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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徵求有驚喜
中國近代出版史上機構版權印證的發現與猜測
我收藏的陳文譯述的《查理斯密大代數學》，是上海科學會編譯部一九零九年二月第三版。若論其版本，它並非稀有版本，因為最早的版本，是光緒三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印刷而二十日發行的初版本，再版本亦為光緒三十四年三
月十五日發行的。然而，就是這個難得一見的版本，重慶大學圖書館和西北大學圖書館之館藏此書，皆為一九二九年的版本。再說上海科學會編譯部印刷的此類圖書，我還見到過一九零五年出版的《算術教科書》（作者陳文）和一九零六年出版的《查理斯密小代數學》（陳文編注），其出處皆見於劉英傑主編的《中國教育大事典：1840—1949》一書。根據西南財經大學財政稅務學院主編的《陳豹隱——我國早期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成都：《光華財稅年刊2005》）重要論文的研究，我們知道，所謂上海科學會編譯部，正是商務印書館的前身，它是清朝末年中國人自己創辦的書店之一。
我為何要特意介紹此書，是因為它在我國近代出版史上，有著特殊的意義。
所謂特殊意義，即其版權頁上赫然張貼著一枚圖案細膩且非常精製的印證，其印證上已明昭大號地寫著：「上海科學會編譯部圖書發行之證」。這是迄今我所能見到的，在版權印證圖案中有文字證明的實例：「圖書發行之證」——即版權印證之憑證與實物的最早證據。
一九八零年以來，經過海峽兩岸藏書家及書話作家的努力，我國藏書界已發現了國人最早使用的藏書票，即「關祖章藏於美國紐約州特洛伊城第八街一七七號，倫斯勒工藝學校，一九一四年九月二十六日」的那枚「關祖章藏書
票」，以及我國現代文人最早的藏書票，即葉靈鳳那枚中間之鳳凰與四周植物樹葉的裝飾而契合藏者姓名圖案的藏書票。關於近代版權票、印鑒、印證的研究，皆有一些可喜可賀的成果，比如，徐憶農在《活字本》（江蘇古籍出
版社2002年12月1版）中認為：一九零四年，商務印書館出版嚴複著《英文漢詁》，其書後貼有嚴氏個人的「版權證」，此印證，乃現代出版意義的著作權印花在吾國首次之使用。若此，個人之印鑒業已探明，而我們中國人自己出版的機構版權印證，仍有發現與研究的意義。
在探討此論題之前，我覺得很有必要先弄清印鑒或印證的內涵及印鑒與印局的印證，為「新生命書局」方形五字朱文機構印證。
其四，春草詩社機構印證。在文光書店一九四五年六月一版王亞平《星群》詩集版權頁上，有「春草」兩字白文篆字印。
其五，晨報社機構版權印證。見「晨報叢書」第三十種《都門釣魚記》（著作者，于照），是一九二八年五月初版的，版權頁上有五字「晨報社出版物」方形篆字朱文印。
其六，新民印書館機構印證。見新民印書館一九四四年九月出版發行的周作人《秉燭後談》版權頁，此印證為淡綠色，印花四周有齒，上方為圓形圖案，下方「新民印書館」五字自右往左排。
其七，我在李時岳的《李提摩太》（中華書局1964年4月1版）一書目錄前的插圖中，也見到一枚廣學會印鑒，亦為機構印證，但我們都知道，廣學會（1887-1956）是英美傳教士在中國創辦的出版機構；而這枚印證，很可能是李提摩太一八九一年到上海任廣學會總幹事之後而出版發行的。然而，清朝末年外國人在我國境內成立的出版機構，很可能出版發行有機構印證，但不在我的論題之內。一八四三年創辦的墨海書館（英國倫敦會傳教士機構），一八四四年創建的美華書館之花華聖經書房（美國基督教傳教機構），皆有可能有自己出版的機構版權印證吧？
記得賈俊學編著的《衣帶書香——藏書票與版權票收藏》（浙江大學出版社2004年5月1版）一書，曾這樣探討我國版權票最初發生之情況：「中國使用版權票，是受了日本出版界的影響。日本使用版權票在中國之前，至今日本有些書的出版仍在使用版權票。我國從光緒晚期開始使用版權票，民國時期最盛行。」
