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求學歲月：貫通中西學問
一、家世與家學
傅斯年字孟真，一八九六年三月二十六日（舊曆光緒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出生在山東聊城北門裡祖宅。他的家世可以說是典型的書香門第、破落的官宦世家。傅斯年在家鄉生活了十三年，幼年和少年時期的生活環境和接受的教育，在他一生的思想和行為方面打下了深刻的印痕。
（一）開代文章第一家
傅斯年的故鄉聊城，自古是華北平原上的重鎮。春秋戰國時期，其地屬齊國，西接韓趙，北通幽燕，南襟魯衛，既是兵家爭戰之地，「築城屯兵為齊之要地，各國諸侯皆爭衡於此」【1】（注釋，套RB11注釋格式），又是齊魯文化、三晉文化及戎燕文化交流融滙之處。各地域文化的交流融滙使得該地區文化積澱豐厚，內涵豐富多姿，雖說不上物華天寶，人傑地靈，但也孕育了不少風流人物。才智卓越之士、謀國經邦之臣歷代不絕，鴻儒賢相連翩鵲起，騷客智士蜂湧輩出，如伊尹、馬周經邦之才，程昱、王旦謀國之忠，魯仲連、華歆處世之智，孫臏、王顏章治軍之能，都是彪炳史冊的。
聊城自漢代置縣，延續至今，一直為地方州府縣治所，是華北平原地區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元代定都北京（時稱大都），聊城成為近畿地區。元王朝為交通便利，開會通河。大運河穿聊城而過，聊城更得南北交通之便，北通京師，南連三吳，被史家譽為「漕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江北一都會」，交通便利，加上物產豐富，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到明清時期，聊城及周邊地區，成為全國著名的糧棉產區和紡織品的貿易中心。天下豪商大賈雲集，「往來船舶，絡繹不絕」，「兵民雜集，商賈萃止，駢檣列肆，雲蒸霧滃」，以致城內「賈寓旅舍，幾不能容。」各地商人競相在聊城內興建會館公所，開辦商號、店鋪、作坊，與本地工商業者所建交錯布列，鱗次櫛比，使聊城成為一座繁榮的工商業城市，在明清兩代一直為山東西部三大商埠之一。
交通的發達，經濟的繁榮，進一步促進了文化的昌盛。明代中期以後，聊城及其周圍各州縣私塾遍布，書院林立。文人騷客，儒士縉紳來此會客訪友，傳播學術，交流信息，促進了儒學教育的普及和發達，陶冶了無數才華卓越之士，成就了眾多官宦書香世家。據記載：明清兩代錄取的山東籍進士共四千零四十七人，狀元十一人，其中隸屬於東昌府州縣籍者，進士二百九十人，狀元三人，僅聊城縣就有進士五十五人，狀元二人。由此可見，明清時期的聊城確實是「科目鼎盛，賢士輩出」之地，被視為魯西「八股文化」的中心不無道理。
顯然，在明清時期，某些地區因得天時地利，經濟發達，文化昌盛，尤其是儒家文化得以廣泛傳播。社會教化與文化昌盛是同步的。在儒家文化廣泛傳播的地區，自然是教化普施，民風淳厚，人們的思想意識和社會理念深受儒家思想觀念的影響。考察聊城的歷史，明清時期形成的聊城世風明顯具有這種特點。這個時期興起的幾個家族和大批官宦士紳，差不多也都具有這種特徵。《聊城縣誌》記載：「其人樸願而茂，雖循習故事，憚於興革，然無有桀黠漁食，持長吏長短者。租賦不待督，輒先期報竣，最稱易治。」世風淳厚是文化發達、社會教化的結果。而淳厚的世風又陶冶、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循吏良士。