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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國家發展理論（或稱為「發展研究」，Development studies）係由三大理論所組成，它們分別是1950年代的現代化理論、1960年代的依賴理論，與1970年代的世界經濟體系理論。這三大理論在不同的時期各領風騷，但也招致來自各方的批評，並引起數次論戰，之後，三個理論各自作了修正，以期更能解釋現實情況。起源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現代化理論，集文化論者之大成，當時由於歐洲與亞洲在戰爭中遭受大規模破壞，可謂滿目瘡痍，美國成為世界獨強。之後冷戰時期，身為世界兩強的美國和蘇聯各自為爭取第三世界的盟邦，並擴大其勢力版圖，於是在1950年代至前蘇聯崩解之1990年代初期之間，全球分為美、蘇兩大集團、兩大陣營，分別代表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與極權統治的共產主義陣營。當時現代化理論便源自美國，其國家之文化價值，諸如個人主義、實用主義、重視科學、工具理性、成就取向、民主制度等等，被視為工業化、現代化所不可或缺者（Bellah 1957; Inkeless 1964; Lipset 1963; McClelland 1964）。第三世界國家如要從傳統社會進步到現代社會，就必須拋棄傳統文化而全面學習西方文化與新知（具體而言，就是美國文化），之後，所有的社會都將能達到和美國相同的生活水準。現代化理論並主張如與西方先進國家有愈多的連結，將愈有利於第三世界國家，因為它著重在文化精神與價值觀是否有利於經濟發展的論述，該理論為較不發達的國家提供體系「內部的」解釋，也就是說，如果要找到何以第三世界國家無法達到經濟成長的目標，就必須尋找其內部文化價值的「缺陷」，並加以改良。
其次，與現代化理論不同之處為，依賴理論並非起源於已開發國家，而是相對落後的拉丁美洲，原因是1960年代聯合國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the U.N.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ECLA）於1950年代所建議的關稅壁壘與限制進口等保護主義，與進口替代工業化政策的路線，曾為拉丁美洲的研究者燃起希望。然而，這些政策只促成短期的經濟擴張，到1960年代初期陸續出現了經濟停滯不前、失業情形嚴重、通貨膨脹劇烈、貨幣巨幅貶值和其他經濟問題，又加上政治獨裁，使得邁向工業化的希望很快便宣告破滅，而變成了失望（Dos Santos 1973）。另外，由於Andre Gunder Frank長期在《每月回顧》（Monthly Review）發表文章介紹其觀點，起源於拉丁美洲的依賴理論很快地就傳播到美國，與此同時，美國的反戰浪潮方興未艾，女性自由主義、貧民區的反抗運動此起彼落的氛圍之下，依賴理論迅速得到支持，普遍受到激進主義者的歡迎（Frank 1966, 1967）。
與現代化理論大相逕庭的是，依賴理論認為，拉丁美洲及其他落後地區之所以落後的原因，並非因為一國內部的傳統價值。該理論的支持者認為其原因是「外在的」，因為中心―衛星（metropolis-satellite）的剝削關係，使得財富從原本已經是落後國家的地區持續轉移到先進國家，造成先進國家的「發展」（development），同時也造成拉丁美洲的「低度發展」（underdevelopment），乃至「不發展」（undevelopment），Frank強調這是同一個歷史過程。
簡言之，依賴理論為第三世界「低度發展」或「不發展」的解釋，提供了外部因素的說法，還認為殖民主義的盛行、帝國主義的剝削，才是拉丁美洲長久以來低度發展的主要原因。另外，依賴理論也強調，如果與西方國家的連結愈深，則第三世界所受到的傷害將會愈大，拉丁美洲若真想要達到工業化國家的境界，就必須切斷與西方國家的臍帶關係。這個論點與現代化理論者強調增強與工業國緊密結合正好相反，在切斷與西方國家的連結之後，拉丁美洲整體或拉丁美洲各國到底要用什麼方法達到發展之目的，則還不明朗。還有，依賴理論的支持者認為「依賴」無法與「發展」同時並存。因此，若無法改變依賴的狀況，那麼就不可能有發展的存在。然而，在1970年代末亞洲四小龍—―香港、新加坡、台灣、與南韓經濟的快速成長、所得的大幅提升，讓支持依賴理論者重加思考依賴與發展的關連性，並對依賴理論作了大幅度的修正。另外，在理論演進的初期，部分依賴理論的支持者還更進一步認為，社會主義是未來可行的道路，例如Samir Amin（1976），Frank（1969）等，縱然他們並未擘畫達成發展的路徑，也未給予社會主義一個清楚的圖像。
