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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有意詢問過二十位朋友，算是一次小範圍的調查。提出的問題很簡單：「知道周有光嗎？」
有十八個人茫然反問：「周有光是誰？」
還有一個人作思索狀：「周有光？是不是和沈從文有什麼關係？」
聽到這個回答，我不知應當感到欣慰還是悲哀：周有光的名氣，居然還要從沈從文那裏「借光」？
只有第二十個人很堅定地回答：「知道。不就是『漢語拼音之父』嘛！」
這回答還算靠譜，但不完全對。現今人們動輒授人以什麼什麼「之父」的名號，既不客觀，也太俗氣，周有光本人並不認可。
說周有光是《漢語拼音方案》的創始人之一，基本準確些。
作為二十一世紀的現代中國人，只要你使用手機、只要你使用電腦，只要你查字典……你就離不開周有光的成果——「漢語拼音方案」。
但是，僅憑這一點，還無法涵蓋周有光那跨越兩個世紀的人生；更何況，他還在不斷做出許多讓人驚歎的新事情呢。
說到這裏，人們一定更要追問：「周有光到底是誰？」
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
如前面那位朋友所說，周有光的確與著名作家沈從文有密切的關係，他們是連襟。周有光的夫人張允和出身名門，葉聖陶曾說，張家的「四個才女，誰娶到了都會幸福一輩子。」周有光就是「幸福一輩子」的人之一。沈從文同樣幸福，娶到了張家三女張兆和。張家四女的婚姻，本來就是相當動人的故事。
張允和不愧「才女」稱號，晚年出版了多部文集，她撰寫的《昆曲日記》，堪稱研究昆曲歷史的「教科書」；張家十姊弟早年創辦的家庭刊物《水》頗有名氣，在停刊近七十年後由張允和主持復刊，被戲稱為「世界上最小的刊物、最老的編輯」，至今仍由張家的成員繼續編輯，海內外的許多名人都是它的忠實讀者。所以張允和曾得意地拿自己的夫君打趣：「我比有光更有光！」
然而周有光無需借助夫人或連襟的名氣，自己本身就相當「有光」。
周有光於一九○六年生於常州，經歷過清末、北洋政府、民國政府和新中國不同的時代，百年人生，頗具傳奇色彩。他早年在經濟與金融領域頗有建樹，五十歲時卻突然改行從事語言文字工作；七十多歲了還參加《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的翻譯出版，是中美聯合編審委員會的中方三位成員之一。家中小輩與他調侃，說爺爺你虧了，你搞經濟半途而廢，你搞語文半路出家，兩個半合起來是一個「○」。周有光笑答： 一點不錯， 我就是這麼一回事！他說： 「我從八十一歲開始，作為一歲，從頭算起。」
一九九一年，「五歲」的周有光正式離開工作崗位，他自命「學人」，把重新學習稱為「自我掃盲」。他的「掃盲」成果是，二十年來，基本每月發表一篇文章，每年至少出版一部著作。百歲以後——在他算來是「二十歲」以後，還陸續出版了《百歲新稿》、《語言文字學的新探索》、《見聞隨筆》、《學思集：周有光文化論稿》、《周有光百歲口述》、《朝聞道集》、《拾貝集》等新作，內容涉獵廣泛，筆鋒頗顯犀利，觀點相當尖銳，引起強烈的社會反響。在二○一○年的第十一屆深圳讀書月活動中，《朝聞道集》入選「年度十大好書」；二○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周有光獲得由中華文化促進會、南京市政府、鳳凰衛視聯合評選的「中華文化人物」稱號；十二月十九日，他又入選「南方人物週刊中國魅力榜」，被譽為「大音之魅」而獲得「中國魅力人物」稱號。如此業績，堪稱文壇奇蹟。有趣的是，二○一○年六月，已經進入人生第一百零五個年頭的周有光，還在網上開闢了博客；更有趣的是，他的博客不僅引來大批「粉絲」追捧，還招致許多惡言辱罵，而他對這些追捧和辱罵均付之一笑；他的口頭禪是：「好玩極了！」
這樣一位「好玩極了」的老人，是不是很值得一讀呢？
我自二○○二年與周有光、張允和夫婦結識，屢經交往，自有許多感觸積存心頭，幾經躊躇，終於耐不住誘惑，貿然下筆寫了這部書。自知文筆拙劣，只怕未能「有光」，反倒減彩，所以先把醜話說在頭裏：這書只是一幅技法欠佳的速寫，要想真正品味「百歲學人」的文風，還是得去看他自己的作品。
在這本書中，我依然採取「走讀」的方式，從周有光的出生地常州起步，先後走訪了他生活和工作過的蘇州、上海、杭州、重慶、成都、北京以及當年下放勞動過的寧夏西大灘等城市或地區。力求在追尋周有光百年人生軌跡的過程中，探求一個中國知識份子思想演化的脈絡；把一個人和一個家庭的命運投射在歷史與社會的大背景下，與讀者一起領略諸多更深層次的感悟。
這不是一部嚴格意義上的人物傳記，也不是遊記隨筆或採訪手記，它似乎像一種「雜燴」，說不出什麼明確的體裁和章法。籠統說來，它只是將我的「走讀」過程及具體感受摻雜於故事的敘述之中，力求使讀者能有「身臨其境」、「心臨其境」的觸動。如此嘗試，希望能夠為讀者所接受。