因此，這個地區「士多才俊，文風為諸邑冠，武風亦極一時之盛。」文化昌盛，其社會成員的整體素質就高，社會發展也相對健康，具體表現是孕育和培養了幾個大的具有書香傳統的世家大族。這幾個書香世家的傳承和發展，不僅代表了聊城當時的世風，而且也是當時整個傳統社會的縮影。其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則凝聚著社會文化的基因，表現了深厚的區域文化的積澱，傅斯年一生的性情和品格就具有這種區域文化的特徵。
傳統史書將明清時期聊城的世家大族歸納為「八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任、鄧、朱、傅、耿、楊諸家，這幾家大都興起於明中期以後，其中任、朱、傅都發跡於清初，楊家則在清中期興起。幾家的共同特點是：第一，初始階段，致力於研習儒家經典，經科舉取得功名，進入仕途，逐步升遷，進入統治集團核心。第二，恪守儒家信條，以忠孝節義相標榜，忠君、孝親、敬老、愛幼、和睦家族、友愛鄉里。第三，重視教育，尤其是重視儒家文化的教育，培養子女，進行封建道統的說教，使子孫代代成三綱八目的典型，維持家族的名譽、地位、傳承。第四，由於幾個家族都遵奉儒家文化，世代從科舉正途出身，又多是親民的官吏，所以各家族往往以忠正廉潔、率直敢為相標榜，各個時代都出現了一些忠臣廉吏，孝子賢士。這些人又多在家鄉設立條教、制定鄉規民約、表率鄉里，由此形成了忠義賢良、勇敢向上的世風，造就和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賢良義士。傅斯年家族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家族。
傅斯年所出身的聊城八大家族之一的傅氏，初發於明中期，興盛於清代初年，逐步發展成為聊城的名門望族。
傅斯年遠祖名叫傅回祖，原籍江西吉安府永豐縣（今江西省永豐縣），明朝憲宗成化年間出任山東冠縣縣令，當時聊城為東昌府府治，冠縣為其屬縣。傅回祖生有七子，任滿返回故鄉，其夫人李氏不願隨行，於是傅回祖便攜四子南歸，留其三子侍奉夫人，這三子一居冠縣，一居博平，一子名叫傅祥，居聊城，是傅斯年的直系祖先。
當時聊城正是經濟文化發展上升時期，大運河穿城東而過，北通京師，南達三吳，是當時經濟發達地區，經濟、文化都在迅速發展，形成了魯西「八股文化」的中心。傅祥及其子孫，借重聊城的經濟優勢，靠經商起家。他出身官宦家庭，本人也有較高的文化素養，且處於濃重的八股文化環境之中，因此十分重視詩書傳家，督責子孫攻讀舉子之業，學習八股文，每每親自「口授章句」，並「引古人及郡先達」激勵他們奮發向上，建立功業，故而傅氏家族逐漸形成了詩書傳家的傳統，代代相繼。
傅祥五傳到傅以漸，終於振興了傅氏家族，奠定了傅氏名門望族的基礎。傅以漸字於磬，號星岩，生於明萬曆三十七（西元一六○九）年，七歲入塾館系統學習儒學經典，曾從師於當時名儒孫興等人。由於明朝末年宦官專權，社會黑暗，政治腐敗，科場舞弊成風，傅以漸直到三十五歲仍未取得任何功名。一六四四年，江山易姓，清廷入主中原，為了搜羅人才，籠絡士人，入關的第二年，便恢復科舉制度。傅以漸投身科場，鄉試中舉，翌年（一六四六年）入京會試，得中貢士。殿試對策時被擢為一甲第一名，成為清王朝的第一位狀元，授內宏文院修撰，後累次遷升，一六五四年升為內祕書院大學士，次年加太子太保，改為國史院大學士。一六五八年清仿明制改內三院（內宏文院、內國史院、內祕書院）為內閣，逐步確立三殿三閣制，授傅以漸為武英殿大學士、兵部尚書職銜，成為名副其實的宰相。為示恩寵，順治帝又封贈傅以漸的曾祖父傅諭、祖父傅天榮、父親傅恩敬俱為光祿大夫、少保加太子太保、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加一級之勳號。自此以後，聊城傅氏便榮冠當世，澤及後代，成為魯西的名門望族。
