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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徵求有驚喜
黃序
抗戰初期，文山與劉石濤先生初遇於廣州，承以所著《廣東書院制度沿革》見示，展而讀之，覺其對嶺南文獻，如數家珍，欣忭不能自己，當即為修函請王雲五先生在商務印書館出版。其後石濤來美，好精研教育學及史學，今且逾十年，又以所著而在台灣出版之《中西文化交通小史》見寄，山見其對六朝隋唐各代間東西交通發展與文化接觸之經過，捃摭遺言，旁證衍引，作系統之敘述，至其搜討之博，條貫之密，求諸東西並世作者之林，實罕其儔。石濤淵淵以思，嘗致函於山，謂我國介紹西方近代文化已亙五、六十年，仿歐效美，或則主全盤西化，雖然採用，多不免張冠李戴，削足適履；或則高談本位文化，而獨對大唐昔日聲教之隆，不唯不繼往開來，發揚蹈厲，抑且數典忘祖，失所依據。石濤既慨乎言之，乃窮數年之力，發奮著《唐代政教史》，書既竣，徵序於文山。山憶二十年前在美讀書，稍稍治中國文化史，其時對英史家韋爾斯（H. G. Wells）初版之《世界史綱》，卓識新見，讚佩莫名。其書對唐代文化之隆，最所重視，認為第七、八世紀中國乃世界上最安定最文明之國家，其時歐洲人民，住在茅舍小城或捍盜的堡壘中，正苦於宗教桎梏的黑暗，而中國人民生活已進到安樂、慈愛、思想自由、身心舒爽之境。中國船隻同時已在海上航行，海外貿易，極為發達。中國人在六世紀時亦已知利用火藥、用煤，此殆較歐洲早進數百年，而橋樑建築，水利工程尤為進步。歐洲人直到一千年後的十六、七世紀，發現了美洲，乃至印刷書籍及教育之廣播，現代科學的發明，然後敢相信自己超邁中國而上之。韋爾斯指出中國文化以唐為最偉大，實可比隆羅馬而未遑多遜之後，嘗進一步追問中國文化在漫長的時期中，占有領導地位，顧何已轉至現代，不能在文化上、政治上之配世界？世界現代科學之發達，有賴於系統的記錄，合作研究的組織，顧中國學人對此獨多忽略，而純正科學卒不揚，又何故？山對韋爾斯所提出之問題，二十年來始終未能忘懷，國內學人如錢賓四（穆）、羅元一（香林）、嚴耕望等對於唐代文化之偉大，均能在韋爾斯之後，闡揚盡致，但迄今尚未有作精詳之列舉，比較之說明，功能之分析與綜合之研究，今石濤獨能從事於此，將唐代文化之全貌，通盤托出，而對於韋爾斯所提出之問題，亦作直接間接之解答，名言絡繹，故山認是書不僅為學院式之探索而已，而實亦可為光復華夏與建設中國文化呈獻一寶典。
且文山對於石濤的唐代文化研究，認為可以提出若干根本假定，為之評量：
一、 史學最高之理想，在乎對過去事變，作想像上的重建，重建的歷程，在決定上則為科學的，而在表現上則為藝術的。石濤根據科學方法，分析唐代文化，確能達到相當的客觀性，而在藝術的表現上，華實並茂，生氣盎然。過此種重建後，吾人乃深知唐代確能完成一創古未有之大國家，在政府組織上，以中書門下三省制，確立內閣的行政系統，以租庸調制，奠定全國農民的經濟生活，以府兵制，建立健全的武裝，以貢擧治，甄拔人才，開放政權，消融階級，促進全社會的平民教育。在法律上，《六典》唐律，完成有組織有秩序的社會。至於唐人之詩文、藝術、宗教、哲學、工業，在唐代盛況下孕育出來，凝造成偉大而勻稱的文化體系，經石濤一一指出後，真可稱「經天緯地，震爍古今」。石濤認為自秦漢以來，一切文化質素，至唐實為大綜合，開啟宋元明清四朝之大機運，誠非虛語。亦惟如是，而大唐文化之全貌，乃畢呈於讀者之前，史家之能事，始告成功。
二、 史象因果，素稱複雜，莊生所謂變動不居。中國文化入唐以後，早已由門第社會變為科舉社會，舉凡宗教、文學、藝術、理學、經濟、工業以及一切生活思想，都在變遷，由貴族門第轉而落到群眾之手，儼然成為簇新的文化體系。顧此種文化體系何以在中古時代突興，其因素究出諸物理，抑出諸生物？究出諸心理抑為純文化的表現？曩者傅孟真(斯年)為韋爾斯著《世界史綱》作說明時，則列舉中國自由文化，古典主義，北方勇氣與新血輪之輸入為創造唐代新文化之主要因素。石濤對此一問題之解釋，則異乎是，而謂「唐代文化之發達，實由於唐代文化自己有固定之文化體系，對外來文化之傳入，如非排拒，則為吸收者，揚精棄粕，引為己用，外來文化之傳入，始能咀嚼而消化之。」