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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彈性外交、務實外交與全民外交的時代
第一節 1970年代國際孤立下的彈性外交
伴隨西方陣營試圖打破鐵幕開始與中國接近，1970年代台灣社會的
對外關係乃面臨前所未有的困境。一如前述，1971年10月25日，在情非
得已下，中華民國政府正式讓出了聯合國席次。接著，從翌年（1972）
9月中日斷交開始，直到1978年12月16日美國政府片面宣佈中止與台灣
的外交關係，在馬太效應運作下，一連串的試煉迎面而來。自1971年
以來，全世界與台灣有官方邦誼關係之國家僅剩二十餘國。換言之，從
1970年代開始，台灣倍嚐被國際社會孤立的苦澀滋味，並陷入了被邊緣
化的困境。
此時，透過民間團體的力量打開外交之門，而試與國際對話，則成為
其後政府努力的目標。以前述的「世界道德重整會（MRA）」為例，該
會在台灣的各大學成立道德重整社團，並透過道德重整會活動，包括組
織合唱團，藉由歌聲向世界發出來自台灣社會的聲音。從1976年開始到
1980年代中葉的十年間，全台有二十餘個大學道德重整社團，唯自1986
年以後，伴隨社會的轉型、時代的變遷，這些社團乃逐漸式微。
而1970年代的台灣，除了面臨國際政治環境的險峻局勢外，更受到
兩次世界性石油危機的衝擊。而隨著國際外交走向孤立，過去以發展農
業與輕工業而賺取外匯之社會經濟，今後將會面臨何種局面？為了未雨綢
繆起見，當時的台灣省主席謝東閔乃於1972年提出「客廳即工廠」的概
念，鼓勵以家庭代工，增加國民所得，拓展外銷。此外，政府亦苦思其他
因應之道，而於1973年起採行擴大公共建設之策略，推動十項基本建設
之六年計畫，當時稱之為「十大建設」。
於是，1970年代台灣社會國民平均所得乃從1971年的四百零七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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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逐步增加至1979年的一千八百六十九美元；而對外貿易之金額，更
從1971年的四十四億美元，逐步增加至1979年的三百億美元。
1970年，戰後台灣的對外出口貿易首次出現順差現象，然而政治與
經濟基本上是不易分開處理，在國際外交的孤立與石油禁運等雙重衝擊
下，台灣的社會經濟能否持續發展下去，國際外交的做法上就必須改弦
更張，重新思索一套因應策略。1970年代台灣政府的駐外使館將貿易推
廣列為主要工作項目之一，海外使館經濟參事處的角色扮演，日益重要；
至於與台灣無政府邦誼關係之地區，則另設商務辦事機構，透過商務處、
協調會、經貿中心、文化中心等不同之旗幟，推展非官方外交關係。換言
之，政府試圖透過經貿議題，強化台灣與國際社會的連結。
當時的經濟部長孫運璿主張，政府可藉由與海外經貿合作等機制，強
化對外關係，而具體做法有二：其一是利用國民外交之手段，動員國內工
商界人士或海外僑民等經貿人脈，強化台灣社會與海外民間貿易、金融機
構，以及國際經濟合作組織等之聯繫，同時在海外各地設有貿易機構，協
助從事國際貿易的推廣與交流；另一則是透過政府駐海外商務機構，在友
邦國家宣揚台灣的經濟狀態與投資環境，爭取外商來台投資設廠，同時亦
蒐集海外商務資訊，進行市場調查與研究，俾使台灣製品能順利銷往海外
自由貿易地區。而當時的國民大會代表曹挺光等六十八人亦共同提出「政
府應迅採有效措施，擴大團結旅美華僑，共同致力國民外交案」之一策，
表達民間支持政府，並期待能透過國民外交之力量，共度外交困境的立
場。
除了強化民間的對外經貿關係，藉此打開政府間的外交僵局之外，政
府更意圖透過民間的力量，以各種不同形式增進國際社會對台灣的理解與
認同。
同時，政府亦不斷教育民眾，啟動國民外交機制乃是每位國民之義務
與責任，進而提醒民眾應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才不會鬧國際笑話。當時
的外交部長周書楷曾在立法院答詢時，強調「不隨地吐痰」、「行車走路
能遵守交通規則」，才不會讓訪台之外國遊客詬病，如能同鄰近的新加坡
第五篇 中華民國政府時期的台灣｜195
一樣，以「亞洲最清潔的城市」聞名，則海外訪客必為之宣揚。
外交困境下的「中國國民外交協會」
1970年代的國民外交，一如過去，「中國國民外交協會」依舊扮演
著重要角色。但台灣對外關係的戰場已從國際政治的舞台逐漸轉向經貿關
係之方向發展，特別是與非邦交國發展實質性的經貿雙邊關係。因此，
「中國國民外交協會」一方面持續背負著過往之使命，承擔國民外交的重
責；另一方面，在外交困頓的年代，被賦予更多的經貿任務。
1971年，美國國民外交協會決議在台設立分會，以強化台、美兩國
民眾之聯繫，促進台、美兩國在文化、音樂、藝術等方面之交流，並與
「中國國民外交協會」締結為姐妹會，共同為增進台、美兩國間之相互理
解與合作共同努力。
此會係由前美國總統艾森豪於1956年以個人名義創立，而歷任美國
總統均曾擔任過該會名譽主席，當時在美國國內有十五個分會，而海外
則有十四個分會，擁有會員二萬餘人，可謂是具有影響力之民間團體。而
1970年代當時的會長杜替博士率團訪台時，一如往例，由「中國國民外
交協會」負責接待，帶領參觀經建設施，藉此而與台灣民間社會有接觸機
會。杜替在台發表談話，強調台灣的經濟發展及其國際地位，絕不因在聯
合國失去席次而受影響。他舉西德為例，（1973年以前）西德並非聯合
國的會員國，但該國在經濟上的成就卻是舉世共矚。
1971年「中國國民外交協會」重新改組，為了與「國際國民外交協
會（People-to-People international, PTPI）」接軌，乃改以「People-to-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PTP ROC」西譯之，並把台北聯絡處安置於今
銘傳大學校國際教育交流處。
1973年，「中國國民外交協會」改選理監事，周雍能被選為理事
長，常務理事有劉闊才、谷正鼎，吳幼林、延國符、汪竹一、李大超、包
德明、李儒聰、陳茂榜等，另常務監事則有韋永成、裴存藩、吳火獅等。
同年，國民外交協會秘書長胡濤赴慕尼黑出席國際國民外交協會執行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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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除了接受當地國民外交協會招待之外，並與出席會議之各國代表擬訂
各項交流計畫，組團互訪。
同年（1973）5月，「中國國民外交協會」秘書長胡濤致函美國眾議
院議長艾伯特（Carl Albert），對美國政府與中國互設「聯絡辦事處」表
示關切，並請求議長明確說明美國今後的政策動向。6月，美國眾議院議
長艾伯特則函覆「中國國民外交協會」胡秘書長，強調鑑於台灣社會為民
主自由之理想奮鬥，而美國與中華民國的國家安全休戚與共，美國國會必
將全力支持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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