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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只是局部的；我們作先知所講的，也只是局部的；及至那圓滿的一來到，局部的就必要消逝。當我是孩子的時候，說話像孩子，看事像孩子，思想像孩子；幾時我一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丟棄了。我現在是藉著鏡子觀看，模糊不清，到那時，就要面對面的觀看了。我現在所認識的，只是局部的，那時我就要全認清了，如同我全被認清一樣。」(《格林多前書》，十三章9-12)。
的確，雖然我們學術工作者被賦予的首要任務是求真，以及追求善與美，然而在完成本書後我也深深體會「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只是局部的」，關於經濟倫理、商業倫理與企業倫理等課題，雖然已經思考探究了十餘年，但是實在所知有限，一方面固然是我駑鈍，另一方面我也總是感覺到，好不容易處理完一個課題，似乎讓我們能夠更清晰的認識它，但是，若又繼續深思研究下去，則發現前方不遠處還有晦澀不明的問題呈現在眼前，而亟須要去解決一探究竟，這真的就像保祿說的「我現在是藉著鏡子觀看，模糊不清。」這實在是我內在深層的體會。
在思索這些課題時，我得益於若望保祿二世教宗甚多，教宗的《人的工作》、《一百周年》、《社會事務關懷》、《羊群的牧人》、《我要給你們牧者》等通諭與勸諭以及《回憶與認同》等，我都一再咀嚼默想，也將一愚所得寫成學術論文，此外，St. Thomas Aquinas在《神學大全》與《駁異大全》中的教導，St. Augustine在《天主之城》中的灼見都讓我對經濟倫理、商業倫理、企業倫理課題背後的善、惡本質有了更深層的認識，由衷感謝這些往聖先哲的教導。
若望保祿二世教宗在討論經濟制度中的倫理基礎課題時，特別提及《瑪竇福音》十三章24-30節；36-43節中麥子與莠子的比喻，在《一百周年》和《回憶與認同》中都一再深入剖析，並且教宗所提示：帶著原罪創傷的人作為經濟活動的主角及經濟制度的主體，不可避免會使經濟制度成為「罪的結構」之觀點，十分啟發我，促使我能更深入思考經濟倫理的相關課題。
受教宗對人的原罪與經濟倫理關聯性之啟發，我開始探究人的原罪，人的自利與經濟倫理之間的關聯性，在這個過程中，東正教神學家也是經濟學家的 S. N. Bulgakov對於資本主義經濟學中經濟人假設的本質，以及以「人神」(man-God)及「神人」(God-man)這二個概念來詮釋St. Augustine「愛自己如此之多，以致於輕視天主」(amor sui usque ad contemptum Dei)與「愛天主如此之多，以致於輕視自己」(amor Die usque ad contemptum sui)這二段話的內涵，並將之應用於思考經濟制度下的人之自利與利他行為裡的深邃涵意，對我在思考人的原罪與商業倫理、企業倫理與經濟倫理的相關課題時，俾益甚深。
此外，基督新教神學家R. Niebuhr也從原罪的角度思考《路加福音》十六章8節中不義且精明的今世之子，與在精明上遜於今世之子的光明之子的比喻，將之用以分析經濟制度下的光明之子與今世之子(Niebuhr在論文中以the children of darkness來描述今世之子，也就是黑暗之子)，促使我們思考是否光明之子因為不夠精明，反而使今世之子可以高舉光明之子所提倡的光明信條，而行黑暗之實呢？這樣對光明之子與今世之子的內涵省思，的確也提醒了我在研究經濟倫理的課題時，切不可輕忽若望保祿二世教宗在《一百週年》中所指稱之「本身為自由而受造的人，身上帶有原罪的創傷。人經常受原罪牽引，而趨向罪惡，因而需要救贖。……人趨向善，但也能作惡。他能超越擺在眼前的利益，但仍為其所繫。一個社會愈能顧及這項現實，而不把個人的利益與社會全體利益對立起來，反之，卻尋求方法使之和諧並立、開花結果，則社會秩序也將益為穩定」(《一百週年》,1991：43)。
