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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現實政治的虛妄
「蝗蟲論」、「港人是狗論」等喧聲呈現的中港矛盾，以及特首選舉中出現的「誠信重要論」，隱含著兩種表面對立但實質互補的政治觀，也就是「現實政治」(realpolitik)和「(泛)道德主義」。
虛擬的「現實政治」
所謂「現實政治」，是指政治的考量所依據的是赤裸的利益計算，而資源分配的爭奪和勝負，則完全取決於政治實力，而非建基於道德原則或普世價值。在香港的當代語境中，強調「現實政治」，隱含了「這是政治，蠢蛋！」(This is politics, stupid!)的潛台詞，矛頭往往指向無條件地堅持普世價值的「(泛)道德主義」，批判其過於理想天真。
例如，在有關外傭居港權和雙非孕婦的論爭中，一種流行的說法，正是指控社會運動倘不積極回應保衛本土利益的訴求，也就是若不在某程度上加上排外的大合唱，將會失去政治的主導權，讓右翼的民粹力量獨領風騷。
然而，這種對所謂「現實政治」的強調，其自身的「現實性」，卻頗堪商榷。政治的目標，離不開促進某種社會改造，又或是推動某些政策，最終的目標，仍然是為了解決特定社群的問題。於是，右翼的保守政治想要維護的，是既得利益階層的現況，不惜動用國家機器的暴力，以維穩或追求「秩序」；相反，左翼基進力量則渴望平等公義，站在受壓迫者一邊，嘗試限制官商權力的無限擴展，甚至不惜發動革命，以推翻在位的統治集團。政治本是達致這些不同目標的手段和爭持過程，但在「現實政治論」手上，「政治」卻往往變成了「目標」，也就是維護參政者自身的生存或權位。
如果「現實政治」論者願意坦承其政治目標，只是一種馬基維里(Machiavelli)《君王論》的現代犬儒詮釋，當中的非道德主義(amoralism)，或赤裸的個人利益計算，是參與政治的唯一考量，那麼，「現實政治論」與保衛「本土」社群利益的訴求，自然不一定有甚麼連繫。事實上，高揚「現實政治」的聲音，其實並沒有很清楚表明其所追求的，究竟是誰的利益，也沒有嘗試澄清「本土」社群其實包括了甚麼、排拒了甚麼。如果對這些問題沒有答案，「現實政治論」宣稱其代表「本土」訴求，其實並不是那麼現實的；缺乏明確的主體利益，也只能是一種虛擬的政治。
重思「本土」
一種簡化版的「本土」訴求，主要是透過排外(包括反括)來建構的。在這種論述下，「本土」或「港人」很容易變成了沒有差異的同一社群，剩下一種單一的訴求，而且只能是透過排外來界定的──好像只要大陸雙非孕婦不在來港，「本土」不同社群面對的醫療問題就能迎刃而解。
自然，來港產子的大陸雙非孕婦數量越來越多，短期內肯定會加重本地醫療體系的壓力。不過，雙非孕婦這議題所彰顯的，其實是本地以至國內及全球社會的兩極分化下所催生的結構性問題，把矛頭僅指向雙非孕婦，無異於在不勝負荷的駝背加上最後一根稻草，不僅沒有針對社會的「深層次矛盾」，更有可能以「現實政治」的措辭，模糊甚至取代了現實的政治問題。如果「反雙非」的政治目標，是為「本土」港人（特別是佔人口大多數的中低收入社群）爭取良好的醫療服務，那麼要處理的問題應是：「怎樣才能建立或維持一個對大部分本土社群友善的醫療系統？」
要對症下藥，首先需釐清問題的成因。香港大部分中收入社群難以獲得良好的醫療服務，根源自貧富的進一步分化。與地產或零售市場一樣，醫療服務也朝兩極的「市場」發展：一方面富人（包括國內新富）數量激增，其高消費能力支�了私院不斷吸納政府醫護人才；另一方面中低收入社群及老年人口的大幅上升，加上流感和慢性疾病的跳增，而醫管局的管理卻出現各種弊端，引致公營醫護人員面對愈來愈大的工作壓力。2011年四月護協的「嬲爆、勁灰、喪頹」貼紙，矛頭除指向醫管局的管理，還同時訴說了公院護士流失嚴重、大量空缺未補的嚴峻現實，當中最嚴重的還不是產房婦科，而是急症內科。