再看金陵行者薛冰《版本雜談•‧版權憑證》（山東畫報出版社2009年1月1版）：「從現代版權頁產生之始，就有出版者採取‘防盜’措施，以抵制盜版。方法之一，是在版權頁上加鈐相應的版權印記，如光緒三十三年（一九零七）六月湖南袁德宣在東京印行《中國鐵路史》，大三十二開布面精裝，版權頁著作者的名字上，就加蓋了太極圖式‘德宣’二字篆書朱印。同年十月，上海群益書社印行《和漢熟語字典》，大三十二開本布面精裝，則在版權頁上方‘版權所有’字樣上，加蓋了‘上海群益書社發行之章’藍色篆文方印。」
的確，兩位作者皆認為：我國近代出版史中，最早的版權票，皆產生於光緒晚期。然而，薛冰先生所舉之例，在日本印行之書當不在此論，後者亦為「印」而無帶齒孔之「票」，故還不能算作現代出版業之認可的版權票。雖然，馬波《浮夢舊書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10年4月1版）亦錄有《法學通論》一書，其版權頁記錄為，金粟齋譯書社光緒二十八年四月第一版發行，海甯王國維翻譯，還鈐有「金粟齋版權之證」的印章。其印章也好，「版權之證」也罷，皆為印章而無票。
因此，我收藏的這枚有齒孔、並有出版機構名稱，還標明印證文字者，可能是我們目前見到的具有現代意義的、我國近代出版史上最早的機構版權票或版權印證之一。當然，它必須是由中國人自己出版發行的。儘管，也有可能，此書之初版（1907年）、再版本（1908年）的版權頁上，都貼有與此枚相同的印證，然而，它們只有出版時間的稍微不同，在質地上應該是同一撥產品。因為，根據民國初期魯迅、周作人製作印鑒的實物來看，作者一般都是製
作一批，不會只製作一枚或幾枚。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生物室譚永平《春雨伴驚雷——清末中學博物教科書中進化論內容的演變及其社會影響》（原載《中華讀書報》2012年3月14日）一文中已經證實，在上海科學會編譯部的另一本教科書中，即由靈川泰嗣宗編輯的教材，即光緒三十四年五月初版的版權頁上，正好有一枚與我同樣的印證。
當然，上海科學會編譯部，雖然也是中國人自己創辦最早的書店之一，然而，一九零一年由鄧實、黃節在上海創辦的神州國光社，一九零二年由廉泉、俞複、丁寶書在上海創辦的文明書局，皆有可能率先出版發行機構印證，目前我僅見到一九零四年四月二十日文明書局出版林紓譯作《滑鐵盧戰血餘腥記》，其版權頁上有「文明編譯印書局之印」的印章，而無票。筆者希望更多書話作者與圖書館研究者，能于此領域有更新更多的發現。
我所藏陳文譯述的《查理斯密大代數學》，以及版權頁上「上海科學會編譯部」印製的這枚版權印證，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的一天，在西安中山門南側「凱旋門」內一家舊貨店鋪內淘得的。這家舊貨店經營舊書而非其主業，故舊書常常堆積如山而無人問津，我經常在此細細挑選幾個鐘頭，才能尋到一兩本看得上眼的。此後還在此尋到過錢基博的《韓愈志》和一些民國舊書。
可惜的是，西安城牆內順城巷之改造成功後，中山門內所有舊貨店，以及號稱「鬼市」的諸多攤鋪，亦蕩然無存。
增訂四版之《嘗試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22年10月4版）
一九九二年七月唐德剛教授到西安，愚曾親聆其教誨。唐公回美國後，曾越洋贈書給愚；而在西安時，亦多次為我所藏唐公之大作簽名。為了答
謝唐公的盛情，愚曾言將拙藏增訂四版之《嘗試集》，贈與胡適的最後一位弟子——唐德剛教授；唐公婉言謝之：「此書還是留在大陸為好。」
儘管，《嘗試集》初版本是一九二零年三月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印行的，分為兩編，收詩五十餘首；其附錄「去國集」收詩二十餘首。一九二二年
十月的增訂四版，與初版的最大不同：一是所收篇目有所不同，增收十四首，刪去十一首而實得四十八首，另外未
收錢玄同的初版序文。
