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徵求有驚喜
摘自本書第一章〈家庭出身與知青時代〉
國學大師李誠的私淑弟子
從李克強幼少時受教育的狀況而言，他爸爸李奉三這一板凳把他送到了好的人文教育環境了。安徽合肥市作為省會，教育設施與師資配備要遠勝窮鄉僻壤的鳳陽縣。
李克強在一九六八年進了安徽省合肥市第八中學學習。合肥八中創辦於一九五六年，以「完善自我、追求卓越」為校訓，校風以「尊師、育才、勵志、求真」而著稱，是一個有個性、有特色的地方名校。
儘管是名校，但在「停課鬧革命」的當時，徒有虛名。學生不是學農學軍，就是搞大批判和學習最高指示，連中學最起碼的數學和理化都沒有好好教。
幸虧李克強有位好爸爸。李奉三對聰慧的李克強，就十分有意帶引栽培。
李奉三喜歡文史，又在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工作，結交了許多朋友。每逢家裡來客人或出去拜見朋友，李奉三都不忘把閒在家裡的李克強帶上，讓他沐浴在知識談吐的春風裡。
「文革」中，父親李奉三常帶著李克強與供職於安徽省文史館的國學大師李誠談文論道，李奉三與李誠談詩論文，相互唱和，兩人常從上午一直談到傍晚，竟不知疲倦。在旁邊的李克強常常為他們吟詩時抑揚頓挫、手舞足蹈，完全沉浸在詩文的境界之中的情景所感動。
少年的李克強聰明好學，天賦過人，使得李誠將其視為門生，諄諄教誨，向他講授中國的國學、治學的方法以及古今逸事，有時還認真地給他說文解字。
此後，李克強常來李誠家聽他說文解字。李誠則不顧體衰視弱，常給李克強開讀書目錄，就文風、為學和持身處世都給以諄諄教導。他要李克強讀《史記》、《漢書》、《後漢書》、《資治通鑑》等國史，並給李克強整段整段地背誦《昭明文選》、《古文辭類纂》等古文選。李誠家有藏書一萬餘冊，「文革」中沒有受到衝擊。因此，每當李克強聽完李誠講授後，總借回一書包的書回去讀。
李克強每有看不懂或聽不明白的地方，他就用平和的語調給他講解。有時還專門給李克強講授唐詩，一天講一首，而每講一首他可以用一小時的時間來旁徵博引，幾乎每一篇文章、每一首詩都使李克強渴望知識的心得到一種意外的收穫和滿足。
「文革」時代，搞五年制中學學習課程，也就是說，大部分的學子荒廢了五年，而李克強則在這段時間裡扎扎實實地打下了文史等知識的基礎。
李誠在「文革」末去世，其時李克強正在安徽鳳陽插隊務農，沒有能回合肥去奔喪。
一九九七年五月十五日，時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的李克強在《安徽日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追憶李誠先生〉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追憶了與恩師交往的點點滴滴，「李先生每天總是端坐在桌前，手不釋卷。或執筆圈點，或頷首低吟，日復一日，年年如此。」李克強對李誠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認為先生有著「吃冷豬肉、坐熱板凳」的治學態度，有著「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嚴謹原則。李誠的言語品行穿越了李克強的青少年時代，使李克強也通曉古今詩書，對他的人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到鳳陽東陵大隊插隊落戶
