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
一位崇尚經世致用的學者，他編練湘軍是平定太平天國之亂的主要功臣，經由他一手拯救得生的滿清皇朝，在同治、光緒年間一度出現振衰起敝的中興景象。
第一章 曾國藩
在中國近百年的歷史上，曾國藩是一個極其重要的關鍵人物。假如沒有曾國藩出來力任艱巨，則太平天國之亂事必難平定，滿清皇朝的命運，也不必等到辛亥革命，就會提早五十年結束。也因為他善於識拔人才，引用賢能，更時時以轉移社會風氣及建立廉能政治為己任，所以經由他一手拯救得生的滿清皇朝，才會在同治、光緒之間，一度出現振衰起敝的中興氣象。這一個在中國近百年史上居有如此重要地位的人物，自清末以至民國，自中國以至外國，凡是對他有所瞭解的人，幾乎無不深致欽仰景佩之誠。惟一的例外，只是清末革命運動蠭起之時，革命黨人對他所加的苛刻評論。
勃興於清末的革命運動，首先揭櫫其排滿反清的民族主義革命思想。基於此一革命主張，為滿族所建立的清皇朝當然是必須推翻的革命對象。至於那些在滿清皇朝中做官的漢人，如果他們曾經出力鎮壓過漢人的革命運動，亦必被視為替異族效勞的功狗，詆之為漢奸，斥之為民賊。曾國藩生當滿清末年，適逢太平天國的反清革命之會，而他又是在平定太平天國之亂中出力最多的人，於是也就不免被詈為幫助滿清政府鎮壓漢人革命的劊子手，與胡林翼、左宗棠等人同被畫成人首獸身的畜類，口誅筆伐，至於無所不用其極。實在說來，自明朝亡國，經過滿清皇朝一百多年來的高壓統治與懷柔收買，中國人固有的民族思想，大都已經泯滅無存。曾國藩生當此一時代，他所接受的教育，使他的倫理道德觀念與政治思想侷限在一定的範疇之內―除了忠君愛國之外，就只知道如何砥礪品德，進修學問，以及一旦得官入仕，如何為社會民生謀求福祉。這種倫理道德觀念與政治思想，在他的家書中可以很明白地看得出來。《曾國藩家書》卷一，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致弟書〉云：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之生，不愧為天地之完人。故其為憂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為憂也，以德不修、學不講為憂也。是故頑民梗化則憂之，蠻夷猾夏則憂之，小人在位、賢才否閉則憂之，匹夫匹婦不被己澤則憂之，所謂悲天命而憫人窮，此君子之所憂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饑飽，世俗之榮辱得失、貴賤毀譽，君子固不暇憂及此也。
這正是中國的標準儒家思想―只有以社會民生為重的天下思想，而沒有狹隘的種族主義觀念。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如果責備曾國藩何以在太平天國革命時不知贊助革命，以便乘機恢復漢人的政權，反而要為滿清皇朝出力鎮壓此一民族革命運動，就未免昧於時代環境，對曾國藩持論過苛了。所以，自革命成功以後，自政府首要以至政論家、歷史家，都已另外以新的觀點對曾國藩重做新的評價。以新的觀點來看曾國藩的一生事業，便會覺得，曾國藩不但在他所生存的時代中是一個出類拔萃的人物，即在今日，他的思想、言行與功業，也依然是我們所不能企及的。偉大人物之所以成其偉大，只有在這些地方可以明白地看出來。
曾國藩雖然是清代末年的偉大人物，但他不是天才。他的成功，得力於他的勤學不懈與終生篤實履踐。他的朋輩與僚屬受到他的感化，人人以進德修業及負責盡職自期，所以才能團結眾心，群策群力，夷平大難，轉移風氣。除此之外，則他的命運在他的一生事業中也曾有過重大的關係。清人朱克敬所撰的《瞑菴雜識》中有一條說：
曾文正公嘗語吳敏樹、郭嵩燾曰：「我身後碑銘，必屬兩君。他任捃飾，銘辭結句，吾自有之。曰：『不信書，信運氣。公之言，告萬世。』」
這所謂「不信書，信運氣」之說，並非空言泛論，而確實係有感而發之言。試綜觀曾國藩之一生，如果不是命運之神有意要成全他的話，即使他終生砥礪品德，篤實履踐，始終不懈，恐怕充其量也只能成為一個硜硜自守的君子，絕不能在國家民族面臨極大危難的重要關頭讓他出來領袖群倫，創下如此驚天動地的不朽大業。凡此種種，在他的一生傳記之中，都有明顯的事蹟可以稽考，不能斥之為無稽讕言。
