剖學之後作了一次親身的實習 。
到康熙末年，皇帝對這一類知識的追求仍是興趣不減，他命令欽天監的官員密查衙門裡一位百歲老人臨終時的情形，看看「此人如何亡故，臨終時是否與常人稍有不同之處？爾等將此事甚密打聽明白，一一詳書畢寄與我等」 ，可見他是一位求知慾強而且富於研究精神的人。
唯一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康熙皇帝為人治病時，包括他自己在內，皆反對使用補藥，尤其是服用人參，他認為補藥沒有好處，甚至有害。在現藏的官書檔案中，我們隨時可以看到他所發表的有關言論。例如康熙三十九年(1700)二月十一日他問起居注官揆敘氣色何以不好，揆敘答以「近日偶染微疴，飲食不甚消化」，皇帝說：「爾年幼不可漫服補藥，服補藥之人，斷無受益耳」 。康熙四十五年(1706)九月十七日他又在一件奏章上批寫道：「（案：八貝勒）有生以來好信醫巫，……積毒太甚。……倘毒氣不靜，再用補劑，似難調治」 ，這是對他自己的皇八子因風熱發疹病而發的抱怨話。康熙四十六年(1707)夏間，武英殿總監造赫世亨下痢嚴重時，皇帝也降旨命令他「勿得飲用一切補藥、人參等物」 ，同年他又對大學士們說：「朕嘗諭人勿服補藥，好服補藥者，猶人之喜逢迎者也。天下豈有喜逢迎而能受益者乎？」 康熙五十年(1711)，大學士李光地手腳浮腫，皇帝曾說：「李光地病尚未平復，大抵皆濕熱所成，服溫補之藥所致」 ；五十二年(1713)學士舒蘭患眼疾，康熙皇帝又說「服補藥無益」，「服補藥如聞譽言，總無利益」 。還有尚書圖納的頭項上生了瘡，皇帝為他開立處方時也說：「此人素喜用附子、肉桂、人參等補藥，……朕曾降旨切責之，日後豈不生此瘡耶？……凡人之性最喜補劑，不知補中有損，可笑！」 據上可知，這位皇帝數十年如一日的不喜補藥。
至於皇帝為什麼反對補藥，可能與他親身遭遇有關，以下兩則事例或可作為參考：一是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在他患瘧疾之時，因服用人參等藥使病情加重，清代官書記下了這件事：
三司法題：太醫孫斯百等誤用人參，以致皇上煩燥甚病。……今孫斯百等罪甚重大，……應將孫斯百、孫徽百等俱擬斬。上曰：「孫斯百等診朕病，強用人參致朕煩燥甚病。後朕決意不用人參，病遂得差。……著從寬免死，孫斯百等各責二十板，永不許行醫」 。
另一事例是在他廢皇太子之後，心身交瘁而大病了一場。後來他說：
朕前歲大病之後，乃知溫補之藥，大非平人所宜。且溫補亦非一法，如補肝者，即不利於脾，治心者，即不宜於腎。醫必深明乎此，然後可服其藥，不然徒增益其疾耳。每見村野農人，終身未嘗服藥，然皆老而強健。富貴人動輒服溫補之藥，究竟為藥所悞而且不自知 。
從以上種種記述，大體可以了解康熙皇帝對補藥有幾種看法：一、「年幼不可漫服補藥」；二、有些病不可服補藥，如瘧疾、眼病、生瘡、浮腫等等；三、補藥也有壞處，即「補中有損」，「如補肝者，即不利於脾，治心者，即不宜於腎」。總之，補藥應該慎用，而不是一切病都需要進補。基於這些信念，康熙皇帝對於年老體衰的人，還是主張要服補藥的。他的祖母孝莊太皇太后身體違和時，他同意應「進滋補之劑」 。曾任勇略將軍的趙良棟後來年老生病，皇帝特賜人參以調攝 。皇帝也賜過人參給年高的宋犖與魏象樞等官員 。還有兩廣總督楊琳、閩浙總督滿保、直隸總督趙弘燮、天津總兵馬見伯等人都曾得到皇帝特賞的人參，而著名的清官陳璸，到晚年病老時，皇帝更為憐才而賞賜他宮中的好參，而且數量也很多 。康熙皇帝到了晚年，又有一種看法，即「南人最好服藥、服參，北人於參不合」，他自己仍是「不輕用藥，恐與病不投，無益有損」 。
康熙皇帝由於時常生病，故體驗到不少醫學與藥物的知識；而另一方面，西洋傳教士也為他講解西醫的科學、介紹西藥的效能，並分析人體的生理構造，終於使這位好學的帝王成為中西兼通的醫學專家。更難得的是，他透過不斷鑽研，細心試驗，熱心為臣工們治病，累積起豐富的醫學知識與經驗，也因此奠定他醫生天子的地位。康熙皇帝日理萬機，在醫學上竟有如此的造詣與表現，在中國歷代的君主當中，他確實是少見的一位，也可能是僅有的一位。
2024專利防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