第三，嚴格說來，1970年代由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 等人創立的「世界經濟體系」並非一套理論。在政治方面，可被歸類在後馬克思主義的國際關係；在經濟方面，世界體系論對經濟全球化的現象與國際分工之理解亦有相當助益。世界體系是一個有其成員、疆界、結構、規則、以及凝聚力的社會體系，除古代散佈於各地的迷你體系（mini-systems）以外，根據華勒斯坦的說法，迄今為止只存在過兩種不同的世界體系，也就是世界帝國與世界體系。前者為單一的政治體系、控制著廣大地域，以中央集權為基礎，並以納貢的形式從生產者手中掠奪經濟剩餘。不同於世界帝國，世界體系並非一個政治實體，而是經濟實體，大約在15、16世紀時，世界體系開始出現，是一個具有不同的文化制度的單位與勞動分工，運用不平等交換（unequal exchange）的機制，將經濟剩餘從「邊陲」（periphery）汲取出來， 轉移到「中心」（core）國家或地區（Wallerstein 1974a）。
隨著西歐諸國的殖民主義向外擴張，至19世紀末（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已包括了全球所有地區 。雖然世界經濟體系理論承繼部分依賴理論的思想淵源，諸如「中心」與「邊陲」的概念，但華勒斯坦特別運用「半邊陲」（semiperiphery）這個概念，因為在世界體系中增加了中間階層，而使其明顯有別於依賴理論。
對由國家所構築的中間階層來說，現代化理論認為中間階層是「暫時性」（transitory），因為落後國家只需跟隨著西方國家（簡單說，就是美國）的步伐，假以時日就可達到美國經濟發展的程度，是故中間階層的存在只是暫時的。依賴理論認為中間階層是「剩餘的」（residual），它並非重要，因為大多數的國家將會因為西方的剝削而落入邊陲，根據Giovanni Arrighi和Jessica Drangel的說法，由於加入「半邊陲」這個概念，使得世界經濟體系得以區隔現代化理論與依賴理論（Arrighi and Drangel 1986: 10）。對於半邊陲這個概念而言，華勒斯坦認為，除了有理論上的必要之外，因著半邊陲的存在而使世界體系得以穩定，因為半邊陲吸收來自於貧窮的邊陲地方之威脅。另一個世界經濟體系與依賴理論不同之處，在於前者允許國家在核心、半邊陲、與邊陲之間上下流動（Wallerstein 1979）。依賴理論對於邊陲國家向上流動抱持極度悲觀的看法，認為邊陲國家或地區只要與西方世界有連結，便不可能有發展的空間。
雖然過去東亞四小龍的經濟成長，使得依賴理論受到強烈的貿疑，但本書稍後將說明，在知識經濟時代，以高科技產業著稱的台灣與南韓，卻呈現出與先進國家極大的知識落差、技術鴻溝，進而本書認為，先前使用東亞四小龍的「成功」經驗來批判依賴理論，可能有三思的空間。關於世界經濟體系理論，至少還有兩個方法學的問題與本書將採用的分析方式有關，其一是以整個世界經濟為分析單位，其二是歷史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論戰，也就是表意性的（ideographic）或是規範性的（normative）研究取向之區分。
與先前的社會科學的研究者不同，華勒斯坦的世界經濟體系理論所採取的分析單位並非「社會」（society），而是整個世界經濟體系本身。此種總體分析角度的優點為，首先，將研究者的注意力轉移至全球的動態過程，世界經濟的長期趨勢（Secular trends）和週期性規律（Cyclical rhythms）；其次，該理論試圖打破國家疆界的藩籬 ，把全球用核心、半邊陲、與邊陲這三種區域，以國際分工的視野連結在一起，全球階層化的過程較易顯現出來。然而，世界經濟體系理論同樣受到不少批判，例如，雖然華勒斯坦為世界體系理論加入半邊陲的概念，並且認為如此會使得理論更加完善，不過此舉被指控有「目的論」（teleology）的考量（Zeitlin 1984）。
