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研究九十年

第一章　周作人研究的開始期（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
據我的不完全統計，一九四九年前關於周作人的各類專篇文章在二百篇左右，其中論文約占三分之二。在論文中，絕大多數是一般性的評論，真正能達到學術研究層次的極少。本書取材的標準較寬，不僅專篇文章，別的文章和著作中有關周作人的有價值或有代表性的觀點也在評述之列。一九四九年以前三十年的周作人研究又可分為三個階段：一是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九年，這是周作人研究的開始階段；二是從一九三○年到一九三七年七月，為周作人研究的豐收階段；第三個階段從一九三七年八月到一九四九年，由於周作人的附敵行為，研究工作出現了變化，不妨把這一階段稱為轉折階段。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從五○年代到七○年代是沒有周作人研究的，但在五○年代和六○年代周作人還是被談論著，當時人們對待周作人的態度也是我所感興趣的，故在本章後面還附有對這一情況的介紹。
一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周作人最早是作為翻譯家出現的，他在一九一八年一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一號上發表了翻譯論文《陀思妥也夫斯奇之小說》，第一次在新文化運動這一主要陣地上登場。這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重要事件。
專門評論周作人的第一篇文章要算趙景深發表於一九二三年初的《周作人的詩》，該文記下了他讀周作人幾首新詩後的一些清淺的感受。不過，關於周作人的零散評論可以上溯到一九一九年幾個新文化運動主要參加者的論文，他們從自己的親身感受出發，高度評價了周作人在新文學運動之初的赫赫功績。傅斯年在《白話文學與心理改革》中充分肯定了周作人《思想革命》一文，他還說：「近來看見《新青年》五卷一號裏一篇文章，叫做《人的文學》，我真佩服得極點了。我所謂白話文學內心，就以他所說的人道主義為本。」又云：「據我看來胡適之先生的《易卜生主義》、周啟孟先生的《人的文學》和《文學革命論》、《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等，同是文學革命的宣言書。」傅文的基本思路和觀點都深受周作人的啟發，由此可見周的文章在新文化運動中的深刻影響。周作人的新詩創作體現了胡適所要求的文學形式變革的實績，他的《小河》很得胡適的賞識：「這首詩是新詩中的第一首傑作，但是那樣細密的觀察，那樣曲折的理想，絕不是那舊式的詩體詞調所能達得出的。」錢玄同的《關於新文學的三件要事》表揚了周的翻譯工作：「周啟明君翻譯外國小說，照原文直譯，不敢稍以己意變更。他既不願用那『達恉』的辦法，強外國人學中國人說話的調子；尤不屑像那『清室舉人』的辦法，叫外國文人都變成蒲松齡的不通徒弟。我以為他在中國近來的翻譯界中，都是開新紀元的。」羅家倫於一九二○年發表《近代中國思想的變遷》，在稱讚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對新文學的主張說得透徹後寫道：「後來周作人先生更明白提出『人的文學』的觀念來，把『思想革命』『文學革命』的意思，合在一起來講，是分外明晰的；因為這兩件東西，原來是分離不開。思想革命是文學革命的精神，文學革命是思想革命的工具：二者都是去滿足『人的生活』的。」這幾則評價正好涉及了周作人在新文化運動中三個主要方面的貢獻。
