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和佛教研究
我接觸到佛教研究，已經有五十年的歷史了。1935年，我到了德國哥廷根，開始學習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羅文，算是我研究佛教的濫觴。從那以後，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漫長的年代?，不管我的研究物件“雜”到什麼程度，我對佛教研究始終鍥而不捨，我在這方面的興趣也始終沒有降低。
“你研究佛教是不是想當和尚呀?”有人曾半開玩笑地問過我。我從來沒有信過任何宗教，對佛教也不例外。而且我還有一條經驗：對世界上的任何宗教，只要認真地用科學方法加以探討，則會發現它的教義與儀規都有一個歷史發展過程，都有其產生根源，都是人製造成的，都是破綻百出，自相矛盾的，有的簡直是非常可笑的。因此，研究越深入，則信仰越淡薄。如果一個研究者竟然相信一種宗教，這件事情本身就說明，他的研究不實事求是，不夠深入，自欺欺人。佛教當然也是如此。
那麼為什麼還要研究佛教呢?要想圓滿地回答這個問題，應該先解決對佛教評價的問題。馬克思主義對宗教的評價是眾所周知的，從本質上來看，也是正確的。佛教這個宗教當然也包括在?面。但是我感覺到，我們過去對佛教在中國所產生的影響的評價多少有點簡單化、片面化的傾向。個別著名的史學家幾乎是用謾駡的口吻來談論佛教。這不是一個好的學風。謾駡不等於戰鬥，也不等於革命性強，這個真理早為大家所承認，可惜並不為這位史學家所接受。平心而論，佛教既然是一個宗教，宗教的消極方面必然會有。這一點是不能否認的。如果我們說佛教簡直渾身是寶，完美無缺，那也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
但是佛教在中國產生的僅僅是消極的影響嗎?這就需要我們平心靜氣仔細分析。從整個世界自古至今文化發展的情況來看，一個文化，不管在某一時期內發展得多麼輝煌燦爛，如果故步自封，抱殘守缺，又沒有外來的新成分注入，結果必然會銷聲匿跡，成為夏天夜空中的流星。打一個未必很恰當的比方，一種植物，必須隨時嫁接，方能永葆青春；放任不管，時間一久，就會退化。中華民族創造了極其卓越的文化，至今仍然沒有失去活力，歷時之久，為世界各民族所僅見。原因當然是很多的，重要原因之一，我認為，就是隨時吸收外來的新成分，隨時“拿來”，決不僵化。佛教作為一個外來的宗教，傳入中國以後，拋開消極的方面不講，積極的方面是無論如何也否定不了的。它幾乎影響了中華文化的各個方面，給它增添了新的活力，促其發展，助其成長。這是公認的事實，用不著再細加闡述。
我們過去在評價佛教方面，不是沒有問題的。一些史學家、哲學史家等等，除了謾駡者以外，評價也往往失之偏頗，不夠全面。他們說，佛教是唯心主義，同唯心主義作鬥爭的過程，就是中國唯物主義發展的過程。用一個通俗的說法就是，佛教只是一個“反面教員”。我們過去習慣於這一套貌似辯證的說法，今天我們誰也不再滿足於這樣的認識了。我們必須對佛教重新估價。一百年以前，恩格斯已經指出來過，佛教有辯證思想。
我們過去有一些論者，言必稱馬恩，其實往往是僅取所需的狹隘的實用主義。任何社會現象都是極其複雜的，佛教這個上層建築更是如此。優點和缺點有時糾纏在一起，很難立即做出定性分析。我們一定要屏除一切先入之見，細緻地、客觀地、平心靜氣地對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進行分析，然後再做出結論。只有這樣的結論才真有說服力，因為它符合客觀事實。
現在大家都承認，不研究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就無法寫出真正的中國文化史、中國哲學史甚至中國歷史。佛教在中國的發展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研究課題，西元前傳入中國以後，經歷了試探、適應、發展、改變、滲透、融合許許多多階段，最終成為中國文化、中國思想的一部分。至於在中國發展起來的禪宗，最終發展到訶佛罵祖的程度，幾乎成為佛教的對立面，也是人類思想史上一個有趣的現象，值得深入研究的。佛教在中國產生了許多宗派，有的流布時間長，有的短。幾乎要跟佛教“對著幹”的禪宗流傳的時間反而最長，也是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
我還想在這?談一談整個宗教發展的問題。馮定同志在世時，我有一次同他談到宗教前途問題。我提出了一個問題：是宗教先消滅呢，還是國家、階級先消滅?最終我們兩人的意見完全一致：國家、階級先消滅，宗教後消滅。換句話說，即使人類進入大同之域共產主義社會，在一定的時期內，宗教或者類似宗教的想法，還會以某種形式存在著。這看起來似乎類似怪論，我卻至今深信不疑。我記得，馬克思講過一句話，大意是：宗教是有宗教需要的人們所創造的。“宗教需要”有多種含義：真正的需要、虛幻的需要，甚至麻醉的需要，都屬於“需要”的範疇，其性質大相徑庭，其為需要則一也。否認這一點，不是一個唯物主義者。