前述教宗所謂社會秩序的穩定，當然也包括經濟秩序的穩定，這也是經濟倫理研究所追求的目標，然而教宗提示我們在思考探究此議題時，切不可忽視人帶有原罪創傷的現實。此亦提醒了我們這些有志並關心經濟倫理、商業倫理與企業倫理的大學商管學院教師，在思考經濟制度之惡、公司不法情事、公司治理失敗、違反商業與企業倫理等現象與個案時，在除了從倫理領導、倫理的公司文化、倫理的組織架構、倫理的控制系統、利害關係人利益與企業的社會責任等途徑探究外，對於人性之惡與人的原罪的正視，應是值得發展與思考的研究方向。
而一個倫理的國家、倫理的社會、倫理的經濟制度、倫理的商業環境與倫理的企業，都須要倫理的領導，因此倫理領導 (ethical leadership) 也是研究經濟倫理、商業倫理、企業倫理時必須妥善處理的課題，然而若深究倫理領導中倫理的根源何來？則不免探究至靈性領導(spiritual leadership)的範疇，靈性領導並非是僅屬於基督宗教神學或宗教學的領域，它在企業管理學中的組織行為理論已被重視，在組織行為學領域的頂尖國際SSCI期刊The Leadership Quarterly中便刊載L.W. Fry的〈一個靈性領導理論的探究〉(Toward a theory of spiritual leadership)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14(2003) 693-727)，Fry發揮了《格林多前書》十三章13節的「現今存在的，有信、望、愛這三樣，但其中最大的是愛。」中的信(faith)、望(hope)、愛(love)這三者的靈性價值與組織文化、領導價值以及工作場所的靈性領導之間的關聯性。
其實，C. C. Manz在發揮《瑪竇福音》十七章20節信德與芥菜種子的比喻以建立其領導理論時，就曾強調愛與信對領導者的重要性，而L. C. Spears則特別從《瑪竇福音》二十章26-28節中願在眾人中為大為首者，便要作眾人的僕役與奴僕的思想，發展其僕人領導 ( servant leadership)的概念，而B. McCormick和D. Davenport，以及K. Leman和W. Pentak都曾討論並發揮《聖詠》二十三篇〈上主是善牧〉的內容，並提出牧羊人領導 ( shepherd leadership )的想法，靈性領導除了從《聖經》中的章節內涵作為理論基礎外，天主教會中不同修會 ( Society )的精神，也被應用在靈性領導上，A. Grün從《聖本篤會規》，C. Lowney從St. Ignatius of Loyola《神操》，都各自提出關於靈性領導的重要詮釋。然而，讓我對靈性領導能有深刻而全面的認識，還是有賴於若望保祿二世教宗的《羊群的牧人》與《我要給你們牧者》二篇勸諭，此外，《教宗回憶錄》與教廷主教部發行的《宗徒的繼承人》則可視為對前此二篇勸諭的進一步補充。在《羊群的牧人》與《我要給你們牧者》這二份文件中，幾乎全面涵蓋了目前學界在靈性領導上所有處理的課題，無論是信、望、愛與領導價值的關係、僕人領導、牧羊人領導、聖本篤式的領導、聖依納爵式的領導均涵括在內，我雖然在2012年曾以〈「羊群的牧人」勸諭中之宗教管理思想及其對台灣宗教管理研究之啟發〉一文來討論其中的靈性領導思想，但是深深覺得其中亟待開發關於靈性領導的學術課題甚為豐富，實在值得更多的學術成果產出，我也願意持續深耕此課題，因為倫理領導與靈性領導，都是我們在研究商業倫理與企業倫理時，應該面對的重要課題。
「當我是孩子的時候，說話像孩子，看事像孩子，思想像孩子。」確實，面對浩瀚的知識與無盡藏的奧祕，我是個牙牙學語、蹣蹣學步的孩子，看事像孩子，思想像孩子。而無盡藏這個辭，是由佛家借來的，語出《華嚴經探玄記》十九卷，意思是德廣難窮，無所不包，有無窮無盡之意。我十二年前初接觸經濟倫理、商業倫理、企業倫理的相關課題時，並不知道所探究主題的廣度與深度竟德廣難窮，從思考經濟制度之惡與公司治理不法情事的起點出發，在山重水複的探索過程中，竟追尋到人的原罪和制度性的罪的結構以及靈性領導，真是一場驚奇意外之旅，然而畢竟現在還是「當我是孩子的時候」，因此本書中的童言童語必定錯陋不少，至祈方家先進不吝指正，不勝感激。
