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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鴻的1931年冀魯之行
1931年5月下旬，中央大學藝術科教授徐悲鴻、潘玉良等一行十四人，自南京北上冀魯，進行為期一個月左右的寫生參觀，首站抵達天津。
這幅刊登在《北洋畫報》第629期的合影，拍攝於1931年5月23日 ，地點為天津法租界二十三號（即自錦州道至丹東路之間興安路）北洋畫報社門前。自左至右依次為：吳秋塵、蔣碧微、徐悲鴻、馮趙絳雪、潘玉良、鄭阿梅、馮武越、蔣仁、張樹英、黃二南、竇重光、高國梁、李維權（立五）、顧鐘梁（了然）、朱雅墅、陸其清、張安治、張金生，為該參觀團全體成員及天津當地參與接待的朋友（吳、馮氏夫婦及黃）。這是目前所見記錄此次出行的為數不多的圖像之一，其生動性和再現感帶給我們文字不可比的衝擊力，它與相關史料文字相對應，使得那段久被遺忘或誤讀拼錯的歷史片段，有如顯影液下的黑白照片，慢慢映現出逐漸清晰的面容。
首先要提到的就是該社創辦人馮武越，他與徐悲鴻有著非同一般的關係。
馮武越（1897―1936年），名啟繆，筆名筆公，廣東番禹人。十六歲赴法留學，再到比利時、瑞士學習航空機械及無線電等。學成後遍游歐美實習考察，1921年回國服務於在航空界，1925年任東北航空署為總務處第五科監察兼撰述，1926年受聘為《益世報》撰述，同年7月7日，在奉系張學良的資助下（馮曾任張的法文秘書）創辦開北派畫報之先河的《北洋畫報》，以「傳播時事，提倡藝術，灌輸知識」為宗旨，內容包括時事、社會活動、人物、戲劇、電影、風景名勝及書畫等，初為週刊，後改為三日刊，最後定為每週二、四、六出版，前後起用吳秋塵、王小隱、劉雲若等任主編，到抗戰爆發後停刊時共出版1587期，其間於1927年7至9月另出版有副刊二十期。該刊以照片為主，兼有文字，內容豐富多樣，形式活潑，原汁原味地記錄了當時的社會風尚。其新聞時事及藝術活動照片以單幅、成組、成系列等形式刊出，特殊需要時也出「專頁」，如陳師曾的〈北京風俗畫〉、李珊菲的時裝畫、孫之俊的漫畫連載，第98期的〈北京藝術大會廣告之形形色色〉的一組圖片，第362期的〈邱石冥畫展特刊〉，第426期的〈顏伯龍畫展特刊〉，第504期的〈西湖藝展作品專頁〉，第607期的〈舌畫家黃二南專頁〉，第672期的〈綠蕖畫展特刊〉，第676期的〈介紹藝術家左次修專頁〉，第850期的〈趙望雲畫展專頁〉，第875期的〈雕刻家張志漁作品專頁〉等等。據統計，該刊累計發表各類照片達兩萬餘幅，具有信息量大、涉及面廣的特點，為二十世紀20、30年代最具影響力的報刊之一，對研究現代社會的方方面面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
1919年冬至1920年春，應音樂家、篆刻家楊仲子邀請，徐悲鴻偕蔣碧微前往瑞士洛桑遊覽，並結識了愛好藝術的馮武越，兩人一見如故。此時，在國內畫壇已經小有名氣的徐悲鴻，正負笈海外刻苦精研西洋美術，令馮氏敬佩不已。其實馮武越對書畫作品也略有涉及，尤善畫松，曾師於趙松聲，故又字「松弟」，畫作氣韻幽閒，曾以漢代石磚造型圖像寫入漫畫，古趣新意，兼而有之。書法秀勁，無造作矯揉意態。對於畫壇中事亦總能盡心竭力，如粵中畫家黃少強、趙少昂來天津辦展，馮武越方臥病故都，聞之即至而為之遊揚，雖體力不支亦不顧。去世前曾致力中國圖案學，遍搜秘笈，欲著專書，不意於1936年1月19日病逝於北平德國醫院，不知徐悲鴻得此噩耗會是何等感傷！