一九六九年，毛澤東發出的「知識青年到農村去，到邊疆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號召，把大批在城市裡失學及失業的青少年，統統搞到農村邊疆去務農。實際上是「文革」把中國的經濟搞到了快崩潰的邊緣，只能搞逆向倒退式的反動經濟，用拉低城市發展來擴大農業生產人口，全方位地降低全國城鄉人民的生活水平。
在這波知青上山下鄉大潮中，可以看到中共第五代領導人經歷中的一些有趣的共同現象。
以李克強和習近平而言，兩人家庭都是中共革命幹部家庭出身的背景。李克強的父親李奉三算是中級幹部，而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則是開國元勛、高級幹部。儘管級別有高低，但都想方設法讓孩子到自己曾經搞過革命的地方去插隊。說白了，這種中國式的投親靠友隱含著傳統的人情關係，希望孩子在鄉鄰鄉親、戰友部下等構織的關係網中得到照顧，得到有利於發展的成長環境，也是父母對孩子的拳拳之心。
一九七四年三月，李奉三與李克強商量後，與鳳陽縣老關係聯繫，決定讓李克強到鳳陽縣大廟公社東陵大隊（現東陵村）去插隊落戶。
「說鳳陽，道鳳陽，鳳陽本是個好地方，自從出了朱皇帝（元璋），十年倒有九年荒。」這首自明流傳至今的民謠，道出了鳳陽的貧窮。
鳳陽縣大廟公社東陵大隊，原是朱元璋給皇親劃建的陵園和祭祀廟宇，經幾百年動亂的風雨衝擊，陵墓早已被盜被掘，廟宇也早改成學校和民居，一片荒蕪破敗，早已沒有了當年皇陵的氣象。
李克強與一批知青初到東陵大隊，連住房也沒有，只能先借住在老鄉家，據一位現住在東陵村的李東林老人回憶：「當年李克強下鄉時，還是十多歲的青年，非常有熱情，非常有幹勁。當時一幫青年到了村裡，因沒屋住，李克強就與學生及當地村民一起到附近的山下搬石頭建屋，李老伯當年就與李克強一齊在山上搬過石頭，一齊建過屋。」……
摘自第二章 在北大紅如火的青春歲月
一、被北大招生辦破格錄取
填志願時的猶豫和出格
有關李克強仕途的一個版本說：「從插隊下鄉，到農村入黨，再到當上大隊黨支部書記，然後當上『安徽省學習毛澤東思想先進個人』，這些都是李奉三為李克強安排好的仕途，甚至李奉三還準備讓兒子做鳳陽縣委書記。」
在中共人治為主的官場裡，這個版本的說法有它合乎邏輯的道理。但事物的發展，畢竟不是直線的，有客觀條件的制約，更有主觀意識的能動性，在有時起著決定性作用。
一九七七年八月，中共第二代強人鄧小平在「文革」後第三次復出，主管國務院的文教工作，這位敢撥亂反正的強人拍板決定恢復高考。李克強通過廣播聽到這一消息，決定立即開始複習，準備趕考。總而言之，李克強決定中斷在仕途的暫時發展，渴望進入高等學府學習。
李奉三知道了兒子的這個決定，很支持。馬上給他寄去了高考複習資料和課本。
在勞動之餘，李克強起早摸黑地抓緊時間自學和複習。
但在如何填寫報考志願校時，李克強有過猶疑。李克強後來回憶：「在填寫高考志願之前，我曾收到一位邂逅相識的學者的來信。他早年畢業於北大，深以為那裡有知識的金字塔，因而在信中告誡我，要珍惜十年一遇的機會，把北大作為唯一的選擇。
當時的我多數時間是和鄉親們一起為生存而忙碌，幾乎不敢有奢望。在生存欲和求知欲的交織驅動下，我還是在第一志願填寫了本省一所師範學院的名字（安徽師範書院）—據說在師範學院讀書是不必付錢的。即便如此，我對北大依然存有難以抑制的嚮往，於是又在第二志願的欄位裡填下了北大。」
被北大破格錄取的真相
當然，這是一種出格的填法。但從李克強填寫高校志願一事中可以看到李克強與胡錦濤在思考和處理問題時有相似性，很現實且理性。據胡錦濤在泰州中學的同班同學蔡志強說：「胡錦濤主科成績雖然都在九十分以上，但還不算全校最頂尖的。」他又指出，「胡錦濤的體育雖然差些，但乒乓球打得很好。」
