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

中文版總序
《古代基督信仰聖經註釋叢書》（簡稱「古代經註」；Ancient Christian Commentary on Scripture）中文版是當今華人基督宗教最重要和最龐大的出版項目之一。這出版不單標誌著三大基督宗教（包括羅馬天主教、正教和新教）有一個共享的屬靈傳統，對很多新教教會而言，這套書更標誌著一種回歸的精神，就是回歸到歷代教父對上帝話語的闡釋。
聖經的獨特之處，在於人類自有史以來，從未出現過一部作品，能不斷地吸引世人的注視，並寫下如此繁多的註釋、評論和闡述的著作。很可惜的是，現代信徒所學習得到的，大都是近兩、三個世紀的聖經學者所建的學統之下的見解，但難道上帝給世人在祂話語上的啟迪，只始於近代嗎？其實，早在種種現代歷史鑑別學興起之先，甚至是聖經正典成典之前，大公教會的聖賢已經能夠透過信心的眼睛，以不平凡的屬靈觸角和虔誠的洞見來研讀聖經；即使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派學者（如馬丁路德、約翰‧加爾文等），在他們的作品裏亦處處流露對古代聖賢如愛任紐、亞他那修、安波羅修、耶柔米、奧古斯丁等人的屬靈亮光的仰慕和推崇。
對於十六世紀改革賢士為信徒所力爭的閱讀聖經和解釋聖經的權利，每一位基督信徒固然要珍惜和堅持，但我們亦不能忘記大公教會傳統中歷代教父對聖經的教導。五世紀的教父萊林斯的萬桑（Vincent of Lérins）對這大公教會所建立的解經傳統的表述是對現代信徒一個很大的提醒：
「凡是每一個地方、每一個時代的每一個人都相信的事，我們都必須盡力持守。我們如果要遵循這條大原則，就要恪守三個準則：相信普世信仰、遵從古訓和採納共識。相信普世信仰是指，只有整個普世教會所宣認的信仰，我們才宣認是真的。遵從古訓是指，先祖和前人清晰地宣告為不可否定的解釋，我們絕不違反。採納共識是指，我們在這樣遵從古訓的同時，只有全部或者差不多全部主教和虔誠的神學家所認同的釋義，我們才採用。」（《記憶的幫助》，第二章）

然而遺憾的是，這些早期教會解經家的真知灼見，乃至一些重要時期的聖經註解所發出的光輝，都被近代聖經研究的討論掩蓋了；即使對這屬靈遺產有興趣的信徒，也不知道從何入手。《古代基督信仰聖經註釋叢書》正是要填補這方面的需要。

在著名神學家托馬斯‧奧登（Thomas Oden）的帶領下，這套長達29冊、輯錄了七個世紀（新約末期到八世紀中葉）以來最具代表性的正統教父對聖經的註釋，將會是推動學者和教會對這方面認知的最重要資料庫。這些資料不單編譯成英文，更將以其他五種語言面世，包括義大利文、西班牙文、俄文、亞拉伯文和中文。我們深信，「古代經註」能夠幫助信徒重新發掘古代基督教的遺產，讓二十一世紀的教會與歷代的智慧再次接連起來。

能夠參與這項獨一無二的出版工作是本人的光榮；我相信以後亦不會再有如此勇氣作出類似的承擔。在幾經波折的籌備和編譯過程中，《古代基督信仰聖經註釋叢書》的中文版終於陸續面世。我感激編委會和各位顧問的信任、鼓勵和支持，特別是副總編吳國傑博士在與教父學有關的問題上提供很大的幫助；因此，中文版能夠在多方面更新和修訂原來不完善的地方。多謝奧登教授和他的同工們（特別是約珥‧埃洛斯基〔Joel Elowsky〕）的不斷鼓勵，多謝台灣校園書房出版社願意承擔這項龐大的出版計畫，亦要多謝我所服事的機構聯合聖經公會（亞太區），能認同本人對這項出版的參與。我衷心多謝多位屬靈長者為本叢書所撰寫的讚譽，他們不約而同的推介，就是對本叢書的價值最好的保證。我更要以華人基督宗教信徒的身分，感激在經費上支持中文版本面世的贊助人，他們的洞見和委身成為了華人教會的祝福。
願那位創始成終的上帝，賜恩給我們完成這工作，又使用所成的工。
中文版總編
黃錫木
謹識於香港