馮氏夫人趙絳雪，張學良夫人趙一荻之姊，善書，明敏練達，於丈夫事，多所贊助。育有二子健龍、健麟及一女健鳳。
1928年冬，馮武越聞知徐悲鴻將北上出長國立北平大學藝術學院，即致函徵求作品照片及自述文字，擬為刊行專頁，以資宣揚，旋以徐悲鴻受到排斥、難施主張而去職，「專頁」事擱淺，但還是刊登了《觀世音》、《自畫像》、《獅》等水墨、素描作品，並撰寫了《記徐悲鴻》一文加以介紹，開場白直截了當：「余嘗告人曰：中國今後之大畫家，當推徐悲鴻氏」，繼而稱讚「悲鴻中西畫藝，均已有極深之造詣，尤能融會中西，一以貫之，為他人所不能為，或為他人所不屑為，此悲鴻之所以為悲鴻，而高人一等也」。之後該刊相繼刊登的徐悲鴻作品及文字計有：
《觀世音》（1928年）；《自畫像》、《獅》、《張敏蓀夫人》（1929年）；《驚豔》、《群樂》、《馬》（1930年）；《獅》、《奔馬》、《群樂》、《畫家黃二南》、《雙馬圖》、《劉老芝》、《人物》、《趕驢圖》、《牛》、《雞石圖》（與劉老芝黃二南合作）、《雞》、《馮武越》、《松鶴》、《松鷹》（1931年）；《雞》、《懶貓》、《沉吟》、《呦呦》、《秋》、《風雨如晦》、《雞》（1932年）；《立馬》、《喜鵲》、《松鼠》（與齊白石合作）、《習苦齋圖》、《貓鼠圖》（與齊白石合作）（1935年）；《王光祈》（1936年）；《畫家趙少昂》（1937），以及徐悲鴻致馮武越函（1929）、《書贈畫家李育靈之北行序》（1931年）手跡影印件等。以上種種，時間跨度近十年，發表作品約三十四幅、文稿和照片若干，對徐悲鴻在全國特別是華北地區造成影響產生了積極作用，為其抗戰後重返北平執掌國立藝專校長、大張新美術運動等起到了夯實基礎的間接作用。
黃二南（1883―1971年），原名輔周，以字行。天津人。青年時期就讀於山東濟南大學，後留學日本，1905年進入東京美術學校西洋畫科，為該校第一個中國留學生 。最初欲借美術作為「精神教育」的一種武器，旋以宣傳共和的效果上，美術實不如戲劇，即與李叔同、曾孝谷等人一起，在「春柳社」中組織話劇演出，藝名「喃喃」，曾在《黑奴籲天錄》一劇中飾演角色，獲得好評。返國後，又在上海組織自由劇團，在蘭心戲院上演由「春柳社」同人陸鏡若編譯的日本七幕話劇《社會鐘》，通過石大一家的悲慘命運，向社會發出了要求人道的吶喊，引起了觀眾的強烈共鳴，效果甚佳。孫中山為表彰黃二南對戲劇事業的貢獻，特題詞「改良戲劇」四字以贈之。在當時，獲此殊榮者，僅黃二南、劉藝舟等二三人。1912年後，曾在南京臨時政府教育、農商各部任過職，後參軍，官至旅長。1929年，辭掉軍官，回到天津，開始學習國畫，擅長大寫意，作品古樸多姿，在意境、筆墨、造型等方面都有獨到之處。尤擅作舌畫，堪稱一絕。曾於1932年4月在北平萬國美術院、1940年6月在燕京大學、1941年5月在稷園水榭舉辦舌畫展覽。也曾在天津市美術館舉辦的各種畫展上表演他的舌畫絕活兒，很多人曾親眼目睹他的現場表演。方地山曾贈黃二南一條幅：「以頭濡墨王公前，會心不遠；提筆四顧天地窄，吾舌尚存。」
5月23日徐悲鴻一行到訪，恰好馮武越夫婦剛從瀋陽返津，老友相見，倍感親切，取出封塵已久的紀念冊，觀覽十二年前徐氏夫婦舊作手跡，潘玉良亦留學法國，冊中圖片、作品少不得舊相識，披覽之下，趣味更濃。畫家黃二南的到來有些意外，既是藝壇中人，無需客套，畫樓之內，黃舌漫吐，徐腕盤旋，各盡其致。黃氏繪牡丹贈碧微夫人，繪石竹贈中央大學；徐亦揮毫，以雙馬贈武越梁孟，以雞報二南，以竹貽吳秋塵。一行觀者，比肩而立，不時對黃徐二位精湛技藝發出讚歎之聲。五時進茶點於大華飯店，劉曜厂又約左右手俱能寫畫之劉老芝來，老人白髮在背，最富詩意，徐悲鴻則分別為劉老芝、黃二南寫象，極為傳神。進茶點畢，劉老芝畫梅贈馮武越，複與徐黃合作一巨幅，黃以舌繪石竹，徐繪雄雞立於石上，劉題識寫祝《北洋畫報》五周年紀念。徐悲鴻所作及合作諸幅，多陸續刊登於該畫報上。
