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離啟蒙的文學現代派與世俗化浪潮 啟蒙，是二十世紀中國思想的一個重要主題。從「五四」運動呼喚「科學與民主」到「文革」以後以破除「現代迷信」為核心的思想解放運動（所謂「新啟蒙」），作為現代化開路先鋒的知識份子前赴後繼，譜寫了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的光輝篇章，也為推動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現在的問題是：如何看待兩次現代啟蒙運動的終結？ 在當代學界，關於世紀初啟蒙運動的終結，有李澤厚先生關於「救亡壓倒啟蒙」的論斷，曾經在一九八○年代影響巨大。這一學說既總結了歷史的教訓，也為當代「新啟蒙」運動提供了堅實的理論依據。到了一九九○年代，在總結、反思一九八○年代思想遺產的浪潮中，一批深受現代西方「後現代」思潮影響的學者宣告了「新啟蒙」的終結，其中，張頤武的有關論述是很有代表性的：「海子之死加上八九年中國美術館的槍擊事件構成了整個時代的背景：新時期那套話語的合法性終結，不僅因為政治變動，而是時代本身發生了轉變。啟蒙的，現代性的話語原來的意義已經枯竭。『後新時期』是一個在商業化和大眾傳媒支配下多元話語形成的時期……精英文化既喪失政治合法性，又喪失文化合法性」，因此只好「放棄整體目標，放棄啟蒙的任務」。 這樣的說法為許多青年學子所認可。 也就是說，在二十世紀的前半葉，是救亡壓倒了啟蒙；到了二十世紀末，又是商業化（其實也就是現代化）壓倒了啟蒙。如此說來，啟蒙的影響力為什麼那麼有限？一個可能的答案也許是：啟蒙是知識份子的事業，而知識份子在中國的人口總數中一直是少數。以少數人的呐喊去改變多數人的思想觀念、生活方式，常常不那麼容易。（雖然知識份子在人類歷史上一直扮演了不斷改革、改善人類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的嚮導角色。）但問題不止於此。現實矛盾的錯綜複雜，常常只有在時過境遷以後才漸漸顯示出來。 現代主義的衝擊 一九八○年代，是啟蒙浪潮再度高漲的年代。但是，在多元化的思想文化格局中，啟蒙只是其中的一元。具有理想主義色彩的啟蒙主張從一開始就遭遇了具有虛無主義色彩的現代主義的衝擊。 作為一種追求文學創作新思維的文學思潮，現代主義一開始似乎只是以新的觀念、新的手法引人注目的。從北島、舒婷、顧城等人為代表的「朦朧詩人」和以王蒙的「意識流」小說為代表的「新潮小說」開闢了中國文學發展的新空間。與此同時，虛無主義的浪潮也隨著文學新潮一起進入了當代人的思想視野，動搖著長期以來佔據了主導地位的樂觀主義世界觀——在北島的〈一切〉中，充滿了悲涼的歎息：「一切都是命運／一切都是煙雲／……一切語言都是重複／……一切信仰都帶著呻吟……」這首詩曾經觸發了舒婷的〈這也是一切〉：「不是一切呼籲都沒有迴響；／不是一切損失都無法補償；不是一切深淵都是滅亡／……不是一切心靈／都可以踩在腳下，爛在泥裏；／不是一切後果／都是眼淚血印，而不展現歡容」，可舒婷也寫出過十分無奈的詩篇〈牆〉：「我無法反抗牆，／只有反抗的願望。」「我是什麼？／它是什麼？很可能／它是我的漸漸老化的皮膚，／既感覺不到雨寒風霜，／也接受不了米蘭的芬芳。／還有可能／我只是株車前草，／裝飾性地寄生在它的泥縫裏，／我偶然，它必然。」還有「童話詩人」顧城，也在〈我是一個任性的孩子〉中寫下了這樣的悵惘：「我在希望／在想／但不知為什麼／我沒有領到蠟筆／沒有得到一個彩色的時刻／我只有我／我的手指和創痛／只有撕碎那一張張／心愛的白紙／讓它們去尋找蝴蝶／讓它們從今天消失」。