其次，半邊陲這個概念也被認為缺乏可操作性，最常被嚴重批評者則是缺乏探究國內階層間的鬥爭（Skocpol 1977）。後來，世界經濟體系理論的支持者對這些指控逐一個修正。例如，加入國內層次的分析，使得「修正後」的依賴理論與世界經濟體系在方法學上產生了聚合現象，我們將在方法論的章節中詳加討論。巧合的是，稍後要討論的「發展型國家理論」，同樣也缺乏分析國內不同利益團體之間的衝突。因此，本書認為採取「歷史兼結構」的研究取向，在發展研究的方法學上將更有助益。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雖然上述三個主要的理論與所衍生出來的論點，都曾經受到不少學者的支持與擁護，在接受來自各方的批評之後，也分別進行必要的修正。但是，本書認為，發展研究應該以不同的觀點重加觀察，因為在1990年代之後全球經濟發生兩個極其重要、也不容忽視的變化：其一是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其二是大國的崛起，金磚國家快速的宣洩（vast）出極為驚人的經濟動能與龐大的市場。首先，大約在1990年代中期，全球經濟產生了巨大的變化，經濟合作暨開發組織（OECD,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宣告，以知識經濟（Knowledge-Based Economy, KBE 或稱「新經濟」, New Economy）為驅動力的成長模式已經逐漸取代傳統經濟。
傳統經濟以資本、土地、與人力為經濟成長的主要動能（「成長引擎」），在知識經濟時代下資本、土地、與人力並非不再重要，取而代之的是「知識經濟」的特色，也就是知識的創造、流通與積累，成為累積財富和創造就業機會的主要動力。簡言之，「腦力」成為累積財富的主要工具，高技術人力成為世界各國競相挖角、爭取的對象。在知識密集產業獨領風騷的時代，官員和學者嘗試去探索可以成為競爭主力的領域，如科技創新、研發成果的商業化、智慧財產權 （包括專利權、商標、著作權、營業秘密等）的保護、專利授權等，完備的智慧財產之保障，能夠使一家公司／國家在知識經濟時代的全球競爭下，占據在有利的地位上（Chen 2004; Foray 2004）。一言以蔽，始於1990年代中期以知識為累積財富之趨勢將日漸顯著，在21世紀的知識經濟時代，先進國家將繼續占據著優勢位置，落後國家依然處於不利的地位，或者持續扮演著如依賴理論學者所稱被剝削者的角色，本書稍後分析會證明這個論點。
全球經濟的第二個變化是，金磚國家（BRICS）—―即巴西（Brazil）、俄羅斯 （Russia）、印度（India）、中國（China）、與南非（South Africa）的崛起 。
上述兩個世界經濟環境的變遷，將足以影響其他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的步伐。金磚國家挾其龐大的人口、近於源源不絕而廉價的勞動力，其GDP與人口總和均占全球四成以上，驚人的消費能力更使跨國公司無不受其巨大的市場所吸引。金磚國家成為跨國公司競相投資的新大陸、新標的，外資大量湧進這些大國，就業機會快速增加，所得急遽成長，金磚國家的人民於是成為全球消費市場的生力軍。此外，這些國家經濟成長的高速度意謂著無窮的動能，在在成為全球經濟成長的新動力。然而，金磚國家的崛起並非沒有負面影響，例如，外資大都被這幾個國家所吸引，產生國際資本移動的排他性，這導致其他第三世界國家難以取得有效而可運用的資金。並且金磚國家占用了全球大部分的外資，因此外資所創造出的就業機會大抵上也集中在這些國家，尤其是中國對於外資的巨大磁吸效應，以及廣大的國內市場，是否可能產生獨特的發展模式，也頗令人好奇。但從金磚國家快速成長的趨勢來看，極可能壓縮其他後進國家 的發展空間，本書也關切這種可能性，因為這將使得發展研究失去存在的理由，使其價值蕩然無存。
上述兩個全球經濟的變化，也就是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和金磚五國的崛起，使得國家發展理論有了新的研究背景、對象、與研究議題。本書稍後會詳細討論這兩個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面向，和對國家發展理論所造成的衝擊。