「五四」退潮後，作為小品文作家的周作人又走來。中國現代散文的最初發展經歷了從《新青年》上的論文、雜感到周作人首倡並實踐的小品文的轉變，小品文在散文成為中國現代文學裏一個獨立門類的過程中起了關鍵作用。對此，胡適認識得很清楚：「這幾年來，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發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這一類的小品，用平淡的談話，包藏著深刻的意味；有時很像笨拙，其實卻是滑稽。這一類的作品的成功，就可澈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話』的迷信了。」這段話後來被引用的頻率很高，原因就在於胡適相當準確地概括了中國現代散文最初的發展、嬗變，指出了周作人對現代散文史的一個重要貢獻。《自己的園地》是周作人的第一本散文集，湯鍾瑤在《讀了〈自己的園地〉》中說：「我讀了作人先生的《自己的園地》，覺得這本小品散文，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是很有地位的東西。飄逸的語句，縝密的文思，很可開話體論文作家的先河。」郭沫若的文章《批評－欣賞－檢查》的主要內容是對周作人在《自己的園地》自序中所表明的文學批評觀提出商榷，不同意周作人的觀點：「把客觀的檢察完全剔出主觀的欣賞以外，並且說欣賞便是真的批評，檢察便是假的批評」；但也稱讚：「這些文字我們在報章上雖然早已見過，但是這麼搜集起來，便成了個整飭的花園。我們在此雖然看不見若何偉大的景物，但盡有優逸的草花，玲瓏的噴泉，和些精巧的接骨木，足以使我們娛目暢懷。」趙景深的《讀〈西山小品〉》以周作人同時期發表的作品為線索來探討《西山小品》，認為：「《西山小品》是表現作者情感與理智的衝突。」朱光潛在《〈雨天的書〉》中相當敏銳地指出了《雨天的書》的審美特質，尤其值得嘉許的是他已經注意到了其中的複雜性。他是這樣說的：「這書的特質，第一是清，第二是冷，第三是簡潔。」「清」指的是清淡閒散，是對作品中反映出的作者的心情而言的，「冷」指的是文中可以依稀辨出的「師爺氣」，「簡潔」是從文字方面來說的，他肯定了在初期白話文存在較嚴重歐化的情況下周作人對古文的借鑑。冬芬的《讀〈談虎集〉》從深刻地發掘中國民族的病根的角度，肯定了《談虎集》的思想意義。鍾敬文曾是知堂散文藝術的學習者，在《試談小品文》中對周作人的人和文大加讚美：「他的文體是幽雋淡遠的，情思是明妙深刻的，在這類創作家中，他不但在現在是第一個，就過去兩三千年的才士群裏，似乎尚找不到相當的配侶呢。」
在五四時期和二○年代，周作人在現代文學史和文學史上的貢獻是多方面的，有些方面，如他對民俗學和兒童文學的提倡和卓有成績的工作就很少有人顧及，顯然時代的迫切需求制約了人們對周作人的接受。不過，知道真價的人並非沒有。梁永福的《〈談龍集〉》就肯定了周作人對民間歌謠和兒童文學的介紹和倡導。楊晉豪的《周作人先生》說得更明確：「中國對於民間文學，果然也曾引起了許多人的注意，但我以為注意民間文學較為切心的人，周先生確要算其中的一個了。而格外他是一個很注意兒童文學的一個人。像《談龍集》中的《讀各省童謠集》、《讀童謠大觀》、《呂坤的演小兒語》、《談目連戲》、《猥褻的歌謠》及《江陰船歌序》、《潮州佘歌序》等中，他都很顯明地敘述出他對於民間文學和兒童文學理論的建設和意見；我以為他用忠誠的態度和虛心的觀察之對於它們的研究，其價值也不下於他的介紹外國文藝的偉功的。」這裏只能說是注意到，然而依據的材料還很有限，更不用說展開論述了。