這些傷感而無奈的歎息，在啟蒙思潮高漲的一九八○年代也並不稀少。從那個年代過來的人應該都還記得，記得潘曉的歎息——「人生的路啊，怎麼越走越窄？」記得那些引起過爭議的電影、劇本和小說《苦戀》、《在社會的檔案裏》、《假如我是真的》、《飛天》中那沉重的絕望，記得報刊上關於「信仰危機」的討論……其中有對於苦難歷史的悲歎，也有對西方虛無主義的認同。儘管這種虛無主義的情緒常常受到「主旋律」的批評和打壓，但並沒有、也不可能煙消雲散。到了一九八○年代中期，隨著「新潮文學」的進一步風起雲湧，以韓少功的《爸爸爸》、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徐星的《無主題變奏》等作品為代表的「新潮小說」和以一九八六年《深圳青年報》、安徽《詩歌報》共同推出的「中國詩壇一九八六現代詩群體大展」為代表的「現代詩」潮流，不約而同地強化了虛無主義的時代主題。一直到「新潮小說」退潮以後，緊跟而上的「新寫實小說」仍然繼承了虛無主義的主題，以一批描寫「煩惱人生」無邊苦悶的作品表達了對虛無主義的認同。如果說，「朦朧詩」中的虛無主義情緒還散發出「小資情調」的氣息，那麼，「新寫實小說」則充分宣洩了老百姓生活的苦悶與無奈。劉震雲的《一地雞毛》、池莉的《煩惱人生》寫出了「活著」的煩惱與無意義；方方的《風景》、余華的《現實一種》解構了「家」的溫馨，展示了家庭暴力的殘酷；蘇童的《妻妾成群》、《紅粉》消解了「女神」的神話，剖析了女性心理深處的陰暗；他的《刺青時代》、《黑臉家林》和劉恒的《逍遙遊》、《黑的雪》則質疑了「童心」的傳說，還原了少年的喧嘩與騷動……一時間，虛無主義的浪潮大漲。雖然從文學創作手法的角度看，「新寫實小說」是對於「新潮小說」的反撥，同時也是對於現實主義的回歸，但從格調和精神這個角度看，「新寫實小說」明顯繼承了「新潮小說」的虛無主義內核，並以更加驚世駭俗、更加審醜溢惡的風格將那虛無主義又向極端的方向推動了一大步。 而既然生命的意義是虛無，那麼「啟蒙」又有什麼用？當年，魯迅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以後深刻反思了啟蒙的悲哀，把自己的啟蒙比作「幫助」「排吃人的筵宴」：「中國的筵席上有一種『醉蝦』，蝦越鮮活，吃的人便越高興，越暢快。我就是做這醉蝦的幫手，弄清了老實而不幸的青年的腦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覺，使他萬一遭災時來嘗加倍的苦痛，同時給憎惡他的人們賞玩這較靈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樂。」 話雖有憤激之嫌，卻不無深刻之見。這樣的深刻之見一方面顯示了魯迅在啟蒙與絕望之間的無盡彷徨，另一方面也的確寫出了思想啟蒙的悲哀：啟蒙給許多人帶來的痛苦，常常為啟蒙者始料未及。而啟蒙者因為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巨大差距常常發出的憤激之辭、絕望之語，也常常在道出了人生的殘酷與無奈的同時，曝露了啟蒙思想的陰暗一面：在「改造國民性」思想的深處，無疑有民族虛無主義的陰影；而在如何「改造國民性」的問題上，自由主義與激進主義、保守主義、社會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之間展開的錯綜複雜的殘酷鬥爭也使我們民族付出了極其慘重的代價。