據史書記載：傅以漸「方面豐頤，頦下多髯，偉腰大腹」，居官尚稱清廉，「每聞百姓疾苦，若切於身，閭裡有義舉，必贊成之。自處無異寒素，汲獎後進，惟恐不及，未嘗有疾言遽色」。【2】但是傅斯年成人後，從不向人提及他這位宰相祖公，更不引以為榮，其原因是傅以漸在明清易鼎之際，出仕清朝，有違漢族士人的民族氣節，由此可看出傅斯年的民族意識。
傅以漸以後，傅氏成為典型的官宦世家，獲取功名，中舉人、進士、為庠生、太學生者不下百餘人，在朝為官和出任封疆大吏者幾代不絕。傅以漸三傳至傅繼勳，字玉溪，號湘屏，是傅斯年的曾祖父，道光五年（一八二五年）拔貢，官至安徽布政使，清末名臣李鴻章、丁寶楨都是其門生。傅繼勳有子七人，其第三子傅淦，便是傅斯年的祖父。
傅斯年在填寫個人履歷時往往上至曾祖父，但是他出生時，曾祖父已去世多年，曾祖父以上對傅斯年的影響都是間接的。直接影響傅斯年個性和品格的是傅斯年的祖父和父母，其中在家庭方面影響傅斯年一生品行和思想作風的，主要是傅斯年的祖父傅淦和母親李夫人。
（二）書香世家
傅淦字笠泉，生於道光二十五（一八四五）年，少負才名，博通經史，工詩書畫，尤以書法知名，且文武雙全，又精通醫道。同治十二（一八七三）年拔貢，但他自甘淡泊，不樂仕進，取得貢生資格後，便絕意仕途，終生不參加科試。平生性情友善，重孝悌，且好交遊，樂善好施，赴義唯恐後人。傅淦兄弟七人，他排行老三，析籍分家時，他將祖上的樓房全部讓給了兄弟，自己只要了一座馬廄。由此可看出他的作風和氣度。傅淦娶山東淮縣陳阡之女陳梅為妻。陳阡官至江西巡撫，陪送女兒的嫁妝頗豐，但傅淦書生本色，輕財重義，不善理家，又無固定收入，分家以後，坐吃山空。婚後不久，長子旭安出世，接著次子、三子相繼出世，人增物耗，家財日減，日趨沒落。為生活所迫，他不得不違心地出外謀職以養家。正好此時李鴻章任直隸總督和北洋通商事務大臣，來信讓傅淦去天津，打算為這位世弟安排一個職務。傅淦接信後考慮再三，決意去天津一次。他到天津去督署見李鴻章時，適值李鴻章有緊急公務，只安排他住安徽會館，準備處理完公務，第二天同他面晤。傅淦甚不高興，以為慢待自己，次日一早便不辭而別，李鴻章第二天去安徽會館尋他不見，才知已回山東，氣得頓足歎氣【3】。
傅淦自此不再外遊，以教塾館掙錢養家糊口，或靠賣字畫換些潤筆貼補家計。無奈杯水車薪，加上不善謀計，隨意使用，不夠便典賣夫人嫁妝，夫人嫁妝雖豐，但不到幾年也幾乎典賣一空，從此更是入不敷出，家境進一步衰落。
傅斯年出生時，雖其相府宅第還巍峨壯觀，其院落尚相當齊整，標誌門第顯赫的「相府」與「狀元及第」兩塊金字匾額依然高懸，二重門上的御筆「聖朝元老」橫書金匾、門框上浮雕精刻的金字對聯「傳臚姓名無雙士，開代文章第一家」依然引人注目，但這些裝飾已無法遮掩日趨衰敗的景象，只不過如《紅樓夢》所說：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而已。儘管如此，傅斯年的出生依然給這個日益破落的世家帶來了喜悅。