倘若提出「現實政治」真的是為了滿足本地社群的醫療服務及其他社會需求，那麼真正現實的做法，應是首先探討「反雙非」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有助建立或維持一個對本港大部分人口友善的醫療系統，再追問「反雙非」的過程中，會否產生一些非經意的負面政治效果，例如強化了對鄉音未改但也是貨真價實的「本土」一員的低收入新移民的歧視，令他們更難享用本地的醫療服務。鼓吹「反雙非」或「反大陸自由行」時，如何避免這些與預期目標相反的非經意政治效果？是否真的能同時保衛包括新移民及依靠自由行消費為生的零售業僱員的「本土」利益？倘不能完全避免「殺錯良民」，應如何在「現實政治」訴求和不經意的負面影響之間取捨？又應由誰（代表誰）去決定？透過修改基本法或徹底改革本地的醫療系統，是否才是真正現實的出路？
迴避這些問題的所謂「現實政治」，尤其是當鼓吹者宣稱代表「本土」大部分社群的利益時，很可能只是一種缺乏政治主體的虛擬政治。這種「現實政治」的利益計算，明顯得益的興許只是追逐「現實政治」的政治力量，例如透過排外的措辭以獲取區會立會議席的政黨，但在普及的公眾層面上，是否真的能為「本土」帶來利益？這仍是需要深思的。
誠信與犬儒
「現實政治論」建構的一個假想敵人，是不分青紅皂白地反對各種歧視、一貫追求政治正確的「（泛）道德主義」者。這自然並非完全無的放矢，但卻同樣有一竹篙打一船人和把污水與嬰兒同時潑掉的危險。更重要的是，「現實政治論」與「（泛）道德主義」，其實並非截然對立的原則，而是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補關係。
「現實政治論」與「（泛）道德主義」，其實都承認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分別在於前者相信跳進污泥以外，別無其他選擇；後者則高揚道德旗幟，追求純潔的救贖。然而，不僅是「（泛）道德主義」，「現實政治論」也同樣假設存在著一種不受污染的善（包括最近經常聽到的「誠信」）。而為了撕破「（泛）道德主義」的假面，必須指出它其實無法達至其追求的普世價值——譬如提問：「假如真的將會有幾十萬以至幾百萬的內地居民或外傭湧港，你們還堅持共融、多元價值嗎？」——但前提是需要假設這些「普世價值」的存在；倘不存在，也就無所謂撕破。
政治學者Sharon Stanley(2007)指出，正因為不完全放棄善的假設，「現實政治論」者（或她所指的犬儒）可以在一些事情中表現虛無，甚至從公共政治中退卻，但卻可能會在另一些政治或社會事務中積極認真。她認為，當代犬儒主體內藏的這種不穩定的矛盾，可以衍生出「從公共政治中退卻」外的其他可能性。循此思路，只要我們不接受存在全無瑕垢的「道德誠信」，同時拒絕完全否定任何理想和原則的虛無價值，那麼，在所有的從政者都必須是道德高潔的「君子」/「淑女」或完全臣服於「現實政治」這兩極之外，仍有可能尋找既重視原則又符合現實的政治實踐。
否定理想或普世道德價值的「現實政治論」，往往首先假設了存在，並曾嘗試追逐一些高不可攀的理想價值，例如Sharon Stanley提及的Jean Baudrillard及Jean-François Lyotard這些反對宏大敘事的後現代主義教父，都曾鍾愛以宏大敘事稱著的馬克思主義；又或是當代最激烈的反共鬥士，不少都曾寄情共產主義的高遠理想，而在共產主義實驗轉化成腐敗的極權統治後，才變得犬儒失望。