因此，胡錦濤的數學老師葉鳳梧在指導胡錦濤填高考志願時，對一心想進清華大學的胡錦濤說：「根據你的平時成績狀況和家庭出身（家庭出身為小業主），雖然可以報考清華，但選不到一流的科系，因為他們對考試成績及家庭出身要求很高。」葉老師建議他報考清華二、三流的科系。胡錦濤回家把葉老師的話告訴父親胡增玉，父子都覺得言之有理，就選報了水利工程系河川樞紐電站專業。根據一般人普遍的看法，這是一個畢業後需要深入邊遠荒涼地區做野外作業的專業。要經風霜雨雪，生活極不安定，不是一個熱門的學科，報考的人少，考上的機率也較大。
胡錦濤果然如願考上了清華大學，奠定了日後飛黃騰達的平台。日後，胡錦濤大力擢拔李克強或許也有性氣相通的原因吧。
而李克強報考高校那年，是「文革」停止招生達十餘年後的首次，也是中共建國以後競爭最激烈的一年，考生約有五百七十萬人，錄取比例是二十九比一，他擔心北大錄取分數線太高，儘管心儀燕園，只作為第二志願備選。
雖然這對北大有點不恭，安徽師範學院畢竟是個二類乃至三類的地方院校，但跳出農村求學是那個時代插隊知青最大的夢。
緊接著，是難熬的等待。二十天、十天、五天︙︙高考錄取通知終於收到，懸了多日的心終於放了下來，讓李克強興奮的是，自己被夢寐以求的北京大學法律系錄取，這在鳳陽轟動一時。
一九七七年底，李克強榮幸地成為「七七級」的一員。後來，李克強回憶：「大概是因為北大有優先權，它沒有計較我這幾乎不敬的做法，居然錄取了我。」
李克強的說法有點含糊的謙遜。而事實上，當年那個以意識形態為取向的中共高教部是以「分高學優、根正苗紅為當年法科學生的選拔標準。儘管政治氣候回暖，開始解凍的法科仍是絕密專業，頗有『陣地』意味。所有的法律教材封皮上都有『絕密』字樣，軍人、農村支部書記、中小學教員、地方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北大法律專業聚集了又紅又專的各路英雄」。
李克強是革命幹部家庭出身，本人又是大隊黨支部書記和「安徽省學習毛澤東思想先進個人」，政治資本雄厚，是進北大的重要因素。再說李克強高考成績也不錯，是達到了北大要求的又紅又專的標準了。
北大招生辦這一破格錄取，為打破中共領導人大部分出於清華和理工名校這一金箍魔咒解了套。李克強是中共第三代至第五代領導人中，以北大法學專業學歷進入中央政治局政常委和總理接班人的第一人。
中國政壇素有「大清王朝（指清華）北大荒」之說。現在這一說法正被改寫。隨著中國民主與法制的進步，中國今後應該有更多政法和文商學科的人材登上大位。
二、追隨名師為「黃埔一期」驕子
各路菁英雲集一堂
著名的《南方周末》曾介紹過北大法律系七七期的「這個大家庭」，「高考前相當一批人已經像高爾基（Maxim Gorky）那樣讀完了『我的大學』。李克強、何勤華當過基層黨團組織幹部，陳興良高考前是縣公安局的文員，姜明安、王紹光、武樹臣都是中學教師。
『這個大家庭』成員多數是『誤打誤撞』走上習法之路。何勤華想上復旦哲學系，結果被提前錄到北大；郭明瑞報的是吉林大學考古系，也沒能如願；王紹光的第一志願是美學，沒有上成；陳興良在一篇懷念昔日同窗周振想的文章中，稱自己也沒有將法律作為第一志願；周振想報的是中文系，後來轉系未果。
正是在這種特別的環境裡，相互之間的思想碰撞和知識交流，使北大法律系七七級形成了獨特的精神氣質。『一個學習的集體最好是由不同背景的人組成。』王紹光坦言，本科期間他從同學身上學到的東西，對自己日後的影響更大。」
勤奮苦讀師從名師龔祥瑞
儘管北大法律系七七級這批未來的共和國菁英，早就在社會大學混出點名堂了，但外語基礎及專業知識課水平還是很差或一片空白。