傅旭安得此貴子，喜不待言，傅淦五十二歲得此長孫，更是分外高興。據記載，傅淦自傅斯年出生，就不再遠出，以含飴弄孫為樂。在傅斯年三、四歲時，就開始教其識字，背《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等蒙童讀物。傅斯年同鄉同學聶湘溪曾介紹傅斯年祖孫二人生活情況說：「孟真四歲即和其祖父同床共寢，每到破曉，尚未起床，便口授以歷史故事，從盤古開天闢地，系統地講到明朝，歷時四年，一部二十四史就口授完畢，在他的幼小心靈裡就埋下了研究歷史的興趣，其後能成為歷史學家，委以歷史研究所所長的職務而有成就，是與其家學淵源分不開的。」【4】
傅淦自己痛恨清末政治黑暗，不願入仕，頗有疾惡如仇的正義感，有一個故事很能說明他的政治態度。他有一次出外遊歷，行至山西介休，有兩個宦官充軍西北，道經此地，其中一個忽染重病，求傅淦診治，他拒絕說：「生平不為無鳥之人看病！」另一宦官長跪哀求，他不得已答應。病癒後，宦官贈他銀兩，他把銀子從門中擲出，並且說：「生平不要無鳥者之錢。」【5】之所以如此，他以為歷代弊政，許多是因宦官幹政而致，而明清兩代後期尤甚，因此痛恨宦官。由此事看出，痛恨宦官幹政是傅淦淡泊功名的原因之一，不滿清王朝後期政治腐敗社會黑暗，不願為之效力，恐怕是更深層的原因。他對傅斯年講述的二十四史歷史故事，也必然帶有自己的感情，對歷史人物進行別擇與褒貶，在傅斯年幼小的心靈裡留下了深刻影響。
傅淦自甘淡泊，但對傅斯年的教育毫不放鬆。傅斯年不滿五歲，傅淦便迫不及待地送他入了私塾，並且選了最好的塾館。傅斯年的啟蒙先生孫達宸，也是一名拔貢，學問好，有文才，教書認真且教學有方，他一生教出的學生獲取秀才以上功名者多達四十多人。其塾館設在聊城古樓北街路東，距傅斯年家約四五百米，步行上學比較方便。在孫氏塾館就讀一段時間後，與傅家有世誼的朱家出資請另一位塾師馬殿仁到家開館授徒，因朱家離傅家更近加上世交，於是傅斯年與朱家子弟朱笠升等人一起，轉入朱家塾館就讀。傅斯年放學回家後，其祖父則在家課讀，督導他讀書習字，不准其有絲毫懈怠。
傅淦的教誨，對傅斯年一生影響甚巨。傅斯年成年後曾對弟弟傅斯岩深情地說：「祖父生前所教我兄弟的，儘是忠孝節義，從未灌輸絲毫不潔不正的思想。我兄弟得有今日，都是祖父所賜。」【6】傅斯年一生堅持參政而不從政，為人常懷俠義之心，率直而有豪氣等人品與作風都深受其祖父影響。
對傅斯年影響較大的另一位親人是傅斯年的母親。傅斯年母親姓李，閨名叔音，聊城城西南郊賀家海人。李夫人出生於一個地主家庭，雖然識字不多，但卻接受了嚴格的家庭教育，賢孝識大體。傅斯年父親中年病逝，李夫人既要孝養高年公婆，又要撫育幼年雙子，家境日趨貧寒，可以說克勤克儉，備嘗艱辛。但李夫人頗有器識，一身承荷家庭重擔，百般籌畫，維持全家生活。由於傅旭安生前為人仁厚，待遇友朋學生以恩義相接，去世後，友朋學生對傅家頗為關心。他們共同湊集一部分錢，托傅旭安的兩個學生周祖瀾、范玉波二先生代存生息，維持傅氏家計。弟子們感念傅旭安生前恩德，每年春節前，相約派一人來聊城，給師母送來一些春節所需食物用品，並在聊城的商號裡為傅斯年存一些銀兩以貼補來年家用。李夫人一家五口，沒有其他生活來源，單靠這些實不敷家用，儘管她精打細算，百般節省，生活仍日益窘迫，難以維持。有時萬不得已，她便從頹垣斷壁中拆一些磚瓦變賣，但這些都只能解決一時急需，不能作為長久的生活來源。整個家庭的經濟狀況如江河日下，一日不如一日。到了後來，房屋破舊損壞，亦無力修補。據記載，每逢下雨，李夫人便抱著幼子，頭上撐著一把雨傘遮蓋，其家庭狀況可見一斑。即便如此，李夫人仍嚴格督促傅斯年兄弟二人讀書，一切費用無論如何困難自己也一力承擔，不使兄弟二人失學，並母兼父職，督責甚嚴，斯年兄弟如有過錯，立予責罰，形成了無上的權威，據傅斯年夫人俞大綵回憶：直到傅斯年成名以後，李夫人一旦發怒，傅斯年便長跪不起，李夫人息怒後，傅斯年才溫言勸說解釋。