對於外來文化之接受，則謂「西方宗教及文化思想之傳入，如佛教、伊斯蘭教、景教、祆教、摩尼教，流行無禁，遍於中國。」又謂「儒家政治為治國之準繩，行成一種精神文化體系，由此種文化體系所孕育陶鑄之人物類型，為國家政治社會之領袖。」「全國民性，由唐代聲靈，範鑄為一。」此種看法，實與山多年來在文化學上所主張之文化決定論互相發明。誠以唐代文化為一複雜而勻稱之體系，其變遷原因，蓋出於體系本身，恍如有機體之內在的作用，不斷發生系列的內在變遷，結果不但改變環境，且改變體系自身，而體系的命運，不啻為體系本身內在潛能之次第開展。外在的力量雖然影響文化的構成，但不能根本改變體系的內在潛能及其常態命運。故文化一方對人類的文化行為既有決定的力量，而其自身亦是自己決定的，外在的因素，對於文化體系之影響，所以不是永恆的；體系之愈勻稱、愈合理、愈統整者，其自制之力愈大。唐代文物制度之璀璨，誠如石濤所謂「睥睨秦漢，而示範宋明」，其發生之歷程，似不能求諸地理環境，種族血輪，或經濟條件，而仍應求諸文化因素本身。
三、一種文化體系進至燦爛極盛以後，必漸趨沒落，此殆為史家及文化學者所周知的事實。唐代，經初唐、盛唐、中唐以後，轉入晚唐便造成大時代之沒落，其原因安在？法國漢學家馬伯樂（Maspero）嘗謂中國在八世紀末葉，地主階級僅占全人口百分之五，農民因賦稅繁重，兵役頻數，強迫徵工，債臺高築，乃至一變而為農業的無產階級。格魯思（Grousset）繼起，亦以七八一年至七八三年左右，全國商業頻於破產，長安為印度、波斯與中國貿易交通之起點與終點，至是亦一蹶不振。此種舞臺，乃為導演革命之先聲，黃巢為當時富有活力之知識份子，屢擧進士不第，結果乃發動及組織一空前之農民革命，不數年而襲沂州，過淮南，略襄邑、雍邱。從宣州寇浙東，踰江西，破虔、吉、饒、信等州。趨建州，陷桂管，進寇廣州，會大疫北還。自桂沿湘下衡水，破潭州（長沙），渡江，攻鄂州（武昌）轉掠江西，由采石渡江，又渡淮攻汝州，陷東都，攻潼關，陷京師，群臣迎謁灞上。巢從騎士數十萬，國號大齊。唐以沙陀之援，巢不敵，敗而東，眾猶十萬，東入徐袞，先後七年而亡，而時代遂向另一方趨近，唐代亦至是而中斬，不復保其殘壘。此種解釋，大抵偏於經濟的。石濤異是，曾列擧當時閹豎擅權，藩鎮作亂，黨爭頻仍，流寇作亂，為唐代傾覆之要因。總之，唐經百餘年之昇平，百餘年治亂相乘，卒至魚爛鳥散，吾人從文化學上作比較之決定，相信文化歷程之重演，故無可能，而有一定的限度，其原因在此。故唐代文化之沒落，謂為受文化的有限可能性所限制，誰謂不然？從科學的、美學的、道德的興趣言，雖不能產生「方諸四海而皆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的絕對真理，但文化的普遍法則之尋求，則為研究唐代文化所不能不有的大膽的嘗試。文山讀石濤之《唐代政教史》，從歷史哲學或歷史社會學乃至文化的觀點看，由唐代文化編千，似可以推知文化法則者有數端：
四、從科學的、美學的、道德的興趣言，雖不能產生「方諸四海而皆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的絕對真理，但文化的普遍法則之尋求，則為研究唐代文化所不能不有的大膽的嘗試。
文山讀石濤之《唐代政教史》，從歷史哲學或歷史社會學乃至文化的觀點看，由唐代文化編千，似可以推知文化法則者有數端：
（一）一民族的文化，在文化領域上的活動，從數千年歷史觀察，絕不止一次，反過來看，卻可達到二次、三次以上。中國文化，在唐以前之商、周、秦、漢及以後之宋、元、明、清，其文化體系之輝煌，仍為全世界所重視，但均不及唐之恢宏而偉大，凝
（二）成最大的綜合。此種事實，證明斯賓格拉（Spengler）及唐比（Toynbee）所謂每種文化只有一次的真正「艷花怒放」，雖非盡確，亦不無正當根據。
（三）一切偉大的文明，其創造成果，不只顯見諸一個特殊領域，例如印度之於宗教，希臘之於美術，而可以顯見諸多方的領域。試尋繹唐代政教史，便可證明當時的政治、法律、教育、美術、宗教輯哲學思想均有偉大的創造。
（四）然而一個民族在文化上的創造，當然不會無所不包，無所不能。唐代對於各種文化領域，雖然創詣達於顛點，形成奇造之局，但對於科學的創造力，則薄弱以致不能張其軍。