「我們不要只是隨便敲敲聖經的門，而要熱切地、鍥而不捨地敲這扇門。我們敲門的時候也不要灰心；這樣，門就會為我們打開。我們如果讀了一遍、兩遍還是不明白，也不要氣餒。相反，我們要堅持，要默想和尋索經文的意思，因為經上記著說：『問你的父親，他必指示你；問你的長者，他必告訴你。』（申32.7）」（大馬士革的約翰，第七至八世紀）

名人推薦：中文版總序
《古代基督信仰聖經註釋叢書》（簡稱「古代經註」；Ancient Christian Commentary on Scripture）中文版是當今華人基督宗教最重要和最龐大的出版項目之一。這出版不單標誌著三大基督宗教（包括羅馬天主教、正教和新教）有一個共享的屬靈傳統，對很多新教教會而言，這套書更標誌著一種回歸的精神，就是回歸到歷代教父對上帝話語的闡釋。
聖經的獨特之處，在於人類自有史以來，從未出現過一部作品，能不斷地吸引世人的注視，並寫下如此繁多的註釋、評論和闡述的著作。很可惜的是，現代信徒所學習得到的，大都是近兩、...

詩篇一至五十篇導言
本書是《古代基督信仰聖經註釋叢書》詩篇卷的上冊（共兩冊），包括詩篇一至五十篇。除詩篇外，舊約中僅有另外兩卷書在編排上超過一冊，追究其原因，一是早期基督信仰作者流行解釋這幾卷書，二是這些書卷的教父註釋文獻數量相對更豐。
詩篇是最受人喜愛、使用最廣泛的聖經書卷。新約中引用最頻繁的已經是詩篇。早期基督信仰作者也引用詩篇，或為信仰辯護，或闡明教義，或牧養群羊。留給我們的教父文獻除了大量的詩篇講道集、註釋書和註解，從詩篇來的暗示、引用、例證和應用也隨處可見。這兩冊所輯錄的教父詩篇段落正是取自這些寶貴的文獻，其中本冊共涉及一百六十多種文獻及六十五位以上的教父作者。

由本冊最後附錄的參考書目，可以看出這些文獻代表了全部教父文學體裁，但最重要的是專門的詩篇註釋集、講道集一類。這些文獻中有的文本保存得相當完整，也有現成的現代評註版本，有的則必須加以重構，因其文本散見於晚期教父和中世紀早期的註釋集、或稱「串珠」註釋裏。所謂「串珠」，就是以註釋的形式把不同教父提到同一段聖經文本的材料收集在一起（《古代基督信仰聖經註釋叢書》就屬於現代註釋集）。