是夜，由張梅生偕徐悲鴻夫婦前往名票友韓慎先家觀看藏畫。韓慎先（1897―1962），字德壽，號夏山樓主，博學多能，除對書畫精通外，尚能識別瓷、銅、玉、硯等項。對詩文、書法也有獨到之處。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早期書畫鑒定權威之一，與張珩、啟功、謝稚柳等同為首批書畫鑒定小組成員，任職天津藝術博物館副館長。晚年主要研究書畫和授徒。
次晨，徐悲鴻一行參觀天津美術館第八次美術展覽。午間聚餐於致美齋，由劉老芝黃二南做東，席間除昨日諸人外，新增只有畫家溫子英，極為盡歡。因恰逢徐悲鴻作品四十餘幅經謝壽康攜往比利時舉辦展覽，各報登載比皇在比京親臨參觀畫展， 對展出作品盛稱不置，徐悲鴻少不得被問及，但態度溫和、謙遜，並無沾沾自喜之態和「藝術家」的架子，給大家印象良好。飯畢，徐等一行即登車赴北平。據秋塵〈悲鴻過津記〉報導：徐等到故都，有半月勾留，將偕其徒作畫若干幅即南行，於此初夏，寫生固最宜也。
在《北洋畫報》陸續刊登的徐作中，一幅題贈戲劇家洪深的《群樂》，別有深意：畫面上方六隻爭食的鴨子，右下方為獨享骨頭的狗，題款：「群樂。悲鴻寫。淺哉先生一笑。」幽默的徐悲鴻似在借此調侃獨自遠避天津的洪深，同時也有對當政者加緊文化圍剿，迫使洪深離滬赴津暫避風頭表示同情。 洪深是在1931年3月18日抵達天津的，用他自己話說北上的原因是由於上海的生活太複雜，不能清淨做事，且發胖的體重承受不了每日跑到真茹、江灣上課的勞累，很想到這個曾經就學的地方過一種安定、有規律、清淨的生活，將那些買過而未及讀的書、編寫而未曾完工的文稿加以閱讀和整理，希望社會上的人們，更多地瞭解他的藝術作品而不要注重其個人行蹤。至於傳聞他就任天津大陸銀行附設大陸商業公司總秘書，不再從事話劇工作的報導，他是絕對否認的。目前閱讀到的數種洪深年譜中，都對這段經歷記述過於籠統，其實查閱一下洪深〈洪深來了──可憐的洪深〉 這篇佚文就會明瞭了。有意思的是，這幅《群樂》早在一年多前就曾冠以「名畫家徐悲鴻氏傑作」在該畫報上刊登過，說明該作是後題的，很可能是徐悲鴻的得意之作、準備自己留著的，也說明瞭這幅作品的創作時間應在1930年2月中旬之前。此次徐悲鴻隨身攜帶往日佳作照片若干張，新作若干幅，洪深見而喜之、悲鴻當即簽贈的《群樂》的具體時間，其實已經不是很重要的問題了，估計短促的滯留和緊湊的日程安排，相見時間不會太久。徐悲鴻曾於1949年5月12日隨中國代表團赴歐洲參加保衛世界和平大會返國列車途中為洪深繪製素描頭像一幅，見證了二人友誼之深。
有關徐悲鴻一行來平後的行蹤報導，筆者僅查閱過《京報》，在6月3日的一則〈徐悲鴻來平將漫遊冀魯，寫畫各處名勝古跡〉消息中，得知自24日來平十日內遊歷的大致行程，在對天壇、故宮、北海、中南海等風景古跡名勝寫生後，於6月3日這天赴西山、頤和園，約有二三日勾留，又赴長城一帶寫生。6月8日，徐悲鴻接受該報記者的採訪，談及此行寫生安排及收穫，並對目前藝術現狀發表評論，採訪稿以〈徐悲鴻談話：藝術發展京不如平〉為題發表於翌日《京報》，為存史料，全文照錄：
徐悲鴻談話：藝術發展京不如平
中央大學西洋畫系主任徐悲鴻氏，日前率領該系學生十二人 ，來平旅行寫生。訂於今日（九日）下午五時二十分與學生等乘車赴泰安，往泰山觀日，並游曲阜孔陵。記者昨在某處與徐晤，誌其談話如下：