在相關研究的方法學上，主要有兩個變化，第一，1950年代興起的現代化理論，在1960年代遭到批評之後，依賴理論與世界經濟體系理論代之而起。然而，現代化理論並未因此消亡，在千禧年之際，現代化理論支持者重新凝聚力量，以文化觀點作為出發點。然而此舉依舊不能免除現代化理論者的「文化化約主義」，過度強調不同民族特定的價值觀如何影響一個國家、民族的經濟發展或低度發展，之所以會如此，實與「理念（類）型」（ideal type）的運用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第二，在發展研究中存在一個過去長久以來被忽略，方法學的問題。在依賴理論與世界經濟體系分別招致批評之後，發展研究曾在1980年代產生了一個聚合的現象，也就是「歷史兼結構的研究取向」。但是，這個研究取向長久以來為學者所忽略。正因如此，使得「發展型國家」理論得以演變成一個韋伯式的「理念型」，並且延年益壽。由於此種疏失，使得學者試圖在幾個成功發展的國家中，找尋找特定的發展「模式」，例如所謂的「東亞模式」、「中國模式」等，以期尋覓出能讓後進國家學習早期成功的例子，順遂其工業化的過程。接著為建立一個可供仿效的「模式」，於是不少足以產生影響國家發展的因素「不得不」被刻意忽略，諸如地緣政治的因素，例如，冷戰時期美援對於台灣、南韓與日本經濟發展的正面意義。
以上幾種變化，無論是全球經濟的變化，乃至方法學上的發現，讓本書作者產生寫作的動機，認為有必要重新檢視發展研究所關切的議題是否合適、研究方法是否恰當、相關理論是否應該再度修正等。簡言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國家的發展為各方所關切。過去數十年來，現代化理論、依賴理論、與世界經濟體系理論各自受到不同程度的擁戴與批判，然而，由於研究的時空背景已有極大差異，加之，方法論的問題仍未獲得重視與解決，故此，本書認為時值21世紀初的現在，應該是重新檢視發展研究的時候了。
二、研究目的與架構
延續前述的兩大變遷—―知識經濟的來臨、與大國的崛起，將對全球經濟產生巨大的衝擊。因此，本書認為發展研究有再檢視之必要。在知識經濟中，累積財富的方式與過去著實不同。在各個不同的工業部門裡，知識的成分不斷提高，產品的附加價值與知識運用的多寡呈正比。因此，過去用於解釋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的成功發展歷程（陳玉璽 1992；彭懷恩 1995；Gold 1986; Amsden 1989; Wade 1990）的因素，在知識經濟中未必能依舊扮演重要角色，特別是以製造業為主的台灣與南韓是否可以延續過去的成功經驗，以求在知識經濟中更上一層樓？或者這兩個在製造業成功的「典範」，將因為與已開發國家之間存在知識落差，而使「知識依賴」（knowledge dependence）的現象依然存在，使得台灣與南韓在知識經濟時代中逐漸失去競爭優勢？中國在經濟改革開放之後，其成功發展的經驗可否成為其他後進國家倣效？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但在知識經濟時代是否能夠產生合適的產業政策以因應變化？另外，中國與其他大國的崛起，除了充足的勞動力、廣大的市場、購買力日益增強的消費者之外，這些都為學者所注意。然而，被忽略的是，在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與南非等大國崛起之後，這些國家擁有數十億的消費者，並且收入日益提高，不僅豐沛的勞動力能夠吸引跨國公司投入大筆資金，其廣大的國內市場也讓全球知名品牌趨之若鶩，於是全球的外資大部分都被吸引到這些國家，其他缺乏資金、技術的後進國家從此之後似乎難以吸引到足夠的外資，這將嚴重壓縮其他後進國家的發展空問，也可能導致原來的第三世界國家更悲慘地形成「被遺忘的世界」。
因此，本書的另一個目的在於嘗試證明，當大國崛起之後，發展中國家的成長空間將被嚴重壓縮，學術界所將面臨的極可能是「發展研究的終結」，因為大多數的後進國家，在全球市場中已無力參與競爭，而將被資本主義所遺忘。除此之外，因為其金磚國家國內的不平等極為嚴重，並且因為人口占全球比重很高，這足以使全球不平等的情況更形惡化。基於上述兩大變遷，本書在方法學也再度檢視組成發展研究的現代化理論、依賴理論、與世界經濟體系理論，最後證明依賴理論在知識經濟時代的重要性。向來東亞四小龍經濟發展曾被為視是依賴理論的反例，本書認為這是過於匆促所下的「結論」。