回首這段學思寫作過程，Küng最喜歡的聖經金句「你有什麼不是領受的呢？」(《格林多前書》,四章7 ) 時時迴盪在我的心中，我確實從天主、教會內神長、師長與家人領受了太多的恩惠，因為天主的召喚及恩寵，我從經濟倫理、商業倫理與企業倫理的研究涉入了教會社會訓導與靈性領導的研究，只希望能為主人賺取「塔冷通」(《瑪竇福音》二十五章14~30 ) ，並且不要辜負葡萄園主人的召叫(《瑪竇福音》二十章1~8 )。
教會內的善牧李克勉主教、劉獻堂榮休主教、白正龍蒙席、郭維夏神父、張宇恭神父、聶達安神父、汪文麟神父、林吉城神父等等神長在靈性與智性上對我萬分栽植培育，實在無以回報，願天主沛降恩寵於這些牧羊人。而母校輔仁大學江漢聲校長、周善行副校長、戴台馨主任、陳德光院長、楊世雄教授、吳春光教授、鄭印君教授都悉心在教學與研究上照顧及帶領我，特別是戴台馨教授為我大學時的業師，許多關於教會社會訓導以及A. Sen的研究都是在恩師的啟發帶領下完成的，而淡江大學的彼薩列夫 ( A. Pisarev)教授、馬良文 ( V. V. Maliavin)教授、黃志文教授及林立教授在我研究俄羅斯東正教經濟倫理與歐洲經濟倫理思想課題時，給予我知識豐富上的提攜協助，實在感謝師長與恩師們的道業傳授，我也會將這知識智慧的火炬繼續傳遞下去。
然而，在許多假期?的窮經致理與案牘勞形，內人錦玲不僅犧牲休息時間，更是總攬電腦文書工作，使我凌亂的手稿能以學術論文的樣式出版，沒有內人長期以來的包容及體諒，我也實在無法完成此書。我的父母林福凉先生與賀勝南女士，總是在我背後堅定地支持我，也不斷地在天主台前為我代禱轉求，使我豐厚地得到天主的關愛，岳父母郭振福先生與胡明玉女士總是包容我研究寫作的繁忙勞碌，也鑒諒多次岳父母身躬欠安時未能南下探望，我的手足湘雅、湘卉、表哥莊長錡先生、叔父林寬堂先生、姨母賀季真女士也都在本書的寫作過程中給予我不可勝數鼓勵與支持，願天主百般降福他們。
暖暖書屋的總編輯，也是前五南文化的總編輯龐君豪先生，在六年前便鼓勵我出版本書，他在左岸文化任職時，出版的一系列西方人文社會思想的經典名著，常是我在研究所課堂上，指定學生功課的讀本，龐總編輯確實是有著寬厚人文關懷的文化人，本書得以出版，都賴其愛護與玉成。我的學生嚴友莉、賴幸伶、黃玫婷在電腦文書及格式排版上協助甚多，謝謝她們的費心與用心。
「我現在所認識的，只是局部的，那時我就要全認清了，如同我全被認清一樣」，雖然在此塵世，我對經濟倫理、商業倫理、企業倫理的認識永遠只會是局部的，但願能夠在全部認清的「那時」來臨時，葡萄園的主人能肯定我是葡萄園?稱職的工人 (《瑪竇福音》二十章1-8) ，在主人要我交帳時，我也能向主人交代令其滿意的「塔冷通」(《瑪竇福音》二十五章14~30 ) ，並能有榮幸受邀參加主人的盛宴(《路加福音》十四章15~24 ) 。
你們也到我的葡萄園裡去吧!
將在今年4月27日天主慈悲主日封聖的真福若望保祿二世教宗，在其1988年所頒布的《平信徒》勸諭中，特別闡釋了＜瑪竇福音＞二十章1~7節關於葡萄園主人邀請僱工到葡萄園工作的意涵，提醒我們「你們也到我的葡萄園裡去吧!」的邀請，不僅是關係到聖職人員，它亦指向每一位平信徒同樣也為主所召喚，因此聖國瑞在宣道時，要信友注意自己的生活方式與作為，是否有違於主的工人之身分，以及能否稱職於主的葡萄園之工作（《平信徒，CHRISTIFIDELES LAICI》，2）。
我想林教授在大學商學院裡擔任專任教職，專研經濟倫理、商業倫理、企業倫理十餘年來，總是努力在學術上將前述領域的學理與教會社會訓導內涵進行研究與分析，並獲致可觀的成果，應是希望葡萄園的主人能肯定其為葡萄園裡稱職的工人吧!