而在倡導「民主與科學」的新文化思潮中，也存在著民主與個性的矛盾（「文革」中的「大民主」就是戕害個性的黑幡，更不要說「民主集中制」導致的一幕幕權力鬥爭的悲劇），還有崇尚科學與宗教信仰自由之間的矛盾、開發自然與保護環境之間的矛盾等等問題。其中的許多問題，是現代化運動也解決不了的。也正因為有如此錯綜複雜的矛盾與鬥爭、代價與教訓，才使得虛無主義一直有著比較廣闊的市場——從魯迅、周作人到北島、韓少功，一直綿綿不絕。連性情溫和、追尋信仰的史鐵生在一九八六年末就已經明白：「不知道上帝把什麼給藏起來了。誰也不知道」，於是活著的意義就在於「在命定的路上行走」（中篇小說〈禮拜日〉）；連曾經寫出過〈北方的河〉的當代理想主義代表人物張承志也在一九八九年的中篇小說〈西省暗殺考〉中終於發出了絕望的歎息：「剛烈死了。情感死了。正義死了。時代已變，機緣已去」，他只好自比為「一朵錯開的花」（中篇小說〈錯開的花〉）；而在「尋根派」韓少功看來，「真正偉大的人格就是既看透了一切又充滿著博愛」，他眼中的魯迅就是典範：「他看透了很多事情，有時裝糊塗，有些事情看起來沒有意思，可他還是去辦。」 他的中篇小說〈爸爸爸〉就是通過一個種族的衰落揭示這樣的主題：「理性和非理性都成了荒誕，新黨和舊黨都無力救世。」 在當代作家的陣營中，史鐵生、張承志、韓少功都是知青出身，都比較注意堅守作家的社會責任感，也都不似北島那樣寒氣逼人。他們的作品，或充滿博愛的溫情（如史鐵生），或張揚浪漫的激情（如張承志），或富有理性的思想（如韓少功），但即使如此，他們也不能不直面慘澹的人生。由此可見虛無主義力量的強大。 就這樣，「現代派」在給當代中國文壇帶來了創新的活力、多元化的格局的同時，也將迷惘、苦悶、絕望、瘋狂的虛無主義情緒帶入了中國。這樣的情緒像瘟疫一樣在充滿青春期苦悶的青年中迅速擴散開來，並將「文革」結束以後一度洋溢於中國思想文化界的啟蒙主義使命感、理想主義上進心沖了個七零八落。就像美國思想家丹尼爾•貝爾在批判現代主義文化、後現代主義時談到的那樣：「……現代主義文化——承接了同魔鬼打交道的任務。可它不像宗教那樣去馴服魔鬼，而是以世俗文化（藝術與文學）的姿態去擁抱、發掘、鑽研它，逐漸視其為創造的源泉。」而且，「今天，現代主義已經消耗殆盡。……反叛的激情被『文化大眾』加以制度化了。它的試驗形式也變成了廣告和流行時裝的符號象徵。」而「各式各樣的後現代主義（它們以幻覺拓展意識的無窮疆界）僅僅是在對個性的抹殺中努力分解自我。」這裏，現代主義文化呈現為一種深刻的悖論：一方面，它是現代文化的產物。它是在現代社會的重壓下個性發出的尖叫。它對現代社會的批判既尖刻又變態；另一方面，它又因為找不到出路、或者是在上下求索都碰壁的情況下徹底放棄了變革現實的想法，而在封閉自我、銷磨自我、放縱頹唐的情緒中將最後的希望寄託在文藝手法的變革中。回眸文化發展的歷程，我們不難發現：以啟蒙主義為先鋒的現代思想在成功喚起了現代人的個性意識以後不久就遭遇了那些崇尚叛逆、頹廢放蕩的個性的狙擊。而個性在現代化社會體制下被異化、被擠壓的痛苦也進一步凸現了個性的脆弱與無助。啟蒙運動喚起了人類的個性意識，但個性的脆弱與無助與人性中的其他弱點（諸如妄自尊大、排斥異己、貪婪、嫉妒、懶惰等等）一起，又在現代社會遭遇了新的困境。 而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從「人性惡」的角度質疑過啟蒙思想。