李夫人娘家在鄉村，有時傅斯年隨母親到外祖母家小住，因而對農村的生活有所體驗，對貧困農民的生活有較詳細的了解。十幾年後，他撰寫了《山東底一部分的農民狀況大略記》，就是他這個時期的觀察和了解之所得，也是他後來積極提倡社會革命、改造國民性、推行農村改革、在農村實施義務教育等思想的基礎。他在文中強調：「我雖是山東人，過了兒童時代即不常在山東住，而且東部各縣的情況我是茫然，我只對於濟南以西和北的地方曾親身觀察過……所以我現在專記山東一部分的社會的一部分——農民社會——所說是我直接得到的知識」【7】他在文章中對魯西一帶農民的生活進行了詳細的記述，如他對農民一天的生活記述說：
一個農夫在農作時的一日生活如下：晨五時起來，整備好用畜和用具，趕緊吃了早飯（或不吃，待人送），趕到地上，工作到午；家裡的人把午飯用罐子送去，就地吃了，再工作到四時，忙時乃至六七時；回家，吃晚飯，趁空磨麵、碾米；八九時就寢；但夜間以須飼牲畜之故，起來三四次。在收穫時，有時須借月光在田中或場上勞動，必在地頭上睡覺，所以勞動的時間竟達二十餘小時。若當恰恰成熟時，怕被人偷或天氣改變，便徹夜不眠。一個農婦的一日生活如下：晨四五時起來，煮飯，飯後洗濯器具。午間又是如此一遍。晚餐時又是一遍。有小兒女的，自然要伺應他；不過除吃好奶時，都是用布束著，放在一旁，有時放在沙土布袋裡。到四五歲時，就全不管了；七八歲時，便要幫大人工作了。農婦管田地以外的一切農家事務，除造自己的衣食之外，還有晒菜、磨面、喂豬等等職務。紡線、織粗布、繅絲、編帽辮，都是整日徹夜的工作。
農民除春節能休息幾天外，一年到頭如此，一生如此，並且永遠維持自給自足的生活，「農民的家庭就是他的一切生活品的製造場，如鞋、帽、染衣、彈棉、織、紡、編筐、製鹹菜，甚至油醬酒醋都皆不取給於家外。所以農民的生活時常一身兼備農工商行賈，是極不分工的生活」。【8】幾千年來，農民的這種自給自足的個體經濟養成了農民的愚昧、保守，是造成社會進步緩慢的重要原因。因此，要促進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就要通過教育，提高農民的基本素質。傅斯年幼年時對農民生活的真切了解，成為他日後提倡社會改革，以縮小貧富差距，實行社會主義經濟平等的思想淵源。
二、國學奠基
胡適曾在給別人的信中，議論人思想能力形成的原因。他說：「中國的舊式教育既不能教人做事的能力，更不能教人做人的道德。……做人的本領不全是學校教員能教給學生的，它的來源最廣，從母親、奶媽、僕役……到整個社會——當然也包括學校——都是訓練做人的場所。在那個廣大的『做人訓練所』裡，家庭占的成分最大，因為『三歲定八十』是不磨的名言。」【9】胡適在這裏強調的是人一生的思想、知識和能力是在少年時期奠基，外來的影響除學校外，主要是家庭和社會。考察傅斯年一生所受的教育和人格鍛煉，主要分兩個時期，即以十三歲為界，十三歲以前生活在家鄉，主要是學習以五經四書為主的傳統文化知識，其人格培養與鍛煉主要是家庭和傳統社會的各個方面。
（一）私塾與學堂
傅斯年幼年是在家庭完全衰敗又屢遭變故中度過，尤其是九歲時父親去世，一家老弱失去了唯一的壯年親人，也斷絕了主要的經濟來源，其生活更加窘迫。這種變故對傅斯年心理上有影響，但對其日常生活影響並不顯著，經濟生活方面的重荷都由祖父和母親苦苦支撐，他本人仍在親人和塾師的督責下，一天到晚苦讀詩書，死背儒家經傳典籍，這個時期奠定了他少年時期傳統國學的功底，以致他成年從事教育和學術研究，對古代典籍的熟悉幾乎使所有學生和同事驚羨不已。