那麼，我們是不是就不要宣傳唯物主義、宣傳無神論了呢?不，不，決不。我們信仰馬克思主義，我們是唯物主義者。宣傳、堅持唯物主義是我們的天職，這一點決不能動搖。我們決不能宣傳有神論，為宗教張目。但是，唯其因為我們是唯物主義者，我們就必須承認客觀實際，一個是歷史的客觀實際，一個是眼前的客觀實際。在歷史上確實有宗教消滅的現象，消滅的原因異常複雜。總起來看，小的宗教，比如會道門一類，是容易消滅的。成為燎原之勢的大宗教則幾乎無法消滅。即使消滅，也必然有其他替代品。舉一個具體的例子，佛教原產生於印度和尼泊爾，現在在印度它實際上幾乎不存在了。現在的一些佛教組織是人為地創辦起來的。為什麼產生這個現象呢?印度史家、思想史家有各種各樣的解釋，什麼伊斯蘭的侵入呀，什麼印度教的復活呀。但是根據馬克思的意見，我們只能說，真正原因在於印度人民已經不再需要它，他們已經有了代用品。佛教在印度的消逝決不是由於什麼人，什麼組織大力宣傳，大力打擊的結果。在人類歷史上，靠行政命令的辦法消滅宗教，即使不是絕無僅有，也是十分罕見。
再看一看眼前的客觀實際。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建國至今快七十年了。對無神論的宣傳可謂不遺餘力，對宗教的批評也可謂雷厲風行。然而結果怎樣呢?我們現在從許多刊物上都可以讀到，在蘇聯，宗教並沒有被消滅，而且還有一些抬頭之勢。“一邊倒”的時代早已一去不復返了。我們決不認為蘇聯什麼都好，但是蘇聯的經驗和教訓，確實是值得我們借鑒的。
總之，我認為，對任何宗教，佛教當然也包括在內，我們一方面決不能去提倡；另一方面，我們也用不著故意去“消滅”。唯一的原因就是，這樣做，毫無用處。如果有什麼地方宗教勢力抬頭了，我們一不張惶失措，二不憂心忡忡。張惶無用，憂心白搭。宗教是在人類社會發展到某一階段產生出來的，它也會在人類社會發展到某一個階段時消滅。操之過急，徒費氣力。我們的職責是對人民進行唯物主義、無神論教育。至於宗教是否因之而逐漸消滅，我們可以不必過分地去考慮。
宗教會不會成為社會發展、生產力發展的障礙呢?會的，但並非決定性的。研究宗教史，我們會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宗教會適應社會的發展、生產力的發展而隨時改造自己，改變自己。在歐洲，路德的宗教改革是一個例證。在亞洲，佛教小乘改為大乘，大小二乘在個別國家，比如說在日本，改為和尚能結婚，能成家立業，也是一個例證。在日本，佛教不可謂不流行，但是生產力也不可謂不發達，其間的矛盾並不太突出。我剛從日本回來，在日本，佛教寺院和所謂神社，到處可見，只在京都一處，就有一千七百多所。中國所謂“南朝四百八十寺”，同日本比起來，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了。我參觀的幾所寺廟占地都非常大。寺?綠樹參天，淨無纖塵，景色奇秀，幽靜宜人，同外面的花花世界，形成鮮明的對照，人一走進去，恍如進入另一世界。日本人口眾多，土地面積狹小，竟然留出這樣多的土地供寺院使用，其中必有緣故吧。我個人認為，這是一個非常有趣、非常有意義的現象，值得我們深入研究。我們是否可以這樣說：佛教在日本，不管是以什麼形式存在，一方面能滿足人們對宗教的需要，另一方面又不妨礙生產力的發展，所以才能在社會上仍然保持活力呢!我感覺到，我的這些議論頗有點怪論的味道。但是，我確實是這樣想的，我不願意欺騙別人，所以就如實地寫了出來，以求教於方家。
話說得太遠了，我們還是回頭談中國佛教吧。我個人研究佛教是從語言現象出發的。我對佛教教義，一無興趣，二無認識。我一開始就是以一個語言研究者的身份研究佛教的。我想通過原始佛典的語言現象來探討最初佛教的傳佈與發展，找出其中演變的規律。讓我來談佛教教義，有點野狐談禪的味道。但是，人類思維有一個奇怪的現象：真正的內行視而不見的東西，一個外行反而一眼就能夠看出。說自己對佛教完全是外行，那不是謙虛，而是虛偽，為我所不取。說自己對佛教教義也是內行，那就是狂妄，同樣為我所不取。我懂一些佛教歷史，也曾考慮過佛教在中國發展的問題。我總的感覺是，我們在這一方面的研究還非常落後。同日本比較起來，落後很遠。我們現在應該急起直追，對佛教在中國歷史上和文化史、哲學史上所起的作用，更要細緻、具體、實事求是地加以分析，以期能做出比較正確的論斷。這一件工作，不管多麼艱巨，是遲早非做不行的，而且早比遲要好，否則我們就無法寫什麼中國哲學史、中國思想史、中國文化史，再細分起來，更無法寫中國繪畫史、中國語言史、中國音韻學史、中國建築史、中國音樂史、中國舞蹈史，等等。總之，弄不清印度文化、印度佛教，就弄不清我們自己的家底。而且印度佛教在中國的影響決不僅限於漢族，其他兄弟民族特別是藏族和蒙族，都受到深刻的影響。在這方面，我們的研究更為落後，這種現象決不能讓它繼續下去了。
現在《文史知識》——一個非常優秀的刊物——籌組了這樣一期類似專號的文章，我認為非常有意義，非常有見地。《文史知識》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賞，不但對一般水準的廣大讀者有影響，而且對一些專家們也起作用。通過閱讀本期的文章，一方面可以獲得知識，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還可以獲得靈感，獲得啟發，使我們在研究佛教的道路上前進一步，以此為契機，中國的佛教研究的道路將會越走越寬廣，越走越深入，佛教研究的萬紫千紅的時期指日可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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