二
開始階段的周作人研究雖然不乏真知灼見，但視線過於集中在某一方面或單篇作品、單個文集上，個別的結論尚未提升為普遍的理論突破，因此這一時期還沒有嚴格意義的學術研究。一九三○年代是階級鬥爭激烈和派別之爭紛繁的時期，革命文學勃興並取得了文壇上的領導地位，周作人日趨系統化的世界觀、文藝觀及其影響對革命文學構成了挑戰。因此，他是革命文學迴避不開的存在，必須對他的存在做出反應。這不可避免地會導致論爭。論爭一方面刺激了周作人研究的開展，引導人們以更宏闊的視野在更深層次上認識他，於是產生了眾多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又帶來了局限，使評論和研究摻入了過於直接的功利成分和情緒因素。
進入三○年代的第一年，周作人就遭到了一次來自左翼青年的討伐。這次討伐發生在北平的《新晨報》副刊上，肇端於黎錦明發表於三月二十四日的《致周作人先生函》。黎文對革命文學的勢力迅速擴大表示不滿，並就這一問題向周作人請教。周作人的《半封回信‧致錦明》發表於四月七日的《新晨報》副刊上，他諷刺了革命文學，表明了自己對於文學的幾點意見，並說：「現今文學的墮落的危機，無論是革命的或非革命的，都在於它的營業化，這是落到資本主義的泥坑裏去了，再也爬不上來。」周作人的態度和觀點遭到了幾個革命青年的攻擊。從四月十日到五月三十一日在《新晨報》副刊上發表的有關文章有十七篇之多，其中有兩個作者的三篇文章是對周作人表示理解和替他辯護的，還有周作人自己的一篇文章。左翼青年們試圖以唯物史觀和革命文學理論來評價周作人，但只停留在一加一的水平上，並沒有深入下去，還夾雜了不少意氣成分。周作人對此表示了不屑，當有人誤解他《金魚》一文是為答覆批評而作時，他才寫了一篇只有百餘字的短文《寫〈金魚〉的月日》予以說明。
接下來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著名公案《五十自壽詩》事件。一九三四年四月五日林語堂主編的小品文半月刊《人間世》創刊，在創刊號上登載了周作人的自壽詩的手跡，並配以大幅照片。同時還發表了沈尹默、劉半農、林語堂的和詩。不久，蔡元培、沈兼士、胡適等人也紛紛唱和。周作人的詩引起如此強烈的共鳴，這一現象是頗耐人尋味的。錢理群在《周作人傳》第七章云：「周作人《五十自壽詩》引發出來的，是中國一代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對於自我內心的一次審視：有無可奈何的自嘲，有故作閒適下的悲哀，不堪回首的歎息，拚命向前的掙扎……。」
埜容（廖沫沙）在四月十四日的《申報‧自由談》上發表《人間何世？》一文，率先對《人間世》和周作人的自壽詩發動攻擊，說周作人的十六寸的照片像遺像，手跡如同遺墨，並和了一首諷刺詩。《人間世》提倡小品文，在取材上標榜「宇宙之大，蒼蠅之微」，他說在創刊號中「只見『蒼蠅』，不見『宇宙』」。林語堂很快寫了《論以白眼看蒼蠅之輩》予以回擊。胡風《「過去的幽靈」》對周作人這個「當年為詩底解放而鬥爭過了的《小河》底作者」寫作落伍於時代的舊體詩表示失望，說：「現在在這裏『談狐說鬼』、『街頭終日聽談鬼』的作者，當年卻熱心地為我們翻譯了《過去的幽靈》（愛羅先珂的一篇講演―引者）。」他於是問道：「那麼，周先生現在自己所談的鬼，聽人家談的鬼，是不是當年他翻譯的時候叫我們防備的幽靈呢？……」胡風這裏顯然有一個誤會，把打油詩中的內容當成周作人的實際生活了。曹聚仁出來解圍，他說：「《人間世》刊載周作人先生《五十自壽詩》，引起了許多批評；詩是好的，批評也是對的。」