在這篇導言裏，我們要對本冊輯錄所涉及的詩篇註釋集和講道集的原版加以考查。瑪麗‧約瑟夫‧龍多（Marie-Josèphe Rondeau）撰有Les Commentaires Patristiques du Psautier (IIIe-Ve Siècles)一書來考查這些文本的狀況以及校勘情況，我們在選輯過程中也考慮到這些問題。我們沿用並總結龍多的觀點，但也有很多地方與她有著不同看法，是因更近期的研究促使我們得出了與她不同的結論。
一般來說，就文本校勘的情形而論，希臘文作者與拉丁文作者之間差別甚大。拉丁文作者的著作大都直接流傳下來，有現代評註版本可以使用。希臘文的教父註釋很多卻不復有完整的作品留下，雖然有斷簡殘篇星散在各種註釋集裏，但要正確鑑別這些斷片也並不總是很容易的。有的引文把作者名字弄錯，有的引文不止註一個作者名，還有的則根本沒有註名，看起來就像匿名作品。此外，不同的註釋集之間關於作者身分的說法也不一樣，這本註釋集把這段引文歸在這位作者名下，那一本註釋集卻把同一段引文歸在那位作者名下。加上這些註釋集各有淵源，有些註釋集裏的引文摘自完整的手稿，也有很多註釋集的引文本來就是從前代註釋集裏摘出來；其中有的尚可追溯其來源，有的卻已無從考證。
從十六世紀直到今天，學者們一直試圖根據現存註釋集來重構這些古代文本，至少重構文本尚有留存的部分。米聶（Migne）編有《希臘教父文庫》（Patrologia Graeca），皮特拉（Pitra）編有《神聖彙篇》（Analecta Sacra），這兩部書裏的一些講道辭和註釋就是根據早前的文本鑑別法重構而成。然而，文本鑑別的方法在進步，對這些註釋集及其遺留文本的研究也沒有止步。依靠羅伯特‧德夫理斯（Robert Devreesse）鑒定的巴勒斯坦註釋集，還有後來人尤其是馬塞爾‧理查德（Marcel Richard）、瑪格麗特‧哈爾（Marguerite Harl）、埃克哈德‧米倫伯格（Ekkehard Mühlenberg）幾位學者的研究成果，我們已經可以更準確地評估這些古代文本巴勒斯坦註釋集的時間似乎最早可以上溯到六世紀，是最原始的註釋集，因為裏面只使用一手文獻，而沒有用到其他的註釋集。也因此，巴勒斯坦註釋集一直被用來鑑別各種註釋集斷片的殘留文本。特別感謝德夫理斯和米倫伯格，他們鑑定出了米聶和皮特拉文本中可根據巴勒斯坦註釋集得到證實的部分。儘管後面還有更多工作要做，但我們還是很有把握地以德夫理斯和米倫伯格的書為指南，從米聶和皮特拉的本子中挑選了本冊所用文本。以下分別介紹各位教父釋經家的情況。
希臘文作者
希坡律陀。教會史上撰寫詩篇註釋或講道集的人，我們所知最早的要屬希坡律陀，他的寫作時代大約在公元200年。他的作品只有斷片保存，包括：詩篇一至二篇的一段講道辭，保留在註釋集裏；一些斷片，可能是講道辭或註釋，保存在狄奧多勒的《對話集》（Eranistes）裏，內容涉及詩篇二、二十二【二十三】、二十三【二十四】篇；此外還有一些斷片，提到詩篇五、六、八、九、十五【十六】、三十一【三十二】、四十四【四十五】篇的主題。最後這一類通常認為並不可靠。另外，保存在狄奧多勒書裏的斷片是否就出自講道集，抑或另有出處—也許一本註釋？—也還沒有定論。饒丁（Nautin）曾有書對這些文本進行評估，但後來的研究推翻了他關於作者身分的看法。
俄利根。優西比烏在《教會歷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6.24.2提到，俄利根曾在亞歷山太寫作詩篇一至二十五篇的註釋。此事極有可能發生在222至225年間。245至249年間，俄利根的第二本註釋書在凱撒利亞完成，這或是為了完成前一部書，或是另外開始的一本新作。俄利根也發表過一系列詩篇講道辭，時間很可能在239至242年間；他還可能在某個時期編成了一套詩篇註解，或稱scholia。這些註解今天只能看到很少一部分，以引文形式保存在現存註釋集裏。另外，我們還有魯非諾嚴格按照按字面翻譯成拉丁文的一組共四篇講道辭，內容分別涉及詩篇三十六【三十七】、三十七【三十八】、三十八【三十九】篇。
本冊選輯有賴德夫理斯、米倫伯格兩位學者從米聶（PG 12, 17, 23）和皮特拉（AnSac 2, 3）的選集裏鑑別出較為可靠的俄利根材料。當然，我們也從魯非諾的拉丁文本（PG 12）中輯錄了部分段落，本冊所見英文皆為新譯。
最後必須提到，由於維托理奧‧佩理（Vittorio Peri）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證據，很多學者相信，耶柔米的《詩篇短講集》卷五十九（Tractatus 59 in Psalmos）其實是在翻譯經過編輯的俄利根講道集。但耶柔米並非逐字翻譯，他不但在作品中注入了自己的寫作風格，還加上了自己的話。只是這樣一來，引用此書就有了一個難題：究竟把所選段落歸在誰的名下呢？本冊遇到此類情況一律按耶柔米的作品處理。但讀者應當知道，自己所讀的是對俄利根作品的編輯和翻譯。後文談到耶柔米時會進一步說明這一點。