由於《嘗試集》初版本之名氣大， 又屬於新文學發軔時的重要稀缺（scarcity）版本，致使一些人搞不清其出版時間。上海書店一九八二年二月複印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參考資料」中，即選有《嘗試集》，其封底云：「《嘗試集》是我國第一部新詩集，出版於一九二〇零〇年九月。」 只要我們細查《民國時期總書目》，與賈植芳、俞元桂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總書目》，皆能弄清其初版時間。所謂「出版於一九二零年九月」，即為再版本；即使此書，也是難得一見的。愚于西北大學圖書館訪書時，乃首遇之。即使這個再版本，《民國時期總書目》與《中國現代文學總書目》，皆無此版本之記錄。查遍我手頭上的重要工具書，至今仍不見第三版之記錄。
唐弢所藏《嘗試集》，也為增訂四版，與愚相同。而我收藏的增訂四版《嘗試集》，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用了兩元錢在西安古舊書店得到的，至今其標價之標籤仍貼於封底。
值得為書友一提的是：網上曾見複印本而冒充原版，昂其值以售。
複印本與原版書的最大區別，當然在紙質的辨別；另一點最為重要：複印本之版權頁後，僅複印有原書的第一頁廣告：「先生研究新詩嗎？《一九一九年新詩年選》與汪靜之《蕙的風》」廣告。實則，原書版權頁後的廣告頁，多達七頁之多：
第二頁，加新式標點符號分段的《水滸》（有胡適《水滸考證》與陳獨秀新敘）與《儒林外史》廣告；
第三頁，加新式標點分段的《三國演義》廣告，胡適、錢玄同作序；
第四頁，高語罕先生編《白話書信》廣告、孫俍工先生編《中國語法講義》（有邵力子和陳望道的序）廣告；
第五頁，加新式標點分段的《紅樓夢》與《古本西遊記》廣告；
第六頁，先生研究新詩嗎？康白情《草兒》與俞平伯《冬夜》廣告；
第七頁，《胡適文存》（洋裝兩冊、平裝四冊）與《吳虞文錄》（全書一冊）廣告。
以上諸多圖書廣告，當然都是我國近代出版業中有相當貢獻的——上海亞東圖書館印行的圖書廣告。
汪孟鄒（1878-1953），安徽績溪人，一九一三年在上海創辦亞東圖書館。此前，他曾在安徽蕪湖經營一家販賣新書為主的書店——蕪湖科學圖書社。
本來，胡適完全可以憑藉他在新文化運動中的領袖地位，以及他與商務印書館領導層的特殊關係，將自己的書稿交給出版實力和發行量皆數第一的商務印書館出版。然而，他最終還是選擇了上海亞東圖書館——當時既無實力又無名氣的同鄉人的小書店，而且，胡適對亞東的支援力度，不僅局限於書稿之提供，還包括選題擘劃、稿源組織、書店發展，甚至亞東出版過程中的版本選擇、版式安排、編排次序、他都一一過問和指導（參見吳永貴《民國出版史》第282頁，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年6月1版）。根據汪原放《亞東圖書館與陳獨秀》（學林出版社2006年2月新1版）第六十九頁的記載，從一九二三年四月起汪孟鄒每月送胡適的組稿費即一百大洋。除此之外，亞東對胡適的版稅亦格外優惠。亞東之版稅一般為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而對胡適，則按他自己的規定：初版為百分之十五，再版為百分之二十。胡適版稅之收入，據業內行家講：有的年份竟達二三千元之數目。
我特別選刊增訂四版之《嘗試集》版權頁後的第五張廣告頁，就是讓大家知道：標點校勘古典小說第一人，就是汪原放（1897-1980）。汪原放是安徽績溪人，汪孟鄒的侄子，亞東圖書館的首席編輯。胡適能把自己的著作交給亞東出版，大概還有一層含義，即汪原放竭力追求的出版境界。張靜廬曾讚揚：「錯字的確不曾有。據我所知，汪原放先生每一部書的校對，總在十二次以上，其工力與耐性是值得我欽佩的。」（《一本書的誕生》，載《讀書與出版》1947年第9期）魯迅也曾讚揚過：「我以為許多事是做的人必須有這一門特長的，這才做得好。譬如，標點只能讓汪原放，做序只能推胡適之，出版只能由亞東圖書館；劉半農，李小峰，我，皆非其選也。」（《魯迅全集》第三卷第30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以上內容節錄自《老版本:一九Ｏ六至一九四九年間的舊書倩影》采詩◎著．白象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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