赴魯觀日瞻謁孔廟
兄弟此次率領敝系學生來平旅行，瞬逾兩周，西山頤和園各處名勝，均經前往。一方旅行，一方為學生實習起見，隨時隨地，皆令其作畫，各生均極勤勉，成績借助於自然界者不少，頗有可觀。兄弟就西山碧雲寺總理停靈後之古松，寫有一幅古木參天圖，此行心得，只斯而已。北平藝術界，有蓬勃的生氣，如個人展覽、團體展覽，最近有五六處之多，可見藝術上之精進與藝術家之興趣。若全國均有此種現象，藝術前途，必更有偉大之進步。兄弟擬明日（九日）攜帶學生乘津浦車赴泰山，登日觀峰觀日出，且擬作浴日圖，同時赴曲阜，瞻謁孔廟。兄弟最崇奉孔夫子，將藉此機會，向孔二先生磕幾個頭以示虔誠。孔廟柱石，大可合圍，其鐫工富於藝術上色彩，余甚愛之，準備攝影以留紀念。順道魯垣，與教育廳何廳長一晤，何系在法國留學時老友，亟欲一臨存也。
提倡藝術烏合展覽
比使館為兄弟所開之展覽會，係駐比代辦謝壽康先生取兄弟作品三四十件，在使館陳列，邀人參觀，曷敢云展覽。乃荷比國皇后降臨，實為榮幸之至。然謝使盛意，實可感也。在南京中學，亦曾一度展覽，陳列作品四十餘幅，有中國畫，有西洋畫，兄弟之意，係供識者批評，並欲藉此引起一般人對於藝術之認識與興趣。南京一般之愛好藝術者，多無暇來研究，其他方面，對藝術之觀感，又較沉寂。兄弟為打破此種局面計，擬聯合畫家展覽會，所謂烏合者，範圍較寬，期易於集事，不久可望實現。欲養成一個藝術家，必將其衣食住三字完全解決，方能有精進機會。中國有「富而好禮」一說，亦即藝術家境遇與成就之連鎖關係。若窮而又忙如兄弟者，萬難達到藝術的深宮裡。
古錢白蛉愛憎各異
徐言至此，適中央黨部秘書許心吾氏至，謂頃間將衣著錯，請與徐更易，因許誤將徐之西服認錯，驟然著去，迨一出門方發覺，徐俟許更衣後，取其錶鏈所系之希臘古錢示記者，謂此為二千四百年前希臘古錢，其上有希臘教皇神像，跡象宛然。徐謂購自巴黎古董肆，可為希臘古代文明之一斑。言竟，把玩不置。記者甫欲告辭，徐氏鄭重語記者，謂我有一事告君等，請特別注意兄弟民國七年一度來平，中間數度來遊，不一處不令兄弟徘徊瞻顧，發生情感。唯夏日之白蛉令兄弟不能安寢，隨出手相示，創痕斑斑可見，徐謂予連日赴西山作畫，必攜蚊煙香以隨，予再來平，必避夏日而擇春秋兩季矣，言下相視而笑。最後徐謂予將就畢生之力，作成中國畫西洋畫各四五十幅，以為成績之表現，然此非易易，尚希各方為之指導。
這篇談話內容相當豐富，令人玩味。首先談到兩周來率領學生們四處參觀寫生名勝，隨時隨地，進行寫生鍛鍊，成績可觀，自己亦收穫《古木參天圖》，較為滿意。寫生間隙，還參觀過北平的個人和團體畫展。查這個時間段內的北平展覽資訊，似應包括在中海懷仁堂福昌殿延慶樓由國立北平研究院博物館藝術陳列所舉辦的藝術作品展、中央公園舉辦的邵逸軒等現代名家國畫展覽會、中央公園碧紗舫舉辦的國立北平大學藝術學院中國畫系畢業生張子翔、王妙如女士書畫展等，這讓徐氏感到北平藝術界有蓬勃的生機，較之南京的沉悶藝術空氣，有所反差。徐悲鴻在此前不久所作隨感〈藝術？空氣〉中也表達過類似意思。無論是展出場地還是社團組織，當時的平京兩地的確存在不小的差異。北平展場多在皇家園林，南京則是青年會所和中學教室；此時期北平規模較大的美術社團組織除中國畫學研究會外，還有不久前成立的由邱石冥主辦三海國畫研究會、邵逸軒創辦的逸軒國畫研究所、國立北平大學藝術學院西洋畫教授王建鐸等組織之課餘水彩畫會等，較之徐悲鴻在南京參與發起又很快夭折的中央美術會，又有對比。故而提倡烏合畫會，假門簾橋南京中學陳列近作兩日，希望振興中國藝術；在比利時使館內舉辦的作品展，更是將中國藝術作品傳播世界的有益嘗試。