當然，跟其他絕大多數作者一樣，除了俄利根專論詩篇的著作，我們也輯錄了其他一些他論及詩篇某些特定段落的材料。毋庸置疑，俄利根極大地影響了他的追隨者，本冊所涉及的許多作者都從不同層面反映出俄利根的思想影響，其中有的思想本來就是俄利根的，有的思想則是受俄利根啟發而有的。
凱撒利亞的優西比烏。優西比烏於325至330年間撰寫了整卷詩篇註釋。遺憾的是，除了詩篇三十七【三十八】篇的註釋保存在巴西流的著作中外，一至五十篇的註釋如今只分散在一些註釋集中，特別是巴勒斯坦註釋集，引到了許多出自優西比烏的註釋。因此，本冊仍使用德夫理斯和米倫伯格的觀點為指南來鑑別米聶（PG 23, 24, 30）和皮特拉（AnSac 3）本子裏的材料。本冊出現的材料都是首次翻譯成英文。當然，我們也從優西比烏的其他作品中輯錄了材料，讀者可以特別留意詩篇二十二篇，這些廣徵博引的註釋取自優西比烏的著作《福音的明證》（Proof of the Gospel）。
亞他那修。署名「亞歷山太的亞他那修」的註釋只有斷片散見於各種註釋集。米聶把這些斷片收集起來，以亞他那修的《詩篇註釋》（Exposition on Psalms）為名出版（PG 27）。然而龍多指出，其中有些文本中包含著對不同作者作品的改寫，並親自舉例說明有些材料改寫自優西比烏的作品。雖然不少學者贊同這些註釋的作者的確是亞他那修，吉勒斯‧多理瓦爾（Gilles Dorival）卻斷定這是一部偽作。他的觀點今天已讓多數人信服，但由於這部註釋在詩篇解經史上地位突出，我們認為還是不該跳開它，只是所輯段落一律註名「託亞他那修名作品」。本冊輯錄時採用羅伯特‧湯姆森（Robert Thomson）以敘利亞文短文版的《詩篇註釋》一書為底本翻譯的校堪譯本，相信讀者朋友一定會注意到這些註釋簡明扼要的特徵。
我們還有一部論到詩篇解釋的作品，確實出自亞他那修之手。該作品在教父的詩篇作品中地位非常獨特，影響並啟發了直到今日的基督信仰思想史，這就是《致馬爾克路書：論解釋詩篇》（Letter to Marcellinus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Psalms）。經證實這些文本十分可靠，它們出現在第五世紀的一部重要聖經抄本—《亞歷山太抄本》中，其作用似乎是為指引讀者閱讀該抄本裏的詩篇。
如名所示，該作品以書信體裁寫成，旨在回應馬爾克路想要理解詩篇內在含意的願望。該書可能寫作於亞他那修生活和事奉的晚期（可能在360至363年間），意在給出一位「深諳自己所研究的對象的老人」的洞見。信中闡明詩篇教導如何與其他經卷完全統一，不單詩篇反映全部正典，全部正典也反映詩篇。尤其重要的是，信中還闡明眾先知的教導如何顯明在詩篇對基督的描寫中。然而，該書信最鮮明的特點，是教導我們如何把詩篇用於靈修，來幫助我們的靈性生活。在這一點上，書信按照聖經自身排序，採用如下公式化的解釋逐一論及每首詩篇：「你若【發現自己處在某種情境中】，就可以誦讀詩篇【某一給定的詩篇篇名】的話。」此處所說的「情境」可能跟關係相關（人—神關係或人—人關係），可能跟情感相關（或喜樂或痛苦），可能跟禮拜相關（敬拜節期中），也可能跟教義相關（讀者正在學習或默想教義的真理）。無論跟甚麼相關，我們引用、歌唱或誦禱詩篇中的話語，都是與詩篇主題直接相關的靈性生活操練。這些解釋範圍全面，覆蓋了全部詩篇，可作為非常實用的靈修工具，又兼言簡意賅，因此，我們從中輯錄出一些，特別安排在各部分註釋的開頭，每部分搭配一段。這正是《古代基督信仰聖經註釋叢書》中詩篇卷的一個特色。亞他那修這部獨樹一幟的著作如此處理，真可謂適得其所。本冊所用英譯出自堡壘出版社（Fortress Press）所出的《早期基督信仰思想文獻叢書》（Fortress Press series, Sources of Early Christian Thought），由帕梅拉‧布賴特（Pamela Bright）翻譯。
凱撒利亞的巴西流。巴西流的詩篇講道集直接傳於後世，並由巴勒斯坦註釋集證明為非常可靠。我們從中輯錄十段收入本冊，即詩篇第一、七、十四【十五】、二十八【二十九】、二十九【三十】、三十二【三十三】、三十三【三十四】、四十四【四十五】、四十五【四十六】、四十八【四十九】篇的講道辭。巴西流詩篇講道集的英文本由阿格尼絲‧克萊爾‧韋（Agnes Clare Way）翻譯，收於《教父文叢》（Fathers of the Church series）。講道集於巴西流擔任主教期間（370-378年）寫作並發表，充分展現出他高超的修辭藝術和牧會才能。在這方面，讀者可特別留意詩篇十五篇，巴西流在那裏談到放債取利的罪惡。