據現任華東政法大學校長何勤華在《法制日報》撰文回憶：「由於這一代人的小學、中學都在『文化大革命』度過的，沒有外語的基礎，所以李克強入學時的英語也不好，但他非常勤奮，自己製作一個小本本，正面是一個英語單詞，反面是中文解釋，苦記硬背，看到英語單詞認識了，理解了，就翻過去；不認識或者還不太記得住，就看反面的中文解釋。他走在路上也在背，上食堂吃飯排隊時也在背，外出坐公共汽車等車時也在背。正是由於他抓住了生活中點點滴滴的時間，拼命苦讀英語，因此，沒過多久，李克強的英語水平就上去了，大三以後就開始翻譯英文原版的法律文獻了。」
「李克強給人最深的印象就是學習異常用功。沒有課的時候，一早就離開宿舍，吃好早飯就去圖書館，除了出來吃中午飯和晚飯之外，一直要待到晚上閉館才離開。」
北大法律系擁有良好的師資和設備，名師中最著名的當推學貫中西的憲法行政法學家龔祥瑞。龔祥瑞早年專治政治學，曾赴英國深造，對西方政制、法治有親身體會，兼具政治學與法學的素養。《中華兒女》的文章指出，「聰明勤奮的李克強很快成為龔祥瑞的得意門生。李克強也崇拜兼具比較憲法和西方政治學素養的龔祥瑞。」
「文革」期間，公檢法被砸爛，憲法淪為廢紙。教學中一些老師對憲法話題則噤若寒蟬。然而，龔祥瑞在課堂上暢談民主憲政真義，讓李克強等深深感受到「恰似天降甘霖」。
在龔祥瑞那裡，李克強知道了何謂真正的自由主義和憲政精神。龔祥瑞主張，憲法具有最高性，即使最高權力機關也必須遵守。在憲法之上再也沒有無所不能、無所不在的「上帝」或「正確領導」。龔祥瑞告訴李克強他們，憲政道路就是法治的道路，法治是走向民主的第一步。對於剛剛經歷過「文革」的李克強來說，這些憲政主張猶如石破天驚，也讓他熱血沸騰。在龔祥瑞的引領下，李克強漸漸著重轉向外國憲法和比較政治的學習。
在校期間，李克強已經在學術上嶄露頭角，曾經提交一份論文〈法治機器與社會的系統、資訊及控制〉，試圖以現代控制論和系統論解釋法學學科問題，被學校評為優秀論文，同時也得到龔祥瑞的好評：「它是把系統論、控制論和資訊理論等新型科學方法運用到法學研究的一次嘗試。」
與此同時，李克強翻譯的《英國憲法史綱》由法律系列印，作為教學的參考資料。
當時，西方發達國家開始湧動新技術革命的浪潮，並且向社會領域侵襲，電腦科技也在與法律聯姻。龔祥瑞認為有必要向國內介紹這種動向，於是便草擬了一篇文章。
但同時又以為自己的學生作為面向未來的一代，應該對此有更濃的興趣。為此，他把文稿交給了得意門生李克強，並要求他作補充及至修改。
李克強後來撰文回憶：「大概因為我當時還年輕，更因為我常受先生們那種尋常心態的感染，竟然毫無顧忌地按龔先生的要求做了，而且是以平常心交還給他。龔先生收到修改稿後當即認可，並把我和他的名字並列在一起拿到一家法學雜誌去發表。
當時的法學雜誌種類還很少，可以推測，編輯部之所以願意很快發表這篇文章，主要是因為有龔先生的名字。」李克強感慨地寫道：「在北大，學生與先生所具有的某種平等關係，是基於對知識的尊重，對真理的崇尚。面對知識與真理，無所謂個人的體面和尊嚴。這也可以說是一種師道。」
「龔先生講的比較憲法，很多內容都和比較政治相關。」李克強對政治學的興趣和龔老先生的啟發直接相關。北大法律系七七級的八十二名學生中多有比較憲法和西方政治的熱衷者，在課堂上，龔先生的家裡，都是他們討論、研習的場所。
姜明安時常憶起那段時光。在龔祥瑞家的小庭院裡，幾個人一起討論歐美政制，「龔老師自編的教材，往往會指定一個人作報告，其他人聽完後點評。」姜明安說。
龔祥瑞主張三權分立、多黨制等，有些主張至今仍是禁忌。陶景洲印象最深的是龔老對「責任」的講解：「你必須完成交給你的事，如果無法完成，必須解釋原因。一個對人民負責的政府必須完成人民交給的事，如果無法完成，必須向人民解釋原因，這才是真正負責任的政府。」