在知識經濟時代，發展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的「知識鴻溝」（knowledge gap）依然巨大，也幾乎到了無法拉近彼此的地步。如此，新的依賴形式，也就是「知識依賴」，已經逐漸體現，並成為21世紀後進國家依賴的主要方式。以此角度觀察，不只依賴理論並未因為東亞四小龍的崛起而敲響喪鐘，在新經濟時代 反而重獲新生。換言之，處於知識密集的智識資本主義時代，依賴理論有重新崛起的機會。
本書的研究架構如下：首先回顧發展理論中的三大理論，亦即現代化理論、依賴理論、與世界經濟體系理論，在過去所遺留下來的問題—―無論在實務上或是方法學上，並嘗試加以解決。其次，因為新經濟時代的來臨，從前衡量一國是否達到經濟發展目標的標準，例如製造業占GDP的比重，在知識經濟時代未必能夠適用，本書將提出更為適切的衡量指標，並根據這些指標重新評價過去與近來的成功案例。第三，在「知識有價」的新經濟時代，後進國家如果要工業化，就得付出更多的代價，因為使用先進國家的科技必須支付費用――諸如版稅、專利使用費等，使這些後進國加入全球化的步伐更為艱難。
第四，大國崛起的另一個結果，是使其他後進國家被摒除於全球化之外，因為既充足且廉價的勞動力對跨國公司而言，是致命的吸引力。大量的人口加上經濟起飛，使得金磚五國成為最具潛力的市場，如此讓其他第三世界國家難以吸引到充沛的外國資金與技術，除了國際救援組織會注意到他們之外，這些國家將被世界所遺忘。第五，本書在方法學上欲證明，部分依賴理論學者或許因為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和對資本主義感到失望，而主張應當先切斷與西方世界的連結，以臻社會主義的「理想境界」，但他們卻苦無門路達到這個境地。然而，過去依賴理論支持者深信，只要和先進國家有連結，落後國家將難以達成「發展」的目標，本書證明這種說法的正確性。也就是說，依賴理論在廿一世知識經濟時代仍有東山再起的機會。
最後，將總結過去數十年以來學術界的「發展研究」，探討國家發展研究是否已經走入了理論的死胡同而難以前進，失去繼續研究的價值。具體而言，1980年代東亞的台灣、南韓、香港、和新加坡崛起之後，學者探究到底政府能為經濟發展做些什麼，此時「發展型國家」理論甚囂塵上，似乎只要有一個大有為的萬能政府、健全的制度，就能使原本落後的國家能達到像四小龍一樣的榮景。
中國在1980年代之後，也逐漸享受到改革開放經濟成長的甜美果實；1990年代後，印度也在改革之後，逐漸在軟體產業獨樹一幟，全國競相設立軟體科技園區，不斷複製先前成功發展的模式。接著，愛爾蘭同樣地在1990年代起從一個落後的國家搖身一變，成為塞爾提克之虎（Celtic Tiger），令人刮目相看，但可惜好景不長，榮景難以維持。此外，以色列的高科技產業，在前蘇聯瓦解之後，因為其國防工業的關係，挾其堅實的研發能力，使其在資訊科技產業開啟一片天。然而，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之間的衝突，在後者於2012年12月聯合國通過巴勒斯坦成為非會員觀察國之後，以色列決定擴建E1屯墾區作為報復，以巴衝突將阻礙經濟活動的進行。是故，在發展研究領域之中，以國似乎不為學者所青睞。
然而，「發展研究」學者在歡呼之餘是否想過，這些國家真能在21世紀的知識經濟時代繼續享受成功的果實？或者說，除了這些發展的楷模之外，是否還有其他成功的案例？倘若沒有的話，業已存在幾十年的「發展研究」是否還要繼續，之所以如此行，僅只為了些許成功的機會而已？況且，在大國崛起之後，要贏得這局面的機會更是微乎其微、難上加難。本書認為應該要停止或許這類的學術辯論。
三、章節安排