指出周作人經歷了從「浮躁凌厲」到「思想消沉」的思想變遷，這條途徑可以名之為「從孔融到陶淵明的路」。不過，周作人並沒有「厭世冷觀」，「炎炎之火仍在冷灰底下燃燒著」。這時，林語堂又寫《周作人詩讀法》為周作人辯護，說他的詩「寄沉痛於幽閒」，又說：「吾素最反對清談亡晉之論……後之論史者，每謂清談誤國，不啻為逆閹洗煞，陋矣，且亦冤矣。」關於自壽詩事件，魯迅的意見較為公允。他在一九三四年四月三十日致曹聚仁的信中說：「周作人自壽詩，誠有諷刺之意，然此種微辭，已為今之青年所不憭，群公相和，則多近於肉麻，於是火上添油，遽成眾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擊文字，此外近日亦無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負亡國之責，近似亦有人覺國之將亡，已在卸責於清流或輿論矣。」他又在同年五月六日致楊霽雲的信中說過類似的話：「至於周作人之詩，其實還藏些對於現狀的不平的，但太隱晦，已為一般讀者所不憭，加以吹擂太過，附和不完，致使大家覺得討厭了。」遺憾的是，魯迅的意見並沒有能夠及時地發表。《五十自壽詩》事件的發生是有著深刻的文學鬥爭的背景的，這裏就不做詳細介紹了。
一九三五年初，周作人和胡風之間還有過一次論爭。周作人曾引戈爾特堡批評靄理斯所說的在他裏面有一個叛徒與一個隱士以自譬，胡風在《林語堂論》中指出：「靄理斯底時代已經過去了，末世的我們已經發現不出來逃避了現實而又對現實有積極作用的道路。」周作人作《靄理斯的時代》，嘲笑胡風不曾知道靄理斯有這麼一個他的時代，無所謂有也無所謂「過去」。胡風寫了《靄理斯的時代及其他》加以反駁，他說他的意思是「我們所處的塵世和戈爾特堡讚美靄理斯的時代不同。」文章有兩個要點：其一批評「靄理斯底根本態度」，「論到他底『以生物學人類學性學為基礎』而寫的『犯罪學的書』，『文化及文藝上的批評文章』，以及由『性心理學研究』『瞭解人生的態度』，如果真像知堂先生所說的，我以為那裏面決不會有在真實意義上的『叛徒』存在。不是性的關係規定了社會人生，相反地，每一種關於性的迷信或道德成見都是特定的社會制度底反映。所以，離開了社會的土臺，只是由『性心理研究』瞭解人生的態度，結果把人從社會的存在還原為自然的存在，那所謂人生態度到底是怎樣的東西就很難索解」。其二，認為所謂「明淨的對人生社會的觀照態度」，「骨子裏和歷史的命定論並不是兩個東西，雖說是公平地對於兩方面都沒有架打，但實際上卻是對於已成的強者有利的」。他詰問道：「我不懂，連生命都朝不保夕的中國大眾為了『求生』、為了『求勝』的『熱誠』為什麼反而是可嘲笑的東西？」他另有一篇《靄理斯‧法郎士‧時代》，對周作人所欣賞靄理斯的「明淨的對人生社會的觀照態度」進行諷刺。胡風這時的剖析就深入多了，接觸到了周作人思想上的一些根本的局限。

第一章　周作人研究的開始期（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
據我的不完全統計，一九四九年前關於周作人的各類專篇文章在二百篇左右，其中論文約占三分之二。在論文中，絕大多數是一般性的評論，真正能達到學術研究層次的極少。本書取材的標準較寬，不僅專篇文章，別的文章和著作中有關周作人的有價值或有代表性的觀點也在評述之列。一九四九年以前三十年的周作人研究又可分為三個階段：一是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九年，這是周作人研究的開始階段；二是從一九三○年到一九三七年七月，為周作人研究的豐收階段；第三個階段從一九三七年八月到一九四九...