曾國藩是湖南湘鄉縣人。他家世代業農，到他父親麟書時，方才因讀書而成為縣學中的一名「生員」―秀才。曾國藩在六歲時開始從師入學，十四歲開始到長沙省城應童子試，先後考過七次，直到道光十三年，亦即曾國藩二十三歲的那一年，方才成為生員。翌年，領鄉薦，中式湖南鄉試第三十六名舉人。道光十八年，亦即曾國藩二十八歲的那一年，會試亦捷，中第三甲第四十二名進士。照一般情形來說，讀書人能夠在一連串的科舉考試中先後得捷，已經取得了做官入仕的資格，從此功名得遂，衣食無憂，應該可以算得上是躊躇滿志的了。但若就事實而言，則又不盡然。因為，在進士之上，還有更高一層，即俗語所說的「點翰林」。中了進士，不一定能做大官；點了翰林，那才真正具備了做大官的資格―不但是資格好，而且陞遷也快。但點翰林必須進士的名次考得高。一甲進士三名，俗稱狀元、榜眼、探花，榜發之後即授職翰林院的修撰、編修等官，立刻成為名實相副的「翰林」。至於二、三甲的進士要想成為翰林，還得經過一次朝考，被取中庶吉士之後在翰林院教習三年，期滿後再經過一次散館考試，成績優良的，二甲進士授編修，三甲進士授檢討，正式成為翰林院中的一員，其或改官部屬，或授職知縣，從此與翰林絕緣。而進士參加朝考，取中的又以二甲為多，三甲者寥寥無幾。所以，曾國藩如果不是運氣好，他在中了三甲進士之後就很難被點為庶吉士。點不了庶吉士，當然更成不了翰林，這對於他以後的官職陞遷，影響就大了。
曾國藩在取中進士之後參加朝考，成績非常好，列一等第三名。試卷進呈御覽之後，道光皇帝又特別將他拔置為一等第二名。就這樣，曾國藩才幸運地被點中了庶吉士。到了道光二十年，庶吉士散館，曾國藩考列二等第十九名，名次仍然很高。因此，他被授職檢討，留在翰林院供職。曾國藩能夠先中進士後再成翰林，對於他的一生事業前途，關係甚大。《曾國藩家書》卷二，載有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的〈致弟書〉，云：
吾謂六弟今年入泮固佳，萬一不入，即當盡棄前功，一志從事於先輩大家之文。年過二十，不為少矣，若再扶牆摩壁，役役於考卷截搭卜題之中，將來時過而業仍不精，必有悔恨於失計者，不可不早圖也。余當日實見不到此，幸而早得科名，未受其害。向使至今未嘗入泮，則數十年從事於吊渡映帶之間，豈不腆顏也哉？此中誤人終身多矣！
所謂「入泮」，即是中秀才之意。而由秀才至翰林，路還遠得很。由他所說「幸而早得科名，未受其害」，及「此中誤人終身多矣」的話，可以知道曾國藩假如不是早中進士入翰林，此時必然仍在無用的八股時藝之中奮鬥掙扎，絕無如許閒暇可以容他讀有用之書，儲備學問，以為他日救時匡難之用。這是他自己所說「不信書，信運氣」的第一步徵驗。至於第二步的徵驗，則是他在做了翰林院檢討之後的歷次考試情形。
清代的翰林院官，有所謂不定時舉行的「大考」，到時由皇帝命題考試詩文策論，以為陞遷降黜的依據。大考成績好的，陞遷特別快，否則立予降黜，絕不容情。故而清代俗語，有所謂「秀才怕歲考，翰林怕大考」的話，正是針對那些僥倖得售而不肯努力上進的讀書人而說的。曾國藩在翰林七年，由於他向來用功不懈，歷次考試的成績都很好，因此，屢蒙超擢，不過七年的工夫，就由從七品的翰林院檢討一直陞到從二品的內閣學士，具備了他此後出當大任的官階與資格。若非命運的安排，他怎能有如此良好的機遇呢？清人王定安所撰的《曾文正公大事記》敘此，云：
道光二十年庚子，散館二等第十九名，授檢討，旋派順天鄉試磨勘。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充國史館協修官，道光二十三年三月，大考翰詹，列二等第一名，奉旨以翰林院侍講陞用。六月，詔以公為四川正考官，趙楫副之。七月，補翰林院侍講。十一月回京，充文淵閣校理。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充翰林院教習庶吉士。十二月，轉翰林院侍讀。道光二十五年五月，陞授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九月，擢翰林院侍講學士。道光二十七年大考翰詹，列二等，奉旨記名，遇缺題奏。六月，陞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