本書分為四大部分，第一部，發展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第二部，後進國家的發展困境與依賴宿命；第三部，為「以『中國模式』重回世界中心？」；第四部，探討「大國崛起與發展研究的終結」。第一部內容如下，第二章與第三章回顧三大理論—―現代化理論、依賴理論、世界體系論。現代化理論於1960年代遭受批評之後，雖然經過修正，帶進具體的歷史分析，但仍沉寂相當時日。不過，約莫在世紀杪，一群理論家似乎再度找到「新的」辯論議題。修正後的現代化理論，加入了歷史比較分析，然而，千禧年之際Lawrence E. Harrison 與 Samuel P. Huntington 主編的《為什麼文化很重要？》（Culture Matters: How Values Shape Human Progress, 2000）一書，似乎再度回到了古典現代化理論的歲月，不再重視第三世界個別國家的獨特歷史背景，反而再度陷入高度抽象、缺乏具體證據的思辯之中（Harrison and Huntington 2000）。在新經濟時代，也就是知識資本主義的洪流裡，知識密集產業為成長的新動力。具體而言，依賴的形式已經改變成現今的「知識依賴」，在這種情形下，依賴理論是否能再度找回存在的理由，也是本書所關心的議題所在。世界經濟體系對理解全球動態有何助益？過去，曾以「半邊陲」概念作為與依賴理論區隔，在大國崛起之後，是否還能引發我們新的思維呢？這也是有必要加以討論的議題。
依賴理論與世界經濟體系理論在各自修正之後，產生了方法學上的一種聚合現象—―即朝向「歷史兼結構的取究取向」（historical-structural approach）發展，但這卻是過去長期以來被忽略的。為彌補發展研究過去的缺憾，本書將以這個研究角度來觀察成功發展的案例。第四章將討論歷史社會學的發展，其特性、邏輯與可能遭遇的問題；另外，所謂的發展型國家「理論」事實上僅僅是一種「理念型」之概念工具，因此，也將討論理念型的特徵及其潛在問題等。
第五章繼續探討「理念型」，並將之與發展型國家「理論」對話，以試圖為該「理論」正名為「理念型」。接著本書將「歷史」這一因素帶回分析之中，介紹1980年代在發展研究發生，卻一直被忽略的方法學上之聚合現象。事實上，本書將檢視「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ist state）理論，這一「理念型」看似提供國家發展的「課程」供其他後進者學習，使其能夠在工業化的道路免去失敗的危險，然而本書認為，或許更為重要的「地緣政治」（geopolitics）因素並未被考慮。另外，部分國家，例如台灣、南韓、以色列、債信危機前的愛爾蘭等，在這些成功案例的發展路徑中，往往可以發現「幸運」因素，同樣無法受到學者的青睞，況且，個別廠商是否在集體學習（collective learning）的過程中還勝過他者，這也非「發展型國家」理論 的支持者所關心者。因此，這令人不禁懷疑學者為了找尋合適的模型，來符合發展型國家這個「理念型」，而刻意忽略這些因素，明顯地是削足適履。另外，在理念型及其缺失這個部分，本書也討論韋伯因為「理念型」而導致的「文化化約論」，因為理念型這個概念工具是「去歷史的」，是故認為應該將「歷史」帶回分析之中，介紹1980年代依賴理論與世界經濟體系理論的聚合現象。第五章最後，再反思現代化理論，以進一步解決文化化約論所產的相關議題。
在進入本書第二部實證案例分析之前，第六章首先討論知識為何成為全球經濟主要的成長動力，先進國家如何進行人力爭奪戰，以為將來的市場、或市場之外的競爭（例如全球人才爭奪戰、專利戰 ）預作準備。本章也將論及依賴形式的轉變，「知識依賴」已經成為21世紀依賴之主要形式，而新的依賴形式將嚴重限縮後進國家的發展空間，惡化南北的知識落差。這部分是實證案例分析，用以瞭解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困境與依賴宿命。
在謝依君與本書作者合撰的第七章「台灣的發展經驗與困境」中，首先回顧過去台灣工業化的進程。台灣產業累積數十年的代工經驗，造就出1980年代的經濟奇蹟，從過去農業、輕工業、資訊科技產業，直到今日全球代工王國的地位，其生活水平的提高令許多新興工業化國家感到羨慕。然而，規模日益擴大的代工廠，長期以來卻為「低毛利」所苦。本章將進一步深入探討台灣產業發展的困境，特別是針對從低毛利「代工」升級到為「品牌」大廠代工這條路徑之途中所將遭遇的種種困難。
接著，在第八章比較台灣資訊硬體產業與印度軟體產業，台灣與印度兩者的土地面積、人口等方面有極大的差異，然而，長久以來學者大都認為，在資訊產業的硬體與軟體方面，台灣與印度可說是非常成功的案例，但本書在此闡明產業升級的障礙，或許學者對於兩者的「成功」抱持著過度樂觀之看法。本章分析在知識經濟時代下，這兩個發展的「典範」所面臨的困境，說明「依賴發展論」其實依然只是一種過度樂觀的觀點，認為應當回歸依賴理論來找尋答案，因為依賴理論並未走進死胡同。