（五）文化的創造力不會是永恆的，而必然是變動不居，有時如春花艷放，如驚濤拍岸，有時則又如落葉草枯，機運全變。大唐一代文化在粗枝大葉上，可劃分為初唐、中唐、晚唐各階段，便可概見。
（六）整個文化體系的綿遠，必比次文化體系的生命線延長得多。大唐整個文化體系幾達三百年，而法律、兵制、經濟制度等次文化體系之生命，則未及三百年而趨於崩潰。
（七）文化變遷及創造，絕不如馬克思派之所設想，謂物質文化（技術、經濟、生產工具）的創變，必比非物質文化早。在唐代文化的歷程中，總可看出民族文化的創造，首先見諸政治、軍事、教育、法律、宗教、文學，後來然後有工藝（印刷術、茶、糖、陶器）之發達。
（八）由唐代文化的發達，可證明物質文化與非物質文化皆為累積的，而一種新的文化價值，經本民族或集團創造以後，往往可以分播到其他民族或集團。所謂一波纔起萬波隨，唐代法律集秦、漢之大成而加以改進，其影響可以比美羅馬法，曾廣被日本、朝鮮、安南、高昌、于闐、契丹、蒙古，實非偶然。其次，李翱復性論之興起，慧能禪宗之創造，經宋儒攝取其要義，而別創新儒學之理學後，不特支配千餘年的思想界，而且激發歐洲十八世紀法國的唯物主義，德國觀念論的哲學，海波盪漾，法國革命，美國革命，均受其影響。至考試制度之被近世英、法、美等國之採取，更為有目共睹之事實。
（九）文化現象在各該領域上之創造，例如政治、法律、教育、藝術、哲學、宗教、文學、戲劇、倫理等，皆互相聯繫，凝成整個的統合的勻稱的文化體系。吾人從唐代文化的輪廓上，總可窺見其調和性、連繫性、交光互涉，不能分離。文化在空間上之分播，有如時間上之傳遞，有其同樣的重要性。因為如此，所以文化分播的歷程，輒引至文化體系之內在發展與外來質素混合，凝成一致的體系。人類學上所說「刺激的分播」，尤為簇新的文化模式產生之因素。唐代文化模式之創新，一方固然出自文化體系之內在發展，而外來文化之激發固有莫大之助力。天寶盛時，首都人口殆二百萬，殊方民族如猶太人、希臘人、波斯人、韃旦人、敘利亞人、回紇人、突厥人、印度人、日本人、高麗人等皆奔赴來歸，其所輸進之文化質素，模式複雜而眾多，自可推見。至玄奘游印，傳入唯識學，影響整個的文化宗教思想，迄今未替，更無論矣。
以上為文山讀《唐代政教史》所推論而獲知之諸種文化法則。最後文化當切國情而不能無所依據，文山雖亦隨石濤先生而有所覺悟，在抗戰時期且曾以創造民族文化相呼號，然而時至二十世紀的原子時代，誠如英史家唐比所云，吾人由過去偉大的歷史建樹，因而恍然於創造歷史時，吾人實已超過自己的歷史，進而為世界治序之建立，為人類聯合開新路。吾人今日一方向回顧過去，一方瞻望歐美，因而對於過去與現在均有更客觀更圓滿的瞭解，自不能不轉像實證的價值與更新的觀念往前追求，則石濤先生熱情所注，暢談唐代文化，既可為建立現代國家與民族文化楷模，且亦可據以進一步來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為世界和平奠永久的基礎。文山讀先生書，循誦再三，附加一言，為新時代祈禱。至先生本書之發明尚多，不一一詳擧，當世君子不難於原著得之。
民國四十二年十二月一日黃文山於紐約新學院
何序
造史難，造通史尤難，其難，在科學方法之運用耳。其方法為何？分析與綜合是也。法國史學家朗格洛埃（Charles V. Langlois）與塞諾布（Charles Seignobos）二氏著《史學緒論》一書，於歷史科學之方法，獨具創見，發前人所未發，今之治史學者造通史者，多推重之。吾友劉伯驥先生，學淹中西，潛心文史，撰《唐代政教史》，將以問世。余受而讀之，其書，網羅事蹟，窮原竟委，博取精裁，自抒新得，洵為不刊之典，當不讓陳寅恪之《唐代政治史述論》專美於前矣。有識之士，作一書，桓數十年而後定稿，始足以傳世而為人所重。劉先生講學海外，積多年之功，深得科學方法之秘，凡數易稿而書乃成。其用心之審，致力之勤，有如是者！且以大唐政教激勵國人，有裨世道，寧淺鮮哉！故樂為之序，以介紹於讀者。
民國四十三年四月，何聯奎序於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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