女撒的貴格利。貴格利有一篇題為「論詩篇標題」的文章傳於後世，裏面不僅在討論詩篇標題，也概括談到詩篇的解釋問題。貴格利於372年由其兄巴西流按立為尼撒的主教，四年後遭流放，這篇文章就是他流放時期（很可能在376至378年之間）的作品。文章主旨在於呈現詩篇如何引領人越過不同的靈性階段，一路向上飛升。讀者可留意詩篇第一篇中他對「有福」的解釋。該文的評註版本見於布理爾（Brill）編的貴格利作品集，本冊採用羅納德‧海因（Ronald Heine）的英譯。

失明者荻地模。失明者荻地模寫有整卷詩篇註釋，但僅有斷片保存在巴勒斯坦註釋集中傳於後世。學者米倫伯格將斷片收集並整理成書，本冊所輯荻地模的段落主要就是取自這本書，英文則為新譯。還有一本註釋書似乎也出自荻地模之手，就是1941年在埃及開羅附近杜拉（Tura）的地下洞穴發現的蒲草紙卷斷片，內容涉及詩篇二十至四十四篇。這些斷片由邁克爾‧格龍沃爾德（Michael Gronewald）、路易斯‧杜特洛（Louis Doutreleau）等人整理後分五卷出版，並附上德文翻譯。兩本註釋寫作時間差不多，都在367至387年之間，卻是風格迥異。前者寥寥數語，文筆洗練，類似格言警句；後者篇幅較長，廣為引申。龍多發現，荻地模不像今人那樣注重上下文解經，而重在深入剖析靈魂構成及其道德功能。本冊輯錄亦充分證明這一點。
本都的伊華紐斯。伊華紐斯的全部作品都貫穿著荻地模註釋的那種簡短洗練的文風。我們從伊華紐斯的幾部著作中輯錄出一些段落，採用羅伯特‧辛克維奇（Robert Sinkewicz）新近出的譯本19 。我們還在巴爾塔薩（von Balthasar）、龍多、米倫伯格所做工作的基礎上，鑑別出一些出自伊華紐斯之手的斷片詩篇註解，或稱scholia20 。這些註解於四世紀晚期編寫而成，保存在一些註釋集裏，通常歸在俄利根名下或標作「佚名」。在這方面，我們主要用米倫伯格編的索引作為指引，把皮特拉和米聶的本子裏那些屬於伊華紐斯的真作與俄利根編輯過的材料區別開來。本冊輯錄的材料是首次以英文出現。這些輯自伊華紐斯註解的材料風格鮮明，就此而論，本冊註釋也可以幫助讀者比較他的註解與其他作品在風格上有何異同。
大數的戴阿多若。路易斯‧馬理斯（Louis Mariès）在二十世紀初曾鑒定出一部詩篇註釋出自大數的戴阿多若之手，是沒有經過編輯的。他的觀點已被其他人證實。該註釋已出版評註版本，即《基督信仰文庫：希臘系列》6（Corpus Christianorum. Series Graeca; 6），由奧利弗（J.-M. Oliver）校訂。由已故羅伯特‧希爾（Robert Hill）先生翻譯的英文本新近也已出版，該註釋因此而更加廣被使用。我們從他的註釋中可以清楚看出安提阿學派的解經特色，並探尋該學派在後世作品中留下的痕跡，包括屈梭多模、摩普綏提亞的狄奧多若、塞浦路斯的狄奧多勒等人的作品。讀者應當留意詩篇三章2節，看戴阿多若和女撒的貴格利對「細拉」（diapsalma）這個詞截然不同的解釋，以比較安提阿學派和亞歷山太學派觀點上的差異。
屈梭多模。不像其他很多希臘文作者，屈梭多模論詩篇的作品是直接流傳下來的。這部作品可能是講道辭，也可能是講課稿（時間很可能在390至398年間），也有人認為這些只是「閒暇之作」。該作品最近的校勘本是米聶（PG 55）的本子，英文本仍由羅伯特‧希爾執譯並撰寫導言，本冊所輯大都出自他的譯本。此外，還有些選段輯自屈梭多模的其他作品，但數量不多，這是因為採用屈梭多模個人專論詩篇的作品更容易確保所輯材料完全出自他一人之手，就跟輯錄奧古斯丁的作品一樣。