周作人是一個對中國現代文學有著深刻影響的作家。他和魯迅一樣，都是新文學運動的發起者和倡導者，通過各自的努力，從不同方面，為新文學的建設和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只是由於他在抗戰時期未能保持自己的節操，附逆投敵，他的名聲才黯淡下去，以至於到了被遺忘的程度。到了新時期，隨著思想解放運動的深入，周作人以其本身的重要性，又受到研究者和讀者的廣泛關注。
一九八六年，舒蕪在《中國社會科學》第四、五期上連載長篇論文《周作人概觀》，產生了廣泛影響。他指出，在五四新文學和新文化運動中，周作人在外國文學的翻譯介紹方面，在新的文學理論、文學批評的建設方面，在思想革命的號召和實行方面，在新詩的創作和理論探索方面，在小品散文的創作方面，「成就和貢獻都是第一流的，開創性的」，「別人無可代替的」，「將永遠成為中國新文學寶庫的一個極重要的部分」。之所以要研究周作人，是因為在他身上「有中國新文學史和新文化史的一半」，因為「魯迅的存在，也離不開他畢生和周作人的相依存相矛盾的關係」，因為「周作人的悲劇，則是和中國文化傳統、中國知識份子歷史性格有著甚深的聯繫」。對周作人研究意義的肯定其實也就是從另一角度對其自身地位的肯定。在此之前，還沒有人對他做出過如此高的評價。
那麼，舒蕪是不是劍走偏鋒、立異唱高呢？下面來當一次「文抄公」，摘抄幾個重量級人物的評價來看看。早在一九四六年，鄭振鐸就說過與舒蕪類似的話：「假如我們說，五四以來的中國文學有什麼成就，無疑的，我們應該說，魯迅先生和他是兩個顛撲不破的巨石重鎮；沒有了他們，新文學史上便要黯然失光。」鄭振鐸是新文學的重要參加者，又是一個文學史家，說話的時候周作人已經淪為了階下囚，他的評價應該是可信的。觀點與鄭振鐸相近的還有周氏兄弟的朋友曹聚仁，他在一九五○年代出版的《文壇五十年》一書中說：「近三十年的中國文壇，周氏兄弟的確代表著兩種不同的路向。我們治史的，並沒有抹消個人主義在文藝上的成就；我們也承認周作人在文學上的成就之大，不在魯迅之下；而其對文學理解之深，還在魯迅之上。但從現在中國的社會觀點說，此時此地，有不能不抉擇魯迅那個路向。」接下來再看五四新文化運動最具影響力的倡導者之一胡適的評價，陳之藩在《在春風裏‧紀念適之先生之八》一文記述：
胡先生對周作人的偏愛，是著名的。他曾不止一次的跟我說：「到現在還值得一看的，只有周作人的東西了！」他在晚年是儘量搜集周作人的東西。
我如果說：「不要打呀！蒼蠅正在搓搓手搓搓腳呢。」（周作人在《蒼蠅》一文中引用日本小林一茶的俳句，原文為：「不要打哪，蒼蠅搓他的手，搓他的腳呢。―黃按）他似乎就想起了苦茶庵中的老友。在他回憶的茫然的眼光裏，我看出胡先生對朋友那份癡與愛。
在胡適說話之時，到底還有幾個作家值得一讀，姑且不論；他卻單單舉出周作人，可見推重之高。另據周建人回憶，馮雪峰說過：「周作人是中國第一流的文學家，魯迅去世後，他的學識文章，沒有人能相比。」馮雪峰是一個左翼作家，應該不會有吹捧周作人的嫌疑。上述幾個文化名人的立場各個不同，說話的時間和場域也不同，但他們的話都明確無誤地強調了周作人作為中國現代屈指可數的幾個最重要文學家之一的存在。
在中共高層，也有深知周作人的價值的。一九八○年代中期，湖南嶽麓書社的老編輯鍾叔河想重印周作人著作集，然而在當時面臨重重障礙，無法正常獲批，於是直接給主管意識形態工作的胡喬木寫信。嶽麓書社的報告最後得到了胡喬木的批准。後來黃裳在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九日致鍾叔河的信中披露：「去年喬木來滬，一次談天，談及周作人，他自稱為『護法』，並告當年吾兄呈請重刊周書事，最後到他那裏，他不顧別人反對批准的，談來興趣盎然。」以周作人的「護法」自居，這在很多人看來可能匪夷所思。其實早在建國初期，周作人就得到過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常務副部長的胡喬木的照顧和安排。在《胡喬木書信集》裏，有一九五一年致毛澤東的一封信―

主席：