在本書中，林教授從經濟倫理、商業倫理、企業倫理的觀點探究了《人的工作》（LABOREM EXERCENS）、《社會事務關懷》（SOLLICITUDO REI SOCIALIS）、《一百週年》（CENTESIMUS ANNUS）、《羊群的牧人》（PASTORES GREGIS）、《我要給你們牧者》（PASTORES DABO VOBIS）、《平信徒》（CHRISTIFIDELES LAICI）、《家庭團體》（FAMILIARIS CONSORTIO）、《在真理中實踐愛德》（CARITAS IN VERITATE）等教會社會訓導重要文件，並也從教會的合一及大公交談（《羊群的牧人》，64）之角度，對於東正教會（Orthodox）及喀爾文宗（Calvinism）之經濟社會思想與教會社會訓導進行比較分析，更已經將相關的研究成果發表於國際頂尖SSCI等級之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及AHCI等級之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Religions and Ideologies，除了殊受學術界肯定外，從教會的角度來看，這樣的研究成果能讓學術界更深切認識教會的社會訓導，作為教會的牧人，我甚感欣慰。
再者，林教授也是輔仁大學的校友，本書的多篇論文均曾發表在輔仁大學社會科學院所舉辦之「天主教社會思想研討會」，和輔仁大學若望保祿二世和平對話研究中心主辦的「天主教社會理論學術研討會」，在發表前均經匿名審查者及論文評論人的學術審核，以完備論文的學術性與嚴謹性。輔仁大學是天主教大學，「天主教大學必須以『大學』及『天主教』的雙重身份，不斷自我革新」（《天主教大學憲章》，7），並且「主教們肩負著一項推動天主教大學的特殊責任，特別是幫助它們維繫並發揚其天主教的身份，也包括在面對世俗權威時，保護此天主教身份」（《天主教大學憲章》，28）。身為教區的牧者，我肯定天主教大學在經濟、商業、管理等範疇的研究與教學工作上，應與教會社會訓導有密切的聯繫，因為這不但是「大學學者藉由哲學和神學之助，在人和世界的觀點上，不斷尋求每一學科的相對方位和意義」（《天主教大學憲章》，16）的具體作法，更是天主教大學的重要使命，因為「天主教大學的一項特別課題是促進信仰和理性的交談，藉此更可深刻看到，信仰和理性如何為一切真理的統一性作和諧的見證」（《天主教大學憲章》，17）。
林教授是我所牧養教區的信友，在本書中他將經濟倫理、商業倫理、企業倫理的學術專業與教會社會訓導相結合，進行不同學門間的科際整合的研究，已經充分展現出大學裡的基督徒教師應有的作為，我肯定他的努力，因為這不僅是信仰生活與學術專業整合的具體表徵，更顯示經濟發展、商業活動、企業行為都不能離開教會社會訓導所內蘊的價值，並且也符合「基督徒教師們應該見證及培育真正的基督徒生活，真正的基督徒生活表示出已達到信仰與生活的整合、專業能力與基督徒智慧的整合。」（《天主教大學憲章》，22）中的精神。
教會敬崇天主之母（Mater Dei）萬福瑪利亞為「海星」（Ave Maris Stella），也在《聖母德敘禱文》中敬稱「上智之座」（Sedes sapientiae）、「義德之鏡」（Speculum iustitiae）、「和平之后」（Regina pacis），此外，更是「聖言之母與喜樂之母」（Mater Verbi et Mater laetitiae）。
「海星」意謂著聖母如大海之星，是指示、光照、引領我們找到基督的希望之星（《在希望中得救，SPE SALVI》，49，50）；「上智之座」則蘊涵聖母生育了真理，並將之默存於心，且分施給全人類，因此走在通往智慧、真知的道路時，能賴聖母的轉求，擺脫一切障礙，使得「上智之座」能成為終生追求智慧者的安全港埠（《信仰與理性，FIDES ET RATIO》，108）；而教宗本篤十六世特別將《在真理中實踐愛德》（CARITAS IN VERITATE）通諭，請託「義德之鏡」與「和平之后」的保佑轉求（《在真理中實踐愛德，CARITAS IN VERITATE》，79），明確提示我們應將促使人類社會在正義與愛內修和的目標（《教會社會訓導彙編》，81）託付給教會之母；而喜樂是聖神的果實，能讓我們進入聖言內，也讓聖言進入我們內，結出永生的果實，天主聖言與喜樂的密切關係，則顯明於天主之母身上，這便是「聖言之母」與「喜樂之母」的真切內蘊（《上主的話，VERBUM DOMINI》，123，124）。
為此，我期勉林教授的學術研究，永遠朝著「海星」所指出的方向累積；在追尋智慧、真知的過程，能賴「上智之座」的庇護駛向安全的港埠；並且在探討正義與和平的學理意涵時，應將學思所得呈奉於「義德之鏡」、「和平之后」；在研究教會社會訓導，並體會到天主聖言與基督永生的話所伴隨而來的喜樂時，更要感念「聖言之母」與「喜樂之母」在天主台前的轉禱。作為教會的牧人，我更願其將本書之學術成果奉獻給宗徒之后（Regina Apostolorum）、教會之母（Mater Ecclesiae）。
主曆2014年2月11日，露德聖母顯現紀念日
天主教新竹教區 李克勉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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