在他那部著名的《地下室手記》中，他告訴人們：「是誰第一個宣告，說人只是因為不知道自己真正的利益，所以才做壞事的；又說如果給他以啟蒙，讓他看到真正的、正常的利益，那麼他便會立即停止幹壞事，便會立即成為善良的和高尚的人，因為他既受了啟蒙，並懂得了自己真正的利益，因此就會看出在善的裏面有他自己的利益，而大家知道，沒有一個人會因為故意反對本身的利益而行動……」可作家卻指出：「無數事實證明，人們明明知道，也就是說，完全懂得自己的真正利益所在，卻把它們置之腦後，反而奔上另一條道路去冒險、去碰運氣……可見這種固執和任性的確對他們比一切利益更為愉快」。這裏的問題是理性主義的啟蒙思想迴避不了又解決不了的。因為，「這可就是整個的心理學了呀。」人心的深不可測，人心的瞬息多變，人心的難以理喻，人心的猶豫彷徨，常常是啟蒙理論難以對症下藥的。 我無意低估啟蒙思想在人類思想史上發揮過的巨大推動作用。但就像任何思想都不可能無懈可擊，不可能永不褪色一樣，啟蒙思想也有啟蒙思想的盲區和誤區。正是這些盲區和誤區的存在與難以消除，才有了非理性主義（現代派的主要思想武器）的崛起與流行。而非理性主義在一百多年的時間裏相當有力地改變了人類的文化觀念和思想意識，也足以表明啟蒙主義的脆弱。我想，這很可能與啟蒙主義的知識份子氣質有關吧。啟蒙主義，是一種知識份子的理論主張，帶有濃厚的理想主義和理性主義色彩。但在知識份子的思想觀念與大眾的文化習俗之間，常常存在著難以逾越的鴻溝。不錯，在歷史上曾經有過這樣的時刻：知識份子在啟蒙思想的鼓舞下，深入民間，喚起民眾，並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社會。但這樣的事情常常發生在那些非常時期（例如十九世紀的俄國民主主義運動和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民主主義革命運動）。而且，在那些非常的歷史時期，啟蒙思想在普及的過程中也常常是發生了深刻的變異的。知識份子對大眾傳播的那些啟蒙思想常識常常是要經過大眾的檢驗與選擇的，而這檢驗與選擇又常常是要經過他們的傳統文化觀念的過濾的。因此，大眾對啟蒙思想的接受就常常是打了折扣的。民間傳統文化觀念的根深蒂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啟蒙思想的動搖與顛覆，是很可以打個問號的。經過現代啟蒙風雨的沖洗以後，西方宗教文化的依然穩固，中國民間儒家禮儀、道教迷信、佛家信仰的深入人心，都是例證。 也許，這不應該僅僅被看作是知識份子文化的悲哀。這其實也是人類的本性的悲哀。 回到我們的話題上來。 「新潮文學」就這樣有力狙擊了新時期啟蒙運動的深入發展。由於「新潮文學」的那套話語的過於西化，雖經期刊界、評論界和書商的大力炒作，也終於在「個性化」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並因為遠離大眾的「先鋒」姿態而受到了大眾的冷遇。這樣，在現代化進程中，「新潮文學」只短暫地熱鬧了幾年（其高潮只在一九八五─一九八六這兩年間），就不得不讓位給了「新寫實小說」和「通俗文學」。 前面說過，「新寫實小說」在精神實質上是繼承了「新潮文學」的虛無主義內核的。另一方面，「新寫實小說」貼近百姓生活的姿態又是世俗化浪潮高漲的重要標誌。下面，我想從當代文學的世俗化思潮這個角度，來回顧一下當代作家走近大眾（但決不再是為了啟蒙，而是認同世俗生活價值觀）的大略旅程，看看他們是如何悄悄離開啟蒙的旗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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