周作人寫了一封長信給你，辯白自己，要求不要沒收他的房屋（作為逆產），不當他是漢奸。他另又寫了一封給周揚，現一併送上。
我的意見是：他應當澈底認錯，像李季一樣在報紙上悔過。他的房屋可另行解決（事實上北京地方法院也並未準備把他趕走）。他現已在翻譯歐洲古典文學，領取稿費為生，以後仍可以在這方面做些工作。周揚亦同此意。當否請示。
敬禮
喬木
二月二十四日

毛澤東大筆一揮，批示了兩個大字：「照辦。」這以後周作人成為了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特約翻譯，從一九五五年一月開始，他每月取得稿費二百元，一度增加到每月四百元。正是由於得到了高層關照，他才得以在北京度過相對平靜的晚年生活。
再說對作為散文家的周作人的評價。郁達夫在編選《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二集》時，把十分之六七的篇幅讓給了魯迅（二十四篇）和周作人（五十七篇），這在《中國新文學大系》的編選上是絕無僅有的。他在《導言》中解釋道：「中國現代散文的成績，以魯迅、周作人兩人的為最豐富、最偉大，我平時的偏嗜，亦以此二人的散文為最所溺愛。」到了一九九○年代，樓肇明在其所編《八十年代臺灣散文選》的序言中說：「在我看來，『五四』現代散文成就大，優秀作家人數眾多，但真正以完備的審美體系在審美路標意義上影響了同時代及後世作家的，當推魯迅和周作人，而其他作家像郁達夫、朱自清、冰心、許地山、徐志摩等有成就、有風格的傑出散文作家，則是環繞在這兩座高峰之間大小不等的山峰。」著名學者陳平原說：「六十年後，重新引述此段文字，幾乎不必作任何改動。也曾出現不少顯赫一時的散文家，但周氏兄弟始終是兩面不倒的大旗。近百年中國文壇上，小說、詩歌群雄角逐，唯有散文雙峰並峙―周氏兄弟的地位無可爭議。」
類似的重要評語還有不少，不遑遍舉。既然周作人的歷史地位如此之高，那就不應該以政治的標準代替一切，因人廢言，而應該還歷史以本來的面目，實事求是地去評價他的功過是非。這其中理所當然地包括對周作人研究學術史的回顧和總結。認真求實地回顧過去，總結經驗和教訓，是為了繼承前人已經取得的成果，並為今天的研究工作提供參照，更好地開拓未來。
一九八○年代以來，每一個現代文學大家的研究都有一種或多種研究評述的專著，而周作人研究還沒有，這與他在現代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不相稱的；而周作人研究的複雜性又遠遠大於一般的文學大家，更需要對研究的本身予以專門、深入的總結和探討。溫儒敏等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概要》中，把「開展周作人研究史的研究」視為周作人研究可能的新增長點之一，並指出：「周作人是毀譽參半、褒貶不一的焦點人物，他的活動貫穿了二十世紀的三分之二時段，回顧周氏的興衰沉浮歷史，可以窺探二十世紀中國的諸多思想命題、文化奧祕。」同樣，一部周作人研究學術史不僅折射出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史，同樣也從特定的方面反映出二十世紀中國思想文化的側影。
本書第一次全面回顧中國大陸周作人研究的歷史進程。大致按時間次序把周作人研究分為四個時期加以考察，前四章均分別從專書（專著、論文集等）、思想與人生道路研究、文學思想研究、文學創作研究等方面評述，第五、第六兩章評述周作人文集的校訂出版與史料工作的建設，則根據對象的特點單獨成章。周作人研究的第一篇專門文章是趙景深發表於一九二三年一月的《周作人的詩》。不過，關於周作人的零散的評論可以上溯到一九一九年傅斯年、錢玄同、羅家倫、胡適等的論文，他們從自己的親身感受出發，高度評價了周作人在新文學運動之初的赫赫功績。如果從一九一九年開始算起，中國大陸周作人研究已經走過了九十多年的風風雨雨。這九十多年大約可以分為四個時期。一九四九年以前為周作人研究的開始期，有關的論文絕大多數是一般性的評論，真正達到學術研究層次的甚少。一九三○年代後期，研究工作因為周作人的附逆投敵而出現了轉折。