在龔祥瑞的影響下，姜明安開始「拋棄」了馬諾辛（В. М. Манохин）的《蘇維埃行政法》，轉向詹寧斯（Ivor Jennings）的《英國議會》（Parliament）、戴雪（Albert Venn Dicey）的《英憲精義》（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Constitution），並在一九八一年開始自學英語。李克強、陶景洲也漸漸著重轉向外國憲法和比較政治的學習。他們幾人幫助龔祥瑞翻譯了《比較憲法與行政法》。
教過七七級的北大法學院教授楊敦先親切地稱呼當年八十二位法律系學生為「黃埔一期」。楊敦先回憶說，「黃埔一期」思想活躍，「一般學生不能比」。楊敦先印象最深的是李克強，他經常思考立法和國家政治制度的互動。同學之間的討論也相當積極，同學陳興良說，他到人民大學讀研究所後，偶爾也會回到北大和李克強討論相關的理論問題。一九八二年一月，「黃埔一期」畢業，李克強等二十七位學生被評為北大優秀畢業生。
一九八二年畢業留校擔任北大團委書記後，李克強仍然師從龔祥瑞，專攻外國商法，寫出過經濟論文〈經濟改革中市場的法律控制〉，翻譯了《改進法律機制以適應經濟的發展》，並在龔祥瑞指導下，與楊百揆、劉庸安翻譯了英國著名法官丹寧勳爵（Baron Denning）的名著《法律的正常程序》（The due process of law）。該譯著由群眾出版社出版，如今仍然一版再版，而李克強是該書第一譯者。
在翻譯《法律的正常程序》時，英國的法律著作中常有一些古詞語，既難懂且難譯。一天，李克強遇有一詞，實在弄不通，恰好因為參加校外一次會議，與國學大師季羨林同住在西苑飯店，就向季先生請教。季羨林先生當即做了回答，但同時又說：「你可以先這樣。」李克強當時還不理解他說的意思，當天晚上又發現季先生沒有住在飯店，次日季先生返回，即向李克強說明了這個詞的由來，多種含義解釋得十分詳盡。「我不敢想像季先生是否因為這件事而返校，但我敢肯定季先生當晚認真地查閱了這個詞。也許，季先生並不是一定要向我傳授某種知識，他的所作所為實際上是在詮釋著『我愛我師，我更愛真理』的含義。」多年之後，李克強回憶起這件事，仍然感慨不已，在他看來，馬石江把自己帶入了共青團事業的工作之中，而季羨林讓自己懂得了如何為學與處世。為此，「馬（石江）季（羨林）」兩師同樣讓李克強終身難忘。
帶職攻讀碩士與博士
有人說，李克強總能先人半拍。在團中央工作期間，他就讀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的碩士、博士研究生。李克強當過知青，知道農村經濟凋敝，每到年初許多地方就鬧「春荒」，沒有飯吃農民就成群結隊出去討飯。在讀北大在職研究生時，他關注中國農村經濟。一九八八年，他以〈農村工業化：結構轉換中的選擇〉一文獲得經濟學碩士，指導老師是經濟學家蕭灼基。後來，師從經濟學家厲以寧，在一九九五年拿到博士學位。
而今，在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二樓展廳陳列著該院前院長厲以寧的諸多著作，其中一本名為《走向繁榮的戰略選擇》，為厲以寧與他的三名弟子合著。那是一九九一年八月，厲以寧把李克強、李源潮、孟曉蘇三位在職博士生以前的碩士論文整理成一本書，並為書的其他章節作了補充，加上股份制的內容，定名為《走向繁榮的戰略選擇》，當年由經濟日報出版社出版後，備受經濟學界關注。讓人難以置信的是，這本書的所有論點後來完全被認同，漸漸變為正在實行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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