徐悲鴻特別對記者表示了自1918年來到北平（當時稱作北京）後曾數度來遊，無處不令其「徘徊瞻顧，發生情感」的感受。故都的建築、風景（特別是園林中的松柏）、風土人情，感染著徐悲鴻以及他的同事、學生們，筆下多有流連，這在2012年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舉辦的「館藏國立北平藝專精品展（西畫部分）」中即可見一斑──約三分之一的展品是以北平的建築、風光、人物和生活為背景創作的。其實，徐悲鴻之數度北上故都，不知是否也有想在這裡施展其藝術理想的願望？因為當時的南京藝術環境，已經令其內心深感憤懣，他在3月28、29日於南京中學開個人近作展覽會期間曾接受《文藝新聞》週刊記者的採訪，當被問及此次個展動機時，答：「前於《大道》發表一文，今日之展覽與該文不無有少許關係。目前這班提倡文化、提倡藝術的，無非做些幌子而已！他們那裡真有心提倡藝術。否則就是有幾個學藝術的朋友，替他們弄個地位，所以因人而設事。這次因一時高興，想於此沉悶空氣中，盡所能來點綴一下。」當詢及「對於京中之藝術空氣作何感想？」時，他顯得有些激動：「個人方面，我非常恨煞！偌大的一個都市，半點藝術氣味都沒有。假使政府肯真的有提倡藝術的決心，在（再）輕而易舉的花幾個錢，就可以賣（買）他幾幅好畫，然而當局計不出此。我個人曾為這事奔走，結果是失望……」。對記者「最近將來有否計劃？」的應對是：「在我個人，無論如何總是努力的。然而在中國不知道有多少人為學畫而吃不飽肚子的，所以我畫畫的桌子，仍是吃飯用的桌子。我常常想假使政府不注意藝術，索性禁止人研究藝術倒好得多。」 這樣的感喟，是與兩個月後在《京報》所發「予將就畢生之力，作成中國畫西洋畫各四五十幅，以為成績之表現」的宏願，也是不同，至少從心境上說，更顯理智、堅毅一些。就其一生作品看，這個願望是大體實現了。
這篇報導還明確了徐悲鴻一行於1931年6月9日下午五時二十分乘津浦車離平赴泰安，結束了前後十七天的平津之行。京浦線北起天津，南至浦口，與滬甯線隔江相望，中經滄縣、德州、濟南、泰安、兗州、臨城、徐州、宿縣、蚌埠、滁縣等城鎮，全長一千零九點四八公里，是華北通向華東的主要幹線。天津站則是徐悲鴻南北往來必經之中轉樞紐站，他為馮武越所繪素描頭像署「辛未長夏為武越學長造象」，顯然也是自平抵津換乘時所作。6月10日，上午九時抵達濟南，遊覽千佛山、大明湖、趵突泉等名勝古跡。6月11日，一行人登泰山頂峰玉皇頂。6月12日，因雲層遮日未能如願觀看到日出奇景，創作《浴日圖》的計劃自然擱淺，遂下山。在售賣碑帖拓片處購得《經石峪》拓片，後來在徐悲鴻畫室中懸掛的那幅「獨持偏見，一意孤行」的對聯，就是從這些拓片中選字組成的。 自魯返回南京的具體詳情，有待考察。6月18日，徐悲鴻致書中華書局秘書兼編輯室主任吳廉銘，內有言「弟北行一月，疲於奔命，在濟站晤新城兄事至奇巧」云云，已經明確了寫生參觀團此次北上的日程。
至於在幾種徐悲鴻的文集、年譜及研究論文集中均涉及到的徐悲鴻於1931年4月1日在天津南開大學演講後由校長張伯苓陪同往訪教育家嚴范孫，並在嚴宅參觀泥人張作品等問題，因已有研究者通過查核資料後認為「或許是徐悲鴻跟我們開了一次玩笑」， 將確切時間考訂為1932年3月31日，又何需我在這裡佔用篇幅去饒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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