一九四九年以後又經歷了長達三十年的停滯，周作人在文學史的敘述中基本處於缺席狀態。一直到一九八○年，受益於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思想解放運動的興起，周作人研究重新起步。一九八○年代的周作人研究成績斐然，然而研究者受到一些「左」的思想觀念的掣肘，於對象還或多或少地有點「隔」，這是周作人研究的恢復期。一九九○年代是周作人研究的成長期，研究者努力地走近周作人，走到他獨特的藝術與精神世界中去；在此基礎上，開始試圖建立他與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國現代思想史以及東西方文化的廣泛聯繫。進入新世紀以後，周作人研究到了深入期。不少重要的方面都有了專攻，而不是泛泛而論，如周作人的「人學」思想、女性思想、文學思想、文學翻譯等。迄今為止，已出版了周作人研究著作四十餘部，這是研究成就的集中體現。隨著研究工作的深入，有幾個重要問題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周作人是不是一個思想家的問題、對其後期「抄書體」散文的評價問題、周作人與中國文學傳統問題，以及評價他的價值標準問題。因此，本書以這幾個主要問題為「劇情主線」，並對此進行探討。
本書附錄了三篇文章，其中有兩篇是我與別人關於周作人的論爭文字，還有一篇由我整理的沈啟無自述。沈啟無被稱作周作人的四大弟子之一，後來又被逐出師門。他的自述包括了不少關於周作人和淪陷區文壇的珍貴資料。
在研究方法上，本書力圖做到：歷史評述與理論探討相結合；以辯證求實的態度，堅持政治的標準與思想文化的標準相統一，既充分肯定研究對象的貢獻和歷史地位，又對其附逆行為和消極的思想進行分析、批判；注重考核史料，考察和分析研究文獻的歷史語境和研究者個人思想、學術語境。

周作人是一個對中國現代文學有著深刻影響的作家。他和魯迅一樣，都是新文學運動的發起者和倡導者，通過各自的努力，從不同方面，為新文學的建設和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只是由於他在抗戰時期未能保持自己的節操，附逆投敵，他的名聲才黯淡下去，以至於到了被遺忘的程度。到了新時期，隨著思想解放運動的深入，周作人以其本身的重要性，又受到研究者和讀者的廣泛關注。
一九八六年，舒蕪在《中國社會科學》第四、五期上連載長篇論文《周作人概觀》，產生了廣泛影響。他指出，在五四新文學和新文化運動中，周作人在外國文學的翻譯介紹方面，...

引言
第一章　周作人研究的開始期（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
第二章　周作人研究的恢復期（一九八○至一九八九）
第三章　周作人研究的成長期（一九九○至一九九九）
第四章　周作人研究的深入期（二○○○至二○○九）
第五章　周作人文集的出版（一九八一至二○一○）
第六章　周作人研究的史料建設（一九七九至二○○九）
結語　周作人研究的價值標準
周作人文集目錄（一九八二至二○一○）
研究資料要目與索引
附錄一　關於周作人的附逆及其他
附錄二　需要一種學術態度
附錄三　關於《沈啟無自述》
附錄四　沈啟無自述
後記

引言
第一章　周作人研究的開始期（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
第二章　周作人研究的恢復期（一九八○至一九八九）
第三章　周作人研究的成長期（一九九○至一九九九）
第四章　周作人研究的深入期（二○○○至二○○九）
第五章　周作人文集的出版（一九八一至二○一○）
第六章　周作人研究的史料建設（一九七九至二○○九）
結語　周作人研究的價值標準
周作人文集目錄（一九八二至二○一○）
研究資料要目與索引
附錄一　關於周作人的附逆及其他
附錄二　需要一種學術態度
附錄三　關於《沈啟無自述》
附錄四　沈啟無自述
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