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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徵求有驚喜
【滄州飯店的「夾生飯」】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正式任命潘漢年為中共談判代表。這就是國民黨方面所要求達到的代表陝北中共當局的那種談判資格。
發表這一任命時，潘漢年已經在赴滬途中。回到陝北這一段，潘漢年成了大忙人、大紅人。他到達保安的當天，張聞天親自接見。第三天，中共中央即召開政治局會議，會議中心就是與南京政府的和談問題。潘漢年特別列席，作了專題彙報。毛澤東分析時局變化，指出：「在今天我們應該承認南京是民族運動中一種大的力量。我們的方針過去是願意同南京談判，現在仍繼續這個方針。」周恩來總是善於將毛澤東的方針具體化、行動化，他強調同南京談判應該提出兩個實際問題，一個是停止內戰；一個是實行抗日民主，發動抗日戰爭。同時，他指出應該放棄「抗日必須反蔣」的口號。
八月十日，列席完政治局會議的潘漢年還沒喘口氣，即受中央派遣，去開展對張學良的統戰工作。八月二十五日，到西安剛剛半個月的潘漢年，又收到毛澤東的電報，全文如下：
致電潘漢年：同南京進行具體的進一步的談判，以期在短期內成立統一戰線，這是我們進行整個統一戰線的重心。應於接電後七天內回到保安，領受新的方針，再以七天至十天到達南京開始談判。
毛澤東的這份電報是個標誌，標誌著潘漢年從現在開始直接受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領導，進行與國民黨的聯合抗日談判。
九月二十四日，潘漢年在參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以後，帶著〈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兩份文件，毛澤東致宋慶齡和致章乃器、陶行知、沈鈞儒、鄒蹈奮，以及周恩來致陳立夫、陳果夫等的三封信，束裝就道，先到西安，再赴上海。中共中央正式任命潘漢年為談判代表的十月十四日，他剛從西安登上南下的火車。
潘漢年與陳立夫的會見，安排在上海滄州飯店，準確時間是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日上午。從年初在莫斯科會見鄧文儀到今天會見陳立夫，談判規格總算提高了一級。潘漢年想，從陳立夫這兒應該更能把準蔣介石的脈膊吧。對這位比自己大七歲的蔣系中堅人物，搞情報出身的潘漢年自然要比一般人瞭解得更多。陳立夫是陳果夫的胞弟，性格要比乃兄活躍得多，因了是同盟會元老陳其美的親侄兒，所以他們兄弟在國民黨裡的背景很深。從北洋大學畢業後，留學美國匹茨堡大學，獲礦學碩士學位。一九二五年秋天回國不久，二十六歲的他即投奔在蔣介石麾下，出任黃埔軍校校長辦公室機要秘書。第二年提升為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科長。該科就是後來專以鎮壓和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者為能事的特務組織——中央調查統計局（簡稱「中統）前身。一九二八年，與其兄陳果夫成立中央俱樂部即CC特務組織。國民黨「三大」後，陳果夫出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陳立夫也隨兄榮顯，由調查科長一躍而成為中央執行委員、中央黨部秘書長。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以後，蔣介石和汪精衛再度合作，國民黨中央組織部改組為中央組織委員會。陳立夫接過其兄的全班人馬，成了該委員會主任，此後，直到國民黨敗走臺灣以前，國民黨的中央組織大權幾乎一直就在他的控制之下。現在，面對這位舉足輕重的「黨國要員」，潘漢年惦得出談判的份量。
會談是在一間大套間的會客廳裡進行。雙方一見面，幾句不冷不熱的寒暄之後，潘漢年首先取出周恩來寫給陳家兄弟的信遞過去。陳立夫看過信，不動聲色，一邊收起信，一邊隨口問道：「你是代表周個人或代表毛？」
潘漢年知道自己已經是中共中央任命的正式談判代表，所以理直氣壯地回答說：「我代表整個蘇維埃與紅軍來與南京政府及中央軍談判，並非代表任何個人。」
陳立夫抬眼打量一下潘漢年，輕輕「哦」了一聲，然後開始態度認真地問道：「那麼，貴黨關於合作的條件有哪些呢？」