講道者亞斯提。馬塞爾‧理查德和艾利弗‧斯卡德（Eiliv Skard）兩位學者通過辛勤努力，對一部署名為亞斯提的詩篇講道集的遺稿作了鑑定。遺稿包括一些講道辭，從前曾被認為出自屈梭多模—無疑，這恰恰有利於保存該遺稿，因為從耶柔米的時代起，凡署名亞斯提的材料傳統上一直被判定為亞流派作品。理查德和斯卡德鑑定出這部遺稿的作者其實是詭辯學派的亞斯提（Asteriusthe Sophist），他在早期亞流派論戰中起過一定作用。龍多也贊同這一結論。然而，沃爾弗拉姆‧金齊格（Wolfram Kinzig）有力地反駁了這種說法，同時也反對之前瓊-巴普蒂斯特‧科特利爾（Jean-Baptiste Cotelier）提出的看法，後者認為該遺稿出自阿馬塞亞的亞斯提（Asterius of Amaseia）。金齊格的結論是：該作者並不屬亞流派，而屬於尼西亞派。金齊格考察了所有我們所知道的亞斯提，先是提出這本講道集的作者是一個名叫「亞斯提‧伊格諾特斯」（Asterius Ignotus）的人，後來又給作者一個更貼切的稱號，即「講道者亞斯提」（Asterius the Homilist），以讚揚這些四世紀晚期—或五世紀早期—講道辭中表現出來的高超的修辭和解經技巧。本冊所輯有關亞斯提的段落都是新譯。讀者若想了解這位作者的講道風格，可特別參看詩篇十四篇的相關段落。
摩普綏提亞的狄奧多若。羅伯特‧德夫理斯的註釋集研究所取得的一個早期成就，就是修復了摩普綏提亞的狄奧多若詩篇註釋中那些可靠的斷片，內容涉及詩篇一至八十一篇。八十一篇之外，註釋集中還有一些材料也註名狄奧多若，但是否可靠不太確定。德夫理斯的作品新近再版，並與羅伯特‧希爾的英譯對照。一般認為這本註釋為狄奧多若的早期作品—多半在他接受按立作主教的392年之前（龍多則把作品時間推至370至380年之間）—是學者研究安提阿傳統形成的重要文獻。
塞浦路斯的狄奧多勒。本冊旨在解釋詩篇，這為我們研究安提阿解經傳統的形成提供了難得的機會。英文讀者應該向羅伯特‧希爾致謝，因為他還以出色的文筆翻譯了另外一部安提阿學派的詩篇註釋。這位狄奧多勒不像那位狄奧多若，他在主教職任晚期才動筆寫他的註釋，於441至448年間完成。如希爾所言，那時「他擔任古列主教已滿二十個年頭」。相信讀者不僅關心安提阿學派解經者彼此之間的相似，也會關心他們彼此之間的不同。例如狄奧多勒與戴阿多若或狄奧多若的解經立場就完全不同，也許我們可以說，他的解經採取了亞歷山太學派的立場。他的註釋寥寥數語，簡短明瞭，著重於聖經文本的語言、形像及其中所包含的歷史事實，但同時也會引申出道德和神學層面的思考。
亞歷山太的區利羅。龍多指出，證據表明，區利羅曾撰寫過一部學術和神學色彩濃厚的詩篇註釋。但這些註釋都是混在其他很多作者的材料裏流傳下來，顯得零零碎碎。出版在米聶所編作品中的梅（Mai）的版本（PG 69），情況確是這樣。喬萬尼‧默卡蒂（Giovanni Mercati）曾借助兩個牛津抄本，德夫理斯和米倫伯格曾借助巴勒斯坦註釋集，設法鑑定出較為可靠的文本。本冊亦是依據後者的研究從米聶的本子裏輯錄了材料。不過，相信讀者會注意到，我們也從區利羅的其他作品中輯錄了一些神學思想上具有明顯代表性的材料，最突出的例子可參見他對詩篇二十二篇1節的註釋。
耶路撒冷的赫西糾。關於詩篇，赫西糾留下了三種著作的遺稿。《詩篇註釋斷片》（Large Commentary on the Psalms）保存在米聶的本子裏（PG 93），德夫理斯曾對其進行文本評估。本冊所輯段落大多取自《詩篇註釋斷片》，並以德夫理斯的研究為指南，英譯在這裏也是首次與讀者見面。赫西糾還有一本篇幅較小的詩篇註釋，由賈吉（V. Jagić）編輯；又有一部作品專門討論詩篇各首標題，保存於米聶的本子中（列在亞他那修的名下，PG 27）。龍多指出，這些篇幅較小的作品某種程度上也構成了一種註釋集，後者用寓意法解釋詩篇標題，前者則引出詩篇與基督生平之間的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