書中使用了二百七十餘幅圖片，並依然保持我以往的習慣：其中的景物照片均屬我實地拍攝；書中的那些人物畫像、速寫等等，也由我親自繪製。同時，還選用了周有光、張允和夫婦家庭相冊以及所著書籍中的部分照片，作為珍貴的資料。此外還有一些歷史照片，多是直接攝自有關的博物館或專題展覽。這書是否值得一閱，還是等待讀者評價吧。
陳光中 二○一一年二月於北京會城門
後記
在電腦上製作完成的最後一幅插圖，是沙灘後街五十五號的地理位置圖。
巧得很，這天是二○一一年一月十日，距去年去有光先生家的日子，恰為一年。
三百六十五天的時間，就這樣悄然無息地過去了，實在讓人感慨。
繪製地圖有一個特殊的效應：在重新接觸那些地名的時候，會勾起許多具體而親切的回憶。
一年以前，我對其中的不少地方還是一無所知，更不知道會遇到一些什麼樣的人物和事情。而一年間，下江浙、去西南、走西北，屈指細算，僅乘坐火車所走過的路程，累計也有九千九百八十五公里了。如今回想起來，在這「行萬里路」的經歷中，還是有許多收穫和感動的。
對於那些曾經給予過諸多指點和幫助的人們，我心中多有感激。最先想到的是張曉穎女士，當年正是由於她的建議，我貿然闖進了蘇州九如巷張家，如此才有了這本書；她的夫君曹寧先生，作為相識多年的老朋友，一直給予積極的幫助，巧的是，此次去成都，我偶然得知他的父母抗戰期間都在重慶，專程前去拜訪，聽兩位老人講述了許多有趣的故事，實難忘懷。至於蘇州九如巷的張寰和先生，已是多次交往，那對坐懇談的情景，歷歷在目。還有北京作家龐暘女士，常州青果巷的潘再生先生，周氏族人周蔚春先生，蘭州的老朋友邵笑女士，以及許多偶然相遇不知姓名的好人，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還有妻子小敏，作為「第一讀者」和「首席校對」，付出了與我同樣多的勞動。
當然，最應當感謝的還是周有光、張允和夫婦以及周曉平先生。這書中所引用的大量資料，源自周有光及張允和先生所著的《多情人不老》、《朝聞道集》、《拾貝集》、《周有光百歲口述》（周有光口述、李懷宇撰寫）、《張家舊事》（張允和口述、葉稚珊編寫）、《最後的閨秀》諸多書籍以及家庭刊物《水》等；其中的許多照片，攝自他們的家庭相冊。正是由於他們的信任與坦誠，才使我的「走讀」得以順利進行。
如此，除了「後記」，這本書的所有文圖已經基本完成。
於是下筆寫這「後記」。
一月十三日是有光先生一百零五周歲的生日，本想前去祝壽的，更何況前段時間他的身體一直不太好，先是腸胃不適，繼而感冒，接著又持續咳嗽，讓人很是惦念，早有探望之意。按常規，我自然是要事先打電話詢問的，不料，連續幾天，保姆小田接電話的時候口氣都有些為難：這兩天家裏來人太多了！從電話裏就聽到那邊人聲鼎沸十分熱鬧，我想，還是等等吧。
幾天裏倒是辦成一件重要的事情。感謝中國文史出版社的領導以及王文運先生，決定出版本書。這應算是送給有光先生一份特殊的壽禮吧。
等到周家消停了一些，我終於得到上門的機會。
仍是那間熟悉的小屋，仍是那張熟悉的小桌。見我進屋，他笑著揮手打招呼。此前他顯然正在工作，那台熟悉的電子打字機就擺在桌上。他讓我稍等一會，關上打字機的電源，用一塊花布包袱皮裹好。我想伸手幫忙，被他拒絕了：「你不知道怎麼放。」他自己把包袱塞到小櫃旁的角落裏，回身坐好，臉上是燦爛的笑容：「好了！我們可以說話了！」
時間是下午三時，有光先生該喝他那始終不變的下午茶了。我端起小櫃上的杯子遞給他，發現杯子是涼的。他解釋說：「這個是酸牛奶。酸牛奶本來就是吃涼的，不煮的。因為我吃飯吃得很少，保姆說我營養不好，就吃一杯酸牛奶補充。」
看來他已經痊癒了。
聽到我說書稿即將出版的消息，他很高興，我乘機提出請他題寫一個自己的名字，將來可以作為書名的一部分。在請名人題字這件事上，我一向有些膽怯，一旦遭到拒絕，難免感到尷尬。不料有光先生欣然應允，還嫌我帶去的紙張太小，要保姆另取幾張大的來。他說：「我寫得大一些，你將來可以縮的。」
在落款的時候，他停筆跟我商量：「我還是寫一月十三，我生日那天？」
我當然同意。
此時我得寸進尺，又提出一個要求：「您能不能再寫一個題詞？隨便寫些什麼，比如對未來的展望、對歷史的思考，對人生的回顧、對故鄉的記憶等等……」
他說：「好的。」
他攤好紙，下筆就寫。
他寫的是：「要從世界看國家，不要從國家看世界。」
他說：「我最近常常寫這句話。這是整個世界觀的改變。」
在回來的路上，我始終在琢磨有光先生的題詞。
我想，他的話值得我們深深思索。
陳光中 二○一一年二月於北京會城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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