傅斯年的少年時期正是中國社會劇烈的變化時期，這種變化影響了他的生活環境和人生趨向。 一九○一年，在戊戌變法的熱浪中，清光緒帝下詔改科舉、廢八股。九月，清政府又下令各州府設立中學堂，各縣設小學堂，實行新式教育，這在當時無疑是教育制度改革的一項重大舉措，然而此舉在偏僻落後地區很難立刻發生影響。聊城雖是東昌府治，詔令初下時，城內的府學、私塾中的生徒們，依然在那裡讀經書，學作八股文，整天「子曰」、「詩云」地背誦儒家經典。傅斯年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熟讀了十三經，奠定了其傳統國學的基礎。建立新學堂、廢除科舉制在當時是時代潮流，如春風總有一天要吹遍大地，東昌府和聊城縣勢必受其影響。不久，原啟文書院便改為府立中學堂，攝西書院改為高等小學堂，原來的考院改為初級師範小學堂。一九○五年春，傅淦順應時代風尚，把傅斯年送入東昌府立高等小學堂讀書，當時的小學堂雖設算術、地理等新課程，但未完全擺脫傳統，照常要讀經傳、諸子之書。傅斯年曾追憶說：「清未改革教育……當時竟移書院中之科目，即舊新各式八股於學堂。」即便如此，傅淦仍擔心傅斯年入「洋學堂」學不到真學問，繼續堅持在課餘時間督導傅斯年學習儒家經典，對於當時學堂學習的內容，傅斯年後來回憶說：「清末，一面在那裡辦新學，一面在那裡讀經，更因今文為『康梁逆黨』不得用，讀經乃令與現物隔開。上者剽竊乾嘉，下者死守高頭講章，一如八股時，那時學堂讀經的笑話真正成千成萬。少年學生上此課時，如做夢一般。」【10】
由是觀之，傅斯年雖然讀了幾年高等小學堂，但所學的內容並沒有擺脫傳統國學的窠臼，只是接受了很少一點近代科學知識而已。
就目前所得資料來看，傅斯年從五歲入私塾，到他十三歲離開聊城，這八年間，不論是在私塾還是在府立高等小學堂，他始終是同學中年齡最小的學生，學習成績卻總是最好。傳統的說法總歸結為他天生異質，稟賦聰慧，實際並非完全如此，更重要的原因還有兩個：
其一，勤奮好學。他能集中精力於學業之中，對其所學，必求正解，自幼養成了良好的學習習慣。平時讀書，凡遇到不識的字、不懂的詞、難解的句子，總是要問個明白，有時教師不在身邊，他便記下來，有機會時請教教師或祖父。遇到問題，若身邊無紙，年幼的他便信手寫在手上、臂上乃至大腿、肚皮上，久而久之，養成了這種「記筆記」的習慣，因此他的衣服往往被弄得墨蹟斑斑，母親為他洗衣時，頗費氣力。這是其母晚年常向人們說起的趣事，傅斯年學習的刻苦認真從中可略見一斑。
其二，良好的學習環境。傅斯年家庭雖然完全破落，生活困難，但是他的祖父和母親寧肯自己艱辛操持，也不把生活的重荷讓孩子承擔，只希望他把精力集中在學習上。所以家雖貧寒，其學卻無太大經濟壓力。在學習上，其祖父督導，嚴而不苛，誨而不倦。上學之餘他可以在深宅大院裡安靜地讀書、習字。這種良好的環境是他學好課業的必要條件。
傅斯年在塾館與高級小學堂學習時，由於勤奮每一門功課都名列前茅，深為同學敬佩。他塾館時的同學朱笠升在同學中年齡最長，同學們都稱他為大學長，他與傅斯年關係親密，由於功課不如傅斯年，經常向傅斯年討教。傅斯年與他開玩笑，戲稱朱笠升為「大徒弟」。傅斯年國學功底深厚，知識面寬博，善於屬文，其作文為其他同學所不及。每次作文，先生出題之後，傅斯年略作思索，便奮筆疾書，常常一揮而就，卻可得到先生的贊許。而其他同學看到題目後往往趴在書桌上苦思冥想，半天寫不出幾句話來，於是有些富家子弟便想投機「作弊」，他們求傅斯年代其作文，並許諾事成之後給他買一個燒餅作為報酬。傅斯年自幼仗義，樂於助人，有時又礙於情面不好推卻，寫篇作文對他來說也不算難事，所以不管給不給燒餅，他一律慨然應諾。