潘漢年在沙發上坐坐舒服，然後根據中共中央制定的〈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的內容侃侃而談，主要幾條是：雙方共同努力，實行對日武裝鬥爭，保衛與恢復全中國的領土和主權；建立全國抗日救國聯合戰線，包括所有黨派、各軍各界，依據民主綱領建立中華民主共和國；國共兩黨立即停止軍事敵對行動，給紅軍劃分必須和適宜的駐區，供給軍費、糧食和一切軍用物資，不得變更共產黨在紅軍中的組織和領導；改革現行政治制度，釋放政治犯；不再破壞共產黨的組織，不再逮捕共產黨人員，共產黨停止以武力推翻現政府，召開抗日救國代表大會；建立全國統一的軍事機關，紅軍派人參加，中共承認國民黨在此種機關中占主要領導地位；與蘇聯訂立互助協定；雙方均保持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
聽完潘漢年的說法，陳立夫不易察覺地笑了笑，語氣強硬地發表意見說：貴黨既然願意合作，就不好先有任何前提條件。與中央對立的一切政權和軍隊都必須取消。至於紅軍，目前可以保留三千人的規模，師以上軍官一律解職出洋考察，半年後召回量才使用；中共黨政幹部可以量才分配到中央有關機關工作。紅軍如能接受上述原則，那麼其他各項政治要求都好談判。陳立夫說完這些話，又抬眼掃了潘漢年一眼，以挑戰的口吻反問道：「怎麼樣，這些條件不大好接受吧？」
潘漢年一點沒顯出對方想要看到的惱怒和急躁，相反，態度比對方還要平和從容，淡然一笑說道：「陳先生，這恐怕是蔣介石先生站在『剿共』立埸上的一種收編辦法，而非是兩黨合作抗日的談判條件。蔣先生現在從莫斯科談判的態度後退，大概有兩個原因：一是誤認為紅軍已經沒有談判實力；二是屈服於日本人的政治壓力。陳先生，你以為如何呢？」
這幾句針鋒相對、綿裡藏針的話一出口，陳立夫頓時啞口無言，他沒料到對手反應這麼機敏，話鋒這麼銳利，一時不知該說什麼好。
潘漢年抓住時機展開反擊：「國共兩黨如此消耗國力的內戰，看來一時尚難停止，而日本滅我中華之野心只會越來越大。面對這樣的時局，蔣先生所標榜的共同抗日，不知將從何作起？請問陳先生，古來可有對內對外兩重戰爭同時進行而又能取勝的先例嗎？蔣先生以這樣毫無誠意的態度來與人談判，能成功嗎？」
陳立夫已經完全處於守勢，為了擺脫無言以對的尷尬，他只好順著對方的話題說道：「是呀是呀，這樣的談判一時恐難有所成就。但無論如何，依蔣先生的意旨，必須先行解決軍事問題。你我均非軍事當局，從旁談判，一時也無結果。你看這樣行不行？」陳立夫想撤身收埸了，以攻為守地提問道：「潘先生，能否讓貴方的周恩來先生出面談判一次？」
潘漢年不容置疑地說：「這不可能。蔣先生既無談判之誠意，周恩來絕不會出來，因為根本沒有必要。」
陳立夫說：「周恩來如能出來，蔣先生願意與他面談。這是蔣先生的意思。我想到時侯他們談判起來，也許蔣先生的條件會不太苛刻。」
潘漢年仍然一口回絕。
至此，一方堅持要最高軍事負責人進行談判，一方堅持先無條件停止內戰然後平等談判，相持不下，談判陷入僵局。雙方一時相對無言。
為打破沉悶氣氛，潘漢年提議說：「兩黨合作談判既然不好再進行下去，可否先就一些陳先生所分管的政治問題交換看法，達成一致，作為以後整個談判的基礎？」
陳立夫思考良久，搖頭回絕：「這不可以。必須整個來談，並在唯一領袖的意志下進行工作。」他接著堅持提出要周恩來參加談判。
潘漢年知道再談下去已無意義，便答應可以向中共中央請示，周恩來是否能出來談判的問題。
第一次潘陳會談失敗後九天，即十一月十九日，雙方又安排了第二次會談。潘漢年堅持原則立埸不變，而陳立夫僅答應紅軍保留人數可以由三千人增至三萬人。結果仍然是不歡而散。
還在第一次談判失敗後的第三天，即十一月十二日，潘漢年就給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四人發出一封長達七千多字的電報，詳細彙報了談判經過等情況。二次談判失敗後，潘漢年只好坐等中央指示，以便決定去留。很快，他接到了上級指示，是毛澤東和張聞天聯名發來的一封密電：「對國民黨談判的方針是，我只能在保全紅軍全部組織力量、劃定抗日防線的基礎上與之談判。從各方面造成停止進攻紅軍的運動，以此迫蔣停止『剿共』。此是目前抗日統一戰線的中心關鍵。」有了中央指示，潘漢年心裡更有底了。
在國共二次合作談判中具有重要意義的「滄州飯店會談」就這樣煮成了「夾生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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