然而，我們也可選擇從一開始就放棄高不可攀的理想，或效法Bruno Bosteels(2011)在Actuality of Communism一書的建議，避免完全思辯式的左翼訴求（speculative leftism），在扣連舊的狀況和新的解放願景時，某程度放棄對無瑕的「誠信」的追求，並重思「現實性」（actuality）這概念，拒絕把它等同為瑣碎無聊的日常事務，或作為完全不切實際的思想或觀念的對立面，而是把它看作為一種持續不斷的探索和開放的政治任務。把理想願景的思考，從「還未」（not yet）達至的高不可攀道德信條，轉化為「已在」（always already）的當下實踐和努力。讓有「現實性」的政治，成為有對大部分人來說是可及的和有原則的願景，並能夠有助我們清楚判別政治工作（包括論述）是趨近了目標還是愈行愈遠，而非是那種與其所宣稱的目標無關的、滿帶犬儒味道的「現實政治」。
告別犬儒之後
筆者2009年出版的《告別犬儒》，分析了香港自由主義的危機，以及在危機中興起的民粹政治和犬儒文化。兩年後回看，本地的文化政治經濟，仍然散發著濃烈的民粹及犬儒味道，只是換上了「現實政治」或「務實論」等新裝，同時配合著表面上好像反對「現實政治」、但骨子裡卻仍然是充滿著民粹犬儒味道的「（泛）道德主義」──除了反映於特首選舉中對「比白紙更白」的「誠信」或「君子」/「淑女」的追求外，也同時見於「反外傭」、「反雙非」中以保衛「本土」的「核心價值」為名而實質追逐議席權位的政治力量。
《告別犬儒》一書最後一部分「另一世界是可能的」，提出了「希望的政治」，作為犬儒以外的選擇。不過，香港近兩年的發展和危機說明，僅僅提出「另一世界是可能的」希望政治，似乎仍未能觸動犬儒主體的能動性這核心問題，也就是難以在犬儒文化氾濫的時代，重建仍然有意欲認真及積極參與公共政治和事務的主體。
Sharon Stanley（2007）把當代的犬儒（cynics）理解為存在內在張力，而非由始至終、連貫一致的主體，釋出了轉化犬儒主體的可能性;而犬儒的前身、古希臘的「狗智」（kynics），也為犬儒主體提供另一種對照（見本書「後語」的相關討論）。在分析和批判本地的犬儒文化，以及指出其政治效果的同時，嘗試尋找能夠轉化犬儒主體的出路，正是收於本書、過去兩年筆者在報刊上發表的評論文章的主要關注焦點。
本書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政治篇：為了弄虛的『務實』」探討政府以「務實」為名的犬儒表現；第二部分「經濟篇：語言才是基本因素」和第三部分「文化篇：由虛幻建構的現實生活」分別從經濟和文化生活說明犬儒文化的影響，同時強調作為呈現系統（system of signification）或象徵秩序（symbolic order）的語言的重要性和建構現實的能力；第四部分「社運篇：激進原是認真」則嘗試檢討本土社會/政治運動的貢獻與局限，希望從中能找到有效地針對並超越民粹犬儒的啟示。
本書的大部分文章，均曾發表於《明報》，當中部分被一些書刊轉載；感謝報社和伍瑞瑜先生、黎佩芬小姐兩位編輯為筆者提供寫作的園地。收於本書的另一部分文章，則是為一些書本撰寫的序言或短評;除稍作文字潤飾外，基本上保持文章最初發表時的面貌，此外，每篇均注明原出處，以方便讀者理解文章置身的時代語境，也罪為向出版者的致謝。不少同事朋友都曾閱讀本書的文章，僅管他們的評論和意見不一定都被採納，但筆者仍然十分感謝。顏婷和許閱是本書大部分文章的首兩位讀者，能夠得到這樣長期和熱心的支持和鼓勵，是筆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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