翰林院的侍講與侍讀，秩從五品；詹事府左右庶子，秩正五品；翰林院侍講學士，秩從四品；至於內閣學士，則從二品。清代官制，滿漢並用。翰林院官的陞遷途徑有二：一是考試，二是考績，而考試成績優良者，較考績的陞遷尤快。至於翰詹以外的京官與外官，則陞遷之途只有三年一次的考績。清代末年，仕途冗濫，參加考績，須先占得實缺。而進士出身以部屬官及知縣用者，往往數年不能補得一官，既不能補官，自更不能由考績陞官。所以，即使同是一科考中的進士，由於翰林與非翰林及大考成績優劣不同的關係，很可能在短時間之內就菀枯各異，雲泥有別。如曾國藩在中進士之後的第二年，還不過只是一個從七品的翰林院檢討，三年之後就陞為從五品的翰林院侍講，二年後又陞從四品的翰林院侍講學士，又過二年，就再陞為從二品的內閣學士了。像這樣每隔二三年就超陞一二階的情形，在翰林中雖是常有的事，若是翰林院以外的一般京官，就沒有這麼好的機遇了。京官以外的外省官員，陞遷較京官更難，自更不能有這麼好的運道了。他不必論，即以同為翰林出身的胡林翼而言，情形就大不一樣。
胡林翼是道光十六年的二甲進士，科第要比曾國藩早二年，名次也比曾國藩高。朝考入選之後，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道光十九年大考翰詹，列二等。在這一段經歷上，他的資格與成績和曾國藩一樣。只是，他在道光二十年的江南鄉試副主考任內出了毛病，被降一級外調，從此蹭蹬仕途，直到咸豐三年，曾國藩已經做到了正二品的侍郎，胡林翼還在貴州黎平府做從四品的知府。後來，雖然由於胡林翼自己的幹練，聲譽日起，也還需要曾國藩的全力推薦，才能使他有機會到湖北戰場上去大展身手，由按察使、布政使，而一直陞到巡撫，官位與曾國藩相等。在這一段經歷上，胡林翼的陞遷，足足比曾國藩遲了七年。而論到出身，胡林翼還是曾國藩的翰林前輩呢！曾國藩的宦途得意，對於太平天國的成敗得失及滿清皇朝的存亡，關係甚大。假如曾國藩在咸豐初年還只是一個沒有功名的讀書人，縱使他有通天的本領，他也沒有出頭的機會。又假如曾國藩與胡林翼一樣，在那時還只是一個地位不高的中級官員，那也輪不到由他出來領導群倫，成就他此後的迴天事業。所以說，曾國藩能夠在太平天國崛起之後，以一個在籍的侍郎出來組織湘軍，夷平大難，其中實在雜有很多機緣湊合的因素。曾國藩平生，不信書而信運氣，在這裡就有了很明顯的徵驗。至於他之能夠在翰林院中讀書進修，當然更是再好不過的機遇了。明、清時代的翰林院，乃是新科進士「讀書養望」的好地方。能夠進得了翰林院的進士，既不必為實際政務所勞擾，又可以從容閱讀翰林院中的豐富典籍，儘量在經史、文學、政經、軍事等方面充實自己的學問。《曾國藩家書》卷二，收有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的〈致弟書〉，云：
兄少年天分不甚低，厥後日與庸鄙者處，全無所聞，竅被茅塞久矣。及乙未到京後，始有志學詩、古文並作字之法，亦苦無良友。近年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謂經學者、經濟者，有所謂躬行實踐者，始知范、韓可學而至也，馬遷、韓愈亦可學而至也。慨然思盡滌前日之污，以為更生之人，以為父母之肖子，以為諸弟之先導。
所謂「范、韓」，即宋朝有名的賢相范仲淹與韓琦；所謂「馬遷、韓愈」，即是有名的史學大家司馬遷與古文名家韓愈。由此可知，曾國藩在未進翰林院之前，不但對學問之道未得門徑，而且卑無大志，只是一個碌碌庸庸的陋儒而已。而在他中進士做翰林之後，日與良朋益友相往還，於是方得窺學問之門徑，而有志於聖賢之學。黎庶昌撰《曾文正公年譜》亦說：
公少時器宇卓犖，不隨流俗。既入詞垣，遂毅然有效法前賢，澄清天下之志。讀書自為課程，編摩紀注，分為五門，曰茶餘偶談，曰過隙影，曰饋我糧，曰詩文鈔，曰詩文草。
由此可知，曾國藩一生仗以成功的志行與學問，都是在此時奠定其基礎的。所以然之故，一方面固然是因為得有良好的讀書環境，二方面亦因得有良朋益友的切磋。他在此一時期所交的朋友，計有倭仁、吳廷棟、何桂珍、竇垿、邵懿辰、陳源兗等，逐日相與討論問難，得益極多。至於他在治學方法上的導師，則是時任太常寺卿的唐鑑。由於唐鑑邃於義理之學，亦即宋史所謂之道學，曾國藩常向請益，遂以朱子之《近思錄》及濂、洛、關、閩諸子之書為日課，肆力於宋儒之學。這對於他的倫理道德思想及克己省復功夫，影響尤大。曾國藩後來從事於對太平天國的戰爭，經常在困難拂逆的環境中艱苦支撐，若不是靠著堅忍強毅的意志力周旋到底，恐怕也不能得到最後的勝利。而這種堅忍強毅的意志力量，就得力於他此一時期中的陶鎔範鑄。至於他在做翰林時期內因致力於經世實用之學而對政治、軍事、經濟等等實用方面的學問都大有所得，而在此後的對太平天國之戰中發揮其實用，更是有目共睹之事，不必多所贅述。
2024專利防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