第九章以中國的山寨手機產業為例，說明、並補充「發展型國家」理論的不足，進一步證明，如果過度運用理念型這種工具，對於理解事實非但沒有助益，反倒可能會模糊焦點。過去「發展型國家」理論常以東亞四小龍為例，但是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關係從未成為分析的焦點，但中國幅員遼闊，城鄉區域差距頗大，加上改革開放以來，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權力關係，往往影響著產業的發展，這點長期以來為該理論所忽略，但此點卻至少間接證明這理論並非如支持者所云， 只要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制定適當的產業政策便能保證成功，本章將證明中央、地方政府之「作為」與「不作為」都對產業政策的成功有所貢獻。
第三部所欲探討的主題是「以『中國模式』重回世界中心？」第十章將重心放在亞洲的世紀。是否在美國、日本、歐盟的經濟前景不被看好的情況下，中國與印度是否能夠接續四小龍之後，維持高成長的經濟動能，持續展現亮麗的經濟表現？身處21世紀的知識經濟時代，亞洲的世紀真能如學者所言翩然臨到嗎？在發展研究中，學者經常試著從成功的經驗中，找出可供其他後進國家效法的課程，希望以此縮短學習的時日，並減少失敗的機會。因此，第十一章便討論北京共識與中國模式的意涵，並以中國山寨手機產業為分析案例，說明中國獨特的政經環境，諸如廣大的市場、地緣政治地位等，使得學者在中國的成功經驗中找到的「課程」難以為其他後進國家模仿。另外，學者曾主張中國已逐漸取代美國，成為推動全球經濟成長的火車頭，在第十二章中，將進一步討論中國是否能在知識經濟時代能否像學者Giovanni Arrighi、Takeshi Hamashita（濱下武志）和Mark Selden等所言，成為全球經濟的領頭羊？中國在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成長，是否足以讓中國重新再站上東亞朝貢貿易的中心？換言之，在新經濟時代中國是否有能力在知識密集時代領先日本、韓國，和台灣，在象徵的意義上重回東亞的中心？
本書第四部討論大國的崛起與發展研究的終結。如前所述，知識經濟時代可說是全球經濟兩大變遷之一，第十三、十四章則說明另一巨變，亦即大國的崛起，具體而言，就是金磚五國的經濟快速成長。這五國的人口總數約占全球五分之二，代表著充足的勞動力與龐大的消費市場，其吸引外資的能力是其他後進國家難望項背的。這使得其他後進國家吸引不到外國資金，連簡單的輕工業也不易發展，更遑論需要挹注更多資金、技術的重工業了。除了國際救援組織與慈善團體仍願意前往這些國家之外，這些國家日後將會形成一個「被遺忘的世界」。此外，自1980年起，表面看來，全球經濟不平等看似減輕了，但其實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中國的經濟成長，小部分則是印度的貢獻，因此如果把中國排除不計，全球的不平等其實是惡化的（Kaplinsky 2005）。然而，因為中國與其他金磚國家的資源分配極為不均，這將造成全球不平等的情形益形惡化，組成中間階層的國家原先是世界經濟體系穩定的力量，這時卻因為中間階層的動搖反而變成不穩定的力量。
第十五章總結本書的研究發現。雖然依賴的形式處於變動的狀態，但是「依賴」關係實質上並未改變。在知識密集的時代下，富裕的北方國家與貧窮的南方國家之間的「知識落差」即使不是持續地擴大，也是維持在一個難以弭平的巨大鴻溝，如此，發展中國家與低度發展國家對先進工業國家「知識依賴」的情形似乎難以避免。最後，本書以「依賴理論的再興」作為暗喻，旨在闡釋1960年代的依賴理論者洞察機先。他們主張若不切斷與西方先進國家的連結，則發展中國家與低度發展國家就無法擺脫依賴。就本書研究觀點看來，這樣的論點並非空穴來風，以新的衡量指標來看，我們將會看到一個事實：東亞四小龍當中的台灣與南韓，在智識資本主義之中就算想要繼續追趕先進國家，恐怕也是一件極為困難的事，其他「新興工業國家」的命運似乎就更不樂觀了。接著，我們進入第二章來回顧過去數十年來國家發展理論的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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