有時他竟能在完成自己的作文之後，再為兩位同學寫出內容不相重複的作文。這種兒童把戲，自然難逃教師的慧眼，後來每發現傅斯年代寫文章並了解真相後，教師評講作文前常戲問傅斯年：傅老大，你這次是不是又換了兩個燒餅。傅斯年不好意思回答，只好投以幽默的一笑，老師自然只是開導，並不嚴厲處置。傅斯年在聊城度過了兒童時代，這個時代對傅斯年個人而論，是頗為特殊的，其特殊性可從兩個方面分析： 就大環境而論，他童年生活的聊城正處於變革的轉折時期。首先，聊城地區的經濟發展日趨停滯，原來運河航運發達，促進了商業、手工業的發展，也促進了農村的發展和進步。而此時由於黃河改道，大運河河道堵塞，再加上海運興盛，其南北交通大動脈的地位消失，於是聊城的農業又回復到原來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時期，農民生活更為貧困。但原來經濟發展時期所形成的文化傳統部分地保留下來，仍然影響著社會，這在當時有明顯表現。傅斯年後來對此也有所認識，他說：「山東西部在當年並不是不濟的地方。有一條運河和南北大道，所以當地是很富庶的。也就是因為當地富庶，一般工人和農民都不肯遷地求事業，遠不如東部的人的精神（當時，山東東部的生計艱苦）。譬如就聊城縣一地而論，聊城在當地是山東西部三大埠之一（三埠是濟寧、聊城、臨清，商務在濟南之上），又是山東西部直隸南部的『八股文化中心點』，於是地方上頗少剛氣，而多怠性。……現在經濟上狀況一落千丈了，只有當時造成的惡根性存在著，妨害生活的發展。八股文化也無用武之地了，但仍用著舊精神妨害新文化的進來」【11】。由於形成八股文化中心點，使這個地區的士人特別重視儒家經典的傳授和八股文的寫作，希望靠此途徑獲取功名，混上一官半職。因此上學就是習舉子之業，傅斯年就在這種文化氣氛中度過了童年時代。這種大的文化環境，使他在童年時期系統地受到儒家文化的濡染，對他的成長產生了複雜影響，其正面影響是得以奠定深厚的國學基礎；其負面影響是，使他在兒童時期沒有機會接受近代科學知識，這制約了他知識結構的全面發展，特別是心理健康發展。正如他所說：「我小時，有一位先生教我『正心』、『誠意』、『不欺暗室』，雖然《大學》念得滾熟，卻與和尚念經一樣，毫無知覺。」【12】這說明童年枯燥無味地死記硬背儒經，嚴重妨害了他的成長，他成年後堅決反對讓中小學生讀經與此經歷頗有關係。又由於童年親眼目睹了當時農民的生活狀況，所以他後來強烈要求改善農民的生活狀況，反對貧富不均。 就小環境而論，傅斯年生活在破落的書香世家，這種家庭環境對他一生的社會生活和思想的形成有著重要的影響，這集中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他的家庭是個比較典型的書香世家，所謂書香世家一般說來有兩層含義：一是重視文化的傳承，即世代重視對子弟的文化教育。從傅斯年很小開始，其父祖就教他識字、讀書，尤其是他的祖父，以向孫子傳授文化為自己最大責任，一刻也沒有放鬆，這對傅斯年文化知識的學習具有重要影響。二是重視品德教育。舊時的書香世家幾乎都希望自己的子孫有所成就，建功立業，對自己子弟的教育都具有如何對待社會、人生的內容。傅斯年受的家庭品德教育，可以說是比較正統的儒家教育，要求其忠孝節義、建功立業、忠君愛國等，這對傅斯年思想的形成和一生的節操有著深刻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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